列宁全集第九卷——两种策略（1905年2月1日〔14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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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2月1日〔14日〕以前）esm品论天涯网

　　自从俄国发生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以来，也就是在将近十年之久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大家知道，正是由于这种意见分歧，在90年代后半期才产生了“经济主义”，结果使党分裂为机会主义派（工人事业派）和革命派（旧火星派）。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和西欧的机会主义不同，它有自己的某些特点。俄国机会主义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党的知识分子翼的观点，或者可以说，反映出这个知识分子翼没有任何独立的观点，它既迷恋于伯恩施坦主义的时髦字眼，又迷恋于纯粹的工人运动的直接结果和形式。这种迷恋使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叛变而投到自由主义方面，使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创造出有名的“策略－过程”论[131]，这个理论使我们的机会主义者得到尾巴主义者的绰号。他们一筹莫展地尾随在事变的后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一切场合缩小革命无产阶级活动的范围，降低对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的信心，而且这样做时通常都打着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旗号。这是怪事，但却是事实。没有人象工人事业派这样侈谈工人的主动性，也没有人象工人事业派这样以自己的说教来缩小、削弱和降低工人的主动性。觉悟的先进工人向他们的热心的但并不聪明的建议人说：“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高得多；我们能够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那些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因为你们自己恰恰就缺乏积极性！先生们，请你们还是少崇拜点自发性，多想想如何提高你们自己的积极性吧！”这就是当时所描述的革命工人对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怎么办？》第55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71页。——编者注］）。
　　新《火星报》向《工人事业》倒退了两步，又使这种态度复活起来。新《火星报》的版面上又充满尾巴主义的说教，而且又是用这些令人作呕的誓词作掩护：上帝作证，我是真诚信奉无产阶级主动性的。在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旗号下，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丁诺夫，马尔托夫和李伯尔（崩得分子）在代表大会上维护大学教授和中学生无需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而自行列名为党员的权利。在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旗号下，杜撰出了庇护瓦解行为和颂扬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的“组织－过程”论。在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旗号下，发明了同样著名的“高级形式的示威”的理论，即让经过三级选举所精选出来的工人代表与地方自治人士达成不引起惊恐的和平示威的协议。在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旗号下，武装起义的思想被曲解和庸俗化，被贬低和搅乱了。
　　由于最后这个问题在实践上非常重要，我们特意提请读者注意这个问题。工人运动的发展无情地嘲笑了新《火星报》的圣贤们。新《火星报》的第一封信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和主动性的有计划发展过程”的旗号下，建议“把工人的声明邮寄到议员家里去，并把它拿到地方自治会议的大厅里去大量散发”作为高级形式的示威；它的第二封信，更是一种非常惊人的发明，它说在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政治舞台已被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和官僚间的角逐完全占据〈！〉”，“任何〈请听，请听啊！〉下层革命运动的客观意义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拥护这两种〈！！〉力量中那个关心于破坏现存制度的力量所提出的口号”（竟把民主派知识分子宣布为“力量”了）；这第一封信还没有来得及散发到俄国各地，第二封信还没有来得及送到俄国；觉悟的工人还没有来得及读一读这两封美妙绝伦的信并将它们好好地嘲笑一番，无产阶级实际斗争的事变一下子就把新火星派政论家们的这全套政治废物抛到垃圾堆去了。无产阶级指明，还有第三种力量（当然，其实不是第三种，按次序来说是第二种，按战斗能力来说是第一种），这种力量不仅关心破坏专制制度，而且决心着手真正破坏专制制度。从1月9日起，我们眼看着工人运动在发展为人民起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过去曾把这种向起义的过渡当作策略问题事先加以议论的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评价这个问题的，而工人自己又是怎样开始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的。
