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四十八卷——[第四篇]  [其他问题][273]

　　[（1）第XVIII笔记本的片断]
　　[XVIII—1066][274]关于复利问题[275]，还必须补充如下。
　　认为资本是一种会自行再生产的东西，一种靠自身的天性而长久保存和增殖的价值，这种观念，曾经使普莱斯博士生出许多荒诞无稽的幻想。它们已经远远超过炼金术士的幻想。对于这些幻想，皮特深信不疑，而且，他在制定[国债]还债基金[276]的条例时，把这些幻想当作他的财政智慧的基础。
　　“生复利的钱，起初增长得很慢，以后就不断加快，过了一段时期之后，其速度就超出任何想象。一个便士，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5％的复利放出，到现在会增长成一个比15000万个纯金地球还要大的数目。可是如果以单利放出，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它至多只能变成7先令4+（1/2）便士。直到现在，我们的政府宁可用后一种方法而不用前一种方法来理财。”（理查·普莱斯《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第2版第18—19页）
　　（他的奥妙就是：要政府以单利借款，并以复利贷出。）
　　在《评继承支付》（1772年伦敦第2版）中，普莱斯更是想入非非：
　　“一个先令，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6％复利放出，会增长成一个比整个太阳系——假设它变成一个直径同土星轨道的直径相等的圆球——所能容纳的还要大的数目。”（上述著作，第XIII页注）“因此，一个国家总是能摆脱困难的；因为它只要有一小笔积蓄就能在它的利益所要求的短期限内清偿大笔的债务。”（同上，第XIV页）
　　对于轻信的皮特来说，由此得出了多么美妙的原理啊！
　　普莱斯简直为几何级数的庞大数字所迷惑。因为他完全不顾劳动再生产的条件，把资本看作自行运动的东西，看作一种纯粹的、自行增长的数字（完全象马尔萨斯把人类看作按几何级数增长一样[277]），所以他竟然以为，他已经在下述公式中发现了资本增长的规律：S=C（1+i）n。在这个公式中，S=资本+复利的总和，C=预付资本，i=利息率（100的相应部分），n代表过程进行的年数。皮特在他1792年提议增加还债基金金额的演说中，就十分认真地看待普莱斯博士的这种欺人之谈。
　　“1786年〈见罗德戴尔的著作[278]〉，下院通过决议，为了公共利益举债100万镑。”（罗德戴尔。上述著作，第175页）
　　按照皮特所相信的普莱斯的说法，为了“积累”这样借到的金额，当然最好是向人民征税，并且用复利的神秘法术来驱除国债。“还债基金”[《sinking  fund》或者Amortissementsfonds]税。
　　“在[下院]通过这个决议后不久，接着就颁布了皮特提出的一项法律（乔治三世二十六年第31号法令），规定积累25万镑，直至包括到期的终身年金在内的基金增长到一年400万镑为止。”
　　皮特在他1792年提议增加[还债]基金金额的演说中，认为机器和信用等等也是使[英国]商业占优势的原因，但是，
　　“积累是最广泛和最持久的原因。这个原理在斯密这位天才的著作中已经得到完全的发挥和充分的说明……资本的这种积累得以实现，是因为人们至少把年利润的一部分再投回去以增加本金，而本金在次年按同样的方法被使用，连续地提供利润。”
　　皮特认为，普莱斯的复利，即普莱斯对复利的计算，和亚·斯密的积累理论是相同的。这一点很重要。
　　[XVIII—1067]此外，柴尔德，英国银行家的始祖，他是高利贷者“垄断”的敌人，完全同“摩西父子”在他们的通告中自称是小裁缝“垄断价格”的敌人一样。
　　在约瑟亚·柴尔德这位伦敦银行家之父于1669年写成的《论商业和论货币利息降低所产生的利益》（译自英文，1754年阿姆斯特丹、柏林版）中，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话：
　　“100镑按10％的利息率以复利计算，经过70年，就会生出102400镑。”（第115页）
　　第一种积累观点是贮藏的积累观点，完全和第一种资本观点是商业资本观点一样。第二种[积累]观点是复利观点，就象生息资本或放款取息是资本的第二种历史形式一样。政治经济学当它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关系的洪水期前的表现重新当作这些关系的表现时，例如把复利当作资本积累的表现时，就陷入困境。
　　普莱斯博士的见解怎样不知不觉地混入了现代的和相对来说进行批判的经济学家的见解，可以由《经济学家》上的下面这段话得到说明：
