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四卷——“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1900年8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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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下旬）yLX品论天涯网

　　我先到苏黎世，是一个人去的，事先没有见到阿尔先耶夫（波特列索夫）。在苏黎世，帕·波·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倾心交谈了两天。象两个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什么都谈，想到哪说到哪，完全不象谈工作那样。关于工作问题，帕·波·根本谈不出什么来；可以看出，他是倾向于格·瓦·的，因为他坚持杂志的印刷所要设在日内瓦。总的说来，帕·波·很会“阿谀”（恕我用这个词），他说，他们的一切都是和我们的事业联系着的，这使他们获得了新生，“我们”现在甚至有可能来反对格·瓦·的极端态度，——我特别感到，而且后来的全部“原委曲直”也表明，这后一句话特别精采。
　　我到了日内瓦。阿尔先耶夫提醒我说，对格·瓦·必须特别谨慎，分裂[90]使他很激动，而且他很多疑。后来我同格·瓦·谈话时果然立刻就看出，他的确很多疑，神经过敏，而且永远认为自己是最正确不过的。我尽量小心，不去触及“痛”处，但是，时刻这样提心吊胆，情绪当然会十分压抑。有时也发生一些小“摩擦”，例如，格·瓦·一听到多少有助于平息（由于分裂而激起的）火气的一点点意见都要怒气冲冲地加以驳斥。在杂志的策略问题上也发生了一些“摩擦”：格·瓦·总是固执己见，不能够也不愿意好好地考虑别人的论据，而且态度不诚恳，确实不诚恳。我们声明，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宽容司徒卢威，因为他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过错的，我们自己，包括格·瓦·在内，在应当起来驳斥的时候（1895年、1897年）没有起来驳斥。格·瓦·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丝毫过错，只是用一些回避问题而不是说明问题的显然不知所云的论据来支吾搪塞。在未来的编委们之间进行同志般的交谈，使用这种……外交辞令使人感到非常不愉快，例如，为什么要欺骗自己，说什么在1895年他格·瓦·是“奉命〈？？〉不要开火”（向司徒卢威），而他又是习惯于遵命行事（真是这样吗？）。[91]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硬说什么在1897年（当时司徒卢威在《新言论》上说，他的目的是想推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他格·瓦·没有起来反对，是因为他完全不理解（其实他永远也理解不了）撰稿人之间怎么能在同一个杂志上进行论战。[92]格·瓦·这种不诚恳的态度令人十分气愤，尤其是因为他竟在争论中竭力把事情说成似乎我们不想和司徒卢威进行无情的斗争，似乎我们想“调和一切”等等。对于在杂志上一般可以进行论战的问题也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格·瓦·表示反对而且不愿意听我们的论据。他对“联合会派”简直恨得不象话了（猜疑他们是奸细，指责他们是投机分子，是无耻之徒，声称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叛徒”“枪毙”等等）。只要稍微暗示一下他也走了极端（例如，我曾暗示公布私人信件[93]这件事，并且暗示这种做法是轻率的），都使格·瓦·暴跳如雷，怒不可遏。显然，他和我们彼此都更加不满了。他的不满表现在，我们拟订了一个阐述出版物的任务和纲领的编辑部声明草案（《编辑部的话》）［注：见本卷第282—291页。——编者注］，这个声明在格·瓦·看来是按“机会主义的”精神写成的，因为其中容许撰稿人之间进行论战，语气缓和，为和平结束同“经济派”的争论留了余地等等。在声明中强调了我们同属一个党并且愿意为党的统一而努力。