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五卷——宝贵的招供（19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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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工潮再次引起了普遍的热烈议论。统治阶层也感到不安了，连《新时报》[53]这样最亲官方的、一贯逢迎当局的报纸，由于它的第9051号（5月11日）上发表了一篇《论工人骚乱》的文章，也被认为必须给以停刊一周的“惩罚”，由此可见，他们的不安的确相当严重。这家报纸受到惩罚当然不是因为那篇文章的内容，那篇文章对政府表示了最大的善意，对政府的利益表示了最诚挚的关怀。现在，一讨论这些“扰乱人心”的事件，一提到这些事件的扩大和它们的重要性，就被认为是危险的。我们在下面引证的密令（也是5月11日发出的）规定，只有经警察司许可，才能登载有关我国工厂中的骚乱和工人如何对待厂主的文章[54]，这比任何论断都更有力地证明，政府本身是多么想把工潮当作国家大事。《新时报》的这篇文章所以使人特别感兴趣，正是因为它拟定了一个完整的国事纲领，实质上，这个纲领概括起来说就是：打着关心、同情等等的响亮招牌，施舍一点带有欺骗性的小恩小惠来平息不满，并趁机加强官僚控制。但是这个并不新奇的纲领，可以说，不仅体现了俄国一个国家的，而且也体现了西欧的现代国家要人的“超群”睿智，因为在以私有制和一小撮富翁奴役千百万无产者和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里，政府不能不是剥削者的最忠实的朋友和同盟者，不能不是剥削者的统治地位的最忠实的捍卫者。在现代，要成为一个可靠的捍卫者，仅仅有大炮、刺刀和皮鞭是不够的，还必须努力使被剥削者相信，政府是超阶级的，它不是为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而是为公正的利益服务的，它是关心保护弱者和穷人，反对富人和强者的，等等。法国的拿破仑第三、德国的俾斯麦和威廉二世都曾花费不少力气用这种办法来讨好工人。但是，在欧洲，由于还讲一点出版自由和人民代议制，还可以竞选，还有一些已经建立起来的政党，所有这些骗人的把戏很快就被揭穿了。而在亚洲，其中也包括俄国，人民群众闭塞无知，信任慈父沙皇的偏见很深，因而这样的把戏仍能收效很大。而在近一二十年中这种政策不灵了，这是欧洲精神传入俄国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这种政策使用过许多次，但每次总是在公布了一项“关心”（似乎是关心）工人的法令以后，过了若干年，一切又恢复了原状——不满的工人增多了，不满情绪增长了，风潮加剧了——于是又大吹大擂地提出了“关心”政策，体贴工人的花言巧语高唱入云，再公布一项什么法令，给工人3戈比的好处，1卢布的空话和谎言——过若干年后，老一套又重演一次。政府象松鼠蹬轮子似地忙得团团转，一会儿扑到东，一会儿扑到西，拼命想用一块破布堵住工人的不满，可是在另一处却爆发了更强烈的不满。
　　真的，请回顾一下俄国“工人立法”史上的几个最大的里程碑吧。70年代末，彼得堡发生了数次大罢工，社会主义者便试图趁机加强鼓动工作。亚历山大三世在他的所谓“人民的”（事实上是贵族警察的）政策中列入了工厂立法。1882年建立了工厂视察制，最初甚至还公布过视察报告书。政府当然不喜欢这种报告书，于是便禁止发表。关于工厂监督的法令就变成了一块破布。1884—1885年度来到了。工业危机引起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和中部地区一连串汹涌澎湃的罢工（莫罗佐夫工厂的罢工[55]尤其值得注意）。于是又提出了“关心”政策，这一次是由卡特柯夫在《莫斯科新闻》[56]上特别卖力地提出的。卡特柯夫由于莫罗佐夫工厂的罢工者被送交陪审法庭而大发雷霆，他把法庭提交陪审员解决的101个问题，称作“庆祝在俄罗斯出现的工人问题的101响礼炮”，但是，他同时又要求“国家”出来替工人说话，取消终于触怒了莫罗佐夫织布工的无理罚金。1886年的法令颁布了，这一法令大大加强了工厂监督，禁止厂主任意罚款。过了10年，工潮又爆发了。1895年的各次罢工和1896年那次规模特别大的罢工[57]，使政府胆战心惊（特别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已经常同工人携手前进），于是它便空前迅速地颁布了一项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关心”法令（1897年6月2日）；内务部的官员，包括警察司司长，在讨论这项法令的委员会里声嘶力竭地喊道：必须使工厂工人把政府看作他们的可靠的保卫者、公正而仁慈的庇护者（见小册子《有关1897年6月2日法令的秘密文件》）。但是，这项关心法令又被同一个政府竭力设法用各种指令悄悄地削弱和取消了。新的工业危机来到了，工人已是第一百次确信，警察政府的任何“关心”都不能使他们的状况有什么真正的改善，都不能给予他们自己关心自己的自由，——风潮和街头搏斗又爆发了，——政府又不安起来，——警察又谈起“国家的关心”来了，这一次是由《新时报》郑重其事地说出来的。先生们，用竹篮打水，你们不感到厌烦吗？
