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第Ⅳ本笔记本第138ａ页[136]。那里提到的几点，是同我们现在才来谈的问题，即工资和剩余价值的比例有关的。那里已经指出，这一切实际上涉及相对剩余价值，因此，以总工作日的长度已定为前提，对这个论点现在还应该作两点补充。
[第一，]机器减少某一资本使用的工人人数。因此，如果这些机器一方面提高剩余价值率，那么，它们另一方面就减少剩余价值量，因为该资本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减少了。
第二，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商品价格的降低和劳动力的贬值，同一资本可以购买更多的劳动力。因此，不仅（按一个工人平均计算的）剩余价值率提高了，而且同一资本同时剥削的工人人数也增加了。这一点适用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切手段（因此也适用于机器）。
剩余价值（我们这里不谈利润）总是同剩余劳动相等。剩余价值率，即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和他的必要劳动的比率，等于资本所产生的全部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因为，可变资本等于一个工人的工资乘以这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
假定一个工人的工资等于10，工人人数等于ｘ，那么，可变资本（等于已经支付的工资总额）就是10ｘ。如果一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等于2，那么，ｘ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就等于2ｘ。而2ｘ/10ｘ这个比率，即全部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仍然等于2/10，即一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率。2/10＝1/5，这就得出，剩余劳动时间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的1/5。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剩余价值的提高或降低只能同必要劳动成反比，而剩余价值率则始终和剩余劳动率相等。
但是，在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时已经表明：它的量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且取决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会使一定量的可变资本可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增加。假如工资等于ａ，而工人人数等于ｘ，那么，可变资本就等于ａｘ。假定ａｘ是一个既定量，等于ｖ（可变资本），那么，显然ａ越小，工人人数ｘ就越大；而ａ越大，ｘ就越小。该可变资本ｖ可以购买的劳动力的数量，显然取决于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视劳动力价值而增减。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劳动力贬值多少，也会使ｖ能够同时雇用的劳动力的数量增加多少。这样一来，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或者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同一些手段，就会增加剩余价值量，这不仅仅是由于它们提高了对一个工人的剥削率，而且还由于同一资本ｖ根据这个剥削率可以剥削数量更多的工人。因此，剩余价值增加，不仅是由于剩余价值率提高了，而且是由于同一资本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增大了。所以，相对剩余价值不仅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结果，同时也是同一资本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增加的结果。就这一点来说，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并不只是和必要劳动时间率的降低等同，因为在这里，同时涉及到决定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剩余价值率[ⅩⅩ—1252]和同一价值的资本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
这种情况同以下规律决不矛盾：可变资本即用于工资的资本和总资本的比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降低，因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降低了——这个原理是考察利润时的主要观点。上述情况同特别是在考察机器时所发现的以下原理同样不矛盾：同一资本（总资本）会减少它所雇用的工人人数。
假定总资本等于500；假定ｖ∶ｃ（可变资本比不变资本）最初的比例等于400∶100，即预付资本的4/5用于ｖ，1/5用于ｃ。假定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变资本由100增加到400。这种发展本身不仅可以使得用于工资的资本从400减少到100（因为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减少了3/4），而且可以使减少到1/4的工人人数由于这些条件而只值50，而不是100。原来等于400的可变资本现在可能推动人数多一倍的工人，而减少到50的可变资本，——按其本身的量来说，——现在实际上推动着比以前多一倍的工人。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增加了，虽然这一可变资本，从而所雇用的工人的绝对数量减少了。
