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III—1408]｛价值和单位价格。假定7镑的货币额代表每英亩土地（种小麦）上所花费的劳动量。
“他的即租地农场主的费用将始终大致相同，但他的收成可能变化，因此，他的小麦应当按照与他的收成相应的价格出售”（[约翰·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107页）。
例子很好，因为大概地假定了劳动始终完全一样。
往下又说：
“如果租地农场主的收成每英亩是5夸特，那么，他可以每夸特按28先令出售，总共可得7镑；如果他每亩收获4+（1/2）夸特，那么，他可以每夸特大约按31先令出售，总共也可得7镑；[同样，要卖得7镑，他就得在收成为
4夸特时，每夸特按35先令出售
3+（1/2）夸特时，每夸特按40先令出售
3夸特时，每夸特按46先令8便士出售
2+（1/2）夸特时，每夸特按56先令出售
2夸特时，每夸特按70先令出售。”（同上，第108页）｝[315]
这位租地农场主[约翰·阿伯思诺特]在其著作《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中代表双重意义上的自由贸易理论。一方面，自由输入和输出。另一方面，市场上的充分自由：对商品出售的任何限制，都是贸易的障碍，因而必然提高商品的价格。（同上，第110页）同时，资本的这种绝对自由的运动是和它特有的内在规律相一致的，对劳动人口表现得最为残酷无情，劳动人口只属于资本的“非生产费用”[《faux frais》]项目。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还没有为自己造成自由发展的一切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是绝对依赖于资本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资本就调整并干预一切，直到使上述条件完全适合于自己为止。资本对付国外竞争的措施，表现为保证劳动人口有工可作的手段。国内的强制手段，部分地表现为达到国家目的——尽可能“大量”生产——的手段，部分地表现为达到下述目的的手段：使劳动不致白费，并“使外国人卖得不比我们便宜”。（同上，第3页）
这个租地农场主[一方面]通过资本主义式的土地耕作，促进（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使不变资本节约。小租地农场主没有必要数量的马匹，此外，他必须有相对较多的现金和较多的工人。（同上，第5、6页及以下各页）
“几乎在任何一种土地上，都有一些作业……它们在不同的时候需要不同数量的马匹；例如，有时为了翻耕一块休闲地，一架犁得套上6匹马；在这种情况下，拥有30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将用2架犁干活，而连一架犁也没有的小租地农场主就得等待，以致也许[XXIII—1409]要到很晚的时候才能收割；或者，至少他将错过所有适合翻耕休闲地的暖和天气的有利时机。另一方面，在翻耕休闲地和播种时，有许多作业只要3匹马驾犁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在300英亩土地的农场上，将有4架犁作业，每架犁套3匹马，而小租地农场主可能只有一架犁……因此，拥有300英亩土地并有相当资本和马匹的租地农场主，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较多的工作量，而且能够在最紧要关头完成它们〈关于这一点，还可参看李比希的著作[316]〉，这具有更大的效果。这样，他的土地当然耕作得更好，翻耕休闲地、播种、施肥，总之，每种作业在他那里都完成得较好，因为每种作业都能很快完成；既然他的土地的情况较好，那么，不容否认，他的产品量必定较高。”（第6—7页）
“大租地农场主的大车和大篷车也有很大的优势……他还有很好的耙、滚子和许多其他劳动工具。”（第8—9页）
接着还说：
“家畜饲养：公牛或绵羊以及其他一些家畜。也许人们会问……难道在3个小农场中不能饲养同样数量的家畜吗？不能，其所以不能，原因很多：购买家畜并为之弄到人工饲料，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从事大事业的人有决心……这是租地农场主的许多巨大优越性之一，因为他可以把牲畜养肥了去屠宰，同时借助人工牧场，可以比在天然牧场上放牧和储备干草的场合向市场提供更廉价的牲畜。”（第9、10页）
小租地农场主同大租地农场主相比，相对地需要同样多或更多的工人。如果他自己的孩子[劳动]，那么
“他们的生活费就不会象雇佣工人的生活费那么少。[第11页]
如果租地农场主自己劳动，那么
“他会因此而受到损失。他的事务应当是全面照料：他必须监督打谷人……监督割草人、割麦人等等；他必须经常巡视自己所有的土地；他必须查看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如果他只局限在一处，那么别处就难免有疏忽。”[第12页]
至于这些租地农场主自己，那么
“监督300亩需要3个人，但是一个人骑着马，至少也可以同样很好地完成这件事。”（同上）
“大农场的劳动同小农场的劳动相比具有许多优越性，这只是就租地农场主的日常工作而言，并不涉及用泥碳往土地上施肥、排除积水等各种大规模的劳动……因为小农场缺乏进行这类事情的足够资本，这类劳动即使偶尔会有，也是很少的。”（第13页）
地租。有些人赞扬
“以三种地租计算租地农场主利润的老方法。在农业的幼年时期，这是财产的公平而合理的分配。在不太开化的国家中，现在仍采用这种方法。在法国和德国以及我们在美洲某些殖民地的大部分地区，是一方提供土地和资本，另一方提供知识和劳动。但是在耕作得好的肥沃的土地上，地租现在具有最小的意义。人们必然按照他能够作为资本和作为自己劳动的年支出所投入的总额来计算自己货币的利息，或者说自己的收入。”（第34页）
[XXIII—1410]｛赤贫。
“贫民总是得到社会的救济，因此，如果说他们以此来生活，他们至少总得量入为出。”（《贫民管理的研究》1767年伦敦版第84页）
因此，这种社会救济是赤贫的原因。不对吗？｝
｛纳萨涅尔·福斯特《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
粮价提高的原因。
（1）“一国的财富，或国内积累起来的并在各个地区流通的大量货币”（第1页），（2）奢侈和（3）赋税。
天然富饶程度过高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不利的。（同上；见补充笔记本B[317]第8页）
为机器生产辩护。（同上，第8页和第9页）
阶级对立。
“土地所有者和产业家始终互相敌视并忌嫉彼此的利益。”（上述著作，第22页注）
“由于大多数制造业和许多种生产的状况不稳定，以及由于工资的不断波动，不幸的是，业主和他们的工人彼此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同上，第61页）
懒惰、奢侈、工人的恶习。福斯特援引说：
“人们希望，不幸者是完美无瑕的。”（克·爱尔维修《论智慧》[载于《爱尔维修全集》]1777年伦敦版第2卷第49页）
“懒惰、奢侈这些对贫民来说始终是不可宽恕的恶习，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完全是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那里学来的。奢侈还从来不是自下而上地形成的。”（福斯特，上述著作，第62—63页）
为谷物投机等辩护（[补充笔记本B]第9页；[福斯特，上述著作，第89—90页]）
福斯特为较小的租地农场主辩护，反对
“大的租地农场主商人”。（同上，第111页注）[318]
“当然，土地所有者……在最近没有理由抱怨。土地的价值及其产品的价值提高到现在的高水平，只是由于我们的商业和工业。这不仅实际上是正确的，而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如果对土地的产品没有需求，它就没有任何价值。相反地，这种需求只可能来自工业，也就是来自商业和制造业。”（同上，第213页）｝
自耕农[319]的消失。
“当时〈在1688年革命时期〉在国内除了贵族和租地农场主以外，还有一类叫作自耕农的人，他们在自有的产业中劳动，这种产业主要是每年能带来40至80镑收入的农场……这些人是勇敢[XXIII—1411]的规矩的人。由于财富的大量流入和风俗的改变，他们到1750年几乎完全被消灭了，而现在几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关于济贫说和食物价格高昂给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建议减税和降价》，萨福克一绅士著，1795年伊普斯维奇版第4页）
｛“粮食供应不足的原因：第一……人口的增长……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总产品量中比过去更大的一个部分花费在马和其他牲畜的饲养上，而这反映在供人食用的粮食数量上，等等。”（波纳尔总督《论谷物和面包的缺乏与价格高昂》1795年剑桥版第8页）｝
农场的合并。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区中〈他所列举的教区〉现在存在的农场不是24个〈每个占50至150英亩土地〉而是只有3个。”（托马斯·莱特〈马克街的〉《论大农场垄断的简短的公开演说》1779年伦敦版第2—3页）
“在王国的所有地区，把单独的庄园合并起来形成大的农场，已成为贵族土地所有者通常的实际做法，或者，把彼此离得很近的庄园出租给一个人，这成了许多土地所有者的实际做法，由于这样做的结果，租佃者富裕起来，而他们的人数则不断减少，所以他们很容易建立联合。”（《论面粉业和谷物昂贵的两封信》，一个企业家著，1767年伦敦版第19—20页）
劳动的贬值是由于货币价值下降。（货币贬值，甚至人为地提高货币的价值，会产生同样的作用。）
“商人和工业家不论从事什么事业，他们总是能够把一切东西的价格提得比货币价值减少的程度更高；但是，工人为了自己的生存，除了他每天的劳动外，一无所有，所以他在提高自己的劳动价格方面总是被迫落后于人，因为他不能等待他的劳动获得适当的价值，他只好经受非常的贫困。”（[索·杰宁斯]《论现在食品价格高昂的原因和后果》1797年伦敦版第18页）
{人口是谷物价格上涨的原因。
“在1771年至1789年的一段时期内，商业、制造业和人口增长得很快。”（埃德加尔·科里（利物浦的商人）《论谷物法》1791年伦敦版第33页）｝
[XXIII—1412]｛地租。下述著作对地租理论史很重要。虽然安德森发现了级差地租理论，但他远没有用这种理论来说明谷物和[整个]粮食价格的上涨。在这里，在下述著作中，第一次作出了这种说明，这是和以前的一切著作不同的。在任何场合，作者通常把地租看作是生产费用的项目之一，特别是，他把肉类昂贵的原因，部分地说成是公有地的圈围，由此，大量租佃者已不能象过去那样喂养自己的牲畜，不能以此偿付地租了。地租不是被直接看作牲畜等涨价的结果，而看作其原因，这不仅符合斯密的地租理论，而且也符合李嘉图等的地租理论，因为斯密关于[除谷物外]其他一切农产品的价格是由谷物价格决定的理论｛关于这一点，还可参看拉姆赛的著作[320]｝，没有人提出过导议，甚至也没有人分析研究过。上述著作的书名为《圈围荒地的后果和当前肉价高昂的原因的政治分析》（1785年伦敦版）。
“并不是充裕或不足使这种或那种物在某一长时期内[便宜或]昂贵，因为价格取决于生产这种物所必需的费用。”（第65页）“实际上，我们有理由抱怨的，并不是物不足，而只是这种物昂贵或价格高。”（第71页）“我国现在牲畜很充裕……但是肉类的价格还是比30年前几乎贵一倍；可见，正是生产费用决定着这种商品的价格。”（第72页）
“归根到底，生活资料的充裕或不足并不决定商品的价格，虽然它们也可能有引起价格暂时提高或下降到一定水平的趋势。生产费用是始终决定着所有各种商品的平均价格的东西……例如，荷兰麻布或纤薄的印度凡而纱可能很充裕，但这些商品的价格从来也不可能在某一长时期内降低到粗麻布价格的水平，因为生产这些优质商品要比生产各种粗劣商品昂贵得多。”（第20页）“金可能买得很贵，正如谷物或干草或其他某种有用的自然产物一样。”（同上）“其次，假定生产费用决定着所有各种商品经常的平均价格，那么我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在我们国家里通过更好地耕作土地，我们能够生产的谷物和干草将比我们现在所生产的多一倍，但是，如果说一定量这样生产的谷物和干草，由于地租的增加和在土地耕作上的花费过多，仍然会使国家或生产它们的租地农场主花费比这些商品现在的花费贵一倍的费用，那么，不论是国家还是租地农场主，都不会由于这种充裕而改善自己的状况。另一方面，只要贫苦人的工资不增加一倍，那么，他们的贫困遭遇就将比现在更甚一倍；如果他们的工资增加一倍，那么，其结果将是现在为供应国外市场而工作的全部工业的告终。”（第20—21页）“虽然在土地天然贫瘠的国家，居民的高度技艺和勤劳有时胜过土地天然肥沃的其他国家的居民，但是，这难道就可以证明，在这些或那些国家任何贫瘠或不毛的土地上，劳动都可以获得象在[XXIII—1413]天然肥沃异常的土地上所获得的那么多报酬吗？肥沃程度或贫瘠程度有许多种。”（第23—24页）
“我曾到过一些国家，那里只有播种时的耙地是培育最高收成所需的唯一耕作形式。至于肥料，在那里哪怕使用很少一点，谷物也会在没有长到成熟之前就烂掉。另一方面，存在着各种程度的贫瘠；例如，有些天然贫瘠的土地，耕作它所得到的报酬却很好；而有一些土地，花了很大劳动之后，只有很少的收获；收获的价值还抵不上栽培的费用；有这样一种贫瘠的土地，在我们王国中这种土地有几百万英亩，对国家来说，完全不耕种它们，比用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实践方法来耕种，反而更有利得多。”（第24页）
“应该把需要排水的‘沼泽地’，例如，狗岛，以及大河两岸的其他许多土地加以区别；每个租地农场主都知道，如果对这些土地适当地进行排水，它们将成为王国中最富饶的草地。”（第26页）“现在英格兰未耕种的土地……主要或是带有不多松土层（或根本没有）的坚硬粘土，在上面种植植物能够获利，或是单纯的沙石，除了帚石南外，什么绿物也不生长，或是含石灰的土，只生长覆盖在崖岩上的薄草皮。”（同上，第27页）
地租进入生产费用。
“现在肉类价格高昂的原因何在呢？为什么非肥育牲畜价格昂贵，这种价格昂贵的原因何在呢？——因为在公有地上饲养牲畜的费用与必须支付地租的土地上饲养牲畜的费用之间存在着差额。”（第81页）｝
对茅舍贫农[注：一种雇农，他们从他们为之劳动的土地所有者或租地农场主那里获得一座小屋和一小块宅旁土地。——编者注]的剥削。（见前引著作《圈围荒地的后果和当前肉价高昂的原因的政治分析》）
“租地农场主禁止茅舍贫农在他们自身以外保有任何其他生物，其借口是：如果他们饲养牲畜或家禽，他们就会从谷仓中偷窃饲料。他们还说：如果你们使茅舍贫农处于贫困状态，你们就能使他们保持勤劳。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租地农场主用这种办法夺取对公有地的一切权利。”（同上，第75页）“虽然租地农场主、他们的妻子女儿在相当大程度上放弃了旧的生产体系〈蛋、鸡肉、奶油和牛乳的生产体系〉，但是我没有发现，茅舍贫农或他的妻子……不适于从事旧的生产体系；但是公有地的圈围与租地农场主在许多地方的暴政结合在一起，剥夺了他们表现自己天生勤劳所必需的手段。”（第76页）
｛关于英国人民对谷物的消费（1759年），以及1759年对大麦、黑麦、燕麦的消费，见补充笔记本B第16页：
“自1752年至1765年期间，喂马的燕麦年消费量仅伦敦一地就超过了52000夸特。”（查·斯密斯《论谷物贸易和谷物法的三篇论文》1767年伦敦第2版第140页注）｝
｛单个工人对谷物的消费：每年1夸特，也就是1夸特面粉，等于512磅，或等于1夸特和1蒲式耳谷物，这显然是健康工人的平均消费率。这每天是1磅6盎斯面粉。（同上，第187页）｝
[XXIII—1414]｛英国情况的改变；它从出口谷物的国家变为进口谷物的国家。委员会（1790年）把这种变化的原因解释为人口增长、财富增加，从而解释为需求增加。这种变化得到如下说法的证实：
“王国在过去时期生产的谷物通常超过它的居民消费的需要，可是最近几年来，却不得不依赖其他国家的谷物生产，以便部分地供应自己的居民。”（第8页）｛《议会上院审查贸易和外国种植园事务委员会关于谷物进出口法现状的说明》1800年新版（1790年3月8日向国王提出）｝
在1765年以前，实行谷物出口，自1771年起，实行谷物进口。
｛计件工资制。（自由劳动和奴隶劳动。）
“在全部劳动必须由奴隶来完成的地方，计件劳动方式不为人所知，农场主或大地产所有者必须……整年供养收获时所必需的那么多奴隶。”（威·米特福德《论议会上院委员会的意见》1791年伦敦版第59页）｝
｛移民法。
“完全可以把现在的移民法看作是妨害农业的障碍，因为它禁止劳动者往国内需要他们的地区移居，从而迫使他们无可奈何地处于无事可干的状态。问题是使贫民摆脱他们现在束缚在土地上的状态。”（同上，第53页）｝
｛肥力的差别。
阿瑟·杨格《贫乏问题浅说》1800年伦敦版。（阿·杨格——农业部秘书。）
按照他自己的统计，以及按照农业部的统计等等，英格兰1英亩的平均产量等于23蒲式耳，也就是大约3夸特。（第9页）在英格兰共计有40个郡；在最坏土地上（杭廷登郡）平均1英亩生产15蒲式耳，而在最好土地上（林肯郡和拉特兰德郡）为28蒲式耳。
由此可见，在8个郡中，最低平均收成是15、18和20蒲式耳，相反，在21个郡中，平均收成在23蒲式耳到最高限度28蒲式耳之间。｝
｛资本处于生产领域。
“现在——1814年——种了燕麦或豆类并已收获的田地，在来年1815年将休闲，至少翻耕和耙地五遍或六遍，以便把土弄松，为在1815年9月或10月播种小麦备好土地；到秋季，将种上小麦，到1816年9月，小麦收割；因此，在收成上支付了[XXIII—1415]两年地租、税收和各式各样的贡赋。”（《大不列颠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的抗辩》1814年伦敦版第4—5页）“最低的地租是每英亩30先令至40先令。”（同上，第4页）｝
｛计件工资制等。在同一本小册子中说：
“绝大部分农活是由按日或按件雇用的工人来完成的。他们的工资或收入每周只表现为12先令；虽然可以假定，一个人在采用计件工资的情况下，严格地说，由于劳动有较大的刺激，比在采用周工资的情况下能够多挣1先令或许2先令，但是在计算他的总收入时就会发现，他在一年中由于天气不好或疾病所造成的损失抵销了这一增加部分。一般说来，我们还会发现，这些工人的工资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保持着一定的比例；所以，有两个孩子的人……可以不靠教区的救济而维持一家的生活。”（同上，第34页）“劳动价格的降低更可以说是每年雇用的仆役的状况……他们必不可少的需要通常只限于他们自己。”（第35页）｝
