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的征兆
(1902年2月15日〔28日〕)
卡尔波维奇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博哥列波夫,给政府在大学政策方面的“新方针”扫清了道路,从那时到现在才刚刚一年。在这一年中间,我们一步一步地看到,先是群情异常激愤,接着是我们执政者讲话的调子异常温和,这些新的论调吸引了社会,也吸引了一部分大学生,但可惜吸引力太小了,最后,随着万诺夫斯基冠冕堂皇的诺言的实现,大学生的抗议又爆发了。那些去年春天期待过“新纪元”到来,并且真正相信过沙皇军曹会使大学生和社会的期望哪怕实现一小部分的人,一句话,俄国的自由派,现在总该明白了:他们再次给政府以信任,这是多么不正确;他们中止了春天开始变得声势浩大的改良运动,并在政府塞壬[149]的甜蜜歌声催眠下沉睡不醒,这又是多么没有道理。在答应去年开除的全体学生复学的诺言被破坏之后,在一切要求真正改革学制的人受到一系列新的反动措施的挑衅之后,在示威者要求万恶的破产者履行许诺的义务而遭到一系列新的暴力镇压之后,——在所有这一切之后,表示要“竭诚保护”的政府颁布了关于大学生团体的《暂行条例》[150]以示“安抚”,结果……“安抚”未成,反而引起一场重新延烧所有学府的“骚动”大火。
我们革命者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过万诺夫斯基所许诺的改良是真的。我们一直不停地向自由派反复说明:专制制度同“内敌”,即同俄国的一切进步分子斗争了40年,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很老练,而“竭诚的”将军的通令和尼古拉·奥勃曼诺夫[151]的圣谕只不过是这种自由主义政策的翻版。我们警告过自由派,要他们放弃那些在政府按“新方针”精神采取第一批步骤之后所抱的“毫无意义的幻想”。我们揭穿了政府诺言的十分明显的虚伪性,并且正告社会:如果你的对手被第一次严重的进攻打懵了,那就要不停地再打,而且要重打快打……《暂行条例》现在赠送给大学生的那种不伦不类的结社权利,革命者在一开始谈到政府的这件新礼物时就作过预告了。我们知道,从专制制度及其改良主义的挣扎中可能而且应该期待些什么。我们知道,万诺夫斯基“安抚”不了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满足不了任何进步的希望,“骚动”不可避免地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复活。
一年过去了,社会仍然陷于停滞状态。设施完善的国家应有的高等学校又停止发挥作用了。数以万计的青年又脱出了常轨,社会又面临“往后怎么办?”这个问题。
大多数大学生拒绝接受《暂行条例》,并拒绝参加这个条例所恩准的团体。教授们以异乎寻常的明确态度对政府这件礼物表示公开不满。的确,无须是革命者,无须是激进派,任何人都会承认,这种所谓“改良”,不但不会给大学生以任何类似自由的东西,而且也丝毫无助于保持大学生活的某种安宁。这个《暂行条例》给大学生和当局之间的冲突预先设下了一条条导火线,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这个条例的施行,会使每一个出于最和平的动机合法召开的会议都难免成为新的“骚动”的起点,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例如,对行使警察职能的视察机关担任会议主席,总会有人感到恼火,有人提出抗议,有人怕得要命,噤若寒蝉,难道还用得着怀疑吗?俄国的大学生决不会容忍当局来粗暴地“核定”这些会议的讨论内容,难道还不明显吗?
其实,政府恩赐的、《暂行条例》规定的那种荒唐可笑的集会“权利”和结社“权利”,是专制制度之为专制制度所能给予大学生的最高限额的东西。朝这个方向每再前进一步,都会意味着当局和“臣民”之间的均势遭到自杀性的破坏。要么同政府所能给予的最高限额的东西妥协,要么加强自己抗议的政治性和革命性,——这就是大学生必须作出的抉择。大多数大学生作出了第二种抉择。在大学生的宣言和决议中,革命的调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昂。残酷镇压和犹大之吻[152]交替使用的政策,产生了效果,使大学生群众革命化了。
是的,大学生总算解决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并且声明,他们决心重新拿起(在催眠曲声中)扔在一旁的武器。但是,在这些包藏祸心的歌声中已经昏昏欲睡的社会打算怎么办呢?为什么它继续沉默和只是“暗中同情”呢?为什么一点也听不到它的抗议,听不到它对风潮再起表示积极支持呢?难道它情愿“安心”等待过去每次学生运动都要遭到的不可避免的悲剧重演吗?难道它只想充当一个可怜的统计员,算算斗争中牺牲了多少人,充当一个消极的旁观者,看看惊险的斗争场面吗?为什么当“孩子们”毫不含糊地宣布自己决心为俄国自由作出新的牺牲的时候,还听不见“父辈”的声音呢?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甚至没有象工人那样支持大学生呢?要知道,在高等学校学习的并不是工人子弟,并不是无产者子弟,然而,无论在基辅,在哈尔科夫,或者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工人们都已经公开声明同情抗议者而不顾警察当局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不顾警察当局要动用武力对付示威者的威胁。俄国无产阶级这一革命理想主义的表现,难道不会影响同大学生的命运血肉相连、休戚相关的社会动向,不会促使社会提出强烈抗议吗?