以劳动生产率的既定程度为前提的绝对剩余价值，只有在增加资本或者使用更多资本的情况下，才能使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从而在既定的剩余价值率条件下使剩余价值量增大；不言而喻，剩余价值的增加有助于资本的这种增长，因为随着剩余价值的增加——不管它是用什么办法达到的，——会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资本的积累会增加。而相对剩余价值，则直接提高无酬劳动率和缩小工资的绝对量，从而使同一可变资本在加强剥削程度的情况下，能够同时剥削更多的工人。相对剩余价值使同一工资量能够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包括吸收女工和童工），它就是这样影响人口的绝对量（正象它不断在这个部门或那个部门中造成劳动过剩，经常使人口相对地增加一样），从而增加构成资本剥削基础的活的劳动力的量，增加从中榨取剩余价值的活材料。｝
如果在某一个部门使用机器后，在业工人人数减少了，同时由于进入工人消费范围的商品变便宜，在业工人工资也降低了，那么，在没有发生上述变化的所有其他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工资也会同时降低；在所有其他部门中工资之所以降低，是因为构成工资的要素之一的价值降低了。在这里，使用的劳动数量还是和以前一样，但使用这个劳动数量的资本却减少了。因此，以前用于工资的资本部分就会游离出来。
这样游离出来的资本可以用于扩大这些生产部门本身，或者可以投入新的生产部门。由于机器占领一个又一个部门（我们这里撇开收入的使用价值增长，因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再转化为资本这点不说），资本就这样不断地游离出来。当然，达到这种结果比机器排挤工人要慢些。另一方面，对失业工人的需求则会中止或减少。因此，那些部分地是从这些失业工人的消费中牟利的资本就会部分地贬值，如果它的所有者不能把自己产品中这样游离出来的部分在国外市场上销售掉。但是，可变资本现在已转化为不变资本，已经不再产生对劳动的新的需求。甚至这种由可变资本转化成的不变资本最初所推动的劳动（机器制造业工人等）也从来不如它所解雇的那样多，因为，用于机器的这部分资本，比如说是1000，现在不仅是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同时也是机器制造业资本家的利润，而从前它只是工资。（见李嘉图的著作[137]）
[ⅩⅩ—1253]资本在无限地追求发财致富时，力求无限地增加生产力。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的每一次增长，——不用说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为资本增加了使用价值，——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增长，而劳动生产力之所以是劳动生产力，只是由于它是资本的生产力。
* * *
积累。
在考察总资本再生产过程时，我们谈到原有规模的过程的再生产，在那里就已指出，这一过程的不同要素是怎样有规律地决定的，以及不变资本生产者的剩余价值和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之间事实上是怎样进行交换的，等等。其次，我们看到各阶级的这种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怎样换成贵金属生产者的新的金银。[138]一旦再生产过程直接成为积累的过程，即剩余价值（收入）转化为资本，那么，上述的相互关系就不存在了。这里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一部分[剩余价值]，无论具有进入不变资本即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形式，或者具有进入可变资本的商品形式，最终都换成货币，——或者换成积攒起来的货币，或者换成新输入的金银，——并且，这种货币形式的剩余部分在一方作为潜在资本而沉淀下来。这种形式的潜在资本，是支取未来劳动的凭证。这种凭证是否具有信用券、债券等等形式，对资本来说是没有区别的。这样的资本可以用任何一种所有权证书来代替。每一个资本家如同国家债权人凭自己的息票一样，凭自己新获得的价值，拥有支取未来劳动的凭证，并且通过攫取现在正在进行的劳动，就已把未来的劳动攫为己有。货币形式的资本的积累，决不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物质积累，而是对劳动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
可变资本加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加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在前一种场合，ｖ只能雇用ｎ个工人，比如说，用100塔勒雇用100个工人。在这里，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形成固定的比例。当然，当工作日绝对延长时，每天劳动16小时的100个工人（他们的产品为1600劳动小时），就代替了每天只劳动12小时的133+（1/3）个工人（因为12×〔133+（1/3）〕＝1600劳动小时）。换句话说，用延长劳动时间4小时的办法，和假定工人人数增加33+（1/3）并且每天仍然劳动12小时一样，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在这里节约了这33+（1/3）个工人所需要的劳动工具、厂房等等。即使对这4小时剩余劳动也按12小时的比例同样付给报酬，也就是资本家不是完全无偿占有，也会得到这种节约。这里绝对地节约了预付的不变资本，这种预付不变资本不会按照被剥削的劳动量的增长程度而增长。如果说不变资本部分（劳动工具、厂房等等）损耗得较快，那么，第一，这种损耗程度（在劳动工具方面，特别是在厂房方面）赶不上这些劳动条件在生产中使用的增长程度。第二，这也不会对所生产的商品增加任何一点追加价值，因为这些劳动条件和劳动之间的比例，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保持不变的，而在实际上则是降低了。第三，加速周转，使较大量的预付资本立即得到补偿，对资本家说来，就是直接的利润。单个资本家始终只能支配一定量的资本。周转的每次加速，都使资本家可以花费较少的资本——因为加速周转，使应当预付的资本量减少，使较少的[ⅩⅩ—1254]资本可以完成较多的资本所完成的事情，——来剥削同样数量的劳动，并减少与经营有关的生产费用，提高资本家运用自己资本的能力。然而，所有这些看法都属于考察利润的范围，在那里要研究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总量的比例。