格·瓦·同阿尔先耶夫和维·伊·一起（当时我还没有来）看了这个声明，他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对意见，只表示希望修改一下词句，把语气加强些，基本内容不变。为此，亚·尼·就把声明留在他那里了。我来了以后，格·瓦·根本没有提起这件事情，过了几天，我到他那里去，他把声明交给我，好象是说：喏，我当众把这个东西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你，没有遗失。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对声明作他所说的修改。他推托说：这以后也可以作，反正费不了多少时间，不值得现在作。我拿回了声明，自己把它（这只是在俄国起草的一份初稿）修改了一下，并第二次（当着维·伊·）给格·瓦·读了这个声明，这次我就直截了当地要求他拿去修改。他又推托，把这个工作推给坐在他旁边的维·伊·（这简直太奇怪了，因为我们并没有请维·伊·来做这个工作，再说，要她修改，“加强”语气，使声明具有宣言的性质，她也办不了）。
　　开会（参加会议的有整个“劳动解放社”即格·瓦·、帕·波·和维·伊·以及我们两个人，我们还有一个人[94]缺席）以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后，帕·波·来了，会议也就开始了。谈到我们对犹太人联盟（崩得）的态度问题时，格·瓦·表示深恶痛绝，他宣称这个联盟简直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只不过是一个剥削俄国人的剥削者的组织，他说，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个崩得驱逐出党，犹太人全都是沙文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俄国的政党就应该是俄国人的党，而不应受“坏种”的“迷惑”，等等。无论我们怎样反对这些不成体统的话，都毫无结果，格·瓦·还是一味固执己见，说我们对犹太人根本不了解，缺乏和犹太人打交道的生活经验。因此对这个问题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在会上大家一起读了《声明》，格·瓦·的态度很奇怪，默不作声，不提出任何修改意见，对声明容许论战这一点也没有表示反对，完全是在回避，真正是在回避，不想参加讨论，只是有时突然冒出一两句恶狠狠的话来，说什么要是他（要是他们，即由他专权的“劳动解放社”）呀，当然不会写出这种声明来。格·瓦·冒出的这些毫不相干的话，特别使我感到不愉快，感到吃惊，明明是编委们在举行会议，可是其中有一位（我们曾两次请他起草声明或对我们的声明提出修改方案）不提任何修改意见，而只是讥讽地指摘说，要是他呀，当然不会写出这种东西来（他是想说，不会写出这种怯弱的、温和的、机会主义的东西来）。事情已经很明显，他和我们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接着（会上比较次要的问题我就不谈了），提出了关于对待博博和米哈·伊万·的态度问题。我们主张有条件地邀请他们（格·瓦·的过激态度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想以此表明我们希望采取另一种态度。格·瓦·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过激态度，使人本能地要反对他，要为他的论敌辩护。维拉·伊万诺夫娜很敏锐地觉察到，格·瓦·的论战方式，常常会引起读者对他的论敌的同情）。格·瓦·冷冰冰地声明他绝对不同意，而且在我们和倾向于赞同我们的帕·波·和维·伊·的相当长的谈话中，他一直傲慢地保持沉默。整个上午气氛都非常沉闷，事情摆得很明白，格·瓦·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么是他，要么就邀请这些“无耻之徒”。因此，我和阿尔先耶夫两个人决定让步，并在下午会议一开始就声明，“由于格·瓦·的坚持”，我们放弃自己的意见。这一声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好象我们让步是应该的！）。这种“最后通牒的气氛”（阿尔先耶夫后来这样说）使我们非常恼恨，而格·瓦·想实行绝对统治已是很明显了。