　　请看三年以前对起义这个决定我们当前的实践任务的口号是怎样说的吧：“再想一想人民起义。现在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我们应当考虑起义并且准备起义。但是怎样准备呢？当然不能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代办员到各地去准备起义！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中央委员会，那它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指定办法，也不会得到丝毫结果的。相反，在创办和发行共同的报纸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起来的代办员网，却不需要‘坐待’起义的口号，而会进行那种保证它在起义时最可能获得成功的经常性工作。正是这种工作会巩固同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及一切不满专制制度的阶层的联系，而这对于起义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在这种工作的基础上会培养出一种善于正确估计总的政治形势，因而也就善于选择起义的适当时机的能力。正是这种工作会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都习惯于同时对那些激动整个俄国的同样的政治问题、事件和变故作出反应，并且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一致地和适当地对这些变故作出回答，而事实上起义也就是全体人民对政府的最有力、最一致和最适当的‘回答’。最后，正是这种工作会使全俄各地的所有革命组织都习惯于彼此发生一种能使党在实际上统一起来的最经常而又最秘密的联系，而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集体讨论起义计划，不可能在起义前夜采取应该严守秘密的必要的准备措施。
　　总而言之，‘全俄政治报计划’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脱离实际工作的产物（就象那些对它没有很好考虑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怎么办？》）［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69—170页。——编者注］
　　上面我们加上了着重标记的结束语，对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设想起义准备工作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但是，不管这个回答怎样明确，旧的尾巴主义策略还是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来。马尔丁诺夫最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两种专政》，这本书受到新《火星报》（第84号）的大力推荐。作者从他工人事业派的内心深处感到愤慨，因为列宁竟会说出“准备、规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的话来。威风凛凛的马尔丁诺夫攻击敌人说：“国际社会民主党根据历史经验和对社会力量发展动态的科学分析，向来都认为只有宫廷政变和军事政变才能预先规定和有成效地按预定计划进行，这是因为这些政变不是人民革命，即不是社会关系的变革，而仅仅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更迭。社会民主党一向认为人民革命是不能预先规定的。人民革命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自行发生的。”
　　也许有的读者读了这套长篇大论以后会说，马尔丁诺夫显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对手，认真对待他未免可笑。我们完全同意这样的读者的意见。我们甚至会向这样的读者说，世界上没有比认真对待我们的新火星派的一切理论和一切议论更痛苦的事情了。不幸的是，这套无聊的话也出现在《火星报》的社论上（第62号）。更加不幸的是，党内有一些人，而且不是少数人，竟让这些无聊话弄昏了头脑。于是我们不得不来谈谈不重要的东西，正如我们不得不谈曾发现“组织－过程”的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一样。必须向马尔丁诺夫说清楚，不应该把起义和人民革命混为一谈。必须说明，在解决关于推翻俄国专制制度的方法这一实际问题时，只有基法·莫基耶维奇[132]才会这样挖空心思地提到社会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随着农奴制的崩溃，已在俄国开始了，正因为我国的政治上层建筑落后于已经实现的社会关系变革，才使上层建筑的倾覆成为必不可免；并且完完全全有可能一击即倒，因为俄国的“人民革命”已给了沙皇制度100次打击，而能够把它打倒的是第101次打击还是第110次打击，那就不得而知了。只有那些把自己的庸俗习气强加给无产者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才会在实际讨论怎样进行第二个100次中的某一次打击的方法时，表现出自己在“社会关系变革”方面的中学生见识。只有新《火星报》的机会主义者，才会把我们所见到的以通过政治报纸来进行全面的群众鼓动为重心的计划，歇斯底里地喊作可怕的“雅各宾式的”计划！
　　说人民革命不能规定，这是正确的。马尔丁诺夫和《火星报》第62号社论的作者能认识到这一真理，这是不能不加以夸奖的（马尔丁诺夫的一个忠实战友或学生在该社论中攻击“空想主义者”时问道：“在我们党内究竟有什么起义的准备可谈呢？”）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准备了起义，如果由于社会关系已实现变革而使人民起义成为可能，那规定起义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事情。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给新火星派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工人运动是否可以规定呢？不，不可以，因为它是由社会关系变革产生出来的成千的个别行动构成的。罢工是否可以规定呢？可以，虽然——马尔丁诺夫同志，请想想看，虽然每次罢工都是社会关系变革的结果。什么时候可以规定罢工呢？当规定罢工的组织或小组在当地的工人群众中享有威信，而且善于正确估计工人群众中不满和愤怒增长的时机时，就可以规定罢工。马尔丁诺夫同志和《火星报》第62号“社论作者”同志，你们现在懂得这是怎么回事了吗？如果懂得了，那现在就请费神把起义和人民革命加以对比吧。“人民革命是不能预先规定的。”起义则是可以规定的，如果规定起义的人在群众中享有威信并且善于正确估计时机的话。