　　不，政府当然会永远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把不肯顺从的工人吓倒，用一点小恩小惠把那些比较软弱、比较愚蠢和比较胆小的人拉过去。但是，我们也会永远不厌其烦地揭穿这种企图的真正用意，揭露那些“国家”要人，指出他们今天在大谈其关心，而昨天还命令士兵向工人开枪，他们昨天曾声明自己主持正义，保护工人，而今天却不加审讯就把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一批一批地抓去交给警察惩治。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另一个新的“关心”法令公布之前，先来谈谈《新时报》的“国事纲领”。而且，一个在我国对内政策方面如此“权威的”机关报这个时候的招供也是值得注意的。
　　《新时报》不得不承认，“工人问题方面令人惋惜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当然，这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罪过（该报忌讳用“社会主义者”这个可怕的名词，而宁肯比较含糊地说什么“有害的邪说”，“危害国家和危害社会的思想的宣传”），但是……但是为什么恰恰是社会主义者在工人当中受到欢迎呢？《新时报》当然不会放过责骂工人的机会：工人太“不开展和愚昧”了，竟然乐意听信社会主义者扰乱警察安宁的宣传。可见，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都有罪，——宪兵早就在同这些罪犯作殊死的战斗，监狱和流放地已有人满之患。但是无济于事。很明显，是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引起并加深工厂工人对自己现状的不满”，从而“促使”社会主义“受到欢迎”。“当工厂工人还能干活时，他在极坏的生活环境下干重活的所得，顶多只够他糊口，而当发生意外，在一段时间内失去工作时，他便会陷入绝境，象前几天报纸上报道的巴库油田工人的遭遇那样。”可见，政府的拥护者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受欢迎的原因是工人的境况的确太恶劣了。但是，他们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含糊其词，转弯抹角，还有许多保留，这就清楚地说明，这种人是根本不肯触动压迫工人的资本家的“神圣私有制”的。《新时报》写道：“很遗憾，关于我们俄国工人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我们知道得太少了。”的确，很遗憾！但“我们”所以知道得很少，恰恰是因为我们听任警察政府把所有的报刊都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禁止对我国的各种丑事进行任何真实的揭露。同时，“我们”却竭力使工人不去仇恨这个亚洲式的政府，而去仇恨“异族人”：《新时报》把罪过都推到“异族人的工厂行政当局”身上，说他们“粗暴和贪婪”。这种做法只能使最不开展、最愚昧的工人上当，以为全部不幸都是“德国人”或者“犹太佬”造成的，而不知道，德国工人和犹太工人也团结一致地在同自己德国的和犹太的剥削者作斗争。不过，就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工人也能从千百次事件中看到，最“贪婪”，最蛮横的还是俄国资本家，最“粗暴”的还是俄国警察和俄国政府。
　　工人已不象农民那样愚昧和驯服了，《新时报》对此表示遗憾，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工人“脱离了他们农村的家园”，“工厂区聚集了集合在一起的群众”，“乡下人脱离了农村及其简朴的〈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但是独立的社会经济利益和关系”，对于这一切，《新时报》感到悲伤了。的确，怎么能不悲伤呢？“乡下人”依恋自己的家园，由于害怕失掉家园，就不敢向地主提出要求，不敢用罢工来吓唬地主，等等；乡下人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形，只关心自己的小村庄（这就是政府的拥护者所说的：乡下人的“独立的利益”；安分守己，不问政治——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使当局称心如意的呢？），——但是，在这个小村庄里，当地的吸血鬼，地主或者富农对所有的人都了如指掌，而所有的人从父辈，甚至从祖父那里就学会了一门当奴隶的学问——服从，也没有人来启发他们的觉悟。而在工厂里，人们是“集合在一起的”，不依恋家园（在哪里工作都是一样），阅历多，勇敢，关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尽管纯朴的庄稼人变成觉悟工人的这个过程是令人悲伤的，但是我国警察司里的聪明人却仍然希望用“国家对改善工人生活的关心”来哄骗工人群众。为了帮助这种希望实现，《新时报》提出了下述陈腐不堪的议论：“资本主义在西欧是骄傲的和全能的，但在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孱弱的孩子，非要人领着走不可，政府正在领着它走……”恐怕只有纯朴的农民才会相信这种赞美当局万能的陈词滥调吧！工人却常常看到警察和僧侣、文官和武官怎样被资本家“领着走”。《新时报》继续说道：由此可见，全部问题在于政府“坚决主张”改善工人生活，也就是说，要求厂主做到这一点。请看，多么简单：一道命令，就万事大吉。但是，随便说说是容易的，实际上，当局的命令，即使是最“一般的”命令，如要求在工厂设立医院，资本家也拖延了几十年没有执行。政府既不破坏“神圣的”私有制，也就不敢要求资本家认真做点什么。同时，政府也不愿真正改善工人的生活，因为在许多场合下，政府本身就是老板，它本身就克扣和压榨奥布霍夫工厂和成百个其他工厂的工人，以及成千上万的邮政职员和铁路职员等等。《新时报》自己也感到，我们政府的命令谁也不会相信，于是便竭力找出一些历史范例作自己的依据。关于改善工人生活的问题，它说：应该“象半世纪以前政府解决农民问题时所遵循的一个英明主张那样，与其等待从下面提出改革要求，不如先从上面实行改革来防止这种要求”。