今年大学生的“骚动”是在相当良好的预兆下开始的。这些“骚动”一定会得到“群氓”和“市井小民”的同情。假如自由派人士不竭尽全力及时支持大学生彻底打掉政府的威风,并迫使政府作出真正的让步,那么它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最近的将来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自由派人士能够在这方面起多大作用。目前学生运动的结局,在颇大程度上要看这个问题解决得怎样。但是不管这个结局如何,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全体大学生经过这么短促的平静时期以后就再次开始骚动,正是现存制度政治上破产的征兆。三年以来,大学生活无法走上正轨,教学时断时续,国家机器的一个齿轮不再转动,而且,在无力地转了一阵子以后,就又长时间地停下来了。在现存政治制度的范围以内没有灵药根治这个痼疾,现在已经不能有任何怀疑了。已故的博哥列波夫曾经企图从尼古拉的陈旧医术武库中借用“神”药来拯救祖国。结果如何,大家都清楚。很明显,再朝这个方向前进不行了。讨好学生的政策现在一败涂地。可是,除了暴力和讨好而外,又别无第三条路可走。现存制度的这种毫无疑义的破产的每次新表现都会愈来愈深地挖掉它的基础,使政府在旁观者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使认识到必须同政府斗争的人不断增加。
是的,专制制度的破产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它正在急于把这种破产通报全世界。宣布在帝国足足三分之一的地方“加强警戒”,俄国各地地方当局同时发布“命令”,要对俄国法律本来就已禁止的违法行为严惩不贷,这难道不是宣告破产吗?使一般法律失效的一切非常条例,按其实质来说,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有效。比如说,在非常情况下要求在一定的地点暂时采取非常措施,是为了建立被破坏了的均势,而只是在保持这种均势的情况下,一般法律才可以不受阻碍地发生效力。这就是现存制度的代表们的议论。关于加强警戒的条例,已经施行20多年了。20年来,在帝国的主要中心城市施行这个条例,并没有能“安抚”国家,恢复社会秩序。这个强有力的药方用了20年,结果发现“疑心”病(这个药方专治“疑心”病)传播得这样远,根扎得这样深,以致必须把这个药方推广到一切稍微大些的城市和工厂中心去!这不是破产者自己公开宣告破产吗?坚决捍卫现存制度的人(这种人无疑是有的),只要想到居民已经渐渐习惯于这个强有力的药方,已经不在乎在这个药方中加大剂量,一定会大吃一惊。
同时,政府的经济政策的破产,已经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而暴露出来。专制制度的掠夺性经济,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骇人听闻的剥削上。这种经济的必然结果,就是这个或那个地区的农民经常不断地闹饥荒。每当这种时候,国家这个掠夺者总想在居民面前卖好,把自己打扮成被它洗劫一空的人民的衣食父母这个光彩角色。从1891年起,每次饥荒,就饿死的人数来说,都是大饥荒。从1897年起,饥荒差不多接二连三没有间断过。1892年,托尔斯泰尖刻地嘲笑说:“靠植物汁液为生的寄生虫,打算喂养这种植物。”[注:列宁引自列·尼·托尔斯泰《论饥荒》一文(见《托尔斯泰全集》1954年俄文版第29卷第104页)。——编者注]这的确是一种荒唐的念头。现在,时代变了,饥荒成为农村的常态,我们的寄生虫已不是一味空想喂养被它掠夺的农民,而是把这种想法本身宣布为危害国家的罪行。目的达到了——目前的大饥荒正处在即使在我国也属罕见的死一般的沉寂状态。听不见挨饿农民的呻吟,社会没有去发起赈灾,报纸对农村情况默不作声。多么难得的沉默啊,但是西皮亚金之流的先生们,你们是不是感到了这种宁静特别象暴风雨前的沉寂呢?
历来依靠千百万农民消极支持的国家制度,把农民弄得年年食不果腹。奥勃曼诺夫老爷们的君主制的这种社会破产,其教训并不亚于它的政治破产。
我们恶毒的破产者的事业的末日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他天天靠剥人民身上的皮来填补自己政治和财政预算中的窟窿,还能活得长久吗?历史给予我们破产者苟延残喘的时间,其长短将由许多因素决定;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要看意识到现存制度完全破产的人们所表现的革命积极性有多高。现存制度的分崩离析已经非常严重,它大大超过了社会上那些势必成为现存制度掘墓人的人们进行的政治动员。这种政治动员无疑将由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来完成,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才能给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大学生同政府的新搏斗,使我们大家有可能并有责任来加速这种动员一切仇视专制制度的社会力量的工作。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政治生活中,战争时期几个月抵得上平时几年。而我们所处的时期正是战争时期。
载于1902年2月15日《火星报》第1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273—279页 |
注释:
[149]塞壬是希腊神话中的几个女妖,住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每逢船舶经过,她们就以迷人的歌声诱惑航海者登岸,把他们害死。——255。
[150]指《关于国民教育部部属高等院校学生团体组织暂行条例》。这个条例是国民教育大臣彼·谢·万诺夫斯基于1901年12月22日(1902年1月4日)批准的。它把大学生组织置于严密的行政监督之下。大学生们对条例表示不满,纷纷抗议政府这一专横行为,拒绝承认这个《条例》。甚至自由派教授们也因《暂行条例》强加给他们监督学生的职责而表示抗议。——255。
[151]尼古拉(尼卡-米卢沙)·奥勃曼诺夫是俄国小品文作家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发表在1902年1月13日(26日)《俄国报》上的一篇小品文《奥勃曼诺夫老爷们》中的人物。奥勃曼诺夫(Обманов)在俄语中是由“欺骗”(обман)一词变来的,并与俄国封建王朝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这个姓谐音。小品文用这种影射的手法讽刺了罗曼诺夫王朝最后几代皇帝: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和皇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以及当时在位的尼古拉二世。《俄国报》因发表这篇小品文被查封,作者阿姆菲捷阿特罗夫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这篇小品文通过秘密出版物和手抄本广泛流传于俄国。——256。
[152]犹大之吻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叛徒。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当着犹太教大司祭派来捉拿耶稣的兵丁亲吻耶稣,装作请安,于是那些兵丁就认出并逮捕了耶稣。后来,犹大之吻便成为虚伪的亲热的代用语。——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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