｛地租和休闲。
“如果说，在近几年谷物普遍涨价之前，耕地一般只提供不多的地租主要是因为有公认的必要的经常休闲，那么现在就应该再减少地租量，以便有可能回到原来的休闲制。”（詹·迪·休谟《关于谷物法及其同农业、商业和财政的关系的看法》1815年伦敦版第72页）｝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100英亩土地上收入和支出的计算。（补充笔记本B[321]，第21—22页）｝
伯克在上面引用的小册子中把“劳动贫民”的说法看作是可憎的政治伪善；此人把大商人看作是伪君子，而且对大地主等等来说是可憎的伪君子。“劳动贫民”的说法出现在法律中，其次，也出现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几乎所有作家的著作中（其中包括亚·斯密的著作。例如，见论述分工后果的那一段[322]），在伊登等人的著作中，部分地是同闲散贫民（赤贫者）相对而言，部分地是同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相对而言[323]。
｛地租。
在我们的史册上，自1740年至1750年，是谷物最便宜，也是谷物出口最多的时期。（《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主要是评它同谷物贸易的关系》1815年伦敦版第33页）从上院议员的报告中（第143页）可以看出，耕作100英亩的费用，在1790年是411镑15先令11+（3/4）便士，而在1813年是771镑16先令4+（1/2）便士，但前一个数额同后一个数额的比例，几乎等于第一年小麦的价格6先令同第二年小麦一蒲式耳的价格11先令的比例。（同上，第42页）
[XXIII—1416]地租的提高。在大多数领地，地租从2提高到5，而在许多领地提高得还要多。（同上，第43页）
地租随着租金率的降低而提高。追加资本所进行的生产较贵。（同上，第44—45页）（补充笔记本B第30页）
劳动价值和生活资料的价格[注：见本卷第490—504页。——编者注]。
“有人曾企图证明，生活资料的价格并不影响劳动，相反，如果谷物较贵，劳动总是更低廉。这一卓越发现，无疑会使作者有权在拉普特大学执教。要证实这一发现，只要从棉纺工业的幼年时期举一例子就可以了，那里的工资比非熟练劳动的工资高得多，而且由于这一原因以及改良机器的结果，工资总是有下降的趋势。织工现在的实际收入比过去少得多；他同非熟练工人相比的优越性，过去曾是很大的，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事实上，或是由于非熟练劳动价格的提高，或是由于居住法和学徒法的改变所引起的迁移自由，熟练劳动的工资和非熟练劳动的工资之间的差额，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大缩小了。”（同上，第48页）
自1770年以来，贵金属输入欧洲增加了一倍。此后不久，谷物价格开始大涨。（同上，第76页）“自1700年至1770年，银的输入几乎始终未变。当时（按洪堡的材料），银输入欧洲达600万利弗尔（400万输入欧洲，200万后来转输到亚洲）。自从那时以来，银的输入不断增加。”（同上，第76—77页）
流通量。
“必须在星期六晚上支付500工人工资的工厂主，如果工人的工资是500镑，那么，他不可能用工资只是300镑时他支付工人工资所用的那些货币来支付这些工资，一国的流通总是受必须交换的那些商品的价值调节。航行于新堡和伦敦之间的少量商船，引起了这两个城市间贸易的扩大，反过来，大量商品成了利用大量商船的原因。”（同上，第86页）
谷物价格高昂的原因。
“因此表明，谷物价格高昂，部分地是由于银价值降低，部分地是由于流通中货币价值发生变化，并且部分地是由于投机引起的。”（同上，第88页）
清扫领地。
“每个国家的风俗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剩余产品的等价物的性质。凡是这种等价物由工厂制品构成的地方，财富和工业将会繁荣，但是在没有工厂制品来向土地所有者交换他的剩余产品的地方，剩余产品照例由游手好闲的仆从们消费。封建制度下的风俗状况就是这样……那时土地所有者把自己的剩余产品[XXIII—1417]在依附于他的人们的侍从当中进行分配，并且获得的等价物是他们为他服兵役。在欧洲，封建制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而衰落。在苏格兰山区，这种变化还没有完全完成，虽然旧的所有权状况随着现代风俗的发展而日益被破坏了。土地所有者不顾世袭的租佃者，现在把土地给予出价最高的人，给予这样一种人，如果他改良土地，他就会立即采用新的耕作制度。在先前广布着小租佃者或小农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是同它的产品数量相适应的；在这种耕作改良和地租增加的新制度下，人们力求以尽量少的费用，获得尽量多的产品；因为由此变得无用的工人都要被赶走，所以人口不断减少，但不是减少到土地将供养的人数，而是减少到土地将使用的人数。被剥夺了土地使用权的租佃者〈被赶出小屋——见第145页〉或者到工业城市去找生路，或者，如果他们有迁移的资金，就移居到美洲去。”（大卫·布坎南《论斯密博士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1814年爱丁堡版第143—144页）｝
资本的人格化。
“资本耕种土地，资本使用劳动。”（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布坎南发行，第3卷第5篇第2章，1814年爱丁堡版第309页）
｛通过机器减少劳动。工人对此进行的斗争。约·贝克曼[324]。补充笔记本C第4—5页。织带机。
由于改良磨面方法而赢得的小麦。（同上，第5页）
在英格兰为反对锯木机而进行的斗争。（同上，第5页）德国的发明。（同上）｝
｛反对马尔萨斯。（见恩索尔。补充笔记本C，第6—7页）
清扫领地。
“他们剥夺这些家庭使用他们刨去了树墩的原属森林地段的那片土地的权利；他们象害怕野兽的印地安人对老虎进行报复那样来对待村庄及其居民……他们用人换羊毛或羊胴，甚至更贱……当蒙古人入侵中国北部各省的时候，曾经商议要消灭那里的居民，并把他们的土地变成牧场。苏格兰高地的许多土地所有者已经在自己土地上对自己的同胞实现了这个方案。”（乔治·恩索尔《各国人口的研究》1818年伦敦版第215—216页）｝
｛物化劳动交换活劳动。
“因为每个人在进行生产以前必须消费，所以贫穷工人处于对富人的依赖地位，如果他从富人那里得不到食品和其他商品来同他答应用自己的劳动生产的东西相交换，也就既不能生活，也不能劳动。”（西蒙·德·西斯蒙第《论商业财富》1803年日内瓦版第1卷第36页）“为了使他〈富人〉对此〈即这一交易〉表示同意，必须约定：每当过去的劳动同[XXIII—1418]将来的劳动相交换时，富人获得的价值将多于工人。”（同上，第37页）｝
关于资本补偿的区别。（西斯蒙第，前引著作[第130—131、228—229、232页]补充笔记本C，第8页）同样，关于商业资本。（同上）[XXIII—1418][325]
***
[XXIII—1420]｛《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1690年伦敦版。
儿童劳动。
同德国相比，英国人使用年纪更小的儿童劳动[上述著作，第13页]。（补充笔记本C，第24页。）（相反，参看历史伪造者马考莱[326]。）
非生产劳动（这种劳动是纯脑力劳动）。
“必要的祸害。”他赞扬汉堡，因为在这个城市中人们正是这样解释脑力劳动的。[上述著作，第14页]｝
｛商品金和银。这是理解货币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因为货币是一种商品，它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发展为货币，获得这一职能，并且只有在其他商品把它作为商品来交换的情况下，这些商品才能在它上面表现自己的价值。
“应该把金和银本身（我们可以统称为金银条块）看作只是质量很好的商品；而作为这样的商品，它们的价格可以提高和降低，可以说，在不同的地方，由于它们的充裕或不足而具有较大或较小的价值。当重量较小的金银条块可以购买数量较大的本国[农产]品或工业品时，我们可以认为金银条块的价值较高。”（[西·克雷门特]《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一个商人著，1695年伦敦版第7页）
“金和银，已铸币的或未铸币的，虽然被用作计量其他一切物的尺度，但是它们和酒、油、烟、布或毛织物一样，也是商品。”（[约·柴尔德]《论贸易，特别是东印度贸易》1689年伦敦版第2页）“王国的财产和财富严格地说不能只限于货币，金和银也不能被排除在商品之外。”[XXIII—1421][327]（[托·帕皮隆]《东印度的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1677年伦敦版第4页）｝
“铸币的输出可能使智力薄弱者惶恐不安……但是……金和银，如同谷物、酒和油一样都是商品，所以它们应象所有其他各种财产一样流通，并且和它们一起流通；而它们的数量，如同其他一切财富或商品的数量一样，将按市场的需求而增加或减少；由于它们的这种很大优点，所以不论何时，只要存在着商业，存在着用来购买金银的商品和财产，我们就完全不可能感到需要铸币。”（《致一友人书信论公共信贷。因有价证券行市下跌而作》1748年伦敦版第16页）
[XXIII—1422]｛《论新建筑和扩展大小城市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1678年伦敦版。
正象后来用极不合理的原因来说明地租的提高等等一样，当时[十七世纪]也是用这些原因来说明土地价值的下降。此外，“罪过”就在于伦敦的大量新建筑。该著作是对此的反驳。首先，作者指出[土地价值下降的]实际原因，同时也断定，土地价值和地租取决于农产品的价格。
“一年内因鼠疫死亡20万人，这引起了地租的下降；这20万人过去为了吃穿需要有谷物、肉类和毛料，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所以这些东西在市场上的价格下跌了，而土地价格必然按它的产品的价格而变化。”（上述著作，第1页）
“国内地租下降”的原因是，
“一国的产品超过该商品的消费，也就是说，国内的谷物、毛料和其他商品超过了居民能够消费的量；这就造成了充裕，而充裕使物品便宜。现在土地价值应按照土地上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下降；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国内[土地的]改良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土地的改良是多种多样的，这就是，沼泽地排水，用精选种子播种，利用公地，圈围树林……而人口没有相应的增长。人口所以没有增长，首先是由于严重的鼠疫……第二是由于人们移居到新殖民地和为耕种[土地]而移居到爱尔兰。”（同上，第14页）
第二，该书的作者考察房屋的级差地租，并且把房屋价值的这种不断提高看作是财富的生产。
“在这些工人被使用在所有其他场合时……例如，生产布匹和其他各种商品时，市场有时商品充斥，因此，商品的价格猛跌……以致以前生产的商品所受的亏损，超过了生产新的一批商品时使用工人而获得的赢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穷人劳动的利润将会丧失，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让他们白吃饭。但是，在建造新房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建造新房屋将使旧房屋的租金增加；正确的事实是：在任何城市的郊区和近郊，房屋的价值比在城市中心要低。”（同上，第3页）“现在城市如此繁荣，这促进了建设的发展，由于新建筑物的增加，那些本来是在郊区和近郊的房屋，现在离市中心近了；因此，这些房屋的租金按照它们与市中心接近的程度[XXIII—1423]而增加。”（同上，第3—4页）
作者以伦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相对肥力的提高对于土地的关系，正如位置对于房屋的关系一样。这里着重指出了表明级差地租特征的那种价值创造的特点，这就是，追加生产不是降低原有土地及其产品的价值，而是提高其价值。｝
｛约瑟亚·塔克尔的著作。
针对重商主义贸易差额的俏皮玩笑。[328]（补充笔记本C，第27页）
反对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同上）
人口就是财富。人越多，意味着劳动越多，而劳动是“一国的财富”。（同上）
反对休谟的理论，按照休谟的理论，较富有的国家，由于货币源源不断，生产必定较贵，等等。[329]（同上，第28页）｝
｛土地价值。它的提高是任何贸易的目的。
“凡是不能使土地价值提高的任何贸易，不论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都应完全放弃。”（[约·柴尔德《论贸易，特别是东印度的贸易》1689年伦敦版第1页）｝
重商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观点：
“局限于本国范围内的贸易只能给王国带来很少的利益，不会带来比买卖土地更多的利益；一人所得利益较多，另一人所得利益就较少，所有者改变了，而土地仍然不变。对王国来说，具有最大利益和意义的是对外贸易。”（[托·帕皮隆]《东印度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1677年伦敦版第1页）
和货币主义相反：
“如果金银必须限制在我们疆界之内，也就是说，限制在我们四海之内，那么，它们……就会变为不生产的，因而不会增加王国的资本。”（同上，第4—5页）
计算货币：
“货币通常被看作资本或财富的尺度，这是对的，但这只是想象而不是现实。说某人有10000镑价值时，也许他连100镑现金也没有；但如果他是农场主，他的财产就是他的土地、谷物或牛和农具，如果他是商人，他的财产就是商品等等。”（同上，第4页）
在贸易活跃的情况下，货币周转速度加快。
“认为货币的充裕或不足是贸易情况好坏的原因，这是极大的错误，虽然这种错误看法非常普遍。诚然，如果贸易兴隆和顺利，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货币，它们的转手比贸易停滞和完全停顿时快十倍；因此，贸易兴隆时的一百镑是比贸易停滞时期的一千镑更大的数额。重要的不是货币影响贸易，而是贸易寻求货币，不然的话，货币就会闲置不用。”（同上，第5页）
[XXIII—1424]｛《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1677年伦敦版。
该书维护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他们认为他们的不幸是由于羊毛价廉所致，因为禁止羊毛出口，这样做是为了使工厂主得到便宜的原料。整个小册子是针对“羊毛降价”的。（上述著作，第16页）
这是揭示土地所有者和产业家之间对立的最初著作之一。（通常，这个时期总的来说更大的特点是土地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之间的对立。）
先前他指出，羊毛出口总是单纯为了临时目的而中断。
在1647年，羊毛出口被禁止，
“其借口是，羊毛缺乏，满足不了我们自己的需要，这种情况（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可能是由于战争时期羊的总头数大大减少造成的。但是，这种禁止看来还有另一个原因。毛纺织业的大量工人（他们非常愿意一天去抢劫和掠夺半克朗，也决不愿意为一天挣6便士而去干乏味的工作）在内战时期帮了当时政府的忙，因此，我可以断言，政府禁止羊毛出口是为了鼓励和奖赏工人而削弱小地主贵族。”（同上，第8页）
人们手中储存着大量羊毛，由此引起价格下跌，租地农场主、畜牧业者以及不得不自己经营农场的土地所有者破产。
“其结果是，由于羊毛跌价，农场必须卖掉。”
但是，地租大大下降，而出卖土地的数量很大，以致无人购买。（第16页）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羊毛价廉”。另一方面，
“羊毛价格低廉迫使数量很多的人从事农业，所以谷物总是变得不值钱，以致它的价格刚刚能使租地农场主支付地租”。（同上，第18页）｝
贫民——工业影响的罪恶结果。
“凡是工厂较多的地方，那里总是——或在大多数场合——穷人较多。原因是明显的。诚然，当最初开办工厂时，它确使许多穷人得到工作，可是穷人依然是穷人，而工厂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却使许多其他的人也成为穷人。”（同上，第19页）“雇主付给工人很低的工资，只够他们能劳动而不致饿死。”（同上，第4页）
“现在假定，羊毛的价格每磅下降到3便士……英格兰所有土地的价格也必定同样下降，因为那里没有一亩土地不生产羊毛（在可耕地上，至少从收割到播种期间是这样，而在其他土地上，如果它们休闲的话，时间还要更长）。因此，一般土地上所课的并常常与地租成比例的税收也减少了，因为旧的课税方式，即抽取收获的1/10或1/15，最近已不再采用了，这对高利贷者很有利，但不利于从事农业的贵族。”（同上，第5页）
由此可见，当时羊毛还是主要的土地产品，赋税还在相当大程度上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他们后来才通过间接税摆脱了这些赋税。
现在谈该书最有意义的地方。
由于羊毛过剩，没有销路，
“某一个人〈租地农场主〉不能支付地租，另一个人〈土地所有者〉不能支付赋税。而这难道不是使地租下降，租地农场主破产和整个国家贫困的原因吗，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国家现在最大的利益和关心[XXIII—1425]应该表现为保存有爵位的贵族和小地主贵族，以及保存本国土地的一切所有者，至少要比保存那些从事我国过剩羊毛加工的为数不多的手工业者或那些因出口我们的工厂制品而获得利益的商人更关心得多。这显然，（1）因为他们〈土地所有者〉是构成国家一切财富基础的那些东西的主人和所有者；所有利润都是属于他们的土地产生的〈重农学派〉；（2）因为一切赋税和社会福利都由他们承担，实际上归根到底落在那些只购买而不出售的人肩上，因为所有的卖者按照自己的赋税而相应地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或降低商品的质量。”[同上，第4—5页]