　　“如果说在英国有过这样的情况，即土地虽然附有许多权利和特权，但并没有被一再地买卖〈因此，正如他的非常英明的结论一样：“土地不是为它所支付的货币的简单代表”〉，对此我们表示怀疑，——那么我们并不怀疑……每6便士的地租是地主积蓄的并在土地没有被出售的情况下重新投入土地的那笔资本的代表……资本，在积蓄资本的每个部分都按复利积累时，会无所不吞，以致人们由以取得收入的世界全部财富早已变成资本的利息。虽然土地在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贵，但所有的地租现在也是对以前已经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支付的利息。”（《经济学家》1851年7月19日）
　　根据《经济学家》那个虚构的观点可以说，能在无数个世纪中实现的全部劳动，将不过是在这个期间积累起来的资本的利息。我摘引这段话，只是针对人们认为积累就是复利这种虚构的观点。此外，顺便说说，《经济学家》在这里指出，社会本身
　　“作为团体……提出把土地（作为共同财产）的要求，并且永远不会放弃这种要求”。（同上）
　　花费资本购买土地的人
　　“实际上是丧失自己的[财产]权，把仅仅而且专门属于私人财产的某些特权转交给社会”。（同上）
　　最后，还有“浪漫主义的”弥勒[279]的如下胡说：
　　“普莱斯博士所说的复利的惊人增长，或人的自行加速的力量的惊人增长，如果要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就要以许多世纪不分割的或不中断的划一的秩序为前提。资本一旦分割开来，分成许多单个的自行生长的幼芽，力量积累的全部过程就重新开始。自然赋予每个工人增长力量的期间平均是20—25年。过了这个期间，工人就离开人生道路，就要把那由劳动按复利积累起来的资本，转交给新的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给许多工人或儿童。这些工人和儿童在能由他们得到的资本取得自己的复利以前，必须先学会怎样去推动和运用这些资本。其次，市民社会所获得的巨额资本，即使在最活跃的共同体内也要经过多年才会逐渐积累起来，并且不是用来直接扩大劳动，而是相反地，一旦聚积成相当数额，就以贷放的名义，转移给另一个人，一个工人，一个银行或一个国家。然后接受的人在实际运用资本时从中收取复利，从而[XVIII—1068]能够容易地向贷放者提出支付单利的保证。最后，如果只有生产或节约的规律发生作用，人的力量及其产物固然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消费、贪婪和浪费的规律会对这种增长起反作用。”（亚·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3册第147—149页）
　　在少数几行内再也不能拼凑比这更令人恶心和更一目了然的胡言乱语了。首先只应当提醒一点，——且不说他可笑地把工人和资本家，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资本的利息等等混为一谈，——这就是获得复利的原因在于，资本“贷放出去”，“在这之后”资本就带来“复利”。例如，这种“深刻思想”，或者说得确切些，这种“胡言乱语”的令人吃惊的庸俗性表现在下面这句话里：
　　“决定物品价格时，无须考虑时间；决定利息时，主要的是考虑时间。”（同上，第138页）
　　弥勒在这里说的是流通时间。因为在考察利息时他把流通时间看作决定性的，而在考察商品价格时不看这一点，所以深刻思想的内容，就是抓住表面，并在这个基础上把论述进行到底。就是这个家伙对我们说：
　　“城市生产的周转包括数日，相反，农村生产的周转包括数年。”（同上，第178页）
　　他所说的“城市生产”是与农业相对立的工业，按非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而他说的正是这种农业——当然是年周转。大工业（由于使用固定资本）则相反，是12—15年的周转，在某些运输业部门（铁路等等）则是20年的周转。我们这位弥勒所用的方法，具有各行各业的浪漫主义的特征。它的内容是由最庸俗的日常的偏见构成的，是从表面的假象取来的陈腐之见。然后，这种错误的平庸的内容被用神秘的表达方法“提高”和诗化了。[XVIII—1068][280]
　　***
　　[XVIII—1140]｛利息。《经济学家》关于利息指出：
　　“如果一定量的贵金属价值下降，那么这并不是为使用这个量而少收货币的理由，因为对于借款者来说，如果资本的价值减少，那么他支付利息的困难也同样减少。在加利福尼亚，由于局势不稳定，月息3％，年息36％。在印度斯坦，人们把货币贷给印度王公们供非生产花费之用，贷放者为了补偿自己资本的平均损失而收取非常高的利息，收取30％，同经营工业所能取得的利润根本不成比例。”（《经济学家》1853年1月22日第491号第89页）