以前，我们私下谈论博博时（一天晚上，格·瓦·、阿尔先耶夫、维·伊·和我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经过热烈争论以后，格·瓦·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诸位先生，我不提任何条件，以后我们在会议上再共同讨论这一切问题，一起作出决定吧。”当时这使我很感动。但是，会上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在会上格·瓦·回避同志般的讨论，怒气冲冲地一言不发，用自己的沉默明显地“提出了条件”。我觉得这清楚地表现出他的不真诚（虽然我不是立刻就产生如此明确的印象）。阿尔先耶夫直截了当地说：“我绝对忘不了这次对他的让步！”到了星期六，我记不清那天白天谈的是什么，晚上我们大家一起走路时又发生了新的冲突。格·瓦·说，应当约某人（这个人在报刊上还没有露过面，但是格·瓦·却把这个人看作哲学的天才。我不认识这个人，只知道她盲目崇拜格·瓦·）[95]写一篇哲学方面的文章，格·瓦·还这样说：我要建议她文章一开头就批评考茨基——考茨基这个家伙已经成了一个“批评派”了，他准许《新时代》[96]登载“批评派”的哲学论文，而不给“马克思主义者”（即普列汉诺夫）以充分的篇幅。阿尔先耶夫听到这种激烈反对考茨基（他已被聘请为杂志的撰稿人）的做法，非常气愤，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不恰当。格·瓦·绷着脸很不高兴，我同意阿尔先耶夫的意见。帕·波·和维·伊·默不作声。半小时后，格·瓦·走了（我们送他上船），在临别的时刻他还是脸色阴沉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他走后，我们大家立刻松了一口气，又“很融洽地”谈了一阵。第二天是星期日（今天是9月2日，星期日。就是说这不过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情！！！而我却觉得已经事隔如年了！距今已经很远很远了！），会议决定不在我们别墅举行，而在格·瓦·那里举行。我们到他那里去了，——阿尔先耶夫先到，我是后到的。格·瓦·派帕·波·和维·伊·对阿尔先耶夫说，他格·瓦·不参加编辑工作，只想做一个普通的撰稿人。帕·波·走了，维·伊·十分慌张，不知如何是好，她对阿尔先耶夫嘟哝着说：“若尔日不满意了，他不想……”这时我来了。是格·瓦·给我开的门，他脸上露出一丝莫名其妙的微笑，和我握了握手就走开了。我走进维·伊·和阿尔先耶夫在的那个房间，他们的神色很奇怪。我就问：二位，怎么啦？这时，格·瓦·进来叫我们到他的房间里去。在那里他声明说，他最好还是做一个撰稿人，普通的撰稿人，否则老是要发生摩擦，他对问题的看法显然跟我们不同，他理解和尊重我们党的观点，但是他不能采取这个观点。最好我们做编辑，他做撰稿人。我们一听都楞了，真是楞了，表示不同意。这时格·瓦·就说：好吧，如果在一起，那么我们怎么表决呢？一共几个人？——六个人。——六个人不合适。维·伊·帮腔说，“那么就算格·瓦·两票，否则他总是孤立，策略问题上两票”。我们同意了。这样权柄就落入了格·瓦·手中，他立刻以编辑的口吻来分配杂志的各个专栏和文章，以不容反驳的口吻要在场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负责这一栏或那一栏。我们都很沮丧地坐着，无可奈何地一概同意，还来不及弄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觉得自己做了傻瓜，我们的意见愈来愈软弱无力，而格·瓦·则愈来愈轻易地和漫不经心地“丢开”这些意见（不是反驳，而是丢开），“新的制度”实际上完全等于格·瓦·的绝对统治，格·瓦·非常清楚这一点，老实不客气地统治起来，对我们也不大尊重了。我们已经意识到上了一个大当，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可是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刚刚下船回别墅去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发作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格·瓦·大骂了一通。