（洛克，范德林特，重农学派。只是对洛克来说，不论什么赋税反正都一样，因为归根到底，一切赋税都落在购买者身上，即使他们是直接而不是间接支付赋税。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有人只买而不卖，也就是说，拥有货币即商品的转化形式而不向市场抛出商品，这当然是讲不通的。因此，这种理论首先是代表土地所有者的。）
“（3）因为土地所有者维持着大家庭的生活，这就大大促进了我们工厂制品的消费，许多的人依靠他们，也许是既依靠他们，又依靠织布生产。”[同上，第5页]
（这些人作为“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注：贺雷西《书信集》。——编者注]，作为消费者，是促进工业发展所必需的。重农学派。后来的马尔萨斯及其同道者。）
“（4）因为土地所有者必不可免地要完成一切管理的和社会的职责，而不论职责如何繁重〈可见，作者是要结束官僚制度〉，所以只有他们才能防止发生随着平等的建立而来的骚乱。”（同上）｝
｛谴责羊毛商人和出售羊毛的经纪人是社会的沉重负担。关于商业资本各种不同形式的形成史。（补充笔记本E[第153—156页]：《我们英国羊毛业的状况》1685年版，以及《服装制造业衰落的原因》1691年伦敦版）｝
｛理·坦普尔爵士《论赋税》1693年伦敦版。在该著作第3—4页上，著者扼要地叙述了资本主义以前的赋税制度（它的原则）。他维护土地所有者和平民，反对高利贷者、商人和自由的土地所有者。
他说：“对国内生产的商品所征收的一般消费税，实际上也就是土地税……因为两者都是对同样的商品，即都是对土地产品所征收的赋税。”（上述著作，第10—11页）
（对羊毛生产者等，洛克也是同样的思想。[330]）也就是说，如果“卖者”的“需要”大于“买者”的“需要”，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商品的赋税不会使商品的价格提高，而对生产者来说却会使商品的价格降低，英国国内生产的商品就是这种情况。（魁奈也是这样的主张。[331]）“现在地租和商品价格下降的基本原因”似乎就是如此。（同上，第12页）（这一切都在补充笔记本E[第156—158页]中。）（反对消费税，见第12页。）他反对消费税，从政治观点看来，是很好的。（同上，第14页）｝（指出了[第16页及以下各页]与魁奈那里完全一样的荷兰方面的对立。）
｛土地所有者和货币巨头的斗争。见[约翰·阿斯吉尔]的著作《评上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农业银行的法令执行委员会委员会议》1696年伦敦版（匿名出版）。（补充笔记本E[第158—160页]。）农业银行反对英格兰银行。对立：如果利息下降（货币所有者不希望这样），那么土地价值就提高。拥有货币的人希望得到这样的利息等等，使他们有可能在几年内把土地占为己有，
“因而在这样的[利息]率下，商人将在几年内把旧的小地主贵族的财产据为己有，并占据他的位置和地位”。（同上，第3—4页）｝
｛资本的残酷。
“英国商人中间盛行的那种残酷精神，是在任何其他社会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论信贷和破产法》1707年伦敦版第2页）
（这在考察债务人和债权人问题时加以利用。）｝
[XXIII—1426]｛只要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它们本身就是货币。在谈到商品形态变化时，引用[332]下面的一段话：
“交易的进程在这里改变了，现在不是以货换货，或者说不是供货和进货，而是出售和支付；现在世界上一切交易都建立在存在着货币价格这一事实上，虽然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以货换货，但是双方也是以货币来估计这些商品的。”（第8页）｝
｛凡是问题涉及交换价值的地方，政治便微不足道。《论借款》1710年伦敦版。[333]｝
｛尼古拉·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
从巴尔本著作的序言以及《美与支柱》这一著作[1696年伦敦版]（洛克拥护者之一）可以得出结论：银行所有者巴尔本博士个人对“提高铸币价值”[334]感兴趣。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
“一切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效用产生的；不具有效用的物品就没有价值。”（巴尔本，第2页）
效用可能是由身体的需要或精神的需要，在这里即“欲望”产生的。
“存在着两种一般的效用……或是物品对满足身体的需要有用，或是对满足精神的需要有用（这样一些物品能满足欲望）……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象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欲望是精神所固有的。”（同上）“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同上，第3页）
“欲望和需要与财富同时增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得到充分满足的人才是富有的人，因为他没有任何需要。”（同上，第3页）“如果说有什么物品也能具有它们本身所固有的内在价值，那么这样的物品就是牲畜和谷物”，（同上）也就是，“满足身体需要并维持生命的物品”。（同上）“稀有和缺乏是装饰用的那些物品价值的主要基础，而不是它们某种美好的质本身。”（第5页）[价值]只取决于看法。（第4页）（施托尔希[注：见本卷第533—536、546页。——编者注]。）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同价值和属性之间区分不清这一点比较起来，再没有什么东西会给这一争论带来更大混乱的了。价值只是永远不能确定的物品价格……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有内在的价值。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种长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磁石吸铁的长处就是如此。这些物品虽然能够有许多属性，但随着它们在当地是充裕还是缺乏的不同情况，它们可能有不大的价值或价格，或者可能完全没有价值或价格。”（同上，第6页）
交换价值对物品的使用价值同样看待。
“只要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价值100镑的一定量的铁或铅与价值100镑的一定量的银或金具有相等的价值。”（同上，第7页）[XXIII—1427]“金和银是与铅或铁一样的商品。”（同上）
“在工业和商业中，如果商品的价值相等，商品之间就没有区别。”（第11页）
“没有任何东西本身没有价格或价值；每个物品的价格或价值是对它的需要或它的效用的结果。对物品的需要是充裕还是不足，使它具有较大或较小的价值。”（第16页）
“但是，如果一切物品的价值是它们的效用的结果，如果充裕或不足使物品较贵或较便宜，如果银是用于各种不同需要的商品，而且它在一些地方比别的一些地方更为充裕，那么，由此必然得出结论，银不可能有一定的或内在的价值；而如果银有不确定的价值，那么，它永远不可能是贸易和交易的工具，因为本身价值不确定的东西从来不可能是别的价值的确定尺度。”（第8页）
计算货币。（同上，第17、18、27页）这是票面价值的改变等。（同上，第30，31页）
流通手段。
“人们更注意铸币的名称和花纹，而不注意其中的含银量。”（同上，第29页）
“铸币经常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入另一个人的手中，它不断地被磨损，从而日益变轻。”（同上）
巴尔本为反对贸易差额进行的辩论。（同上，第35—40、42、44—45、51—52页）（补充笔记本E[第183—187页]）
“只要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同上，第53页）
簿记。荷兰。（同上，第54页）
世界货币，金银条块，商品。（同上，第54—55页）平衡贸易差额并不是金流动的原因。（同上，第57页）西班牙人。（同上）各不同国家金条的相对价值是金流动的原因。（同上，第59—60页）｝
｛《美与支柱：或我们的新货币》1696年伦敦版。
辅币。铜币。（上述著作，第6—7页）但是，他从巴尔本那里接受了这样一个论点：金银条块流动到国外，不是为了支付，而是充当购买手段。（同上，第51页）｝
｛“显然，圈围[公有地]在很大程度上是邻近各教区贫民增加的原因。”（《关于维持贫民生活的几点看法》1700年伦敦版第10页）｝
｛土地是财富的基础。
土地（自1689年以来的11年战争期间）每年在每镑固定资本和利息上支付10先令，而土地这个词指的是农业、工业生产和商业，因为它们都是靠土地而存在的，并且只是作为固定资本的土地的产品和利用；是土地产生它们并维持它们的。（[詹·德雷克]《论平等赋税的必要性》1702年伦敦版第2页）
关于因贫困（必需）而订立的合同的义务。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合同。（同上，第16页）（后面的说法在补充笔记本F第4页。）1699年的利息比1688年的全部费用还要多。（第9页）｝
｛“交易所投机——社会秩序的破坏。”（第2页）[335]
（对乔治一世时代证券交易所的解剖。）
交易所投机者——“真正的窃贼和扒手。”（同上，第8页）“一伙骗子和狡猾之徒。”（同上，第6页）
交易所投机的鼻祖是约瑟亚·柴尔德。（第13页）关于他在交易所的投机，可参看同上，第13—15页。
[XXIII—1428]价值。
“物品能带来多少，它就值多少”[336]，或者，按照尼古拉·巴尔本所援引的“老规则”[上引著作，第2页]，“物品能值多少，就值多少”。｝
｛马修·德克尔爵士[337]：一种统一的赋税，即按照房屋所支付的租金征收的房屋税。见补充笔记本F第6页上的这一著作。1774年，该著作已出了五版。作者是国会议员。还可参看霍斯利先生的著作，1744年版。[338]（补充笔记本F，第6页；见同上[第6—9页]，著作：《论我们现在赋税的不平等，特别是土地税》1746年伦敦版。）在后一著作中说：
“不久前的赋税（消费税）是我国贫民饿死的原因。”（第25页）
宣称，消费税落在贫民肩上。（第37页）
“为自己最起码的生活资料而劳动的工厂工人……是既纳关税又纳消费税的商品的主要消费者。”（第37—38页）
谈到英国的家庭总数中有60万户什么也不必支付。其他90万户必须为每镑年收入支付2先令，即按照孩子数和收入而变化的所得税。（第38—39页）｝
｛《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1738年伦敦版。这是非常重要的著作。
地租
“地租和土地所生产的那些物品的价格，总是同时提高和降低，并且必须同时提高和降低。”（上述著作，第3页）
｛他援引洛克的话，认为这与货币跌价（由于银充裕）有关，因此，与粮价昂贵有关，而使货币跌价（货币充裕）的同一原因也使利息降低。（同上，第12页）｝
“货币利息减少是生活资料价格提高的原因之一，或者更确切些说，尺度之一。”（第6—7页）
｛洛克是这一著作的作者认为的主要权威。｝
利润（利息）下降和地租提高在这里第一次被看作是互相联系的事实，虽然按照洛克的基本论点，这种现象被解释得十分荒诞。例如以下的论点：
“地租或（土地）年价值的提高……必然是由于土地产品价格和普通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引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息下降是地租或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但是这意味着，在它们之间有这样的联系，即它们是相互伴随的；所以，引起一种情况的原因，不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必然也会引起另一种情况。”（同上，第36页）
他确认地租在数年内的下降，但他并不认为这是普遍的。（同上，第57—58页）（[补充笔记本F]第16页）
价值。这是自配第和富兰克林以来对正确的价值理论最充分的论述。（补充笔记本F，第12页及以下各页）；（在第14页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关于供求的讨论应付过去了；也在第15页上）。关于价格方面下跌的东西：金或银，或是商品。（同上，第15页）[339]
地租下降。（关于级差地租的猜测。）“各个租地农场的地租下降”，因此，部分地说，租地农场中的许多农场
“地租在以前高于租金，而现在又下降了；其他一些租地农场的土地是肥沃的和不能改良的，而贫瘠的和不肥沃的土地由于施肥和改良耕作，开始生产更多的产品，较为肥沃的土地依然如故；但一些土地的这种改良必定降低其他一些土地的价值和地租，因为，如果消费这种粮食的人口数，或购买粮食用的货币数，没有按照产品数量增长的比例增长，土地的价值和价格，以及所有土地[XXIII—1429]上所获得的粮食将不会比过去更多。”（同上，第58—59页）“在产品数量这样增加的情况下，人们确实会生活得更好并得到更多的供应，但是现在大量产品的价值和价格并不会比过去小量产品的价值和价格大；而且地租……从总体来看，也不会更大。”（同上）
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和劳动的价格。
“贫民身上的负担是否会因粮食价格提高而增加，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同上，第72页）“至于农业中的劳动或工厂中的劳动，那么观察表明，当粮食最便宜时，它总是最贵，因为生活水平很低的人中有许多人只是为了自己最起码的生活资料而劳动，如果他们一周中劳动三天就能获得最起码的生活资料，那么其余三天他们就可以闲着，或者规定他们自己的劳动价格。如果更高的粮食价格迫使他们一周多劳动一天，或一天多劳动一小时，或者更确切些说，比现在少玩一天或一小时，这并不严重地损害他们的利益，那么，这一天或这一小时的工资，就可以把他们因充当他们普通生活资料的物品涨价而遭受的损失，绰绰有余地加以补偿；而使用他们的人完全能够促进他们的勤劳，还能够提高他们的工资，因为他们的利润增长的程度大得多。”（同上，第73页）
作者研究因劳动昂贵而引起的商品价格的上涨。
“我知道，人们经常抱怨的事情是在英国劳动昂贵，所以这个国家栽培或生产的产品在国外或国内市场上都很贵，但是我想，它们所以昂贵，宁可说是由于在最初的生产者和最后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许多作为中介人的经纪人，也是由于这些中介人获得巨大利润。产业家即老板、中介人、小店主或商人的利润的最轻微减少，都会引起非熟练工人和高度熟练工人工资的巨大提高。因此我认为，某些外国的商人所以卖得比我们便宜，其真正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商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中以前经过的路太长，而经手商品的各种代理人把本应属于最初生产者和产业家的利润的很大部分侵吞了（但在我们这里也象在别的国家里一样，不论是中介人还是商人，都不满足于这样小的利润），而不在于，在我们这里来自第一手的商品比在别的国家里贵。”（同上，第73—74页）
赋税的全部重担应落在土地上。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一位现代的作者和洛克。（见补充笔记本F，第18页）消费税对消费者来说，使价格提高，等等，但同时对生产者来说，又常常使价格降低。（同上，第19页）｝
“劳动是未来的财富。”（[查理·唐森。]《从全国出发建议严重注意社会舆论的一些想法。附有附录，说明因谷物奖励金而造成的损失。一土地所有者著》1767年伦敦版第26页）
谷物等出口奖金和反对进口税。（上面引用的《从全国出发建议严重注意社会舆论的一些想法》；补充笔记本F，第19页）[340]
[XXIII—1430]｛《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
阶级相对状况的改变。
“[农业]工人几乎被踩到地下去了。”（上述著作，第5页；补充笔记本F，第21页）
地租。在粮食价格提高的情况下，土地所有者获得双倍的利益：地租额增加，“地租提高”[同上，第8页]，从而土地价值提高；第二，土地所有者由于利息降低而得到好处。（同上）
帮助租地农场主提高粮食价格的一些原因。（同上）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工人；他们从错误的观念出发，似乎他们只有相应地减少自己的收入，才能增加工人的工资。”（同上，第11页）
现在和40年前工人生活资料的统计（补充笔记本F，第22页）还表明，工资远不是按照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的同一比例增加的。
“工人所受的损失，变为土地所有者获得的利润。”（同上，第19页）｛还可参看[补充笔记本F]第23页，前引著作第20—22页｝
关于贫民浪费这种论断的荒谬性（补充笔记本F，第23页）。（小麦面包、茶叶。）
所有者和资本家的观点。
“认为富人经常养活穷人，这种思想中包含着根本的错误。富人惯于把穷人看作赋税，看作他们财产的附加开支，而实际上，如果没有穷人，他们的财产也就没有价值。”（前引著作，第23页）
调节工资的规律。伊丽莎白。詹姆斯一世。
赤贫、租地农场主、工业家。极重要的话。（同上[补充笔记本F]第23—24页；[前引著作，第26—28页]）
土地价值。
“土地本身……必须被看作是[离开]工人[便]没有价值的东西，土地因工人而获得的价值，必定能够按工人的力量和勤劳而相应地提高和降低。”（前引著作，第29页）
过去如何对待工人贫民，现在又如何对待他们。（同上[补充笔记本F]，第24—25页；[前引著作，第30—35页]）（工人贫民受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剥削。）
资本家和工人。
“租地农场主断言，说什么他养活穷人。这是荒谬的。实际上穷人处于赤贫状态。”（前引著作，第31页）
关于对赤贫的荒谬解释和关于摆脱赤贫的精神手段。（同上，[补充笔记本F]第25页）
过去和现在的工资。（同上，[补充笔记本F]第25—26页；[前引著作，第36—42页]）