　　但是，高利贷者为提供种子等等，或者为出租织布机等等而收取的利息同样和莱特[注：莱特即印度农民。——译者注]等等获得的“利润根本不成比例”。换句话说，上述利息和这个耕种土地的印度人和织布者所获得的利润根本不成比例。同样，英国工人向当铺交付的利息（平均每年100％，见塔克特的著作[注：见本卷第463页。——编者注]）和他们的工资率，尤其是和“他们实现的利润”根本不成比例。相反，这些高利贷者所获得的利息，不仅包括全部利润（全部剩余价值），而且部分地是工资的扣除额，这种工资甚至低于印度的水平，而印度的水平本身所以低，一部分是由于印度人缺乏需要，一部分是由于土地肥沃，这成为大米等等价格低廉的原因。然而，例如，工人的这种状况所以会在英国再现出来，是由于那里“家庭工业”这种简单形式还没有在实际上（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等。这与蠢驴凯里说的相反，凯里例如拿印度的莱特所支付的利息同英国统治阶级按照票据支付的利息相比，以便证明工资在英国比在印度高得多[281]。不过，我们还是回来谈《经济学家》杂志，它给上面引用的那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贷放人“在这里收取的利息，其高度足以补偿短期的贷款额，或者说，至少可以用别的场合获得的过份利益来抵销个别场合下受的损失”。（同上）
　　关于利息率，《经济学家》写道：
　　“利息率决定于（1）利润率，（2）所获得的全部利润在贷放人和借款人之间分割的比率。”（同上）
　　当然，《经济学家》杂志也和一切英国经济学家一样，认为利润等于扣除了地租以外的全部剩余价值，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
　　“贵金属的充裕或不足，一般价格水平的高或低，只决定实现借款人和贷放人之间的交换，以及一切其他形式的交换所需要的货币量的多少……区别只在于，为再提供和转让借贷的资本所需要的货币额更多……为使用资本而支付的数额和这个资本的量之间的比例，表示用货币计量的利息率。”（同上，第89—90页）
　　[XVIII—1141]关于当铺的历史：
　　“因为在同一个月内不断地典质和赎回，而且典质一物是为了赎回一物，二者相抵后所得货币很少，所以当铺的利息是非常高的。领有执照的当铺，伦敦有240家，各地区约有1450家。所用资本估计约有100万镑。这笔资本在一年内至少周转三次，每次平均取得[33+（1/2）]％的利息；所以，英国的下层阶级，为了要获得这100万镑临时贷款，每年必须支付100万镑。过期不赎所受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14页）｝
　　财务法庭。霍默控告汤顿，1859年12月21日（《雷诺新闻》1859年12月25日第489号第11页和第1页）。（织袜工。）
　　“这是霍默（针织品经售商和食品杂货商；他的妻子在莱斯特郡靠近亨克莱地方的希尔顿伯爵的领地上开了一个小店）以诽谤罪控告《内地快报》的出版者汤顿，因为他两次诽谤原告压迫和虐待他所使用的工人，还说原告是以物易物的雇主。”
　　｛也就是说，这个家伙不是给自己的工人支付工资，而是拿自己妻子小店里的商品支付他们的工钱。｝
　　“他雇用了200到300工人。作了一切扣除以后，他们的工钱是平均每周3先令6便士到4先令。针织机的费用是2镑，雇主每年向每个工人收取2镑10先令使用机器的费用（每周1先令；52周中有50个工作周）。”
　　｛因此，他每年花40先令而获得50先令，或125％。这向凯里先生表明，在真正的工业国家，例如英国，利息（租金）是怎样的，在这样的地方，利润表现在特殊形式上，总是包括利息在内，也就是说，作为资本家供给工人机器而从工人那里获得的利息或租金而包括在内。在这里，关于监督劳动的胡言乱语也失去了意义。这些针织工中的某些人早就是机器的所有者，不过这些机器的改进会造成它们的贬值。
　　“工人现在看到了这一点，不打算购买这些机器。在针织机的结构进行一定的更换之前，熟练而勤劳的人每周可以赚得9到10先令。”（同上，第1页）
　　至于说到机器的改进对工人本身的好处，那么在十八世纪“珍妮”纺纱机接二连三的改进，使得独立的织工（特别是农业地区的）没有可能用落入资本家手中的新机器来替换他们的贬值的机器。（更不用说，人们一旦学会了用机械力推动这些机器，它们就会形成工厂体系了。）
　　拜比吉在自己1832年于伦敦出版的著作《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的第二十九章中说：“几年来，网布的生产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良，以致一台保养得很好的原来价值1200镑的机器，几年后就只能卖60镑了。在这个工业部门投机盛行的时刻，改良迅速地接连出现，以致机器在其制造者手中半途而废，因为其他的机器由于旨在达到同一目的的成功的发明而超过了它们。”（第281页）｝
　　“一个工人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有可能每周挣6先令到6先令6便士，但通常扣除了机器租金、房租、清洁费等等以后，最多剩下2先令来维持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另一个十分熟练的、在这个生产部门工作了20年的工人，每周最多可以挣12先令，但他每天必须工作15小时……一个在试用期中的工人说，他的所有衣服，除了外套，都是借的。”《雷诺新闻》接着说：“因此，赚钱就是驱使无数挨饿[XVIII—1142]和贫困的人做苦工，他们过的就是不停地无报酬地劳动这种以凄凉的苦行赎罪的生活。”（第1页）
