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6卷——俄国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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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2月15日〔28日〕）HVV品论天涯网

　　在这个总标题下，我们想随着材料的积累，定期刊登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述俄国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的文章和短评。现在，《火星报》已经开始每月出版两次，就尤其感到缺少这样一个专栏。但是，我们应当请全体同志和一切同情我们出版物的人严重注意：要（比较正常地）办这样一个专栏，就要有特别丰富的资料，而我们编辑部在这方面情况却非常不妙。一个合法作者甚至无法想象，“地下”作者的心愿和意图有时会因一点点最小的障碍而不能实现。先生们，请不要忘记，我们进不了帝国公共图书馆，那里有几十种、几百种专门出版物和地方报纸供新闻工作者使用。比较适合于“报纸”的经济专栏，即比较生动、及时、能引起读者和作者兴趣的经济专栏，所需要的正是散见于地方小报和专门出版物的资料，而这些出版物的大部分，要么买不起，要么根本不卖（如政府的，地方自治机关的，医学界等等的出版物）。因此，要把经济专栏办得比较正规，只有依靠秘密报纸的全体读者本着“集腋成裘”的精神行事。《火星报》编辑部应当不耻于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几乎是一无所有。我们相信，我们广大的读者有可能“为了自己”去注意各种各样的专门出版物和地方出版物，而且实际上正在这样做。只有每一个这样的读者每一次遇到有意义的材料时，都能自问一下：我们报纸的编辑部有没有这个材料？我是否向编辑部推荐了这个材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对俄国经济生活中一切突出现象的评价，不仅只有官方的吹捧、新时报的吹捧[153]和维特的吹捧，不仅只有由来已久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牢骚，而且也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
　　好吧，我发了一通这种非自由主义的牢骚，现在就言归正传吧。

1．储金局

　　储金局是近来最常用的吹捧根据之一。单单利用这一点来吹捧的不仅有维特，而且还有“批评家”。大卫和赫茨之流，切尔诺夫和布尔加柯夫之流，普罗柯波维奇和托托米安茨之流，——总之，一切拥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时髦“批评”的人（更不用说卡布鲁柯夫和卡雷舍夫之流的大教授了），千腔百调地大肆叫嚷：“这些正统派说什么资本积聚！而现在单单储金局就已经向我们表明了资本的分散。说什么贫困在加剧！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小额人民储蓄在增长。”
　　我们现在就以一位好心人寄给我们的关于1899年俄国储金局的官方资料[154]为例来仔细研究一下。1899年，俄国总共有4781个国家储金局，其中包括3718个邮电储金局和84个工厂储金局。在五年（1895—1899年）中，储金局增加了1189个，即增加了1/3。同一时期，储户从1664000人增加到3145000人，即增加了将近150万人（增加了89％），存款总额从33000万卢布增加到60800万卢布，即增加了27800万卢布，或者说增加了84％。这大概就是“人民储蓄”的巨大增长吧！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情况又是什么呢？有关储金局的文献表明，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存款总额增长最快的是荒年，即1891年和1892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在80年代和90年代合在一起的这一整个时期，“人民储蓄”增长的同时，农民贫困化、破产和挨饿的过程也在极其迅速、极其剧烈地发展。要了解这两种矛盾现象怎么能同时存在，只需要提醒一点：在这个期间，俄国经济生活的最主要特点，是货币经济增长。储金局存款增加本身，根本不能说明一般“人民”储蓄增长，而只能说明货币“储蓄”增长（有时候甚至只能说明货币向中心机构集中）。例如，农民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的时候，就完全可能是货币储蓄增加而“人民”储蓄总额减少。旧式农民把自己的储蓄（如果是货币储蓄）放在钱罐中，但是大部分的储蓄还是粮食、饲料、麻布、木柴及其他“实物”。现在，破了产的和正在破产的农民，既没有实物储蓄，也没有货币储蓄，而极少数发了财的农民则积蓄着货币，并且开始把它存入国家储金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清楚为什么在饥饿增长的情况下存款反而增长了。这种增长不是标志着人民富裕程度的提高，而是标志着旧的独立农民遭到新的农业资产阶级的排挤，即遭到那些不雇用长工或日工就不能经营的富裕农民的排挤。
