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九卷——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3Oj品论天涯网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3Oj品论天涯网

　　在《火星报》第77号上，有三个中央委员代表整个中央委员会向仲裁法庭控告Ｎ同志，“因为他发表了旨在瓦解党的错误声明”。这个所谓错误声明，是“通过一个没有参与拟定宣言的中央委员”，即通过我提出来的。因为我和这件事有密切关系，同时，Ｎ同志又授权与我，所以我认为自己有权利和义务参与仲裁法庭的审理，并对中央委员格列博夫、瓦连廷和尼基季奇提出以下控告。
　　我控告他们对自己的中央委员同事和对全党采取了非法的、不正确的、形式上和道义上都是不能容许的行动。
　　因为这些不正确的行动大大地拖延和加深了党内危机，同时又最直接地影响了党的许多工作人员，所以我认为，对所有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问题，一定要公开审理，因此，我要详细谈谈我控告的内容。
　　一、我控告格列博夫、瓦连廷和尼基季奇三个中央委员对党的一贯欺骗行为。
　　（1）我控告他们利用自己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取得的权力来压制党内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进行鼓动的舆论。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压制这种鼓动，因为进行这种鼓动是每个党员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因为南方局鼓动召开代表大会而把它解散。他们无论在形式上还是道义上，都没有权利因为我作为党总委员会的委员，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投票赞成召开代表大会而谴责我；
　　（2）控告他们向党隐瞒一些委员会作出的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利用人们对他们这些党的最高机关成员的信任，向各委员会极不真实地叙述党内情况，使它们产生错误认识。他们阻挠澄清真相，拒绝里加委员会关于印发二十二人决议，以及把多数派的书刊送往俄国的请求（借口这些书刊不是党的书刊）；
　　（3）控告他们在为反对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的鼓动中，甚至不惜破坏地方工作，唆使外层组织去反对赞成召开代表大会的委员会，千方百计地使这些委员会在地方工作人员面前丧失威信，从而破坏委员会和外层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而没有这种相互信任，任何工作都是无法进行的；
　　（4）控告他们通过总委员会中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参与拟定总委员会关于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规定的决定，而这些决定使得代表大会无法召开，从而使党不能正常地解决党内冲突；
　　（5）控告他们一方面向各委员会声明自己原则上赞同多数派的立场，声明只有少数派解散他们秘密的单独组织和放弃增补中央委员，才同他们达成协议，一方面又背着党和公然违背党的意志，根据以下条件，同少数派订立契约：（1）保留少数派的技术机构的自治权；（2）增补三个最激烈的少数派代表为中央委员；
　　（6）我控告他们利用自己作为党的最高机关的成员的威信来诋毁自己政治上的对手。他们对彼同志的做法是不正派的：他们在7月决定调查他在北方委员会的所谓欺骗性发言，但直到现在（12月22日），还没有向他提出指控，尽管格列博夫曾不止一次地看见彼同志，尽管这位格列博夫曾以党总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在《火星报》上称这个被剥夺了辩解机会的同志的行为是“欺骗”。他们说利金不是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人（Vertrauensmann），显然是扯谎。他们欺骗党员，为了使邦契－布鲁耶维奇同志和其他负责发行工作的同志在党员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他们在《火星报》（第77号）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中只提到发行工作的负债（而且不符合事实），而这又是在他们通过自己的全权代表向邦契－布鲁耶维奇同志颁发了书面证书，证明他的工作做得很好，账目一清二楚之后发生的；
　　（7）我控告他们趁前任的国外中央代表瓦西里耶夫和兹韦列夫两个同志不在的时候，败坏党的机关（日内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书馆和档案库）的声誉。他们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一个由我不知道的中央“代表”署名的通报，这个通报完全歪曲了这些机关的历史和真实性质。
　　二、此外，我还要控告格列博夫、瓦连廷和尼基季奇三个中央委员对自己的中央委员同事的一系列无论是道义上还是形式上都是不能容许的行动。
　　（1）他们破坏了党的组织和纪律的一切原则，向我提出（通过格列博夫同志）最后通牒，要我退出中央委员会，或停止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鼓动。
　　（2）他们违背了由中央委员格列博夫代表他们签订的协定，因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已经变动，再来执行这个协定对他们就不利了。
　　（3）他们没有权利不顾Ｎ同志和我的声明，在他们的七月会议上宣布Ｎ同志已退出中央委员会，何况这三个中央委员不是不知道我们（四个中央委员[70]）提出的把争论问题提到中央全会上讨论的要求。宣布Ｎ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实质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三个中央委员在这里不正当地利用了Ｎ同志附有条件的（和未曾通知全体同志的）声明。
　　（4）三个中央委员没有任何权利对我隐瞒自己观点的改变和自己的意图。格列博夫同志在5月底曾肯定地表示他们的观点反映在他们3月间写成的宣言［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31—432页。——编者注］中。可见，与三月宣言根本不同的七月宣言是背着我秘密通过的，而格列博夫的声明是一个骗局。
　　（5）格列博夫违背了同我订立的契约，即在唐恩（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和他格列博夫（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负责起草的向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71]的报告中不提党内意见分歧。唐恩一人起草的这个报告，完全是隐讳的论战，通篇浸透着“少数派”的观点。格列博夫对唐恩的报告并没有提出异议。这样，他就间接地参与了欺骗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勾当。
　　（6）三个中央委员没有任何权利拒绝我就党内生活的重要问题申述和发表个人意见。七月宣言在我没能对它发表意见之前，就拿到中央机关报付印去了。8月24日，我把对这个宣言的抗议书寄给中央机关报。中央机关报说，只有起草宣言的三个中央委员表示同意，这个抗议书才能刊登。他们没有表示同意，因此，我的抗议书也就被他们向党隐瞒了。
　　（7）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拒绝发给我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并且没有正式从中央委员会除名，就不让我知道有关中央委员会的情况、国内外新代办员的委派、同“少数派”的谈判以及经费问题等等的一切消息。
　　（8）他们没有权利不经过总委员会就增补三个新同志（调和派）为中央委员，这是与党章的要求相违背的。党章要求：增补在不是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要经过总委员会；这次增补不是一致同意的，因为我对这次增补提出了抗议。