　　但是，在叙述这些责骂的内容及其后果以前，我想先稍微离开一下本题，然后再回过来谈。普列汉诺夫想实行绝对统治（不管实行统治的形式如何）为什么使我们这样气愤呢？因为从前我们总是这样想：我们将担任编辑，而他们则是最直接的参加者。我主张一开始（还是在俄国）就这样正式提出这个问题，阿尔先耶夫主张不要正式提出，认为最好还是“好好商量”（结果会是一样的），——我同意了。但是，我们两个人都一致认为编辑必须由我们担任，因为“老头子们”太执拗，况且他们不可能认真细致地进行繁重的编辑工作。我们就是根据这些理由作出决定的；至于他们的思想领导，我们是完全愿意接受的。在日内瓦我同普列汉诺夫的亲密青年同志和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组员[97]，普列汉诺夫的老拥护者，为普列汉诺夫忠心耿耿地工作的人，不是工人，而是工作人员，普通的办事人员）谈过话以后，我（和阿尔先耶夫）确信事情正应当这样安排。这些拥护者自己对我们毫不隐讳地说，编辑部设在德国最合适，因为这可以使我们不受格·瓦·的牵制，如果让老头子们掌握实际编辑工作，就会造成可怕的拖延，弄不好还会使事业遭到失败。阿尔先耶夫也根据这些理由坚决主张设在德国。
　　刚才我在叙述“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的时候，谈了新历8月26日（星期日）晚上我们回家时的情况。我们刚一下船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就大发了一通牢骚。我们真是怒不可遏，由沉闷转为大发雷霆。我们在村子里来回走着，一直到深夜，夜是漆黑的，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我们一边走一边发脾气。记得是阿尔先耶夫一开口就说，他认为他和普列汉诺夫的私人关系，从此破裂，而且永远也不会恢复。他说，公事上可以保持往来，但我和他的私人关系就到此为止。他这样侮辱人，使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对我们有非常“卑鄙的”想法（即他已暗自把我们看作野心家）。他蔑视我们，等等。我完全支持这些指责，我对普列汉诺夫的“爱戴”全然消失了，我非常悔恨，非常伤心。有生以来我还没有这样由衷地、深深地尊敬过一个人，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这样“顺从”过，因而也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沉重的“打击”。而事实上我们恰恰是遭到了打击：他们象吓唬小孩子那样吓唬我们，说大人要把我们丢下不管，等我们害怕了（多么可耻啊！），就极其无礼地把我们推到一边。现在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普列汉诺夫上午不参加编辑工作的声明，不过是为幼稚的“毛孩子”设下的圈套，预先想好的一着棋，一个陷阱。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因为，假如普列汉诺夫真的怕参加编辑工作，怕妨害事业，怕在我们之间发生不必要的摩擦，那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转眼就暴露出（毫不掩饰地暴露出），他所谓参加编辑完全等于他独自编辑。我们想同一个人密切地共事，同他亲密无间地交往，而这个人却用预先想好的一着棋来对待同志，这个人无疑不是好人，实在不是好人，他那种个人的渺小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很强烈，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这个新发现——这在我们看来真是一个新发现！——对我们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以前我们两个人都很爱戴普列汉诺夫，象对待自己爱戴的人那样处处原谅他，对他所有的缺点都不去注意，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些缺点是不存在的，都是一些琐屑小事，只有那些不重视原则的人才注意。而现在我们自己不得不深深相信，这些“琐屑的”缺点能够使最忠实的朋友疏远，而无论怎样相信他理论上正确都使人忘不了他那令人厌恶的品质。我们无比地愤怒：理想人物被打垮了，我们痛快地践踏这个被推倒的偶像，无所顾忌地进行最尖锐的申斥。我们决定不能这样下去！我们不愿意、不会、也不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一起工作。别了，杂志！我们要抛开一切回到俄国去，在那里再从头做起，只办一个报纸。