　　新闻记者揭露这种监工，被以诽谤罪罚款5镑。｛在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形式上存在的地方，资本家不过是勒索过多租金的“中间人”，在用爱尔兰农业或印度农业那样的方式经营工业的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请看1862年3月13日《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简讯，标题是《挨饿的缝纫女工》：
　　“三月十一日，一个代表团晋谒了陆军部乔·路易斯爵士。最初由贝利小姐建立而现在得到大力支持的一个团体，提议根据政府现在向承包人提供的条件签订缝制军服的合同，但是，要给挨饿的缝纫女工的现有工资附加30％。这正是取消‘中间人’的结果，今后，他的利润必须归一直被他榨取这种利润的人享有。虽有社会保障的一切有利条件，但一个普通缝纫女工不停地劳动10小时，缝制士兵衬衫（即一天缝制两件衬衫），最多只能挣1先令，而缝制呢衣服，一天劳动12小时最多只能挣1先令6便士。在现在的合同下，缝纫女工10小时劳动的工资在5到8便士之间。”
　　｛1周7天，就是35—56便士，也就是每周2先令11便士—4先令8便士。｝｝
　　｛“我不否认，对工人的掠夺是相当严重的；但掠夺是取得利润的首要的、最可靠的基础，没有什么东西可使商业信誉感到脸红的。最可尊敬的雇主也可以这样做：从工人那里掠取一切，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这就是这种掠夺的两股势力。”（《理查·阿克莱爵士或大不列颠棉纺织业的产生（1760—1792年）》，圣热尔门-勒迪克爵士著，1841年巴黎版第144页）
　　不管平均利润率怎样，只要雇主例如以特殊方式的过度劳动来剥削自己的工人，这就是纯利润。任何让渡利润[282]都是未定的。在现有的平均商业条件下，对工人的欺骗总是“取得利润的首要的、最可靠的基础”。｝
　　｛资本家的实际利润[283]，有很大一部分是让渡利润，而且资本家的“个人劳动”在不是涉及剩余价值的创造，而是涉及整个资本家阶级的总利润通过商业途径在其各个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的场合，有着特别广阔的活动余地。这一点在这里与我们无关。某些种类的利润——例如，以投机为基础的利润——只有在这种场所才能获得。因此，这里就不去考察这些利润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为了把利润说成是“工资”）把这种让渡利润同来源于剩余价值的创造的利润混为一谈，这表明庸俗经济学象畜生一样愚蠢。例如，请看看可敬的罗雪尔[284]。因此，对于这类蠢驴来说，把分配整个资本家阶级的总利润时不同生产领域的资本核算和资本补偿理由，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由，同所谓的利润本身的来由混为一谈，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XVIII—1143]｛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各种比例：
　　“爪哇的棉纺织品的价格。籽棉论担（大约等于133磅）出售。棉花……占这个重量的将近1/4或1/5；当地人用粗糙的轧棍在1个工作日内可以将1+（1/4）磅脱籽。这样，棉花的原价值就增加3—4倍；棉花在各个加工阶段的价格如下（以担为单位）：
　　籽棉——2—3元；
　　原棉——10—11元；
　　棉线——24元；
　　蓝色棉线——35元；
　　上等普通棉纺织品——50元。
　　因此……在爪哇纺纱的费用使原料的价值增加117％……在英格兰，把棉花纺成细线的费用将近[棉花价值的]33％。”（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第165—166页）
　　“在1792年，手工劳动主要是由成年人完成的，不吸收儿童；各种工人或劳动者的总数在1792年可能增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当时总人口将近1500万。机械动力在这个时期超过手工劳动的价值近2倍。因此，如果手工劳动等于375万人的劳动，那么超过这个数目2倍的机械劳动就等于1125万人的劳动，这一切为总产品提供了1500万人的劳动的价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口和积累起来的生产力总量互相一致。但是，采用改进的蒸汽机和机械纺纱机及其他机器，使大不列颠的生产力发生了无数变化。由于几乎不断地吸收妇女和儿童从事工厂的普通劳动，手工劳动增加了。因此，现在手工劳动可能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总人口在1817年增长到1800万，可见，在25年内增长了3百万。但是从把阿克莱和瓦特的改进的机器用于生产时起，[生产]财富的生产力的实际增加，相当于2亿强有力的、训练有素的工人的劳动；换句话说，生产财富的手段的这种增长，在今天等于不列颠群岛的人口增加到10倍，或者手工劳动增加到30倍。