出色的著作！｝
｛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人民幸福的原理》第1卷1815年[圣彼得堡版]。
土地——机器。（上述著作，第1卷第168页）（各种功率的机器）
“土地的肥力有时表现在产品的充裕上，有时表现在产品的多样化上。”（同上，第169页）
分工的缺点。在分工的情况下，工人只是附属物。（同上，第204页）
农业中工人的分离。（同上，第209页）
运输。俄国的雪橇。（同上，第226—227页）
[XXIII—1431]企业主和工人。
“在小企业中……企业主常常是他自己的工人。”（同上，第242页）
收入的来源同时就是生产的动机。（同上，第259页）（补充笔记本G，第8页）
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般表现（“不以劳动为转移的收入”）。（同上，第260页）
“消费基金的永恒财富可以充当资本。”（同上，第273页）
固定资本始终在“工业劳动者”手中，并且不“改变自己的形式”，而流动资本“多半都转化为新产品”。（同上，第295页）
捕鱼人没有任何流动资本，但他的固定资本却相当大。（第296页）
共同劳动下费用的集中。（同上，第305—306页）但是，施托尔希说，积聚是必要的。（同上）
收入。（同上，第331页）
斯密那里的资本利润，斯密把资本的利息同企业主的利润混为一谈。
“斯密……在被称为资本利润的一种收入上，把企业主的利润同资本利息混为一谈。”（同上，第334页注）
监督工资。
“当问题涉及到把它〈企业主的工资〉同这种利润分开时，那么，如果企业主雇用工人来完成这一工作，企业主的工资不外就是通过他应支付给工人的那种工资来计算。”（同上，第2卷第1页）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补充笔记本G，第55—56页；前引著作，第2卷第36—37页）周转时间的差别。（补充笔记本G，第56—57页）
“工人……贷出自己的勤劳”，（同上，第2卷第36页）
但是，狡猾的施托尔希指出，工人除了会
“失掉……自己的工资，不冒有任何风险……工人没有[向生产]付出任何物质的东西”。（同上，第2卷第36—37页）
施托尔希在这里表现了两重混乱：（1）有时把必要价格只归结为“收入”，而不归结为不变资本加收入；（2）有时商品的必要价格由工资的价格决定等等，而工资的价格又由商品的价格决定。关于第一点：
（1）“花在材料上即原料和已实现的劳动上的流动资本〈为什么也不是固定资本呢？〉，本身是由商品组成的，这些商品的必要价格是由同样一些要素构成的；所以，如果考察一国的全部商品，那么，把这部分流通资本包括进必要价格要素之中，就等于把一定的数额计算两次。”（同上，第2卷第140页）
（2）“诚然，工人的工资以及代表工资的那部分企业主利润，如果把它们作为生活资料的一部分来看，它们也是由按现行价格购买的并有工资、资本收入、地租和企业主利润包含在内的那些商品构成的……这一考察只能证明，不可能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同上，第2卷第140—141页注）[341]
杨格——计算一英亩土地的总产品。（补充笔记本G，第59页）（平均）地租。（同上，第60页；前引著作，第2卷第223页）
货币（作为借贷手段和作为支付手段）。
“可见，如果同样一些铸币能够充当超过它们价值二倍……二十九倍的不同贷款的手段，那么它们也能够以同样多的倍数充当支付手段。”（同上，第3卷第161页）
亚当·斯密。分工（[施托尔希。前引著作]第6卷注2）（补充笔记本G，第114页）
[XXIII—1433][342]社会中的商品交换和分工。
“为了产生交换，仅仅有可以进行交换的物品是不够的，必须有……各种各样的物品。”（施托尔希，前引著作，第1卷第75页）“分工……至少在交换之初，与其说是交换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交换的原因。”（同上，第82页注）
商品的价格。价格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这并不使后者成为前者的价格。在这里，从货币流通中得出的范畴，混进了简单商品交换的东西。例如，施托尔希写道：
“例如，如果4磅茶叶同1码呢绒相交换，那么，很显然，呢绒的数量构成茶的价格，正如茶叶的数量构成呢绒的价格一样。”（同上，第87页）“互相关联的量构成商品的价格。”（同上）｝[XXIII—1433][343]
***
[XXIII—1435]｛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对我国工厂中劳动价格的影响》1770年伦敦版。（这一著作中最重要的论点已由其作者在《论赋税》1765年伦敦版中叙述过了。）
这个家伙疯狂反对工厂工人，说什么应该使他们回到当时农业工人已经有的“幸福状态”。他的著作非常重要。从他的著作中部分地可以看出，在大工业建立前不久，工厂中的纪律还很不够；劳动的供给还不符合需求；工人还远没有把自己的所有时间看作是属于资本的时间。（当然，当时工人中间还有不少粗鲁行为，但并不比他们的天然首长中间多。）为了消除这些缺点，作者建议：对生活资料征收高额税，因为这正如歉收一样，会迫使工人劳动，实行普遍归化，以促进工人中间的竞争，以及伪造铸币（增加货币量）等等。除了机器以外，这家伙要求的所有其他东西，实际上很快就出现了：粮食的高价格、大量的人头税、流通货币的贬值——这些情况导致了工资水平的下降，而且在1815年使工厂的赤贫者有幸和那些代表“精明强干的英国农民”的“贫民”并列。下面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对阐明当时工厂工人实际进行劳动的劳动时间来说，同样地对阐明资本力图迫使工人以全力劳动（以及使他们养成勤劳的习惯，不断劳动的习惯）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第一，工人的全部劳动时间属于“商业阶层”，这个阶层的标志在这里应理解为全体产业资本。
“每天损失一个劳动小时，会给一个商业阶层造成莫大损害。”（《论手工业》第47页）
强迫人劳动：
“强迫人劳动和勤勉的任何方法……都将有同增加工人人数一样的结果，并将使在相反情况下成为国家负担的东西变为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同上，第18页）
（粮食高价就是这种方法，而促成粮食高价的，是对生活资料课税，等等。）
“赋税有使劳动价格降低的趋势。”（同上，第14页）
劳动价格和劳动量。（工作日的长度。）
“干的活较少而又不便宜，这是粮食价格低的结果。”（同上）
“只要工人拥有能使他们游手好闲的资金，他们就不劳动；而一旦这些资金用完，贫困就重新促使他们劳动。由于这个原因，凡是用不多的劳动就能获得生活资料的国家，从来都没有在商业中起过多大作用。”（同上，第26页）
因此，必须
“寻找某种方法来创造普遍的勤勉，强制人们在一周6天内进行适度的劳动，以便将来使这样的劳动成为习惯，就象荷兰人那样；因为如能达到这一点，就等于工厂人口将大约增加三分之一，并且商品的年生产将增长许多亿……这就是对商业阶层很重要的适度、勤勉和不断劳动的结果。”（同上，第28—29页）“当由于生活资料价格高昂，人们不得不每周劳动6天时，他们始终是冷静的，而这些工人的劳动总是完成得最好”等等。（同上，第30页）“威廉·坦普尔爵士说，习惯势力具有很大的力量：从经常劳动转入经常安逸，就象从经常安逸转入经常劳动一样困难和令人难受。”（同上，第30—31页）
[XXIII—1436]“假如每周的第七天休息是上帝的安排，那就是说，其余6天属于劳动，所以毫无疑义，强制实行每周6天的劳动不能说是残忍的行为。”（同上，第41页）
“如果我们的穷人想……过奢侈的生活并每周只工作4天，他们的劳动就必然昂贵。”（同上，第44页）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已足以表明，一周进行6天适度的劳动并不是什么奴隶制。”（同上，第55页）
对波斯耳思威特（《工商业大辞典》的作者）的反驳。波斯耳思威特在自己的著作《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1759年伦敦第2版）中写道：
“高赋税必定会使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生活资料的高价格必定会使劳动的价格提高，而劳动的高价格必定会使商品的价值提高；所以，劳动最便宜的国家出售的商品总是能够比其他国家更便宜，因而能够夺取商品市场。”
而我们这位卑劣的家伙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反对这一点，这一著作的标题揭示了它的全部内容：《论赋税。赋税对我国工厂中的劳动价格的影响，以及关于我们王国内工厂居民的一般行为和心情的某些想法，这些想法通过来自实践的论据证明：除了贫困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强迫人去劳动｛因此，必须经常把工资保持在这样的水平上，即每天，今天和昨天一样，都有贫困发生，以强迫人去劳动，并使工人永远也不能摆脱这种“贫困”｝，并且，凡是生活资料价格低廉的国家，从来都没有在商业中起过而且也不可能起重大的作用》（1765年伦敦版）。波斯耳思威特在他的《商业大辞典》的最近一版中回答了这个家伙[344]。（下面我们援引作者激烈反对波斯耳思威特的话。）
“我国农业工人就是这样干活的[一周干6天活]，看来他们是我国所有劳动贫民中最幸福的人。”
（下面，这个家伙在他的著作中自己也承认，这些“幸福的”人的工资已达到了生理上的最低额，因此，如果不提高工资的话，即使生活资料税只增加一点，他们也负担不了。）
“但是荷兰人在工厂中也是这样干活的，而且看来是一个很幸福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劳动，只要不是中间插入假日的话。”（《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55页）
工人阶级应当对自己的首长有依从感。
“但是我们的工厂居民却有一种成见，好象他们作为英国人生来就有一种特权，应该比欧洲任何一国的[工厂居民]都享有更大的自由和独立。这种思想使我们的士兵勇敢起来，就这一点来说，它可能有些好处；但是工厂贫民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越小，他们本身和国家得到的好处就越大。工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认为自己可以不依靠自己的上司而独立。”（同上，第56页）“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概占总人口7/8的人只有一点财产或没有财产的商业国家里，怂恿不良分子是非常危险的。”（第57页）
“由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决定的是劳动的量，而不是劳动的价格[345]；如果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那你们自然就会相应地减少劳动的量。”（同上，第48页）“人一般说来天生是好逸恶劳的，[XXIII—1437]我们从我国工场手工业工人〈不良分子〉的行为就不幸地体验到这一点。除非生活资料涨价，不然他们每周平均顶多干4天活。”（第15页）
“工厂主们知道，除了改变劳动价格的名义价值以外，还有各种提高或降低劳动价格的方法。”（第61页）
“只有我们的工场手工业贫民情愿每周做6天工而依旧领取现在做4天工所得的工资，情况才能根本好转。”（第69页）“必须这样做，才能使我国同法国相等。”（第69—70页）
“工作日是个不定量：可长可短。”（第73页）
“在我们王国……工场手工业工人劳动4天，就可以有余钱维持一周其余几天的闲适生活。现在假定，小麦的价格一蒲式耳（从5先令）上涨到7先令，那么，工场手工业工人势必抱怨的唯一不幸就是，他们不得不每周多劳动一天半或两天，并必须象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工人和英国的农民那样节约和谨慎。”（同上，第97页）
如果习艺所必须有个名称，那它们应当成为恐怖之所：
“如果习艺所的计划应当符合……根除懒惰、放荡不羁、鼓励勤勉精神、压低我们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方面的某种善良目的……那么，这样的习艺所就应当成为恐怖之所，而不应当成为贫民收容所。”（第242—243页）
这样的“习艺所”，他称之为“理想的习艺所”，并提出，
“他〈贫民〉在那里每天劳动14小时，不过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12小时”。（第260页）
我们看到，如果他一方面（见同一个波斯耳思威特[346]）证明，每周劳动6天，这对工场手工业工人来说，并不是“奴隶制”，并把荷兰贫民在手工工场中也劳动6天这一事实当作某种不寻常的事情来宣布；如果他另一方面建议，让人们在他的“恐怖之所”，在他的“理想的习艺所”劳动12小时；如果把这种情况同下面两件事对照一下，即同（在1833年？）尤尔及其主子们象反对可怕的侵害行为一样，反对把手工工场的儿童、妇女和少年的劳动限制为12劳动小时这一事实[347]，以及同法国工人把限制劳动时间为12小时看作是[1848年]二月革命的唯一成就这一事实（见《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80页][348]）对照一下，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制延长劳动时间（工作日）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
“王国的劳动贫民大量地消费奢侈品；工业人口尤其如此；他们同时还消费自己的时间——这是他们各种消费中最有害的一种消费。”（同上，第153页）
如果工人劳动得较多，他们也不应当挣得更多，因为贫困应当始终是激励他们劳动的推动力；工人应当始终是贫穷的，但必须创造“商业阶层的”财富，换句话说，也就是为自己的资产阶级创造财富。
“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XXIII—1438]合理的幸福的直接道路，也是通向国家富强的直接道路。”（同上，第54页）
他所谓的穷人的“合理的幸福”[349]，究竟是什么东西，从下面这一点就可以一目了然：他曾把农业“工人”描绘为“最幸福的人”[注：见本卷第539页。——编者注]。他自己就在他的著作的另一个地方说：
“但是，农民……能够生活得不错时，也正是粮食最便宜的时候……他们的劳动力常常是紧张的；他们既不可能生活得比现在更坏，也不可能劳动得更加紧张。但对工场手工业工人来说，情况远非如此。”（同上，第96页）
可见，穷人的“合理的幸福”就是这样。
波斯耳思威特著作中上面提到的那一段话[350]就是针对他的，（这一段话应当引用在论正常工作日的那一节中；见补充笔记本G，第50—52页）。｝[XXIII—143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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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I—1441]计件工资。理·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它是《政论集》1754—1757年阿姆斯特丹版第3卷。）
“从事每种手艺的帮工一天能完成多少工作，业主师傅大体上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们往往根据完成的工作量付给帮工报酬；这样，即使没有监督，这些帮工为了切身的利益也会尽量劳动。”（上述著作，第185页）
“手工业帮工的劳动，是按日或按件计算的。”（同上，第202页）
新教也是增加剩余劳动的一种手段。
“信奉新教的国家……由于废除了许多节日而得到好处，因为在天主教国家中，在这些节日是不劳动的，这使居民的劳动几乎一年减少八分之一。”（同上，第231页）
{沙·加尼耳《政治经济学理论》，两卷集，1815年巴黎版。
生产劳动。
“这种出售价值是生产劳动的特征〈！〉”（上述著作，第1卷第266页）
工业的发展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
“工业的发展不仅不需要大量的工人人手，而且使工人人手减少。”（同上，第1卷第308页）“甚至很难说，什么时候工业产品的增加要求增加熟练人口。”（同上，第1卷第307页）
地租。
“地租，如同任何其他产品一样〈！〉……完全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同上，第2卷第77页）
“生息的资本究竟是属于土地所有者还是属于租地农场主，这是没有意义的。”（同上，第2卷第80页）
“耕地的出售价格〈而非耕地的出售价格呢？〉既不可能低于，也不可能高于投在土地耕作上的资本额。”（同上，第1卷第54页）
价值。并不存在内在价值。价值取决于对产品的需要。
“可见，产品值多少，值得多还是少，都是无关紧要的。”（同上，第2卷第335、334—337页）（补充笔记本G，第126页）｝
｛弗·维·福尔邦奈《经济学原理》（1767年），（载于《政治经济学文选》，附欧·德尔和古·莫利纳里评注，1847年巴黎版第1卷）。
收入。
“收入是能够给商业或流通每年带来新价值的财产的结果。”（上述著作，第174页）
固定资本。
“新土地的排水和开垦需要劳动，但只有过了几年之后，土地才能使劳动得到报酬。”（同上，第179页）
“利润的水平……是必要的条件。”（同上，第185页）
在184—185页上，福尔邦奈关于高价格和低价格谈得很好。
[XXIII—1442]土地变为鱼塘。
“养鱼之风曾一度达到了使人民象贵族一样破产的狂热程度。当时有许多土地变成了池塘。由于兴趣改变，这些池塘又改为牧场。”（同上，第187页注2）
低价格（反对经济学家）（补充笔记本G，第129页；前引著作，第187页），这也同从事土地耕作的人数的减少和这些“多余的人”的转业有关。（同上，第130—131页；前引著作，第187—188页）
可怜的加尼耳及其同伙，把出售价格看作是生产劳动的标志和奢侈品大量消费的标志等等。下面福尔邦奈的论点，作为对他们的反驳，说得很好：
“当某些国民通过消灭其余国民的剩余而获得大量剩余时，”较无用物品的涨价是很有害的；“因为这时会发生强制的财产转移，形成穷奢极欲的不良风气”。（前引著作，第187页）“因为将有更多的人由于把别人的财产强制转移到他们手中而享有更多的剩余，所以，赋税越大，奢侈越甚”。（前引著作，第206页）｝
