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157]
1902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们前天才接到定于3月21日召开会议的通告，同时接到完全出人意料的通知说，原定召开代表会议的计划改为召开党代表大会的计划。这个不说明理由的突然改变是谁决定的，我们不知道。就我们来说，我们认为这个改变极不妥当，我们反对这样匆忙地改变这种对党来说非常复杂并且又很重要的步骤，我们坚决主张召开代表会议的原定计划不变。
要使人们确信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只要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也是前天才发给我们的代表大会议程（Tagesordnung）就够了。这个议程草案是否只是一个组织或几个组织提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议程规定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有九个问题，程序如下（我把这些问题的内容压缩了一下）：（1）经济斗争；（2）政治斗争；（3）政治鼓动；（4）五一；（5）对待反政府派的态度；（6）对待没有加入党的革命团体的态度；（7）党的组织；（8）中央机关报；（9）国外代表机关和党的国外组织。
第一，这个议程就其本身的结构和各个问题的编排来看，无可辩驳地给人一种“经济主义”的印象。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提出这个议程的组织至今还坚持“经济主义”观点（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请同志们不要忘记：应当考虑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舆论，应当注意在我们这里还广为流行的“经济主义”残余。请想一想，进行政治斗争的先进政党，在国内一切革命力量和反政府力量开始直接冲击专制制度的最紧张时刻召开代表大会，而我们却突然把“经济斗争”提到首位，在这之后才是“政治”！！难道这不是重犯我国“经济派”的传统错误，认为政治鼓动（或斗争）应当在经济鼓动之后吗？难道可以设想，有哪一个欧洲社会民主党居然想在革命关头把工会运动问题提到一切问题的首位吗？其次，再看看把政治鼓动问题同政治斗争问题分开这种做法吧！难道这里不是表现出把政治鼓动当作某种有原则区别、某种属于不同阶段的东西而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的常见错误吗？最后，在议程中把游行示威首先当作经济斗争手段，这又作何解释！？？不要忘记，现在的确有许多敌视社会民主党的分子在指责整个社会民主党搞“经济主义”，如《前夕》呀，《俄国革命通报》呀，《自由》呀，都在这样指责，甚至（甚至！）《俄国财富》也在这样指责。不要忘记，不管代表会议作出怎样的决议，议程本身将成为历史文件，人们将根据它判断我们全党的政治发展水平。
第二，议程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它提出的（在代表大会前几天！）这些问题，只有在经过充分准备，在有可能通过真正明确、真正可以理解的决议时才应当讨论，否则最好暂时根本不讨论。例如，第5项和第6项关于对待反政府派和其他革命派的态度问题就是如此。必须事先全面地讨论这些问题，起草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阐明现有各种派别的差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决议，才能真正提供某些新的东西，才能成为全党的实际指南，而不只是重复某些传统的“套话”。请实事求是地想一想，在对待“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或对待新出现的“社会革命党”这些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几天之内就制定出详细的、说明理由的和估计到运动的一切实际需要的决议？我们且不说，在提到没有加入党的革命团体的同时，避而不谈如何对待崩得和修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中论述崩得的条款这种重要问题，这至少会给大家留下多么奇怪的印象？
第三（而且这是主要的），议程有一个不可饶恕的缺陷，即完全闭口不谈现代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立场和它的党纲。在全世界都在叫喊“马克思主义危机”，全俄国的自由派政论家甚至叫喊马克思主义崩溃了和消灭了的时候；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两派”这个问题不仅提上了日程，而且甚至已经列入了各种系统的教学大纲，列入了宣传员的报告提纲和自学小组的学习提纲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闭口不谈上述问题是根本不行的。同志们，我们的对手已经在刊物上（见纳杰日丁的《革命前夜》）挖苦我们说，我们习惯于“作作报告，一切顺利”！……
我们认为，议程的上述一切缺点令人信服地证明：把已经决定召开的代表会议改为代表大会是不合理的。我们当然懂得，大家对1898年以来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这件事的反应是多么强烈；把筹备代表会议所作的一切努力用来结束“没有党的机关的党”这种现状的思想是多么吸引人。但是，为了这些实际理由而忘记下述情况就大错特错了：现在大家都在期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作出真正符合于当前一切革命任务的决议；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真正紧要关头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把社会民主党想在政治斗争中取得领导权的一切希望葬送掉；最好不要舍不得花几千卢布和几个月时间搞组织筹备工作，并且要利用这次代表会议来筹备将在夏天召开的真正全党的代表大会，以便能够彻底解决理论方面（原则纲领）和政治斗争方面的一切迫切问题。
请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吧，他们愈来愈善于利用我们的缺点，并且靠损害社会民主党求发展。他们刚刚成立了“党”，又是办理论性机关刊物，又是决定出政治性月刊。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事件以后不能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取得至少是这样的成绩，人们会怎样谈论社会民主党人呢？难道我们不怕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从纲领的明确性和组织的革命性来看，社会民主党人还不如这个明明把各种不坚定分子、未定型分子、甚至身分不明分子集结在自己周围的“党”吗？
由于这一切，我们认为，不应当把只有各委员会代表参加的这次大会宣布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而应当宣布为非正式的代表会议，并规定这个代表会议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是组织和筹备将在夏天召开的真正全党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既要能批准党纲，又要能彻底调整好党的政治周刊，还要能在原则坚定性即忠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并为政治攻势做好实际战斗准备的基础上，做到把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委员会、甚至一切小组（印刷小组等等）真正地全部团结起来。