　　幸运的是，先进工人的主动性常常是远远超过新《火星报》的尾巴主义哲学。新《火星报》绞尽脑汁想出一套理论，证明起义是不可以由那些将革命阶级的先进队伍组织起来，作好起义准备的人来规定的，而事变却表明，起义是可以由那些没有作好准备的人来规定的，而且他们有时也不得不加以规定。
　　请看一个彼得堡的同志给我们寄来的传单吧。这份传单是1月10日在彼得堡占领了一家合法印刷所的工人们自己排印的，并且散发了10000多份。
　　这一群富有首创精神的先进工人发出的起义号召没有取得成功。几次起义号召未能成功或几次“规定”起义未能成功，这并没有使我们惊奇，也没有使我们灰心丧气。我们让新《火星报》就这一问题去高谈阔论，说什么必须有“社会关系的变革”吧，让它振振有词地去斥责那些高喊“建立自己的政府”的工人们的“空想主义”吧。只有不可救药的学究或糊涂虫才会认为这类号召书的重心是放在这个口号上。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看到并强调指出这种大胆而出色地着手解决我们现在所直接面临的任务的实际做法。
　　彼得堡工人的号召没有实现，而且也不可能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地实现。这个号召还会不止一次地重新提出来，起义的尝试也还会不止一次地失败。但是，工人自己提出这个任务，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意义。工人运动使人们意识到这个任务在实践上是迫在眉睫的，并使这个任务在任何人民风潮中都能提到最近日程上来。工人运动所取得的这种成果，是任何力量都不能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的。
　　社会民主党人早在三年以前就已根据一般的理由提出了准备起义的口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69—170页。——编者注］由于无产阶级的主动性，在国内战争直接教训的影响下又提出了这个口号。有各种各样的主动性。有富有革命首创精神的无产阶级的主动性，也有不成熟的、需要带领的无产阶级的主动性，有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动性，也有祖巴托夫式的主动性。而有些社会民主党人甚至现在还以崇敬的心情凝视着这第二种主动性，他们以为只要无数次重复“阶级的”这几个字，就可以应付局面，而无须对目前的迫切问题作出直接的回答。就拿《火星报》第84号来看吧。《火星报》的“社论作者”以胜利的姿态攻击我们说：“推动这次雪崩〈1月9日〉的为什么不是狭隘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而是工人大会呢？因为这个大会是建立在工人群众主动性基础上的真正〈听啊！〉广泛的组织。”如果这一经典语句的作者不是马尔丁诺夫的信徒的话，那么他也许会懂得，工人大会之所以能够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运动效劳，正是由于这个大会已从祖巴托夫式的主动性转向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动性（此后这个大会马上就不再作为合法的大会存在了）。
　　如果新火星派或新工人事业派不是尾巴主义者，他们就会看见，正是1月9日事件证实了一些人的预言，这些人曾说过：“工人运动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我们获得好处，而决不会使祖巴托夫之流获得好处”。（《怎么办？》）［注：同上，第109、110页。——编者注］正是1月9日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这本书中所陈述的任务的全部重要性：“应当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莠草”（即消除祖巴托夫主义今天的腐蚀作用），“又会割明天的小麦的人”（即以革命精神来领导靠合法化前进了一步的运动）。而新《火星报》的伊万努什卡们[133]却借口麦子丰收来贬低革命割禾手的坚强组织的意义！他们象崩得分子一样，喋喋不休地谈论“工人的主动性”这个词。
　　这个新《火星报》的社论作者继续说，“进攻革命后方”，就是犯罪。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真是天知道。至于这句话与新《火星报》总的机会主义面目有什么联系，我们可能在下一次再专门谈一谈。现在只是指出，这句话的真正政治意义只有一个，就是：社论作者对革命后方匍匐献媚，对“狭隘的”、“雅各宾式的”革命先锋队却嗤之以鼻。
　　新《火星报》愈是热中于马尔丁诺夫精神，尾巴主义的策略和革命社会民主派的策略之间的全部对立性就愈是明显。我们在《前进报》第1号［注：见本卷第116页。——编者注］上已经指出，起义应当和一次自发运动结合起来。可见，我们丝毫也没有忘记“保障后方”的重要性，如果可以借用军事比喻的话。在第4号［注：同上，第192页。——编者注］上，我们谈到彼得堡委员会委员的正确策略，他们在一开始就全力支持和发展自发运动中的革命成分，同时又对这个自发运动的落后的祖巴托夫式的后方持慎重的、不轻信的态度。现在我们在结束本文时，要对新火星派提出忠告——这个忠告我们还会多次向他们提出：请你们不要贬低革命先锋队的任务，不要忘记我们必须以我们有组织的主动性来支持这个先锋队。少说些发展工人主动性的空话（工人表现出无穷无尽的、你们所看不见的革命主动性！），多注意一下，不要让自己的尾巴主义腐蚀不开展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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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31]“策略－过程”论是崇拜自发性的机会主义理论，它宣称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这种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44—47页）。——236。
　　[132]基法·莫基耶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人物。他终日“钻研”空洞无聊、荒诞不经的“理论”问题。——240。
　　[133]伊万努什卡是俄国民间故事里的傻瓜。——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