　　在1792年到1817年期间，发生了如下变化：
　　人口增长——从1500万到1800万；
　　手工劳动增长——从1/4到1/3，与1800万相比是600万人。
　　新创造的生产能力等于2亿人的劳动。
　　机械劳动量在1792年超过手工劳动量2倍，相当于1125万人的劳动。
　　生产力增长总量在1817年相当于21725万人的劳动，或者与1817年人口相比，表现为12．6∶1的比例[285]。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英国在上述25年间，工业发展和生产力达到的水平曾使它可以把财富——通过每年的增长——增加11倍，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那时或者有军事费用，或者进行无利可图的对外贸易，此外还曾使它可以实现居民的进步和提高。”（亨·格·麦克纳布《对罗伯特·欧文先生的新观点之冷静考察》1821年巴黎版第128—130页）｝
　　[XVIII—1144]｛生产领域中劳动时间间隙的节约。
　　“漂白……用氯和石灰化合可加速自然作用过程。”（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第40页）｝
　　｛费用的节约和追加资本。
　　“有时需要修理和调整机器；这一工作由熟悉这种机器制造的工人来做比起只是管理机器运转的工人要容易。因为现在机器工作的均匀和连续性几乎完全取决于细心照料，而一旦使用机器，就要立即注意排除某一部分上可能突然发生的微小的颠簸和不完善。所以，很明显，甚至调一名工人到适当的岗位上也能大大缩减修理机器和使用机器的费用。但是，为一台生产透花花边的机床这样做花费就太大了；因而直接的结果是，只有一定数量的这种机床才能使用一个这样的工人，这样，工人的全部时间都可以用来维持机器的正常运转，对机器进行必要的意外修理。按照广义的经济原则，必须把机器数量增加一倍和二倍，才能把二个或三个工人的全部时间适当地用在这类劳动上。”（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第22章第280页）｝[XVIII—1144][286]
　　***
　　[XVIII—1156]商业阶层的优势[287]。在伦敦名叫哈姆雷特塔的地区，家具作坊非常多，在这些作坊中实行这样的分工：全部生产划分为许多互不依赖的独立部门。一个企业只生产椅子，另一个企业只生产桌子，第三个企业只生产柜子等等。但是，在这些小企业中，生产多多少少是以手工业方式进行的，是由一个师傅带几个帮工完成的。但是，生产的量太大，以致不能直接为私人订货者劳动。这些作坊的商品的购买者是家具商店的老板。每星期六师傅就到他们那里去，把自己的产品卖给他们，这时[……][注：此处手稿破损。——编者注]进行着讨价还价，就象在当铺中典当衣服等等物品时讨价还价一样。这些师傅必须每周出售产品，以便可以重新[购买]下一周的原料。在这种情况下，师傅实际上不过是商人和自己的工人之间的中间人。商人是把大部分剩余价值装进自己腰包的真正资本家。这样，起先是以手工业方式生产或者作为[真正]工业企业的辅助生产单位的企业就过渡到工场手工业。因此，在里昂、诺定昂等地，商人被称为工厂主，虽然[实际上]使用工人的是上述中间人。这种向工场手工业或者甚至向大工业的过渡，是按照独立小生产的技术发展水平来实现的。在生产已经建立在手工业机器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手工业]生产范围内使用的机器的基础上的地方，企业就过渡到大工业。
　　例如：
　　“美国西部的大多数移民在对他们的土地进行了支付以后，除了斧子、锹、马、猎枪、母牛、几件家具和[衣服]以及一、二套换洗的衣服之外，没有任何财产。土地上长满了树，这种[XVIII—1157]状态不利于耕种。移民们向邻近的商人用未来的收成作抵押，以糖、茶叶、咖啡、面粉、谷物、马铃薯、种子、盐、粮食、冬天的衣服等等形式借一部分资本。每个移民用这笔借来的资本开始生产，收获时再用谷物和其他产品支付给商人，而移民借助于贷款得以占有[产品]余额，其中一部分足以维持他一家人来年的生活；但如果商人拒绝贷款，那么这一切就成泡影……种棉花的各州有相当大一部分种植场主用来年的收成作抵押向邻近的商人借款，为自己的奴隶储备大量衣服和生活资料，也贮备自己用的各种消费品……至于向移民和种植场主供货的农村商人本身，他们很少有人或根本没有人拥有足以按照自己的经营规模来营业的资本。他们自己必须向内地和大西洋沿岸各大城市的批发商借款，以获得自己较大部分的储备；而这些批发商也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利用欧洲工业家的信贷……往往有这种情况：住在密苏里州遥远地区的移民，依靠他们可能通过三、四个中介环节从北明翰的金属制品生产者或曼彻斯特的服饰用品生产者那里获得的贷款，来耕种自己的土地和栽培作物。”（康迪·拉盖《论通货和银行业务》1840年费拉得尔菲亚第2版第50—52页）[XVIII—1157][288]