　　这真是宝贵的招供！在农民解放之前，沙皇向贵族暗示人民起义就要爆发，曾经说：与其等待下面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不如从上面解放他们。这家效忠于政府的报纸现在也供认，工人情绪使它产生的恐惧，不亚于“解放前夕”的农民情绪。“与其从下面，不如从上面”！专制政府的御用报纸若认为那时的改革要求同现在的改革要求有“相似之处”，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农民要求废除农奴制，但丝毫也不反对沙皇政权，并且信任沙皇。工人则首先和主要是反对政府，工人看到，他们在警察专制制度下的无权地位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妨碍他们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因此，工人要求摆脱政府的专横统治和野蛮压迫。工人骚动也是发生在“解放前夕”——但这将是向专制制度夺取政治自由的全体人民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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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有人想用什么样的伟大改革来平息工人的不满并向他们表示“国家的关心”吗？不妨相信下面这些甚嚣尘上的传闻：财政部正在同内务部争吵，后者要求把工厂视察工作交给它管辖，它保证说，这样就能少纵容资本家，多关心工人，也就能防止骚动。让工人们等着沙皇的新恩典吧：工厂视察员将换上新制服，编入另一个机关（薪俸可能还要增加），这个机关（尤其是警察司）早就如此殷切地关心着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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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53]《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65。
　　[54]指沙皇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1901年5月11日发给各报刊编辑的密令。——65。
　　[55]莫罗佐夫工厂的罢工是指1885年1月7—17日的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因厂主季·萨·莫罗佐夫对纺织工人残酷剥削以致工人经济状况恶化而引起的。如1882—1884年间工人工资曾被降11
　　低五次，对工人的罚款达到工资额的1/4—1/2。罢工的领导者是先进工人彼·阿·莫伊谢延科、卢·伊·伊万诺夫和瓦·谢·沃尔柯夫。参加罢工的约有8000人。他们主要要求恢复1881—1882年度的工资标准，最大限度减少罚款并退还部分罚款，偿付罢工期间的工资，调整雇佣条件等。这次罢工遭到沙皇政府的武力镇压。罢工的领导者及600多名工人被捕，其中33人受到审判。但是，这次罢工以及相继发生的多次罢工终于迫使沙皇政府于1886年6月3日颁布了罚款法。——67。
　　[56]《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报。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科夫等担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67。
　　[57]指1896年以纺织工人为主的彼得堡工人罢工。这次罢工开始于5月底，起因是厂主拒绝给工人支付尼古拉二世加冕礼那几天假日的全额工资。罢工从俄罗斯纺纱厂（即卡林金工厂）开始，很快就席卷了所有纺织工厂，并波及机器、橡胶、造纸、制糖等工厂，参加者达3万多人。这次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领导下进行的。该会散发了传单和宣言，号召工人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罢工者的基本要求是：把工作日缩短为101/2小时，提高计件单价，按时发放工资等。列宁称这次罢工为著名的彼得堡工业战争。它第一次推动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结成广泛阵线向剥削者进行斗争，并促进了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