　　储户的职业分类资料是上述情况一个很有意义的旁证。这个资料包括近300万（2942000）储户，存款总额达54500万卢布。平均每户185卢布，显然，这个数字清楚地表明，在储户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俄国人民中为数极少的“幸运儿”，他们不是拥有祖产，就是自己置有家产。最大的储户是僧侣：存款总额4600万卢布，储户137000个，平均每户333卢布。看来，关心拯救信徒灵魂，并不是无利可图的事情……其次是土地占有者：存款总额900万卢布，储户36000个，平均每户268卢布；再其次是商人：存款总额5900万卢布，储户268000个，平均每户222卢布；下面是军官：平均每户219卢布；民政官：平均每户202卢布。占第六位的才是“从事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储户64万个，存款总额12600万卢布，平均每户197卢布；接着是“在私人企业中办事的”：平均每户196卢布；“从事其他职业的”：平均每户186卢布；从事城市手工业的：平均每户159卢布；“仆役”：平均每户143卢布；在工厂做工的：平均每户136卢布；最后是“士兵”：平均每户86卢布。
　　可见，工厂工人的存款数量实际上居于末位（除了由公家养活的士兵以外）！甚至仆役的平均存款也比工厂工人高（每户143卢布比每户136卢布），他们的储户数量也多得多。仆役有333000个储户，存款总额4800万卢布，而工厂工人只有157000个储户，存款总额2100万卢布。无产阶级为我国的显贵们和我国的大亨们创造全部财富，而景况却不如他们的私人仆役！在所有俄国工厂工人中（不下200万人），只有大约六分之一[155]的人能够在储金局存一点点钱，——况且，工人们的全部收入都是货币，并且他们往往还必须养活农村中的家庭，因此，他们的存款大部分根本不是名副其实的“储蓄”，而只是存放到下一次再寄回家去的钱，等等。更不用说“在工厂做工的”这一栏中，想必还包括办事员、工头、监工，总之根本不是真正的工人。
　　至于农民——如果认为他们主要是包括在“从事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这一栏的话——我们看到，他们的平均存款甚至比那些在私人企业中办事的人的存款还要高，并且大大超过了“城市工业者”（想必是指店主、手艺人、小客栈老板等等）的平均存款。显然这些在储金局中有12600万卢布存款的64万个农民（农户总数约1000万），全都是农民资产阶级。关于农业的进步、机器的推广、耕作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的材料，只同这些农民有关，也许还同那些与他们最接近的农民有关；而维特之流的先生们却抛出这种材料来反对社会主义者，以证明“人民福利在增长”，自由派（和“批评家”）先生们则抛出这种材料来反驳认为农业中的小生产在毁灭和衰落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这些先生没有觉察到（或者假装没有觉察到），小生产的衰落恰恰表现在：从小生产者中产生了一小撮靠多数人破产而发财的人。
　　按存款多少划分全部储户的资料更有意思。按整数计算是这样划分的：在300万个储户中，有100万个储户的存款不到25卢布。他们的存款总额是700万卢布（全部存款总额为54500万卢布，也就是说，在存款总额的每10卢布中他们只有12戈比！）。每户平均7卢布。这就是说，占全部储户三分之一的真正小储户，只占存款总额的1/83。其次，有25到100卢布的储户占储户总数1/5（60万户），共有存款3600万卢布，平均每户55卢布。这两类储户加起来占全部储户一半以上（在300万储户中占160万户），而他们的存款则只占总数54500万卢布中的4200万，即1/12。在余下的富裕储户中，存款在100到500卢布之间的有100万户，他们的存款总额是20900万卢布，每户平均223卢布。40万储户每户都有500卢布以上，他们的存款总额是29300万卢布，每户平均762卢布。因此，这些显然已经是富人的人，虽然不到全部储户的1/7，他们的存款却占总数一半以上（54％）。
　　可见，现代社会的资本积聚，居民群众的贫困化，甚至在这个专门适应“小兄弟”、适应不太富裕的居民的机构中也表现得极其明显，因为法定的最高存款额不得超过1000卢布。我们还要指出，尽管先进国家的储金局“民主化”程度很高，但是这种为一切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财产积聚，在这些国家更厉害。比如，法国截至1899年12月31日止，在储金局内存款的有1050万户，存款总额433700万法郎（1法郎略小于40戈比）。每户平均412法郎或者大约160卢布，也就是说，少于俄国储金局的平均存款额。法国的小储户也比俄国多：将近1/3储户（330多万户）的存款都在20法郎（8卢布）以下，每户平均13法郎（5卢布）。这些储户的存款一共只有3500万法郎，占总额433700万法郎的1/125。存款在100法郎以下的储户占全部储户的一半稍多一点（530万户），他们的存款只有14300万法郎，即占总额的1/33。相反，存款在1000法郎以上（400卢布以上）的储户还不到储户总数的1/5（18.5％），而他们的存款却占全部存款的2/3以上（68.7％），即在433700万法郎中他们有297900万法郎。