至于可变资本，如果资本家对4小时追加劳动时间仍按原来12小时的比例付给工资，换句话说，如果这4小时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和原来的12小时一样，那么，资本家付给100个工人的工资就应当和原来付给133+（1/3）个工人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可变资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情况相反，一旦工作日从12小时增加到16小时，从而完全无偿地占有较多的剩余劳动（简单地说，就是全部占有4小时剩余劳动），那么，当然原来在12小时工作日情况下为了生产同样的价值量而应当支付的可变资本33+（1/3）塔勒就节约下来了。但是，只有用100塔勒才能雇用100个工人。用在这些工人上的可变资本和它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比例仍然不变，虽然，相对来说，同它所推动的剩余劳动量，从而同在其他情况下应该付给报酬的已经增加的工人人数相比，可变资本减少了。
相反地，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和由此引起的劳动力的相对贬值，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在业工人人数之间的比例改变了。现在雇用同样100个工人，也许只用70塔勒就够了。因此，撇开相对剩余劳动的增加不说，等于30塔勒的这部分可变资本就游离出来了。同等数量的工人会生产较多的商品，提供较大的剩余价值。然而，在这里，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由于工资降低了，也是由于可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相比减少了。由此可见，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减少或增大，同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可变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数量之间比例的变化问题不是一回事。
因为一定的可变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是由剩余价值率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这两个因素决定的，所以，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必须说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这两个因素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实行分工和简单协作时，多半出现这种现象：工人人数保持不变，或者甚至有所增加，但却是由价值较小的可变资本来推动和表现的。在实行机器生产时，在业工人人数减少了，与此同时，同工人人数相比，可变资本的价值也相对地减少了，因此，如果现在雇用50个工人，而不是100个工人，那么，推动这50个工人的可变资本就会少于按原有规模推动100/2或50个工人的可变资本。
关于借助于机器节约劳动的问题，罗德戴尔指出，这一点并不是机器的特点，因为劳动借助于机器，可以生产没有机器就不能生产的东西[139]。然而，后面一点仅仅同机器的使用价值有关，而同机器所生产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同剩余价值毫无关系。
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在：为了生产同一价值和较大量的使用价值，资本只需购买较少量的必要劳动。因此，[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如果资本的总价值保持不变，换句话说，资本是既定的量，——要以资本的不变部分同可变部分相比（即同花费在活劳动上的、构成工资基金的那部分资本相比）不断增长为前提。同时，这一点表现在：较少量的劳动推动较大量的资本。
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如果劳动时间延长，那么，原材料数量就应当增加。但是，劳动量和不变资本量（在不变资本中只有构成原材料的那一部分增长的情况下）相互间仍然保持固定的比例，并且[ⅩⅩ—1255]也是按照固定的比例增长（虽然有酬劳动量不是按照不变资本增长的比例增长，但工人人数仍保持不变）。如果这里总工作日的长度是既定的，那么，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仍然不变。
虽然在考察剩余价值时，我们应当只注意剩余劳动和可变资本的比例，而不是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例，可是，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却一定要指出在这里表现出来的结果，即决定相对剩余价值增长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先具有或会引起以下两种情况：