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人手下当卒子；他不允许有同志关系，而且也不懂得同志关系。我们不敢自己担负编辑工作，而且现在我们也讨厌这样做，这样做就真好象我们纯粹是在追求编辑的美差，好象我们是野心家，好象我们也有这样的虚荣心，只不过在程度上差一些罢了……我们当天晚上的心情是很难确切描述的，我们的心情是多么复杂，多么沉重，多么混乱啊！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我们彻底放弃了一项我们象对待爱子一样倾注了多年心血的事业，一项同我们至关重要的全部工作密切相关的事业。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过去爱戴普列汉诺夫，假如我们不是那样爱戴他，而是比较清醒、比较冷静，对他的看法稍微客观一点，那我们对他就不会这样，我们也就不会遭到这种真正的破产，这种“精神上的洗劫”（这是阿尔先耶夫十分准确的说法）。这是一次最辛辣的人生的教训，是辛辣和沉重得令人痛心的教训。几位年轻的同志对一位年长的同志“献殷勤”是出于对他的深深的敬爱，可是他却突然把勾心斗角的气氛带进来，使他们感到自己不是小弟弟，而是让人愚弄的傻瓜，是任人摆布的卒子，甚至是必须大肆恐吓和压制一下的无能的野心家。于是满怀爱戴之情的年轻人从自己所爱戴的人那里取得了一个沉痛的教训：对一切人都“不可过于动感情”，必须胸怀戒心。在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好多好多这类伤心的话。当然突然的破产不免使人有所夸大，但基本上这些伤心之谈还是正确的。我们热中于爱戴他，实际上当了奴隶，当奴隶本来是不体面的事情，而正因为是“他”本人使我们亲身尝到了奴隶的滋味，我们就更加懊丧百倍……
　　我们终于各回房间睡觉去了，并且下定决心明天就向普列汉诺夫表示我们的愤慨，决定放弃杂志，离开这里，只办一个报纸，把用于杂志的材料出版小册子，我们想，事业不会因此受到损失，而我们却可以避免和“这个人”保持密切的关系了。
　　第二天我醒得比往常早，是帕·波·上楼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把我吵醒了。他敲阿尔先耶夫的房门，我听到阿尔先耶夫应了一声，开了门。当时我想，阿尔先耶夫有没有足够的勇气立刻把这一切都谈出来呢？最好是立刻谈出来，必须立刻谈出来，不要拖延。我洗漱完毕，穿好衣服，就到阿尔先耶夫的房间去了。他正在洗脸，阿克雪里罗得坐在安乐椅上，脸拉得长长的。阿尔先耶夫对我说：“某某，我已经对帕·波·说了，我们决定回国，我们认为事情这样办不行。”我当然完全同意和支持阿尔先耶夫的意见。对阿克雪里罗得，我们一点不客气，什么都说了，阿尔先耶夫连我们怀疑普列汉诺夫把我们看作野心家都说了。阿克雪里罗得有些同情我们，他无可奈何地摇着头，显出一副惶惑不安、不知所措的样子，但马上又断然提出异议，叫嚷说，这就不对了，普列汉诺夫有各种缺点，但是绝没有这个缺点，这样就不是他对我们不公道，而是我们对他不公道了。本来他打算对普列汉诺夫说，“你看，你是怎么搞的呀，你自己去对付吧，我可不管”，而现在他决定不说了，因为他发现我们也不公道。他这些话当然对我们没起多大影响。当可怜的帕·波·确信我们决心已定的时候，他的样子简直尴尬极了。
　　我们一起出来，想去通知维·伊·。可以预料，她听到“分裂”（可是事态发展的结果正是分裂）的消息一定会特别难过的。阿尔先耶夫在头一天晚上对我说过，他甚至担心，非常担心她会自杀……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三个人走出来时的心情：我想，“我们象是在送葬”。真的，我们象是在送葬，默默无言，眼睛看着下面，被荒谬的、毫无道理的和莫名其妙的损失搞得垂头丧气。真该死！经过长期的苦难和挫折之后，情况正在好转，突然刮来一阵旋风，又把一切都吹垮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就象一个亲近的人刚刚去世时不敢相信一样］，难道是我，普列汉诺夫的一个狂热的崇拜者，现在竟这样恶狠狠地议论他，冷冰冰地咬着牙准备去对他说出那些冷酷无情的话，几乎是向他宣布“绝交”。难道真会是这样吗？难道这不是一场噩梦，而竟是现实吗？
　　就是在和维·伊·谈话的时候，这种感受也还没有消失。她并没有显出特别激动的样子，但是可以看出，她感到非常压抑，她一再请求，几乎是哀求说，我们能不能放弃自己的决定，我们再也不能试一下了吗？可能实际上没有这样可怕，在工作中关系可能会好起来，在工作中他那种令人厌恶的性格就不会如此明显了……听到这样一个人的由衷的请求，简直令人难过到极点，她对普列汉诺夫虽然唯命是从，但是她是一个绝对真诚的、对事业满腔热忱的人，是一个以“奴隶的英勇精神”（阿尔先耶夫的说法）戴着普列汉诺夫精神枷锁的人。这种气氛简直使我难过得险些落下泪来……在送葬时，谈起如何惋惜，如何绝望……的话来，最容易使人伤心落泪。
