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6卷——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怎么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vQJ品论天涯网

（1901年秋—1902年2月）vQJ品论天涯网

序言vQJ品论天涯网

　　照作者的原定计划，这本小册子要详细发挥《从何着手？》（1901年5月《火星报》^[2]第4号）一文［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0页。——编者注］中所谈的那些思想。我们应当首先向读者致歉，在那篇文章中许下的诺言（这个诺言在答复许多私人询问和信件时也一再重复过）履行得迟了些。推迟的原因之一，是去年（1901年）6月间曾经试图把所有的国外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3]。当时自然要等待这次尝试的结果，因为这次尝试如果成功，我们也许就要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火星报》的组织观点；无论如何，这次尝试成功就有希望很快消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个派别的现象。读者知道，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而且，正象我们在下面将要竭力证明的那样，《工人事业》^[4]在第10期上重新转向“经济主义”以后，这次尝试也不能不以失败告终。同这个模糊不清、缺乏明确性、可是却比较顽固并能在各种形式下复活起来的派别作坚决的斗争，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情了。因此，本书的原定计划也就有所改变并且大大地扩充了。
　　本书的主题，本来应当是《从何着手？》一文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即我们的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问题，我们的组织任务问题，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问题。作者早就关心这些问题，还在筹划《工人报》^[5]复刊时就曾想在这个报上提出来，不过这次复刊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见第5章）。原来设想在本书中只分析这三个问题，并尽可能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采用或者几乎不采用论战方式，但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这种设想根本无法实现。一方面，“经济主义”比我们设想的要顽强得多（我们用“经济主义”这个词是广义的，在1901年12月《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那篇文章可以说是定出了本书的大纲［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24—331页。——编者注］）。现在已经很明显，对于解决这三个问题所以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而不是由于局部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经济派”对于《火星报》实际宣传我们的观点表示茫然不解，这显然表明：我们往往简直是各讲各的话；如果我们不从头讲起，那我们就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必须作一次尝试，用尽可能通俗的方式，用大量具体的例证，来就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一切根本之点，向所有的“经济派”作系统的“说明”。于是我就决定作这样一次“说明”的尝试，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会使本书的篇幅大大增加，并且使出版日期推迟，但是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履行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许下的诺言，除了为出版迟缓致歉之外，还要为本书文字修饰方面的很多缺点致歉，因为我不得不非常匆忙地写作，而且经常被其他各种工作所打断。
　　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仍然是本书的主题，但是我不得不从两个比较一般的问题谈起：为什么象“批评自由”这样一个“无害的”和“正常的”口号，对我们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信号？为什么我们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对自发的群众运动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都谈不拢？其次，阐述我们对政治鼓动的性质和内容的观点，变成了说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阐述我们对组织任务的观点，变成了说明“经济派”感到满意的手工业方式和我们认为必须建立的革命家组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再次，人们反对全俄政治报“计划”的意见愈没有根据，人们愈不从实质上回答我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我们怎样才能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组织的问题，我就愈要坚持这个“计划”。最后，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希望指明以下几点：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防止同“经济派”完全决裂，但是这一决裂毕竟是不可避免的了；《工人事业》已经具有一种特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作用，因为它最充分和最突出地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彻底的“经济主义”，而是那种构成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整整一个时期的特点的混乱和动摇；所以我们同《工人事业》进行的乍看起来似乎是过分详细的论战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彻底结束这个时期，我们就不能前进。

尼·列宁
1902年2月vQJ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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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的写作工作早在1901年春天就开始了，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曾预告要出这本书。后来由于情况变化，列宁修改了原定计划，直到1901年秋天才正式撰写。1902年1月列宁写完了这本书，2月撰写了序言。3月10日，《火星报》第18号登出了该书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消息。
　　1902—1903年，《怎么办？》在俄国各地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广为传播。不少人受了它的影响而成为《火星报》的拥护者。《怎么办？》一书对于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对于列宁火星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中、以及以后在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对列宁这本书的评价有过分歧，可是这种分歧并没有越出《火星报》编辑部的范围。书中的主要论点，即关于工人运动的自觉因素和自发因素的关系的论点，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的论点，已写进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而这个纲领草案是由普列汉诺夫起草、经《火星报》编辑部修订并得到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的。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反火星派（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阿基莫夫）通过批评《怎么办？》来反对《火星报》编辑部所制定的党纲草案时，火星派（包括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都表示赞同列宁的这本书以及它对“自觉因素”即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问题的提法。可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当孟什维克开始对旧《火星报》的基本思想进行系统的修正时，普列汉诺夫却承担起“反驳”列宁《怎么办？》一书的观点的任务。1904年，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声称他在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上同列宁早就有原则的分歧。1905年3月23日《前进报》第11号发表了瓦·瓦·沃罗夫斯基的文章《蛊惑宣传的产物》，对普列汉诺夫作了答复。这篇文章经列宁校阅、修改和补充过，列宁还给它写了一条很长的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关于党纲的历史》）。
　　1907年11月，列宁把《怎么办？》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删去了第5章第1节《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同时增加了5条脚注。他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里指出《怎么办？》的写作背景、它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并驳斥了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中的著作家们对该书的攻击和歪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
　　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中，《怎么办？》这一著作是按1902年版刊印的，并参照1907年版作了校勘。——1。

^[2]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火星报》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后来由于普列汉诺夫支持孟什维克，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这以后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1。

^[3] 1901年春天和夏天，由斗争社倡议和从中斡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崩得国外委员会、“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部等）举行了关于协议和统一的谈判。为了筹备召开实现统一的代表大会，上述各组织的代表于1901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会议，通称六月代表会议或日内瓦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必须在《火星报》的革命原则基础上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并谴责了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表现。但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代表会议以后却加紧宣扬机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刊登的波·尼·克里切夫斯基的《原则、策略和斗争》和亚·马尔丁诺夫的《揭露性的刊物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两篇文章以及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修正和补充上。在这种情况下，火星派和工人事业派的统一已不可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于1901年9月21—22日（10月4—5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列宁（化名“弗雷”）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揭露了联合会背弃六月代表会议决议的言行（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45—249页）。在代表大会宣布了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六月代表会议决议所作的修正和补充之后，《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组织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代表便宣读了一项特别声明，指出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多数不能保证政治坚定性，随即退出了代表大会。——1。

^[4] 《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2。

^[5] 《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秘密报纸，波·李·埃杰尔曼、巴·卢·图恰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等任编辑，在基辅出版。共出过两号：第1号于1897年8月出版；第2号于同年12月出版（报纸上印的日期是11月）。图恰普斯基曾受编辑部委派出国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得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等给报纸撰稿的许诺。《工人报》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有联系。《工人报》参与了1898年3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报》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和捣毁，已编好待发排的第3号没能出版。1899年该报试图复刊，没有成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