（1）资本的积聚，也就是单个资本家必须掌握在手中的价值量绝对增长了，因为这里以大规模生产为前提。这就是说，表现为单个资本家财产的资本总量增长了。资本的这些量必须积聚在单个人的手中。
（2）随着资本绝对量在单个资本家手中增长和根据本身的规模而具有社会资本的性质，资本的构成也发生变化。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地减少，并成为总资本中越来越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试问，所有这些难道不应在下面的δ节中一起加以考察吗？在那一节中，我们将论述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中得出的结果。[140]｝
如果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总价值增大，那么，劳动基金——可变资本——同那种使劳动生产力保持不变的从前的比例相比，就应相对地减少。如果上述比例发生这样的变化，即在[预付资本单位]100中，花费在劳动上的不是1/2而只是1/4，也就是说，现在是75ｃ＋25ｖ，那么，资本要使用原来数目的工人，就要由100增加到200，即应该是150ｃ＋50ｖ。
决定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是，剩余价值率即单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因此，如果考察总资本，那么，剩余价值就取决于单个工人的剩余劳动乘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或工人人口。如果工人人口的数量是既定的，那么，剩余价值就只有通过相对增加剩余劳动和绝对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增长。如果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那么，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增加人口才能增长。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使用机器，一句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发展，剩余价值率和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之间的比例发生了特殊的变化。
在一个工作日中（如果它的长度已达到极限），用于剩余劳动的部分和由必要劳动时间组成的部分之间的比例，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发生这样的变化，即必要劳动在工作日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可是，这同样也适用于人口。可以把比如说600万人的工人人口看作是由6×12即7200万劳动小时组成的一个工作日，因此同一些规律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不过，这一切只有随着机器的使用才获得本身的发展。
资本只有通过占有必要劳动，即通过同工人进行交换，才能造成剩余劳动。由此就产生了资本要造成尽可能多的劳动的趋势，也产生了它要把必要劳动缩小到最低限度的趋势。因此，资本的趋势既是扩大工人人口，在同样程度上又是把一部分人口变成过剩人口，即在资本能够使用它之前一直是无用的人口。（过剩人口和过剩资本。）资本既有把人的劳动变成过剩的趋势，又有超过一切限度来推动人的劳动的趋势。为了增加剩余价值，资本必须扩大同时进行的工作日数；但是，为了把这些工作日变成剩余劳动，资本同样还必须消灭作为必要劳动的工作日。实际上，我们知道，要缩小必要劳动，就要求大量的共同劳动，也就是要求大量的人力，这样一来，人口本身就是制造过剩人口的手段；同样，从另一方面看，——在剩余劳动率既定的条件下，——人口就是可以同时剥削的工人人数的极限。
如果就单个工作日来考察，那么[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就在于：（1）把工作日延长到身体上可能的极限，（2）使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越来越缩小。
正是这个使必要劳动缩小的过程，使得新的必要劳动能够发生作用，换句话说，工人的生产变得便宜了，如果必要劳动时间的量减少了，或者生产活劳动力所需要的时间缩短了，那么，在同一时间内就能生产更多的工人。而这一点还不包括人口的增长使分工、协作成为可能等等，从而使劳动生产力增长。[ⅩⅩ—1254ａ][注：在第1255页和第1256页之间有马克思加的第1254ａ页和第1255ａ页。——编者注]人口的增长是无须付给报酬的劳动的自然力。
从另一方面看，——和以前从单个工作日来说一样，——现在资本同样也有把同时进行的工作日数降到最低限度的趋势（只是就价值而言，可以把这些工作日看作是一个工作日），也就是尽可能把较多的这种工作日变成非必要的工作日。以前从单个工作日来说，资本力图缩短必要劳动小时数，同样，现在资本力图降低必要工作日和总的物化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如果以前为了获得12剩余劳动小时，必须有6个工人，那么，现在资本力图只用4个工人来达到这一目的；6×2＝4×3。因此，4个工人每人劳动3剩余小时，就可以生产出6个工人每人劳动2剩余小时所生产的那么多剩余价值。换句话说，6个工作日等于72小时的[总]工作日。其中剩余劳动是12小时，而必要劳动是60小时。如果必要劳动时间能够减少24小时（即减少2个工作日或2个工人），那么，总工作日就是60-24＋12＝36＋12＝48小时，其中12小时是剩余劳动时间。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新创造的追加资本本身仍然只有通过同活劳动交换，才能使自己的价值增殖。由此就产生了资本的这种趋势：既要不断扩大工人人口，又要不断减少工人人口的必要部分，即把一部分人口变成过剩人口，造成人口过剩。过剩人口是后备军。实际上，这只是在考察单个工作日时所作的论述的应用。因此，这里就包藏着现代人口理论中所提出的，但是并不理解的全部矛盾。