　　这样，读者现在要评价我国“批评家”的议论就有一些材料了。储金局存款大量增长，特别是小储户增加，——事实同一个，解释各不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说，这是人民福利在增长，资本在日益分散。社会党人说，这是“实物”储蓄正在变为货币储蓄，富裕农民正在增加，他们正在变成资产阶级，正在把自己的存款变成资本。沦为无产阶级的农民人数在更加无比迅速地增加，他们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把自己菲薄的收入的一小部分存入（虽然是暂时地）储金局。小储户多，恰恰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穷人多，因为这些小储户在存款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
　　试问：这样的“批评家”和最平庸的资产者有什么不同呢？
　　再往下谈。我们来看看储金局的钱是干什么用的，究竟怎样用的。在俄国，这些钱首先加强了资产阶级军事警察国家的威力。沙皇政府（我们在《火星报》第15号的社论［注：见本卷第240—245页。——编者注］中已经指出过）使用这笔钱不受任何监督，正象它使用其他一切落入它手中的人民财产一样。它心安理得地从这些钱中“挪用”数以亿计的卢布来支付它的中国远征军[156]的费用，施舍给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重新武装部队，扩充海军，等等。比如在1899年，储金局存款总额是67900万卢布，其中61300万卢布是有息证券，即：23000万卢布是公债，21500万卢布是土地银行的抵押券，16800万卢布是铁路债券。
　　国库常常做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小生意”：第一，它填补储金局的全部开支并获得纯利（而纯利总是转化成储金局的预备资本）；第二，它迫使储户来填补我们国家财政的亏空（迫使他们贷款给国库）。从1894年到1899年，储金局收入的款额平均每年为25000万卢布，支出的款额为20000万卢布。因此，每年有5000万卢布以借债方式来填补国库这个只有懒汉才不来盗窃的钱袋上的窟窿。花钱打仗，施舍给宫庭侍从、地主和工厂主，即使有亏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人民储蓄”总是可以填补一大笔亏空的！
　　附带再指出一点，国库之所以能做有利可图的小生意，部分原因是它不断降低存款的利息，使这种利息低于有息证券的利息。例如，在1894年，存款的利率为4.12％，而有息证券的利率则为4.34％；在1899年，前者为3.92％，后者为4.02％。大家知道，降低利息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它最清楚最突出地表明大资本和大生产靠剥削小生产而增长，因为利息的多少最终决定于利润总额和投入生产的资本总额之间的比例。还有一件事，也不能不谈一下，国库剥削邮电官员的劳动愈来愈厉害：从前他们只管邮件，后来又管电报，现在连收支储金的业务也都压在他们身上了（我们提醒一下：在4781个储金局中就有3718个邮电储金局）。对于广大邮电小职员来说，这意味着工作极度紧张，工作日延长。至于给他们的工资，国库则象爱财如命的吝啬鬼一样吝啬：付给刚刚参加工作的最低级职员的工资简直不能果腹，而后在这级上面又规定了无尽头的等级制，每晋升一级增加25戈比或50戈比，而辛辛苦苦拉了40—50年套以后能够得到小小一笔养老金这个前景，必定更厉害地奴役着这个真正的“官吏无产阶级”。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继续谈储金局款项的使用。我们知道，储金局（按照俄国政府的意志）以21500万卢布投资于土地银行的抵押券，以16800万卢布投资于铁路债券。这一事实又给资产阶级的……不对，“批评家的”深奥思想在最近一次非常广泛的表现提供了借口。伯恩施坦之流，赫茨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布尔加柯夫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对我们说，这一事实实质上本来就意味着储金局的小储户正在成为铁路的所有者和土地抵押券的占有者。他们说，事实上，甚至象铁路和银行这样一些纯粹资本主义的大企业，也愈来愈分散，愈来愈化小，并且由于小私有者购买股票、债券和抵押券等等而正在转入他们手中，事实上，有产者的人数、私有者的人数正在增长，然而这些狭隘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一味醉心于过时的积聚理论和贫困化理论。例如，据统计，俄国的工厂工人在储金局存款的有157000户，存款总额达2100万卢布，其中大约500万卢布投资于铁路债券，大约800万卢布投资于土地银行的抵押券。这就是说，俄国的工厂工人是整整500万卢布的铁路所有者，是整整800万卢布的土地占有者。这就是你们谈来谈去的无产阶级！可见，工人是在剥削土地占有者，因为他们以抵押券利息的形式得到一部分地租，即一部分剩余价值。