｛[热尔门·加尔涅]《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1796年巴黎版。
这个家伙，斯密著作的翻译者，重农主义者，曾追随亚当[学派]，他首先是康替龙著作的剽窃者。只要援引下面这段话就够了：
“数量的增加要受人支配的任何商品，其平均价值和一般价值……是使用于产品生产及其出售目的上的土地和劳动的[价值]量总额。”（上述著作，第61—62页）
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不同于工资和利润，它
“只是由于法律的虚构，即承认并支持个别人的所有权，才由所有者白白获得的”。（同上，第28页）
亚·斯密。
加尔涅说：“他的目的是要阐明，国民财富的增长只是由于两个原因，即（1）劳动能力的提高；（2）资本的积累。”（同上，第VI页前言）
资本预付。
“消费者很少直接雇用工人。同样，工人在他劳动时也很少个人拥有食品和用来获得材料及工具的资金。但是，这种预付，不论是谁进行的，都是一种不同于劳动并值得特殊报酬的服务。”（同上，第34页）
可见，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下，劳动条件是和劳动分离的，消灭这种分离是一种服务，应该特别得到报酬——由工人支付。（利润是工人创造的，加尔涅在第35页上承认这一点。）因此，这种服务的可能性，只是由上述分离的现实产生的。按照加尔涅先生的意见，如果一切商品出售者和[也是他们]商品购买者只出售自己的产品，那么，他们必定通过加价来为他们在劳动时自己为自己所预付的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互相支付“报酬”。
[XXIII—1443]这家伙的消费理论和他反驳斯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论战。（补充笔记本G，第134、136、138、139页）不过，偶尔也能看到一些合理的论点，例如，下面两个论点，但是他使用得不对：
“人民天天靠最必需的东西生活。”（前引著作，第193页）“他只有同时既增加自己的消费量，又增加自己的生产量，才能致富。”（同上，第194页）
在流通领域中，商品等于财富。
“财富在落入消费者手中以前，在它们必须经过的领域中被考察时，通常被称为商品。”（同上，第54—55页）
重农学派的理论（补充笔记本G，第135页）：生活资料（谷物等）使劳动具有价值，而不是劳动使生活资料具有价值。｝
｛埃·博·孔狄亚克《商业和政府》（1776），载于《政治经济学文选》第1卷，附欧·德尔和古·莫利纳里的注释，1847年巴黎版。
价值建立在“物品”的“效用”上，即建立在我们对物品的“需要”上，即我们关于它们的效用的“看法”等等上，即我们关于它们的效用性质的“判断”上。（上述著作，第251、252页）这种“看法”也包括我们关于物品的稀少和充裕程度的“看法”，也就是说，关于它们的价值水平的“看法”。（第253页及以下各页）
“它们的价值主要在于……我们对它们的效用等等所作的判断。”（第255页）
（施托尔希先生[352]在“这种哲学”中汲取他关于价值本质的知识。）
价值不是某种绝对的，内在的东西（与巴尔本比较一下[注：见本卷第527—530页。——编者注]）。
“人们认为价值是物品内在固有的绝对的质，而不以我们对它们的判断为转移，这种不明确的概念是幼稚论断的来源……物品所以具有或大或小的价值，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有或大或小的效用，或者——如果它们具有同样效用的话——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较为稀少或较为充裕。”（同上）
剩余价值。相等价值的交换。
“如果……用一定价值的产品去交换相等价值的另一产品，那么很明显，不论怎样增加交换的次数，价值额或财富仍然照旧不变。”（同上，第266—267页）
“认为在交换时是付出等价而换得等价，这是错误的。相反，契约当事人的每一方总是付出较少的价值去交换较大的价值。”（同上，第267页）“的确，如果人们总是以相等的价值互相交换，那么，不论哪一方契约当事人都不可能得到任何利益。而实际上他们两方都会得到利益或者至少应当得到利益。怎样得到的呢？问题在于，物品只是对我们的需要来说具有价值；对一个人来说是加号，对另一个人来说是减号，反过来也是一样。”（同上）“假定我们不是出售我们自己消费所必需的物品，而是出售我们多余的物品……我们力图付出我们无用的东西，以便获得必需的东西；我们希望付出的较少，而获得的较多。”（同上）
“关于物品价值的思想”，由于贵金属作为货币量使用而完全被搞乱了：
“过去人们想用一种尺度来表示物品的价格，这种尺度，例如一盎斯金或银，总是同一的，所以人们毫不怀疑，物品有绝对的价值；但是，当时人们在这一方面只有模糊的观念。”（同上，第288页）
“十分自然地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在交换时人们认为，交换的是价值等于同一货币量的物品，那人们是付出一个价值，换得与它相等的价值……但必须注意事情的另一个方面：难道契约双方当事人不是用多余的东西[XXIII—1444]交换他们每人必需的东西吗？”（同上，第291页）
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货币运动。
“如果它们（货币）处于运动中而不引起交换，就没有流通。例如，来自税收的货币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进入国王的国库。但这并不是流通，这只是货币的转移……必须靠流通使货币在一定意义上转化为能够维持生活的一切物品，等等。”（同上，第295页）｝
｛《论取消谷物出口奖励金：给一位朋友的几封信。附带指出，谷物价格不调节土地的价值；土地的价值随着各种土地产品的廉价而增长》1753年伦敦版。这些信最初发表在《晚邮报》上。
这些信的作者是绝对的自由贸易派；他也（关于马·德克尔[353]就不用说了）赞成废除航运法[354]。但是他除了想废除航运法外，还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提高国内谷物的价格，不论以何种方式这样做，都意味着对谷物的消费课税，而这样做同时又减低国外的谷物价格，这就意味着，采用这种赋税是为了外国人的利益。”（上述著作，第4页）
“商业的利益要求谷物和一切其他食品尽可能便宜；凡是会使谷物和一切其他食品昂贵的事，必然也会使劳动昂贵，并且减少我国工业商品的出售。”（同上，第3页）
降低工资。英格兰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劳动时间量。取消行会法、学徒法、垄断法等等的限制。资本的自由运动在对粮食价格的关系上是降低工资的手段。
但“商人本身并不赞同这样的事情：由于废除奖励金，从而谷物跌价，平民的勤勉程度下降……我国各工业城市中的商人，每当国外对我们的工业制品有非常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自己的事业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工人是按照对工业商品的需求来衡量自己的劳动价值的。”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在十八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不断减少的人口，后来大约到1760年又增长了，虽然增长得有限；而且，尽管人口在农业地区已经过剩了，但在一些城市中，由于实行了居住法，行会法，学徒法等，城市工人的队伍并没有同样地补充起来。大约自1700年至1760年，谷物的价格下跌。而资产者不愿意工人“按照对工业商品的需求来衡量自己的劳动价值”；他不想要供求规律，因为这一规律是针对他自己的；相反，工人应当把自己劳动的价值作为劳动能力的价值限定为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但就是在现在，几乎任何类似的企图都会引起工人的罢工，所以，这种企图只有在最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成功。）因此，如果三天劳动的价格可以维持工人家庭一周的生活，工人就不愿劳动六天（更确切些说，只有增加工资，他才肯劳动六天。要经过[XXIII—1445]一定的时间，资本才能实际上得到对本来由工人支配的一切时间的权利）。
“但是，如果生活资料可以更便宜地得到，那么，情况就会更糟……这对英格兰的一切劳动来说都是对的，因为在那里，几乎每一种生产都是垄断的，所以不准许企业主雇用他们认为合适的并能为他们劳动的工人，他们只能满足于使用法律规定的那些工人……在劳动没有受到限制的一切国家中，粮食的价格必定影响劳动的价格。如果生活资料变便宜，劳动的价格总会降低。”（同上）
在妨害劳动的“困难”和“障碍”中，他说出了学徒法。
“在许多生产部门中，没有经过学徒阶段的工人按照法律无权劳动；其次，他不能和别的工人联合；再其次，他不能不顾行会的限制而劳动……每个工人，如果法律对他不加限制，都可以象不同情况所要求的那样，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我们现在的限制，常常使工人能够要求比他们的劳动所应得的更高的工资，这就妨害了我们的工业商品的出售。”（同上，第4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和行会生产相反——在于劳动和资本从一个使用领域到另一个使用领域的自由转移。劳动作为劳动一般同资本相对立，这种劳动的特殊内容对资本来说，正如它所生产的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完全一样，是偶然的和无关紧要的。因为对资本来说，问题在于生产剩余价值，把不论哪种形式的他人剩余劳动占为己有，而究竟是哪种形式，当然由市场的需要来决定。另一方面，在资本中，同劳动相对立的是价值本身，物化劳动本身，独立形式上的货币，它们对活劳动的关系是它们作为资本的属性，但不是同自己的使用价值或资本家的特殊技能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的属性。（这属于第四章。[355]）
这一切摘自第一封信。在第二封信中，土地所有者的代表作了回答，他直截了当地（而在1814—1815年还只是少数人这样做）说出，对土地所有者来说问题的实质何在。
地租和粮食价格。（见补充笔记本H，第2—3页；[前引著作，第5—6页]）
在第三封信中，我们的作者提出了反驳。
劳动能力价值的下降。
“工人的费用〈或者，象他的另一种说法那样，粮食价格——前引著作，第3页〉以怎样的比例减少，如果同时取消了对劳动的限制，工人的工资也就以怎样的比例减少。”（同上，第7页）
地租。后来他打算证明——这很有意思——地租不取决于谷物的价格水平。（补充笔记本H，第3—4页；[前引著作，第8—9]）｝
｛1765年伦敦的混乱，1765年和1766年农村中由于粮食价格[上涨]而引起的混乱。（见《论赋税》作者前言及《农村租地农场主就粮食价格致尊敬的下院议员的三封信》1766年伦敦版[第3、31页]；补充笔记本H，第4页）｝
｛《就有关麦酒和啤酒等的消费税法令的为难情况致英明人士和穷人朋友的几封信》1774年伦敦版。这是反对土地所有者的最为激烈的著作。因此，这部著作非常重要。（补充笔记本H，第5—9）｝
[XXIII—1446]｛《论大不列颠穷人现状》1775年伦敦版。（第一版于1773年出版）
1680年英格兰有利于穷人的赋税共计665392镑，到1773年增长了3—4倍，从而等于300万镑。（上述著作，前言第V页）
反对出租穷人。（补充笔记本H，第10页；[上述著作，第9页]｝
｛贝阿尔岱·德·拉贝伊[《关于取消税收办法的研究》]1770年阿姆斯特丹版。反对重农学派。（补充笔记本H，第11页；[上述著作，第40—43]）｝
｛反对地租法和移民法。姆·弗莱彻[《关于影响谷物价格的原因的几点想法》伦敦版]1827年。（补充笔记本H，第12页；[上述著作，第9—10、18页]）｝
｛姆·弗莱彻《论政治经济学》1828年伦敦版。自乔治二世时期以来靠土地税进行的欺诈行为。（补充笔记本H，第12—13页；[上述著作，第25页]）｝
｛地租。《评进口外国谷物》1828年伦敦版[第84页]。土地的位置比自然肥力更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集》1830年伦敦版。（补充笔记本H，第13—14页）
关于资本和地租在反雅各宾战争[356]时期是怎样增加的；但这种增加的基本原因是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部分地是妇女和儿童，部分地是其他工人的劳动时间的增加。这个地方很重要；应该在所谓原始积累那一章中加以利用[357]。（补充笔记本H，第14页；[上述著作，第247—248页]）｝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两卷集，1833年伦敦版。
劳动的联合。（上述著作，第1卷第16页）（补充笔记本H，第15页）
别针工厂中
“每个别针都是许多人联合劳动的产品。”（上述著作，第19页）
因此，首先是“力量的联合”。（第20页）
农业分为各种彼此独立的部门。（第27页）（补充笔记本H，第16页）
资本积聚（或大量资本集合）在少数人手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凡是资本被平均分配在各生产者之间的地方，资本就不会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这妨碍“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并妨害大规模的劳动等等。[前引著作，第17—18页]既然分散的资本的联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那么这种分散的资本是怎样联合起来的呢？威克菲尔德称这种积聚｛实际上积聚和原始积累是一致的｝是
“大规模地和以固定形式进行资本积累和利用资本的前提”。
人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他们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
而且，说起来真可怕，
“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或结合的结果”。（同上，第18页）（补充笔记本H，第15—16页）
威克菲尔德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别是：美国的雇佣工人只占总人口的1/10弱，而英国则大部分人民群众是雇佣工人，即“以劳动为其唯一财产”的阶级。（同上，第42—44页）（补充笔记本H，第16页）
会不会有一个蠢驴说，这种情况所以发生，是因为大部分英国人懒惰，而只有几个资本家劳动，或者说，这种对比是由于美国生产者和英国生产者之间勤勉和节约上的差别而产生的呢？
资本家的人数与资本积累同时增加，但不是以同一比例增加。
“工厂主的人数……增加了，但增加的比例小于工业资本。”（同上，第87页）
[XXIII—1447]在美国，可以更快地从工人变为资本家，以及反过来的情况（现在那里的情况也已经不同了）。（同上，第130—131页）（补充笔记本H，第18页下边）
[产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比例工资。
威克菲尔德说：
“当然，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简单分配，同应当分配的产品量相比是不足道的……整个问题在于，双方彼此分的产品是多少？”（同上，第1卷第123页）
（1）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工资和利润被看作是产品的各个部分。这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相矛盾，但是，实际上工人的产品始终是工人由以得到报酬的基金。他在这一周所得到的货币，是他在前天或在一周或一个月等等以前所生产的商品已经实现的价值的一部分。
（2）作为工资支付的货币，或者说，可变工资，按其物质构成，即按其使用价值来说，（主要是）消费资料（这些消费资料的某一部分，工人可以而且必须花在所谓非生产劳动上），是物化劳动，它们对于活劳动来说总是表现为过去劳动。但正因如此，这种过去劳动能够是现在的劳动或将来的劳动。例如，工人在星期六得到他一周的工资。工人把他的工资花在面包、牛奶、肉类、蔬菜等等上，只有在下一周内，才能在它们进入个人消费的这种最终形式上把它们生产出来。因此，工人的工资无非是取得现在劳动的产品，甚至取得将来劳动的产品的支票，是工人得到的领取自己现在产品或将来产品的支票。因此，认为资本家积累了这一切并为工人储备这一切，是可笑的。但是，由于独自占有物化着过去劳动的产品，不论这是劳动资料还是生活资料，资本家就能够用自己的货币去交换活劳动，第二，既然他把货币作为工资支出，他就能够把货币转化为取得现在和将来劳动产品的支票。但这里应当肯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资本家用货币，也就是过去劳动的独立表现，价值，去同活劳动相交换。至于后来工资怎样实现，这是另一个问题，应当在研究普通储备和流通中的资本时加以考察。
（3）威克菲尔德先生忽略了一点：应当分配的产品量，同生产出这个量的方式有某种关系，并且产品的分配同分配的方法有某种关系。威克菲尔德先生当然完全明白这一点，因为在他那里全部关键问题就在于，只有在一定的产品分配方法下，才会产生资本、雇佣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和以这些为转移的产品量。
积累过程。
“在资本使用劳动以前，劳动就已经创造了资本。”（同上，第2卷第110页）
资本积累并不就是可变资本的增长。（见第1448页上的继续部分）[358][XXIII—1447]
[XXIII—1448]“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因为劳动被资本使用，所以资本总是可以找到使用劳动的领域。”（同上，第2卷第103页注）“资本往往不断增长，而劳动不能得到任何使用。”（同上，第2卷第99页）“认为是整个资本使用劳动，这是错误的。”（同上）“虽然在资本以外并不存在劳动的使用，但是好几百万资本积累起来，不是为了使用本国的劳动，而是为了资本的利益才使用劳动，不是为了把它闲置起来，也不是为了把它花费在长久的并使人破产的投机上。”（同上，第2卷第97页）[XXIII—1448]