附录

　　鉴于中央委员会在党内冲突中的立场具有重大意义，我认为有必要把下列文件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
　　一、格列博夫同志给“委员会”委员的信。
　　（ａ）9月。
　　（ｂ）9月7日。
　　这次聚会，照格列博夫的话说，成了“一次准备和谈的预备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以下几个须要指出：
　　（一）国外的组织关系。
　　（二）运送工作。
　　（ｃ）9月7日。
　　（ｄ）9月。
　　二、一个中央代办员（现已被正式增补为中央委员）给格列博夫同志的信：
　　9月4日。
　　这是交易的开始，它的结局是：
　　中央委员会向各委员会发出一封信，通知他们：
　　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安抚对它表示不信任的委员会的。下面是少数派的“著名”活动家们的信。这些信是俄历1904年12月中旬收到的。
　　与此同时，还收到了另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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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在犯罪现场被擒并为上述文件所揭露的人物，由于他们所特有的“对道义的敏感”，很可能要尽力把党的注意力从这些文件的内容上引开，而转到这些文件的公布权这个道义问题上。我相信，党不会为他们这种转移视线的手法所迷惑。我声明：我对这种揭露在道义上负完全责任，并将向审理整个案件的仲裁法庭作出一切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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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70]指列宁、弗·威·林格尼克、玛·莫·埃森和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四人。——101
　　[71]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是指1904年8月14—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各国社会党代表476人。大会谴责当时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指出它从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大会讨论了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党的统一、总罢工、殖民政策等问题。大会通过了茹·盖得提出的谴责修正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决议。但是，大会通过的关于每一国家的社会党人必须统一的重要决议中，没有包含承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原则基础和防止革命派受制于机会主义派的必要条件等内容；大会关于殖民主义问题的决议没有谈到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而建议社会党人努力使殖民地人民获得符合他们发展程度的自由和独立；在关于群众罢工的决议案中把群众罢工而不是把武装斗争看作“极端手段”。
　　列宁未能亲自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他委托马·尼·利亚多夫和彼·阿·克拉西科夫代表党内多数派。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否认布尔什维主义是具有独立代表权的派别，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出席代表大会。在列宁向代表大会执行局申诉后，卡·考茨基、奥·倍倍尔、罗·卢森堡和维·阿德勒都主张把布尔什维克包括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内，孟什维克才不得不把利亚多夫和克拉西科夫列为俄国代表团的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代表大会的报告是委托费·伊·唐恩和弗·亚·格列博夫两人起草的，当时商定在报告中不提党内分歧。但唐恩违背了这个条件，他起草的报告充满隐晦的论战，全篇浸透了少数派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因此另外起草一个报告，分发给大会代表。这个报告由马·利金（即利亚多夫）签署，标题是《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危机的资料》。报告曾经列宁校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列宁写的。——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