　　是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批评家们正是这样议论的……你们可知道？我倒是正准备同意那种广为流传的意见，说什么“批评”是应当欢迎的，因为批评给似乎处于停滞状态的学说带来了活力，——这就是我准备同意的条件。法国社会主义者当年曾经靠分析巴师夏的诡辩来磨练自己的宣传鼓动能力，德国社会主义者靠的是搞清楚舒尔采－德里奇的诡辩，而我们俄国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只能同这伙“批评家”打交道了。所以，我准备高呼：“批评万岁！”，但条件是使我们社会主义者在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时尽量广泛地分析时髦“批评”的一切资产阶级诡辩。你们同意这个条件吗？——那就一言为定！顺便提一下，我国的资产阶级愈来愈装聋作哑，他们宁愿要沙皇的天使长们保护，而不愿要资产阶级理论家保护，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把这些“批评家”作为“恶魔的辩护人”来对付了。
　　通过储金局，愈来愈多的工人和小生产者正在成为大企业的股东。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所证明的并不是私有者人数增加，而是证明（1）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社会化增长和（2）小生产日益从属于大生产。我们就用俄国贫穷的储户来作例子吧。我们已经指出，存款在100卢布以下的储户占全部储户一半以上，即1618000户，存款总额4200万卢布，每户平均26卢布。就是说，这种储户用6卢布来“占有”铁路，用9卢布来“占有”“地产”。他是否会因此成为“有产者”或“私有者”呢？不会的，他还是无产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去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奴役。他在“铁路和银行”事业中“入股”，只证明资本主义使单个社会成员和单个阶级相互之间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单个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宗法式经济下是微乎其微的，而现在这种相互依赖性却愈来愈多了。劳动日益社会化，企业日渐减少“私有性”，然而企业却仍然几乎全部掌握在私人手中。
　　小储户在大企业入股，无疑同这个大企业交织在一起了。这样交织，谁得到好处呢？大资本。大资本扩大自己的业务，而付给小储户的利息并不多于（常常少于）付给任何债主的利息，而且这些储户愈小，愈分散，大资本就愈不依赖于他们。我们已经指出，小储户甚至在储金局款额中所占的比重也是极小的。它在铁路大王和银行大王的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不是更微不足道了吗？小储户把自己的一星半点存款交给这些大王，他就又陷入对大资本的新的依赖。他休想支配这一大笔资本。他获得的“利润”少得可笑（26卢布年利4％＝每年1卢布！）。而一旦破产，他连这可怜的一星半点存款也要全部丢光。这些小储户为数众多，并不意味着大资本分散，而意味着大资本实力加强，连“人民”储蓄中的这一星半点存款也能加以支配。小储户在大企业入股，不仅没有成为更加独立的业主，反而成了更加依赖大业主的人。
　　小储户人数增加，不能得出有产者人数增加这种宽慰人心的庸俗结论，而只能得出革命的结论，即小储户对大储户的依赖加强了，企业愈来愈社会化的性质同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储金局愈发展，小储户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胜利就愈关心，因为只有这种胜利才能使他们成为真的而不是假的社会财富的“股东”和支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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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53]指以《新时报》为代表的沙皇俄国反动出版界对俄国现实的粉饰。《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62。
　　[154]这份材料是俄国国家储金局管理署出版的《国家储金局1899年的工作报告》。——262。
　　[155]这里计算不准确，应为大约十二分之一。——264。
　　[156]指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沙皇俄国派往中国的侵略军。——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