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我们提出代表会议的下列议程请同志们考虑：
1．原则性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必须十分明确地反对不久以前广为流行的企图缩小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任务的那些令人痛心的做法。党的代表会议如果坚决驳斥这一切企图，就为在原则基础上把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并且会提高曾经被动摇过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可能会有一些同志担心，讨论原则性的决议要占去大量时间，要影响实际问题的讨论。我们完全不赞成这样的看法，我们认为，在秘密报刊上进行的长期辩论已经把问题谈清楚了，我们一定会很快很容易地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上取得一致意见。没有原则性的决议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此外，即使从代表会议的议程上取消了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取消不了，因为在讨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等等决议时，这个问题同样必然会出现，不过比较零散就是了。因此，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把我们关于政治鼓动、罢工等等的决议割裂开来，而是有联系地叙述对我们基本任务的看法，这样做要好得多。
至于我们，我们打算草拟一个这样的决议案，把它作为这个报告的附件（如果来得及这样做的话）。
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这里，我们指的是初步（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暂定）解决下列问题：代表大会的时间（夏天，或至迟秋天，因为最好在下一个“季节”到来之前结束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地点（而且应当仔细考虑保密条件）；召开代表大会所必需的经费（从我们来说，《火星报》现在就准备为此目的从它得到的一笔特别捐款中拨出500卢布；可能我们很快还会搞到一笔同样数目的款项或者甚至更多。应当讨论，召开这次大会大约需要几千卢布，不足之数怎样筹集）；最后，关于选举代表的一般原则和尽可能广泛的代表性（就是说，要使事先已经明确确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各委员会、某些团体，甚至某些小组都有代表参加，至于确定社会民主党两个国外组织的代表这一比较容易的任务，就不用谈了；还必须确定一项议程，讨论关于邀请在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间隔时间内所产生的组织参加代表大会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
3．选举组织委员会。一般说来，这个组织委员会的任务是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最后确定代表大会的日期、地点，代表大会的实际组织工作，筹备运输工作，在俄国设立党的印刷所（在《火星报》的协助下，在俄国已经有了两个同情我们刊物的地方印刷小组[158]，这两个小组在自己两个印刷所中印出了《火星报》第10号和第11号，印出了《今后怎样？》、《莫罗佐夫工厂罢工十周年》、《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演说》、《奥布霍夫事件的起诉书》等许多小册子，以及一些传单。我们希望，这些地方小组的代表能够参加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尽力协助全党任务的实现），以及协助各种地方组织、工会（工人）组织、学生组织等等。这个组织委员会在各个组织的支持下，要能够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充分准备条件，来成立能够事实上领导我们党的一切政治斗争的真正的中央委员会。
我们认为，由于组织委员会的任务又多又杂，它的组成人员不能太少（5—7人），建议他们选出一个常务委员会，分分工，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开几次会。
4．选举党纲起草委员会。因为《火星报》编辑部（“劳动解放社”也包括在内）从事这项困难的工作历时已久，所以我们愿向同志们提出这样的计划。我们已经完成了纲领实践部分的全部草案，其中包括土地纲领草案，此外还草拟了纲领的原则部分的两个方案。如果大家认为有必要，如果我们的代表没有遇到阻力，他将向代表会议介绍这些草案。现在，我们正在根据这两个方案拟定一个总的草案，我们当然不希望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用草稿的形式予以公布。如果代表会议选出几个人同我们的编辑部一起来制定纲领，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实际的办法。
至于我们，至少现在可以向同志们正式保证，再过几个星期就能提出党纲草案的定稿，并且想预先在《火星报》上发表，供全体同志研究和提出意见。
5．中央机关报。由于创办正常出版的、在文字和技术方面都很完善的定期刊物困难很大，代表会议可以按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先例行事，指定一个现有刊物为机关报。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还是确定办一个全新的机关报，不管怎样，都应该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最好还是委托组织委员会，来筹备这项工作，并会同现有的编辑部或新选的编辑部加以全面讨论。
我们认为，必须吸收“劳动解放社”参加讨论，因为没有“劳动解放社”的参加和领导，我们就不能办好又坚持原则又可以满足运动的一切需要的政治性机关报。
既然在代表会议以前就有办双周刊的意图，那么党应该规定最近的任务是办周报。只要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真正共同来办这种刊物，这是完全可能的。
6．草拟党代表大会的议程和关于各项议程的报告。代表会议应当部分地由自己拟定这个议程，部分地委托组织委员会承担，并且必须指定（或挑选）每个问题的报告人。只有预先指定报告人，才能保证真正全面地讨论问题（某些报告可以先发表全文或摘要，并在报刊上展开讨论，例如，我们希望很快就把编辑部一个成员几乎已经完成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报告［注：见本卷第281—320页。——编者注］等等发表出来）。并且在代表大会上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
7．运动的当前实际问题。例如，（一）讨论和通过五一传单（或讨论《火星报》和其他组织提出的传单草稿）；
（二）五一游行示威——举行游行示威的时间和方式；
（三）委托组织委员会协助举行抵制、游行示威等等，使党员在思想上、使党在人力物力上对全民起义逐步有所准备；
（四）关于组织委员会的经费和其他等等的各种财务问题。
关于我们代表大会的任务和议程问题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我们只指出一点：由于时间非常少，我们根本不可能起草关于《火星报》活动的详细报告。因此，我们只能提出下面这个简要的草稿。