[XXIII—1448]工人世代的迅速交替。
“工厂中从事过度劳动的儿童死得惊人地快；但死者的空位，马上又有人补充上，人物频频更换，但总的情景并不因而发生变化。”（同上，第1卷第55页）
出租贫民。见上面第1446页[注：见本卷第550—552页。——编者注]——《论大不列颠穷人现状》（补充笔记本H，第10页）；参看罗伯特·布莱基[359]（1602年）《古今政治文献史》1855年伦敦版；这里参看威克菲尔德论许布纳先生等。（补充笔记本H，第17页；[前引著作，第1卷第67页]）
反雅各宾战争时期的巨额利润。
“利息率是判断利润率的相当正确的标准。在最近战争期间，利息率是很高的。”（同上，第1卷第91页）
但是，战争是不是伴随这种资本积累的状况呢？1830年“重新揭示”的情况十分准确；
“英格兰南部的农民……不是自由人，也不是奴隶，他们是贫民。”（同上，第1卷第47页）
关于科学工作者的低微工资（补充笔记本H，第17页；[前引著作，第1卷第96页]）。
普选权，工人阶级和1830年[选举制度]改革的法令。（补充笔记本H，第19页；[前引著作，第184—185页]）
工资。詹姆斯·穆勒（威克菲尔德所引用的）。《教育》词条，载于《英国百科全书附册》（1832年版）
“良好的饮食是良好教育的必要部分……对大部分人民来说，没有良好的饮食，任何教育都无能为力。”（反对朗福德）[前引著作，第1卷第206页]
地租。[土地的]位置几乎是殖民地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同上，第217—218页）（补充笔记本H，第20页）
“地租……是由于土地利用的竞争产生的。”（同上，第218页）
关于能减少生产费用的改良，会给土地所有者带来怎样的利益。（见同上，第224页；补充笔记本H，第20页）决定英格兰土地利用竞争的各种情况。（同上，第227—228页；补充笔记本H，第20—21页）
工资的最低额。
“除了北美和某些新殖民地以外，还有哪个国家农业中使用的自由劳动的报酬多少明显地超过工人最必需的生活资料呢？”（同上，第246页）“毫无疑问，在英国役马是宝贵的财产，它们可以得到比英国农民更好的营养。”（同上）｝
｛简单劳动（威克菲尔德所引用的）。
“除自己的普通劳动外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换取食物的一个庞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詹姆斯·穆勒《殖民地》词条，载于《英国百科全书附册》1831年版）
美国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等等。（上述著作，第21—22页；补充笔记本H，第25页）｝[XXIII—1448][360]
***
[XXIII—1452]匿名作者[361]援引曼或李的下列重商主义观点：
“大不列颠如果没有对自己有利的贸易差额，那么，它所能指望得到的财富也不会比这样一个家庭多，这个家庭的家长除了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那里赢得货币以外，别无他业。”（《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第114页）
他在附录[第7页]中援引了前面提到过的安德森[362]关于长期租佃等的一段话。关于自耕农。
｛[乔·惠特利]《贸易原理》1774年伦敦版。
工资不是由粮价决定这一原理，在这种场合由土地所有者的辩护者，即主张政府发放谷物出口奖励金的辩护者说出。（补充笔记本H，第44—45页；[上述著作，第18、39页]）｝
过度劳动和青年妇女的死亡。（《泰晤士报》1863年7月2日；补充笔记本H，第168页[363]）
｛（罗·托伦斯《论谷物外销》1815年伦敦版。
反对马尔萨斯的著作。（补充笔记本G，第9页）
谷物（粮食）生产领域的扩大。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生产粮食的土地面积的扩大，一年中不同时期生产率的不平衡状况，或它的不平衡性将减少。”（上述著作，第2、24页）
（劳动能力的价值。很好的概括。（补充笔记本G，第10页；[前引著作，第62—65页]）在那个时期（部分地也在十八世纪｝，[劳动价格]的这种“自然规律”，被自由贸易派为了工业家的利益而利用来反对土地所有者和国家赋税（谷物税）。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的辩护者，赋税征收者的辩护者等等，表示赞成不以生活资料价格为转移的现行价格，并赞成因生活资料涨价而引起的剩余劳动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下降（因此，赞成工人阶级直接从属于资本家）。这些家伙在十八世纪是这一学说的辩护者｛本来由工人阶级支配的一切劳动时间一旦从属于资本，这一学说就多半失去了它的意义｝，其中除辛克莱及其他赋税征收者和国债清偿委员会的代表以外，还有（很有系统地深入研究的）《论赋税》[364]（1765年和1770年）的作者；威·坦普尔爵士（荷兰人的模仿者）｛也是重农学派的模仿者，有一半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惠特利，]《贸易原理》（1774年）的作者，他赞成支付政府的谷物出口奖励金；阿瑟·杨格，《威尔士的六周游记》（1769年）和《自由输出谷物的合理性》（1770年）这两部著作的作者（颂扬生活资料高价格的品得，也是《论赋税》的作者）；与此有关的还有他的其他一切著作，例如，《政治算术》[1774年]；[约·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1773年伦敦版）的作者等等。（这实际的信念究竟是什么，可以从范德林特在1737年左右所进行的论战中看出来。）
反对者：范德林特；反对政府的谷物出口奖励金，见1753年《晚邮报》上发表的信；[又见][约·格雷]《致英明人士的信》（1774年），《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1797年）等。波斯耳思威特。
在十九世纪，赞成政府对谷物出口发奖励金的有马尔萨斯、威·斯宾斯、罗德戴尔、帕涅尔，总之，拥护谷物法的整个舞台；反对的有布坎南、威斯特、李嘉图、《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1815年伦敦版）的作者、托伦斯、詹姆斯·迪肯·休谟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一部分人，在我们分析谷物法引起的闹剧时还要提到。应当指出，就是这些自由贸易派，从三十年代起就向工人断言，[谷物法的废除]并不触及[劳动价格的]自然规律，同时，他们部分地引用了土地所有者的辩护者反对自由贸易派时所引用的同一些论据。在十八世纪前七十年，当谷物价格不断下跌时，这个问题对资产阶级来说，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直到资产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建立而不再能顺利地迫使城市工人为取得与劳动价值相一致的价格而进行充分的劳动时为止，——只有在生活资料昂贵的年代，这些法律才是反对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
[XXIII—1453]不过，托伦斯先生承认，这种[劳动价格自然规律的作用]产生于反雅各宾战争[365]时期，当时英国拥有（1）对机器的垄断，（2）世界市场上的垄断，（3）当时由于采取特殊措施，工人还未受到货币贬值的影响。但所有这些一旦终止，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就产生了危害。此外，工资部分地已被降低到它的自然价格的很低的水平，再降低就会发生危险了；而且，正是在那个时候，工人已经开始愤怒并且开始进行他们反对延长工作日的斗争。（这里还应该加上一种情况：因为原料进入不变资本，所以由于原料涨价，利润率不以工资为转移而降低，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着竞争，并且在垄断已经消除的情况下，劳动价值名义上的提高必定会严重影响利润率。）
凡是粮食价格提高而工资等没有相应提高的地方，只要劳动的价格不提高到“谷物的货币价格的水平”，那里的工人就会生病和死亡。（托伦斯，前引著作，第78—79页；补充笔记本G，第12—13页）
[劳动自然价格]原理中的例外情况：（1）谷物价格不断上涨，导致“以马铃薯替代面包”，导致“生活资料标准降低”（也就是说，导致劳动价值下降）（补充笔记本G，第14页[前引著作，第90页]）；（2）在物价格突然上涨时，暂时[没有发生工资的提高]，如同[平时]谷物涨价时的情况那样（同上，第14—15页；[前引著作，第90—91页]）；（3）由于赋税减轻，工厂的商品或其他生活资料跌价，使谷物的涨价由此得到补偿。（同上，第15页；[前引著作，第91—92页]）
“有一些同任何合理的理论和经验直接矛盾的人，他们希望粮食昂贵，断言谷物价格并不影响工资，因而不可能使工业品涨价，或者不可能使外国人具有胜过本国工厂主的任何优越性。”（前引著作，第227页）
托伦斯认为，——而且这是在亚·斯密以前和他以后直至李嘉图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工资的提高会使商品价格上涨。这种观点在十八世纪反对粮食高价格，从而反对工资名义上的高价格的论战中占优势。但这种观点丝毫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在威斯特、李嘉图等人那里，[工资的提高]是（直接）由于利润率下降，在托伦斯及其前辈那里，则是由于在世界市场上廉价出售的商品数量增加，因此，间接地是由于利润下降。
托伦斯向上院引用了罗德戴尔的证词。（这一切应当在考察劳动价格时引用。）
问题归结为：在物价昂贵的年代，工人加班劳动，因此，提供的劳动量增加；这就是说，如果需求不变，那么劳动价格降低了，而劳动时间延长了。这个地方很重要，也就是说，无须增加工人的人数，所提供的劳动就能增加。（关于劳动价格问题。）（补充笔记本G，第33—34页；[前引著作，第227—230页]）
与[罗德戴尔]相反，托伦斯断言：
“对劳动来说，也象对不论什么东西来说一样，市场[价格]有时不同于自然价格。”（前引著作，第229页）
此外，罗德戴尔断言：
“在1790年，1夸特小麦值2镑16先令，织1埃耳[366]凡而纱的费用是15便士，而在1812年，1夸特小麦值6镑，花6便士可以完成同样的劳动……在1812年，粮价昂贵，而工资很低。”（前引著作，第230页）
对这一点，《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1815年伦敦版）一书的作者已经指出，这[工资的降低]当然是指价值大大超过非熟练劳动的工厂劳动而言。况且，工厂劳动也在拉平。相反，[罗德戴尔]向上院和下院所作的证词证明，（把济贫法制度撇开，因为根据这一制度，在英国一部分工资是作为施舍发放的）劳动的名义价格平均来说大大提高了，虽然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它才按粮食价格提高的同一比例提高。见托伦斯的论述。（补充笔记本G，第34—36页；[前引著作，第229—236页]）（总的来说，在农业中，工资提高了一倍，而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了二倍）（在1790至1813年期间）（指谷物价格，而肉类价格上涨得更多）。
[XXIII—1454]托伦斯援引亨利·帕涅尔先生的话，他的论谷物贸易的小册子[367]（1815年）。这家伙是下院谷物法委员会的主席，他反对那些断言谷物昂贵会提高工资，从而提高工厂制品价格的工厂主。（补充笔记本G，第37页；[前引著作，第238页]）托伦斯说，帕涅尔
“坚持他关于市场工资率的看法”。（前引著作，第239页）
进口谷物的数量。（补充笔记本G，第39页；[前引著作，第290—291页]）
“如果[368]为了生产生活资料而需要较多的劳动，那么，较多的劳动，或这些劳动的产品，必须作为工资留给工人。但是，因为他的较多的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他的这些劳动的产品，成为工业工人生存所必需，并且在工人劳动时为工人所消费，所以企业主剩下较少的劳动产品，而一定量的工业资本运到市场上去的工业商品数量比过去少〈似乎供工人用的商品也不进入市场〉。”（前引著作，第235—236页）
谷物货币价格的每次降低都会使劳动的货币价格下降。（前引著作，第76页）谷物货币价格的提高会使工资提高。（同上）
如果谷物关税突然取消，那么，
“以前在土地上劳动的农业[369]工人，由于土地现在不再耕作，他们就会丧失他们在正常工作中所能够获得的技能和技巧的任何好处；而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资本的农业工人，不得不到他们的生产力必定会降低的地方去寻找工作。”（同上，第179—180页）
但是，这涉及所有那些因改良而离开自己正常工作的工人。
通过人为地提高粮食价格来人为地提高地租，会引起人民的报复。（补充笔记本G，第18—19页；[前引著作，第199页]）
1813—1814年议会会期。《（下院）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证词》和《上院委员会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报告》。1814—1815年会期。[370]｝
｛格·纽纳姆（律师）[371]。
按照1804年法律规定，低于63先令的价格禁止出售谷物，而1815年法律规定的这一价格为80先令，但在可以进口谷物的地方，关税规定为2先令6便士。（补充笔记本E，第118页；[上述著作，第2页]）
工资。
在工资只以最必要的生活资料为限的地方，面包价格的提高引起工资的提高；在相反的场合，这种提高使我们失去不多的剩余，迫使我们
“从我们已习惯的地方降到一般水平”。（补充笔记本E，第118页；[前引著作，第5—6页]）
可怜的马尔萨斯向安德森抄袭有关剩余的论点，除面包外，这种剩余也进入工资。实际上，在伊登的著作中针对1795年以及以后几年，就曾列举过这种剩余的几种形式。农业工人的剩余到1815年就完全消失了。实际上，这种剩余已归结为旧时英国监狱的饮食，即面包和水。（补充笔记本E，第118页下半页，第119页开头；[前引著作，第6页]）
（关于1773年到1812年时期谷物等等[价格]以及工资提高的程度，见补充笔记本E，第119页；[前引著作，第7页]）
[XXIII—1455]关于农业工人的工资如何由治安法官，贫民习艺所的蠢货们用粮价来直接计量的问题。由父亲、母亲和3个孩子组成的家庭每周需一加仑谷物（8磅11盎斯）和3便士（也是每周）用于衣着。贝奈特先生的证词[372]。（《上院的报告》第97页；补充笔记本E，第119—120页；[前引著作，第20页]）
啊，这些无耻之徒！弗·伊登先生在自己的著作的第1卷第577页上写道：伯克郡的地主们（这些人以治安法官的身份为农业工人规定工资，关于这一点同较早期的法律的联系，见上面关于“贫民”的另一著作[373]）
“1795年在斯宾诺姆兰德规定了如下工资率：如果8磅11盎斯重的一加仑或半配克谷物卖1先令，工人的收入就应当等于3先令，在面包价格上涨，而没有达到1先令5便士之前，收入可以适当增加；如果面包价格超过上述价格，那么，收入应适当减少，直到面包价格达到2先令为止，这时工人的食量应比以前减少。1/5。”（纽纳姆，前引著作，第20页注）
当时耕种的劣等地。地租。（补充笔记本E，第120—121页；[前引著作，第51、17页]）有一位下院议员公开说：
“这是一种措施，其作用主要就是提高地租。”（补充笔记本E，第121页；[前引著作，第17页]）
可以根据证词判断劣等地的比重，证词的结论是劣等地并不太多。（补充笔记本E，第121—123页；[前引著作，第52—53页]）
见有关粮食进口的图表。（同上，第123—124页；[前引著作，第58—59页]）从图表来看，很难理解，亚·斯密怎么能想出关于土地所有者大公无私的荒唐话[374]。
尽管地租提高了，但土地所有者们没有为反雅各宾战争提供分文，相反，他们仍在战争中捞取好处。（补充笔记本E，第23页）[375]｝
｛查理·亨·帕里医生《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
该书反对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关于级差地租的观点。（补充笔记本E，第17页）在实践中，甚至在产品价格下跌时，地租往往也不会减少。（上述著作，第11页）
地租在哪些情况下才“妨碍”土地的耕种。（补充笔记本E，第18页；[上述著作，第13—14页]）
在下院和上院的证词。（补充笔记本E，第19页；[上述著作，第40页]）
根据阿·杨格本人的证词，较贫困的租地农场主（由于资本不足而对土地耕作得不够好）
“只是为了较大的资本家，自己的竞争者的利润而不让面包价格下跌”。（上述著作，第51页）
帕里这个地道的自由贸易派资产者指出，租地农场主完全靠工人来补偿自己的一部分亏损，并把贫民救济金算进工人的收入，阻碍改变
“工资和食品之间的通常比例”。（同上，第69—70页）
生活水平。帕里抱怨英格兰“工人”不愿吃“掺有杂粮的混合粉”面包，并且说：
“在教育比较好的苏格兰可能不会有这种偏见。”（同上，第69页）
工资。伊登认为，1792—1796年时期物价昂贵的水平几乎相当于1812年及以后的几年。但是，工人在1812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况还更坏。（补充笔记本E，第20—21页；[前引著作，第73—78页]）面包约占工人支出的一半，在伊登那里并不完全是这样：平均超过2/5。而在多子女的家庭中超过的还要多得多。在1795年至1796年尚且存在的一些消费品，到1815年就不见了。租地农场主的粗暴行为。（见补充笔记本E，第21页和第22页。[前引著作，第77页和80—81页]）在补充笔记本Ｅ第22页上[前引著作，第78—81页]也有材料证明，尽管名义工资有相当提高，但工人的实际工资大大降低。参看伊登的论点。（补充笔记本Ｅ，第26页；[前引著作，第213页]）
猪猡——土地所有者，通过地租摆脱一切税收，同时还捞到好处。（关于这一点以及这类形形色色的骗子，见补充笔记本E，第23—24页；[前引著作，第100—104页]）
[XXIII—1456]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