　　我们离开了帕·波·和维·伊·。吃过午饭以后我们向德国发了信，说我们就要到那里去，把机器停下来，为了这件事甚至还发了电报（还是在和普列汉诺夫谈话以前！！），我们谁也没有怀疑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做。
　　午饭后在约定时间我们又去看帕·波·和维·伊·，普列汉诺夫应该已经在他们那里了。我们到达时，他们三个人都走了出来。我们默默地打了招呼，——而普列汉诺夫竭力想说些不相干的话（我们请帕·波·和维·伊·预先通知了他，所以他全都知道了）——走进房里坐下来。阿尔先耶夫先开口，沉着地、冷冷地和简略地说我们觉得实在不可能在昨天确定的那种关系下进行工作，决定回国去同那里的同志们商量一下，因为我们不能擅自决定，杂志的事，只好暂时放弃。普列汉诺夫非常沉着，很有自持力，显然完全能控制自己，丝毫没有帕维尔·波里索维奇或维拉·伊万诺夫娜那种局促不安的表现。［这种尴尬的场面他才不在乎哩！我们看着他生气地这样想！］他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阿尔先耶夫说，“我们处在最后通牒的气氛中”，并且对这句话进一步作了一些说明。普列汉诺夫紧逼着问我们：“你们害怕什么呢？怎么？难道出了第1期以后，第2期我就会向你们举行罢工吗？”他以为我们不敢说这话。但是，我也冷冷地平静地回答说：“这和亚·尼·说的有什么不同呢？他和您说的就是一回事。”普列汉诺夫显然有些不自在了。他没有料到会有这种口吻，这样冷淡的态度和这样直率的指责。他说：“既然已经决定要走，那再谈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的处境很难，你们一切都是凭印象，此外什么也没有了，在你们的印象里我是一个坏人。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想转移这个“令人难堪的”话题，因而说道，我们的过错可能在于，没有探明深浅就蹚水过河。普列汉诺夫回答说：“不是的，坦白地讲，你们的过错在于，你们（也许阿尔先耶夫的神经过敏起了作用）把那种丝毫不值得注意的印象看得太严重了。”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么暂时只出一些小册子吧。普列汉诺夫生气地说：“我没有想过搞小册子，现在也不想搞。别指望我了。你们既然要走，我也不会闲着不做事，在你们回来以前我可能去做别的事情了。”
　　后来我想起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声明，对它进行了全面分析，我认为再没有比这个声明更使他在我的心目中一落千丈了。这是一种公然的威胁，一种很失策的恐吓，只能把普列汉诺夫“置于死地”，因为它暴露出他对待我们的“策略”是：对他们只要狠狠恫吓一下就行了……
　　但是，我们对这种威胁毫不在意。我只是默不作声，心里想：好吧，你做绝了，那好，既然是交战，就按交战办事。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当初了，一夜工夫就已脱胎换骨了，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你就是个傻瓜。
　　普列汉诺夫看到威胁不成，就又试用另外一种花招。除了花招还能叫什么呢，因为没过几分钟他马上就改口说，对他来说，和我们分裂无异于完全放弃政治活动，说他放弃政治活动后就去从事学术性的、纯学术性的写作，因为同我们都不能共事，那同别人就更难了……吓唬不成，吹捧也许管用！……但是恐吓以后，这只能令人厌恶……谈话很简短，事情并不顺利；普列汉诺夫看到这种情况，就转过话题谈俄国人在中国的暴行，但几乎是他一个人说话，不久我们就散了。
　　普列汉诺夫走后，同帕·波·和维·伊·的谈话就索然无味和无关紧要了。帕·波·转弯抹角地说话，竭力向我们证明普列汉诺夫也很难过，如果现在我们就这样走了，我们会感到内疚的，等等。维·伊·在同阿尔先耶夫的促膝交谈中，承认“若尔日”总是这样的，承认她自己有“奴隶的英勇精神”，认为如果我们走的话，“这对于他是一个教训”。
　　当晚余下的时间，我们过得很无聊，很沉闷。