　　注释：
　　[273]本篇包括1861—1863年手稿中关于各种不同题目的片断，这些片断包含在第XVIII、XXI—XXII笔记本中，没有收入前三篇——《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和利润》。本篇标题——《其他问题》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的最后一篇的标题相一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第548—549页）。———第457页。
　　[274]马克思在1863年1月写的第XVIII笔记本的正文从1066页开始。———第457页。
　　[275]马克思在1857—1858年和1861—1863年手稿中，以及在《资本论》第3卷中，都谈到了复利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第371—372页；第26卷第3册第263、329—346页；第25卷第444—447、448页。并见本卷第578—583页。——第457页。
　　[27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79—480页。——第457页。
　　[277]见［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年伦敦版第25—26页。——第458页。
　　[278]马克思引自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一书，爱·拉让蒂·德·拉瓦伊斯译自英文，1808年巴黎版第173—182页。罗德戴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马克思提到的威·皮特1792年2月17日发表的演说中的话。——第458页。
　　[279]亚·弥勒是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所谓浪漫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第460页。
　　[280]接着，在第XVIII笔记本的第1068—1074页和第1075—1084页上包含的正文，分别收入本卷第10章和第12章中（见第236—251、442—458页）。在第XXIII笔记本第1084—1140页上的正文，属于《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349—352、360—474页；第1册第446—448页）。——第461页。
　　[281]亨·查·凯里《论工资率》1835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112页及以下各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第382页；本卷第32页。——第462页。
　　[282]见注231。——第466页。
　　[283]以下这段话也载于《剩余价值理论》第3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53页。——第466页。
　　[284]威·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版第384页及以下各页。——第466页。
　　[285]按照最初的材料，这个比例是12．07∶1。——第467页。
　　[286]接着，在第XVIII笔记本第1144—1156页上，写的是有关理查·琼斯的内容，载于《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474—496页）。——第468页。
　　[287]这个片断被用横线同前面和后面的正文分隔开。——第468页。
　　[288]在结束第XVIII笔记本第1157页末尾，有关于理·琼斯的一小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460—461页）。——第470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