2．代表会议宣布自己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宣言，并确认，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代表会议宣布，为了实现这个最近的任务和自己的最终目的，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的工作重点是开展全面的和全民的政治鼓动，号召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反对强加于任何一部分居民的一切经济、政治、民族和社会的压迫。代表会议宣布，党将支持反对现存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一切革命运动和进步的反政府运动。代表会议特别推荐举行抵制、在戏院等处示威、以及有组织的群众性游行示威这样一些实际的斗争手段。代表会议建议党的一切委员会和团体重视为举行全民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所必须采取的准备措施。
3．代表会议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党将一如既往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关心这个斗争的扩大和深入发展，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这个斗争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联系；竭力利用这个斗争的各种表现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吸引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斗争。代表会议宣布，首先只在经济方面进行鼓动，或者认为经济鼓动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最广泛适用的手段，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注意：在这里再次揭露《工人事业》是很重要的！！］
4．（是否需要按我们的土地纲领的精神谈一谈农民？
我尽力设法写出，随后送上。）
| 载于1923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292—302页 |
注释：
[157]列宁写的这篇报告是准备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委员会和组织代表会议提出的。这次代表会议是经济派筹办的，于1902年3月23—28日（4月5—10日）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举行。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崩得中央委员会及其国外委员会、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火星报》编辑部（它的代表费·伊·唐恩持有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委托书）。经济派和支持他们的崩得分子起初打算把这次代表会议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望这样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抑制《火星报》日益增长的影响。但是，由于代表会议的代表面太窄（只有4个在俄国国内有活动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派代表出席，比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少），而代表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原则性意见分歧又很大，尤其是《火星报》代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一企图没有得逞。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确定会议性质的决议，通过了崩得中央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原则决议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代表提出的修正案（《火星报》代表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决议草案，因而投了反对票），批准了以《火星报》编辑部拟订的草案为基础的五一传单。为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选出了由下列代表组成的组织委员会：《火星报》的代表唐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的代表奥·阿·叶尔曼斯基、崩得中央委员会的代表К．Я．波尔特诺伊。代表会议召开后不久，会议的大多数代表，包括组委会的两名成员即被警察逮捕。1902年11月在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了新的组织委员会，其成员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代表弗·潘·克拉斯努哈、《火星报》国内组织代表伊·伊·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代表叶·雅·列文。——272。
[158]指《火星报》的基什尼奥夫印刷所和巴库印刷所。
基什尼奥夫印刷所是列·伊·戈尔德曼于1901年4月创建的，存在到1902年3月12日（25日）。印刷所印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今后怎样？》（《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抽印本）、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小册子《女工》、《奥布霍夫工厂五月骚乱事件的起诉书》（《火星报》第9号抽印本并附列宁《新的激战》一文）、列宁的文章《同饥民作斗争》（《曙光》杂志第2—3期合刊抽印本）和《游行示威开始了》（《火星报》第13号抽印本）以及一系列声明和传单。这个印刷所还翻印了《火星报》第10号。
巴库印刷所（秘密通信中代号“尼娜”）是巴库的火星派小组（弗·扎·克茨霍韦利、列·波·克拉辛、列·叶·加尔佩林、Н．П．科泽连科、瓦·斯图鲁阿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的协助下于1901年9月建立的。印刷所用俄文和格鲁吉亚文印过威·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蜘蛛和苍蝇》、希·迪克施坦的小册子《谁以什么为生？》、《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演说》、《莫罗佐夫工厂罢工十周年》以及一些宣言和传单。巴库印刷所还翻印了《火星报》第11号。格鲁吉亚秘密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斗争报》也是在这里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巴库印刷所成为党的中央印刷所，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布置的任务进行工作。1905年12月，印刷所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撤销。——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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