　　第二天，新历8月28日，星期二，我们应该去日内瓦并转赴德国。一向晚起的阿尔先耶夫清早就把我叫醒了。使我惊讶的是，他说，他没有睡好，他想出了最后一个可行的方案，至少可以勉强挽回僵局，不致因私人关系破裂而断送重要的党的事业。我们出版一个文集，好在材料已经有了，同印刷所也联系好了。在目前编辑关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暂时先出文集，以后再说，因为从文集转为杂志或小册子都是很容易的。如果普列汉诺夫还要犟下去，那就滚他的吧，反正我们自己知道，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去通知帕维尔·波里索维奇和维拉·伊万诺夫娜，路上碰到了他们，他们正好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地同意了，帕·波·自告奋勇去同普列汉诺夫商谈并且要促使他同意。
　　我们到日内瓦同普列汉诺夫进行了最后的商谈。从他谈话的口气看，我们之间似乎只不过是由于急躁而发生了一点可悲的误会，他关心地问起阿尔先耶夫的健康，几乎要拥抱他，阿尔先耶夫差一点没有闪开。普列汉诺夫同意出版文集。我们说，关于编辑工作的组织问题可以有三种方案（1.我们是编辑，他是撰稿人；2.大家都是编辑；3.他是编辑，我们是撰稿人），我们要在俄国讨论这三个方案，拟出一个草案，带到这里来。普列汉诺夫声明，他坚决拒绝第三个方案，坚决主张完全取消这个方案，至于前两个方案他都同意。最后我们商定：在我们提出新的编辑制度的方案以前，暂时先保留旧的制度（即六个人都是编辑，其中普列汉诺夫占两票）。
　　接着，普列汉诺夫表示希望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不满意。我提出，如果我们今后能多考虑一下将来而不要追究过去，那会更好些。但是普列汉诺夫坚持说，应搞清楚。于是几乎只是普列汉诺夫和我两个人的谈话就开始了——阿尔先耶夫和帕·波·没有说话。谈话是在相当心平气和的、甚至完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的。普列汉诺夫说，他觉得，阿尔先耶夫好象是因为他在司徒卢威问题上表示拒绝而生气了。我说明，相反，是他向我们提出了条件，违反了他以前在树林中所作的不提任何条件的声明。普列汉诺夫辩白说，当时他不发表意见并不是提条件，而是他认为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我谈到必须容许争论，在我们之间必须进行表决，普列汉诺夫同意后一点，但是他说：在枝节问题上当然可以进行表决，而在基本问题上不行。我反对说，恰好这两种问题往往很难分清，恰好在问题的划分上编辑之间必须进行表决。普列汉诺夫固执地说，这就是凭良心的事情了，基本问题和枝节问题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表决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即编辑之间在划分基本问题和枝节问题的时候可不可以进行表决的问题上，我们弄僵了，再没有前进一步。普列汉诺夫使出了他善于举例、比喻、逗笑和引证的全副本领，使人不禁发笑，但就是把问题压下了，不直截了当地说一个“不”字。我已有了明确的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不能让步，不能放弃自己的“个人主义”和“最后通牒”，因为他在这种问题上不会跟你表决，而只会向你提最后通牒。
　　当天晚上我就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任何“劳动解放社”的人。我们决定，除了最接近的几个人以外，不对任何人提起所发生的事情，决定保持外表上的体面，——以免敌人高兴。在表面上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整个机器还得象过去那样继续运转，而只是里面有一根弦断了，公事公办的干巴巴的关系开始代替友好的私人关系，并且时刻记住：欲求和平，先得备战。
　　谈一谈那天晚上我和普列汉诺夫的一个挚友和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组员的谈话，是很有趣的。我一句也没有向他透露所发生的事情，我只说，杂志的事已筹划好了，文章也确定了，现在只剩干了。我和他谈到怎样具体安排工作。他郑重地表示，老头子们绝对不能搞编辑工作。我谈到“三个方案”，并且直率地问他：您认为其中哪一个最好？他直截了当地、毫不犹疑地回答说：第一个方案（我们是编辑，他们是撰稿人）最好，那样的话，大概杂志是普列汉诺夫的，报纸是你们的。