“如果……已经肯定，租地农场主由于有义务交付地租而必须得到利润，那么，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加痛心的了，等等。”（前引著作，第158页）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马匹。计有180万匹；它们值1620万镑；把人吃掉了。（前引著作，第176页；补充笔记本E，第25页）｝
｛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77年伦敦第8版第2卷。
在国内感到短工｛农业短工｝不足，必须迎合他们，否则他们不会为我们劳动，等等。（上述著作，第17页）如果工人得到的工资比较少，他花在面包、油、干酪、肉上的钱也必定比较少。（同上，第48页）
任何物的自然价值（使用价值）都在于它能满足必要的需要，或者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同上，第28页）
“市场价值”不同于自然价值。
“如果两种或两种以上商品的任何一定量相互交换，那么，它们的市场价值……是相同的。”（同上）“一切商品（在交易中实际发挥职能的货币是其中的一种）的价值，或价格也就是一种比例；你们改变其他一切比例，提高某种[商品]的价格或降低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你们同时也就改变这种比例。”（同上，第30页）｝
｛彼得罗·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4年米兰版第15卷。
“货币是一般商品。”（上述著作，第16页）
（反对重农学派。）（厚笔记本[376]，第95页下半页；[前引著作，第20、22页]）
重商主义者也象货币主义追随者那样主张：
“尽量增加每一种商品的卖者的人数，尽量减少买者的人数，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措施的枢纽。”（同上，第52—53页）
请看，他怎样摆脱困境，怎样把这一点别出心裁地同年再生产的扩大联系在一起！（厚笔记本，第96页下半页；[前引著作，第53—56页]）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用尽量少的劳动量来尽量扩大年产品〈作者把这理解为纯产品，剩余价值〉，或者说用最少的劳动来生产一定量产品；用一定劳动量生产尽量多的产品，尽量增大劳动，并从中取得最大的生产效用。”（同上，第190页）
斐迪南多·帕奥累蒂。[《农业思想概论》，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20卷]重农学派的追随者。（厚笔记本，第98页）
安东尼奥·詹诺韦西《市民经济学讲义》（1765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8卷。
“人的力量看来是极其多方面的、灵活的，它象肌肉一样，只有承受巨大的负荷，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上述著作，第10—11页）
“虽然商人并不轻视已经获得的利润，但他的目光却总是盯着未来的利润。”（同上，第139页）｝
[XXIII—1457]｛勃多（尼古拉）《经济哲学第一篇导言或文明国家的分析》（1771年版〉，载于《重农学派》，欧仁·德尔编，1846年巴黎版。
“因此，财富这个名称要求两种东西：第一，通常的质，它使那些可供我们消费的物品成为有用的或适意的物品，并使它们成为财货；第二，交换这些物品的可能性，由此财货能为你们提供其他财货，而这就使它们成为财富。”（上述著作，第661页）
“由于教育方法的连续性、一致性和臻于完善，人们早就占有了许多代和好几百年来的思维、经验和成就的成果，并且这种占有发展了才能等等。”（同上，第665页）｝
积累过程。
“简单劳动只是靠人数的扩大而进行的。”（弗兰西斯·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298页）
人口的自然增长是再生产的结果之一；第一，它本身是积累（人的积累），第二，是积累过程的前提（在一定范围内）。它并不花资本家分文，技能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只是通过实践来积累技能，并把它作为成果（作为劳动特长）传授给自己的接替者。（见霍吉斯金[377]）最后，是科学的积累和再生产，科学或多或少直接决定物质生产过程。在各种物化劳动中，科学是这样一种物化劳动，在这里再生产，即“占有”这种物化劳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原来生产上所要求的劳动时间相比是最小的。
积累过程和对劳动的需求。
在全部剩余产品中，有一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而在这一部分中某一份额转化为可变资本，也就是用来支付工资。如果以此为前提，那么，针对所谓工资实际上取决于现存资本量的荒谬经济学理论应当指出下列几点（在这里也撇开对外贸易和投放资本到国外生息这一点不谈）。
（1）如果有人说，所使用的劳动量取决于现存资本量，那么，这种说法只在下述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绝对地说）：这是绝对的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所以不表现为同义反复，只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从而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劳动的各要素表现为独立的、异己的和相互独立的要素。这只是表明，从事劳动的人数的增长取决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或者说，至少以这种生产率为界限），即取决于这样的劳动生产率：它一方面表现为他们本身的生产能力的发展，以及这种能力在现在和过去被运用时所表现的精力、知识和合乎目的的程度。而第二，它表现为它借以发生作用的各种已建立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基础，并且也表现为年再生产的这样一种规模，这种规模应足以满足下一年的原料、生活资料和生产本身的需要。土壤。土地。
[XXIII—1458]（2）全部剩余产品（从它的价值来看）是由新加进的劳动组成。因此，转化为追加资本或形成积累源泉的那一部分劳动也是如此。不过，这全部追加资本虽然来源于剩余劳动，但是认为它在剩余产品实际转化为资本时似乎完全同新的追加劳动相交换，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一开始就以它形成不变资本要素的形式而存在，它只有一部分，相当小的一部分转化为可变资本。
（3）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剩余产品中新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就越小，生产过程使之不断变为剩余的那部分人口就越多，不增加工人人数而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量就越大。应当指出，劳动的供给不仅取决于（见罗德戴尔的有关论述[注： 见本卷第562页。—编者注]）工人人数，而且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其次，与此有关的还有这一情况：大工业在不断造成人口人为缩减的同时，另方面又为工人阶级造成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工人阶级作为大量穷人被大规模地再生产出来。
（4）其次，还有一部分[剩余产品]直接（或通过对外贸易转化为[别种产品]）进入上层阶级的消费。
从亚·斯密那里当作教条接受下来的关于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增长的论点（在斯密看来，因为这里的工资在增加，所以对劳动的需求加速增长），对生产资本的积累来说是一种幻想；然而这种论点对工场手工业来说是正确的，他的观点正是建立在对工场手工业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切在威克菲尔德那里也造成可笑的矛盾。在美国和在老资产阶级国家开拓的新殖民地中，在某一时期以前工资（对劳动的需求）是随财富的增长而迅速增加的，因为在这里占全部从事农业者99/100并可能提供全部产品4/5的人，是独立劳动的农民，因而不是采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而在城市中则采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并且所有殖民地也使用老牌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没有它们的弊病。威克菲尔德本人承认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他想在殖民地强制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殖民地的主要特点——土地的免费的肥力。
｛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载于《重农学派》，欧仁·德尔先生编，1846年巴黎版第2部。
“它〈货币〉除了产品赋予它的运动之外，没有别的运动。”（上述著作，第885页）
“价值就是一物和另一物、一定量的这种产品和一定量的别种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同上，第889页）
“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同上，第893页）
（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38页）
“产品只有用产品来支付。”（列特隆，前引著作，第899页）“产品只能用产品来购买。”（萨伊，上述著作，第441页）“交换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以平等为基础，也就是说，是在两个相等的价值之间订立的。因此，它不是致富的手段，因为所付和所得是相等的。”（列特隆，前引著作，第903—904页）
[XXIII—1459]“出售就是……交换……它也是这样进行的：两个相等的价值相交换，而不是致富的手段。”（同上，第909页）
“不是……契约当事人决定价值；价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同上，第906页）“有货币参与的贸易，不是以卖的行为……而结束……因为只有买者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对卖者来说事情并没有全部完结：他所得的货币并不是可供消费的物品。因此，为了消费这些货币，他也必须成为买者。”（同上，第908页）“由此可见，从当前的买方来说，任何购买都要求在购买之前先出卖，而任何出卖都要求在出卖之后必定购买……每人每天都把他所得的货币付出来，把它们投入流通；只要货币一停止流通，它就表明付出货币者的需要已得到满足，也表明债务已经履行，并且货币获得者继续打算清账或满足需要。”（同上，第908—909页）
“交换直接达到目的，而目的就是消费；交换只在两方进行，而且只经过一次交易就结束。但有货币参与的交易没有结束，因为卖者必须自己或通过接受他所转让的货币的人成为买者。因此，要以下一步的目标即消费而结束，至少就要有四个点和三个契约当事人，其中一个人参加两次交易。”（同上，第909页）
“它〈货币〉不是单纯的符号，因为它本身就是财富；它不代表价值，它是价值的等价物。”（同上，第910页）“货币在它的获得者手中是抵押品或票据，有了它，他什么时候想取得东西就去取得东西，并且想取得什么东西就取得什么东西。”（同上）
超过年再生产的积累。
{但是，所有没有被消费的固定资本是再生产的结果，没有这种再生产它就会贬值，并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
“一国所拥有的相当可观的财富基金，是存在于可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的劳动产物的形式上，这种财富不以该国每年的再生产为转移；这种基金形成资本，这种资本是长时间积累起来的，起先是由产品偿付的，它不断更新和增长。”（同上，第928—929页）｝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1767年版），载于《重农学派》，欧仁·德尔先生编，1846年巴黎版第2部。
“人们不会用货币去交换货币。”（上述著作，第486页）
“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价值，其实无非是以产品形式存在的价值，它只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同上）
“让卖者和买者通过自己的购买相互付出他们通过自己的出卖而得到的货币，这是绝对必要的。”（同上，第540页）“每个卖者也要通过他所进行的购买向别人提供货币，以便使别人能购买他想卖给此人的商品。”（同上，第541页）
[XXIII—1460]“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用商品购买货币；因此，买卖总是……某一价值同另一价值相交换，这两个价值中有一个是货币，还是两个都是普通商品，这件事本身是毫无关系的。”（同上，第543页）
“因此，任何一个卖者通常不能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否则他购买其他卖者的商品时也必须付出高价。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一个消费者通常不能以低价购买商品，否则他也必须降低他出售的商品的价格。”（同上，第555页）
“每个消费者不是交替地成为同一数额的买者和卖者吗？”（同上，第559页）
“货币在我们手中代表我们要买的东西，它也代表我们取得货币时卖出的东西。”（同上，第586页）
价值增殖过程。
“把其他许多物的价值归到一种物上〈例如，把织工所消费的物的价值归到麻布上〉，把几个价值可以说层层相加成一种价值，这种办法会导致价值相应地膨胀起来。”（同上，第599页）“相加这种说法很好地表现了劳动产品价格借以形成的办法；这种价格只是许多已消费的和相加在一起的价值总量；但是相加并不等于相乘。”（同上）
（其实，相加就等于相乘：2+2=4和2×2=4。）｝
｛《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1720年伦敦版｝[XXIII—1460][378]
***
[XXIII—1464]利息的计算。
单利。（100∶5）=（860∶43）（利息）。一百（100）同i（利息，例如等于5％）之比，等于本金同利息量之比。假定i是100的利息，p是本金，（100∶i）=（p∶x）；x=（ip）/100。
复利。为简便起见，假定利率等于5％；105/100或21/20。年数等于n。本金等于a。总额等于S。这样，复利的公式就是：S=a（21/20）n。如果用对数来求解，我们就有：log S=log a+log（21/20）n=log a+n log（21/20）=log a+n（log 21—log 20）。
假定a=1000；n=100年，利率=500％，S=x？
S=1000·（21/20）100；log S=log 1000+100（log 21—log 20）。
log 21=1．3222193
—log 20=1．3010300
────────────
[log+（21/20）]=0．0211893
× 100
────────────
100·[log+（21/20）]=2．11893
+ log 1000=3．00000
────────────
5．11893
因此，log S=5．11893，与此相应，自然数为131501镑。
根据列·欧勒的计算（在这里诚然不是计算到小数点后7位，而是15位），本金1镑，放债500年，复利（5％），应得39323200000镑；这500年中每年平均得78646400镑。
[XXIII—1465]如果每年加入本金的不仅仅是利息，而且还不断加入新的数额b，那么，原本金a每年的增长情况如下：
第一年后：（21/20）a+b；
第二年后：（21/20）2a+（21/20）b+b；
第三年后：（21/20）3a+（21/20）2b+（21/20）b+b；
第四年后：（21/20）4a+（21/20）3b+（21/20）2b+（21/20）b+b；
第n年后：（21/20）na+（21/20）n—1b+（21/20）n—2b+……+（21/20）b+b。
如果我们把这个公式中表示b的部分倒过来写，那就形成一个累进的几何级数，这就是：
b+(21/20)b+(21/20)2b+(21/20)3b+…+（21/20）n—1b。
假定a是第一项，bn—1是最后一项，因而bn=bn—1·b，以及b是分母。这样，在我们的场合b是第一项，（21/20）是分母。我们的全部几何级数总额等于：
为了用对数计算这最后一个公式，我们先单独考察它的第一部分，即（21/20）n·（a+20b），然后从中减去20b。假定a=1000镑，5％为复[XXIII—1466]利量，b（第年追加量）=100，n（年数）=25。
在这种情况下，公式（21/20）n·（a+20b）—20b转化为（21/20）25·（1000+2000）—2000。
log（21/20）=0．021189299
25×log（21/20）=0．5297324750
log（1000+2000）=3．4771213135
总额等于4．0068537885，这就是10159．1这个数的对数；从其中减去20b=2000，就得出8159镑2先令。
如果本金1000镑不断增长，经过25年变成8159．1镑，那么要问：它经过多少年会变为1000000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等式：
(21/20)n·（a+20b）—20b=1000000镑，也就是
3000·（21/20）n—2000=1000000。
（21/20）n=1002000/3000=334。
n log（21/20）=log 334。
log 334=2．5237465，而log(21/20)=0．0211893；
n=2．5237465∶0．0211893=119年和1个月零7天。
