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
(1904年10月)
效劳在需要的时候诚然可贵, 但这种事儿可不是人人都善于承担, 上帝保佑我们别和司徒卢威打交道, 热心效劳的司徒卢威比敌人还要危险![46] |
在司徒卢威先生的最近一期(第57期)《解放》杂志上,登了下面两段发人深思的话:
“所谓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化过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极端集中派(“列宁派”、“坚定派”、“多数派”)开始失去立足之地,而他们的对手的地位却愈来愈巩固——至少在国外‘侨民’中是这样。‘少数派’(马尔托夫派)几乎到处占优势,把愈来愈多的党的机关掌握到自己手里,而与此同时,一些团体和个人又在脱离‘多数派’,他们虽说不完全同意少数派的‘纲领’,但也不想同少数派进行斗争,并力求在至今还很不安定的党内建立和平。于是出现了‘调和派’,他们希望结束这场不体面的争吵,因为在这种争吵中,人们不仅不再了解对方,而且也不了解自己了。‘调和派’的出现使不调和的集中派不得不成立‘社会民主党书刊出版社,专门出版维护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多数派的原则立场的著作’(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尼·列宁的声明)。这个新出版社已经出了三部作品(1)《告全党书》,1904年日内瓦出版,共16页,定价20生丁,15芬尼;(2)加廖尔卡的《打倒波拿巴主义!》,1904年日内瓦出版,共23页,定价25生丁,20芬尼;(3)加廖尔卡和列兵的《我们之间的争论》,1904年日内瓦出版,定价50生丁,40芬尼。这三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评论‘少数派’对‘多数派’所采取的某些的确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斗争方法,并捍卫这样的论点,即通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来调解党内不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从对党的忠诚来看,‘多数派’虽在形式上采取了比较稳重的立场,但实质上是向自己的对手让步。实质上后者现在所捍卫的东西比‘多数派’所捍卫的东西要更富有生命力和活动力。只可惜捍卫得不大适当,或者更确切些说,很不适当,甚至往往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火星报》最近发表的许多文章和前几天问世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1904年日内瓦出版,共107页,定价75生丁)就是这种不适当的捍卫的例子。这本小册子虽然有许多空话,但还是十分公正地捍卫了某些思想;凡是注意社会民主党著作的人,早就从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克里切夫斯基等先生以及其他所谓的‘经济派’的作品中对这些思想有所了解了。只可惜有些地方,作者把这些人的观点弄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
对我们党遭遇的不幸,竟这样幸灾乐祸,但一个自由派,由于他的政治本性,对社会民主党的削弱和分化,是不可能不幸灾乐祸的。从对党的忠诚来看,‘多数派’虽在形式上采取了比较稳重的立场,但实质上是向自己的对手让步。实质上后者现在所捍卫的东西比‘多数派’所捍卫的东西要更富有生命力和活动力。只可惜捍卫得不大适当,或者更确切些说,很不适当,甚至往往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火星报》最近发表的许多文章和前几天问世的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1904年日内瓦出版,共107页,定价75生丁)就是这种不适当的捍卫的例子。这本小册子虽然有许多空话,但还是十分公正地捍卫了某些思想;凡是注意社会民主党著作的人,早就从阿基莫夫、马尔丁诺夫、克里切夫斯基等先生以及其他所谓的‘经济派’的作品中对这些思想有所了解了。只可惜有些地方,作者把这些人的观点弄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
对少数派的阿基莫夫式的观点的实质,竟怀着这样深切而真挚的同情!但事实上,对俄国自由派的生命力、思想生命力的唯一希望,难道不就是寄托在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生命力上面吗?
新《火星报》及其拥护者并不走运。
不妨回顾一下普列汉诺夫的《不该这么办》这篇出色的、有名的、划时代的文章。这种耍手腕和个人让步的政策考虑得多么周密,我们的外交家陷入了多么窘迫的境地。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司徒卢威先生把新《火星报》的“意义重大的转变”抓得多么准确。现在,新《火星报》的领导人自己也承认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隔着一条“鸿沟”了。
再来回顾一下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第65号上发表的那套纳尔苏修斯[47]式的断语。他说:“谁都不会害怕阿基莫夫,现在他连菜园里的麻雀都吓不跑。”普列汉诺夫说了这番话(这并没有特别暴露出他对工人事业派分子的温和和谦让),但同时他又说,好象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起来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只有一个阿基莫夫”。当他发表了这套纳尔苏修斯式的论调以后,同阿基莫夫先生和布鲁凯尔先生见解一致(这是谁都知道的)的沃罗涅日委员会的传单立刻就全文发表了,不过新《火星报》编辑部显然是向公众隐瞒了(第61号)这一传单的整个原则部分,它对新《火星报》表示同情的部分。谁象麻雀呢?哪个党的机关现在可以比作菜园呢?
再来回顾一下《火星报》第73号和第74号附刊上《是时候了!》一文的作者。这位同志虽然是所有“泥潭派”代表在我们整个代表大会上所坚持的那些观点的公开的忠实的代表者,但是,他却公开声明自己不同意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说“阿基莫夫在代表大会上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机会主义的实际代表,不如说是机会主义的幽灵”。可怜的编辑部不得不一再受到一种自己打自己的惩罚。编辑部给《是时候了!》一文作者的论断加了下列注释: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在阿基莫夫同志对党纲的观点上有着明显的机会主义的烙印,连《解放》的一位批评家在最近一期《解放》上都承认了这一点,指出阿基莫夫同志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应读作:修正主义的)方针。”
这不真是太妙了吗?阿基莫夫对党纲的观点中有机会主义(在争论党纲的时候,同他一起投票的几乎总有马尔丁诺夫、布鲁凯尔等同志以及崩得分子,往往还有泥潭派代表)。但他的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中没有机会主义,是这样的吗,先生们?你们闭口不谈后面这些观点,是不是因为新《火星报》冠冕堂皇地提出了新的组织上的分歧,恰恰说出了而且只是说出了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以前反对旧《火星报》时说过的一些话呢?是不是因为最近的《火星报》在最近时期提出的新的策略分歧都只不过是重复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很久以前在反对旧《火星报》时说过的一些话呢?假如现在能把《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48]重印一下,那该有多好啊!新《火星报》编辑部究竟亲自把谁请来作为审理阿基莫夫同志的审判人和见证人呢?请来了司徒卢威先生。审判人是很不错的,这确实是位机会主义问题的专家,能手,权威,内行。编辑部自己找来的这位见证人对托洛茨基观点的内容的评论,更是耐人寻味。请不要忘记,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是由《火星报》编辑出版的(第72号第10版第3栏)。托洛茨基的“新”观点,即编辑部的观点,是得到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和马尔托夫赞许的。
空话连篇和阿基莫夫精神(可惜是滑稽可笑的阿基莫夫精神)——这就是同情新《火星报》的和由新《火星报》请来的审判人的判决。
热心效劳的自由派这一次竟无意中说了实话。
1904年11月在日内瓦印成单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71—74页 |
注释:
[46] 这段题词系引用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的头四句,只把其中的“傻瓜”一词换成了“司徒卢威”。——55。
[47] 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56。
[48]《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于1901年9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前夕出版。这一期杂志,特别是其中的亚•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两篇文章,加紧宣扬机会主义。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加以批判。——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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