　　我们离开所发生的事情愈久，对这件事情就愈心平气和，并且确信：撂挑子是毫无道理的，目前我们用不着害怕担负编辑工作（文集编辑工作），而这个工作正是必须由我们来担负，否则就绝对没有任何可能使机器正常运转，也没有任何可能使事业不至于因普列汉诺夫爱拆台的“品质”而断送掉。
　　9月4日或5日我们到达某地[98]时，已经拟好了我们之间正式关系的草案（还是在路上，在火车上我就开始写这个草案了），按照这个草案，我们做编辑，他们是在一切编辑工作问题上都有表决权的撰稿人［注：参看《协议草案》一文（本卷第292页）。——编者注］。还决定先同叶戈尔（马尔托夫）一起讨论这个草案，然后再交给他们。
　　火星开始有希望重新燃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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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90]指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联合会的核心）同拥护经济主义的青年派之间发生的分裂。——293。
　　[91]格·瓦·普列汉诺夫声称他1895年似乎是“奉命”不向彼·伯·司徒卢威“开火”，这是企图为他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修正主义言论采取调和态度辩护。实际上正是当1895年列宁在日内瓦和苏黎世期间，他同列宁在如何对待自由派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当时普列汉诺夫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坚持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支持俄国自由派的立场，而指责列宁对自由派的批评太严厉。普列汉诺夫对列宁说：“您背向自由派，而我们面向自由派。”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不仅不批评司徒卢威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观点，反而加以袒护，是不对的。——294。
　　[92]看来是指彼·伯·司徒卢威在1897年《新言论》杂志第8期发表的《再论自由和必然性》一文中，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这件事。参看列宁1899年6月27日（7月9日）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294。
　　[93]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1900年）中发表崩得分子采·莫·科佩尔宗和经济派分子叶·德·库斯柯娃的三封私人信件同其他文件一事。但列宁对《指南》的政治意义评价极高，认为它的全部实质是向“信条主义”和“库斯柯娃主义”的可耻原则宣战。——294。
　　[94]指尔·马尔托夫（尤·奥·策杰尔包姆）。列宁和亚·尼·波特列索夫同劳动解放社谈判时，他在俄国南方。1901年3月他才出国。——297。
　　[95]看来是指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笔名正统派）。《曙光》杂志刊登了她反对修正主义者尼·亚·别尔嘉耶夫和彼·伯·司徒卢威的两篇文章。——299。
　　[96]《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99。
　　[97]指参加过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一些人，他们在1900年4月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和联合会的机会主义多数断绝关系，同劳动解放社一起建立了名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301。
　　[98]即纽伦堡。列宁参加《火星报》小组和劳动解放社举行的会议后，在从日内瓦赴慕尼黑的途中，曾经过这个城市。——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