[XXIII—1467]上而得出的公式
（21/20）n·（a+20b）—20b，或
（21/20）na+20·(21/20)n·b—20b
转化为
（21/20）na—20（21/20）nb+20b，或者，如果b这一数额不是每年加进本金，而是从中扣除，则转化为
（21/20）n（a—20b）+20b
如果n不是表示完整的年数，而是表示小于一年的量，那么，它就成为分数，不过计算时可象过去那样使用对数。
例如，如果本金量在第一天末收回，那么n=1/365；如果经过2天收回，那么n=2/365，等等。
假定a=100000镑，利息为5％。根据复利来计算8天中本金的[增长]。
那么，S=a·（21/20）8/365=100000·（21/20）8/365。
Log S=log 100000+［（8/365）log（21/20）］，但是
log（21/20）=0．0211893；
(8/365)·0．0211893=0．0004644
log 100000=5．0000000
总共为5．0004644，相应的自然数为100107。如果我们从这个数中减去原有本金100000，我们就得出8天的利息量107镑。
利息计算理论的首批成就应归功于伟大的莱布尼茨，他在莱比锡的1683年的《学者札记》中发表了这个理论的要点。
如果a为第一项，b为级数的分母，（n—1）为最后一项的幂数，那么，级数的总数就等于[a（bn—1）]/（b—1）；如果b=b/c，因而（b/c）＜1，即c＞b，那么，级数的总数S[大约]等于a/[1—（b/c）]=ac/（c—b）
[XXIII—1468]计算一定年数后才应偿还的现有货币量的价值，也属于要考察的问题。因为正象现有的20镑一年后就成了21镑一样，与此相适应，在年底以前不可能得到的21镑，实际上只值20镑。因此，如果我们用字母a表示应在年底偿还的量，那么，这个量的现有价值就等于（20/21）a；因此，要求得一年后应偿还的本金a的现有价值，我们应当用（20/21）来乘本金；要求得偿还前两年的本金的价值，我们应当用（20/21）2来乘本金；而偿还期以前n年的本金价值一般用（20/21）n×a这个公式来表示。
假定某人应连续五年得到100镑年租金，并想在利息为5％的情况下让出这一租金以获得现金。现在要算一下他应得多少。
代替100镑，经过1年他得到95．239
经过2年 90．704
经过3年 86．385
经过4年 82．272
经过5年 78．355
────────────
五年内总共 432．955，
这是他代替500镑[租金]而得到的现金。
如果年租金等于a，那么，从现在算起经过n年，它实际上将值
必须用对数计算最后部分，然后从21a中减去。
[XXIII—1469]如果只由本金生息，这一利息就称之为单利。
如果利息一偿付就加入本金，然后合在一起生息，这种利息就称之为复利。
单利：p是贷出的本金，r是1镑的年息，n是年数，i是借贷利息｛从而r是利息率｝，m是总额（某一时期内本金和本金利息的总额）。
rp是p镑的年息；
nrp是n年内p镑的利息；
i=nrp；ｍ=p+nrp=ｐ（1+nr）。
这两个等式，即（1）i=nrp和（2）m=p（1+nr），足以解决同单利有关的任一问题。
如果q是利息率[用于100镑]，那么，由于r是1镑的利息率，q=100r或r=q/100所以，（1）i=n（q/100）p和（2）m=p（1+（nq/100））=（（100+nq）/100）p。
试算一下单利和125镑6先令8便士本金在年利率为5％的情况下经过4年所变成的总额。
p=125+（1/3）；r=5/100=1/20=0．05；n=4；i=4·（1/20）·[125+（1/3）]=（1/5）·[125+（1/3）]=25+（1/15）=25镑1先令4便士；m=150镑8先令。
按单利计算的贴现额[期票贴现]：p是现有价值；该数额应经过n年偿还，利率为r，现[确定]其贴现额为m。现有价值p在利率为r的情况下经过n年就同m相等。
m=（1+nr）·p；p=m/（1+nr）。现有价值p就是如此。
贴水d=m—[m/（1+nr）]，因为贴水等于经过n年应得到的货币量减去现有价值p；因为p+d或d+（m/（1+nr））=m，所以
[XXIII—1470]d=m—[m/(1+nr)]=（m+mnr—m）/（1+nr）=nrm/(1+nr)。
如果q为利息率，那么
=A/（R—1）。
因此，P=A/（R—1）也就是说，除以1镑及其利息减1这两者之后的年租金，等于年租金A的现有价值或所值，这一租金可以永久地不断被偿付。假定R=21/20即等于1+（1/20），或5％，那么，如果年租金等于800镑，永久租金价值就是P=800/（（21/20）—1）=800/（1/20）=20·800=16000镑。如果利息率等于3％，那么[XXIII—1472]P=800/（（103/100）—1）=800/（3/100）=80000/3=26666+(2/3)。如果利息率等于[2+（1/2）]％，那么，R=[102+（1/2）]/100，而因为2+（1/2）=5/2，所以就有P=800/（（41/40）—1）=800/（1/40）=32000这一数额相当于利息率为5％的场合下的P价值16000。
这就是完全保有的不动产[Freehold Estates]的买卖的调节公式；同时很明显，视货币利息率的高低不等，被偿付的货币额也应多少不等（参看欣德《代数学》第264—265页）。[XXIII—1472][379]
注释：
[315]对阿伯思诺特这一例子的进一步分析，包含在《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手稿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9卷第15—16页）。——第504页。
[316]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援引了李比希的著作《农业的理论与实践》（1856年不伦瑞克版）中的相应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65页）。——第506页。
[317]在补充笔记本B（见注16）第8页上，开始出现马克思所引用的福斯特著作的摘录；其中，马克思在这里摘录了福斯特的著作第10页上关于自然肥力过大对国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论断（见本卷第475—476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61页）。——第507页。
[318]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93页。——第508页。
[319]见注9。——第508页。
[320]乔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278—27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395页；第25卷第865页。——第510页。
[321]在补充笔记本B第21—22页上，有《关于谷物法对国民收入的重要性致议会两院书》（1815年伦敦版）第8—11、32页的摘录。——第514页。
[322]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V本上援引了亚·斯密的相应言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7卷第349页）。——第514页。
[32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28页。——第514页。
[324]在补充笔记本C第4—5页上，有约·贝克曼的五卷本著作《发明史文集》（1780—1805年莱比锡版）第1卷和第2卷的摘录。马克思所作的摘录采自第1卷第123—127页和第2卷第57—58、101、261—275页。——第516页。
[325]接着，在第XXIII笔记本第1418—1420页上，包含有对诺思关于“剩余价值理论”观点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394—398页）。——第517页。
[326]马考莱关于十七世纪英国使用儿童劳动的相应言论，马克思引用了两次，分别包含在1861—1863年手稿第Ⅲ和XIX本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7卷第243、506页）。——第517页。
[327]第XXIII本笔记本第1421页的大半页没有写满。——第518页。
[328]约瑟亚·塔克尔《略论法国和大不列颠在商业中的盈亏》1753年伦敦第3版第35—37页。——第520页。
[329]约瑟亚·塔克尔《关于政治和商业问题的四篇论文》1776年格罗斯特第3版第35—37页。——第520页。
[330]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77年伦敦第8版第2卷第20—21、34—35、39、48页。——第524页。
[331]弗·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1766年），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145—146、163页。——第524页。
[332]马克思在这里援引丹尼尔·笛福的匿名著作《论公共信贷》（1710年伦敦版）。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引用了这一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61页）。——第525页。
[333]这一著作的匿名作者是丹尼尔·笛福。——第525页。
[334]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49页。——第525页。
[335]马克思在这里援引丹·笛福的匿名著作《交换的解剖；或投机证券交易体系》1719年伦敦版。——第528页。
[336]套用了赛·巴特勒的长诗《休迪布腊斯》第二部第一首中的一句话。——第528页。
[337]［马修·德克尔］《认真思考使整个国家（特别是它的商业）受困的某些高赋税：建议以单一税阻止货物流动，解除对商人的任何检查并提高一切公共供给》一个祝愿善良的大不列颠人民幸福的人著（1743年版）。1774年伦敦第5版。——第528页。
[338]威·霍斯利《认真思考高赋税：致马修·德克尔爵士》1774年伦敦版。——第529页。
[339]在补充笔记本F第12—15页上，写有这里引用的著作《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第4—54页的摘录。——第530页。
[340]在补充笔记本F第19页上，写有《从全国出发建议严重注意社会舆论的一些想法。附有附录，说明因谷物奖励金而造成的损失。一土地所有者著》这一著作第1—36页的摘录。——第532页。
[34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7—648页。——第535页。
[342]马克思把页码编错了，把直接接在第1431页后面的那一页错编为第1433页。——第536页。
[343]往下包含在第XXIII笔记本第1433—1434页上的正文，发表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405—407页）。——第536页。
[3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04—305页。——第539页。
[345]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96页。——第540页。
[346]见注344。——第540页。
[34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7卷第581页。——第541页。
[34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7卷第241—243页；第23卷第306—307页。——第541页。
[349]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75页。——第541页。
[350]见注344。——第542页。
[351]往下在第XXIII笔记本第1438—1440页上，包含收入本卷第8章的《原始积累》那一节。——第542页。
[35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81页，在这一页上，马克思在这一方面提到了威·罗雪尔。——第546页。
[353]［马修·德克尔］《认真思考使整个国家（特别是它的商业）受困的某些高赋税》一个祝愿善良的大不列颠人民幸福的人著（1743年版）。1774年伦敦第5版第21—22页。并见本卷第528—529页。——第547页。
[354]航运法——保护关税法，英国议会于1651—1673年通过，其目的是维护英国的航运业；该法令禁止用外国船舶转运英国商品；航运法在1849—1854年被废除。——第547页。
[355]大概马克思这里指的是，他于1863年1月写的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的《资本论》第1部分的计划草稿的第4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446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55—356页。——第549页。
[356]反雅各宾战争——指的是英国从1793年至1815年进行的反对法国的战争。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反对劳动群众的残酷的恐怖制度。特别是，在这期间镇压了一系列人民骚动，并通过了禁止工人联合的法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9—160页。——第551页。
[357]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关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篇中，援引了这一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78页）。——第551页。
[358]马克思指的是手稿第1448页下半页上的一段话。这段话被一道横线同该页其余的正文隔开。按照马克思的提示，这段话作为手稿第1447页正文的直接继续发表。——第554页。
[359]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90页。——第555页。
[360]在第XXIII笔记本第1449—1451页上的正文，发表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410—414页）。——第556页。
[361]指的是《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驳亚当·斯密博士等人的某些错误论点》（1797年伦敦版）的作者约翰·格雷。——第556页。
[36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410页。——第556页。
[363]在补充笔记本H第168页上，载有1864年2月26日《泰晤士报》的摘录（《饿死事件》——致该报编者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18页）。而1863年7月2日《泰晤士报》的摘录包含在补充笔记本H的最后一页上，这一页只有一部分保存下来。——第557页。
[364]大概指的是《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对我国工厂中劳动价格的影响。论赋税的作者著》1770年伦敦版。该书的作者据认为是约·肯宁安。并见本卷第536—542、550页。——第557页。
[365]见注356。——第560页。
[366]1埃耳等于45时或1．14米。——第560页。
[367]大概指的是亨利·帕涅尔《亨·帕涅尔爵士在下院的演说内容，评谷物法》1814年伦敦版。——第561页。
[368]在该段页边上马克思注明：“劳动价格和剩余价值”。——第561页。
[369]在该段页边上注明：“劳动贬值”。——第561页。
[370]在《资本论》第1卷中对这两本蓝皮书（英国议会的官方出版物）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09页）。——第562页。
[371]格·耳·纽纳姆（律师）《评议会两院谷物法委员会上的证词》1815年伦敦版。——第562页。
[37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61页。——第563页。
[37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7卷第45页。——第563页。
[37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卷第422页。——第564页。
[375]查理·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第100—101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61页。——第564页。
[376]见注311。——第566页。
[377]马克思大概是指霍吉斯金关于工人技能的积累的论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306、348页及其他各页）。——第567页。
[378]第XXIII笔记本第1460页下半页未写满，可能马克思打算以后在这里记入《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一书的摘录。
接着，在手稿第1461—1463页上写有论述《所谓原始积累》的正文（见本卷第8章）。——第572页。
[379]第XXIII笔记本第1472页（最后一页）的下半页未写满。——第581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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