李嘉图在谈到机器时正确地指出，资本造成人口过剩。[141]资本既有使人口绝对增加的趋势，在同样程度上又有把人口中日益增长的部分变成过剩人口的趋势。
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其次，人口的增长，也是这种不费资本家分文的生产力。但只是由于占有资本，——尤其是机器体系形式上的资本——，资本家才能攫取这些无偿的生产力：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以及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劳动的全部社会力。
如果就单个工作日来考察，那么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相比的减少表现在：资本把工作日中较大的部分攫为己有。在这里被使用的活劳动仍然保持不变。假定由于采用机器，6个工人中有3个工人成为过剩的了。如果这6个工人自己占有机器，那么，从此他们每人只要劳动半个工作日就够了（假定这一新的比例是普遍性的，因此，现在价值为6小时的使用价值，就能完成原来具有12小时价值的使用价值所完成的任务）。然而，事实上现在3个工人一周内每天都是全日劳动。
假定以前的必要劳动是10小时，剩余劳动是2小时，因此6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是2×6小时，即一个工作日，如按一周计算，就是一个工人的一周剩余劳动。每一个工人在一周中有一天是白干的。这就如同一周内5个工人只为自己劳动，而第6个工人却是白干的一样。6个工人中有一个工人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5个工人代表必要劳动。如果后者的人数能够缩减到4人，而1个工人仍然白干，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就会增长。它以前表现相对剩余价值的比例是1∶6，而现在则是1∶5。如果[余下的5个工人中]每一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由10小时改为9+（3/5）小时，就是说，剩余劳动时间由2小时增加到2+（2/5）小时，那么，[5个工人的剩余劳动将等于]〔2+（2/5）〕×5＝12劳动小时，或等于整整一个工作日；这就如同5个工人中有1个工人代表总剩余劳动，而4个工人代表他们自己和第5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可变资本从6Ｘ（Ｘ为工资）减到5Ｘ。过去，可变资本6Ｘ相当于一周内5天的必要劳动，而现在可变资本5Ｘ相当于一周内4天的必要劳动，可是它带来的剩余价值仍和原来一样。因此，剩余价值率增长了。用较少的可变资本可以榨取同一数量的剩余劳动。
如果资本有可能按新的剩余价值率使用6个工人，那么，剩余价值不仅同预付的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地增长，而且绝对地增长。因为现在有6个工人劳动，其中每人每天都白干2+（2/5）小时。这就是〔2+（2/5）〕×6＝72/5＝14+（2/5）小时。以前剩余劳动只等于12小时。不言而喻，2+（2/5）乘以6大于2+（2/5）乘以5。
[ⅩⅩ—1255ａ]如果这种新的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那么，资本的利益就又要求按照这个新的剩余价值率使用尽可能多的工人，——一方面，这是符合在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时已表述过的规律的，即在剩余价值率是既定量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只能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成比例地增长；另一方面，这是由于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从劳动的结合和分工产生的优越性也在增长。
不言而喻，资本的趋势在于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结合起来，把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和同时雇用最大数量的工人结合起来，并且，与此同时，把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把必要的工人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摆在这里的矛盾表现为矛盾着的条件不时地互相交替的过程。这一点的必然后果是：尽最大可能增加劳动的——或者生产部门的——使用价值的多样化，所以，资本的生产一方面力图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强度，一方面又追求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
* * *
（α）首先，这里应该撇开关于利润的一切考虑。凡是在商品价格由于机器代替工人而降低的场合，都会用机器代替工人——无论是独立的手工业者，或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工人，而每当作为机器磨损的补偿而转移到单个商品上去的价值部分小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追加到商品上去的价值时，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因为一旦机器代替劳动，不言而喻，分摊到单个商品上的只是较少量的活劳动，或者说，较少量的活劳动会生产出和以前同样多的或比以前多的商品量。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单个商品的价格就降低了，因为它等于所使用的机器转移到这个商品上的价值加上劳动追加到这个商品上的价值；一定量的活劳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越大，追加到这个商品上的价值就越小。这里不必说原材料的价值，因为对于新旧两种生产形式来说，它都是不变的。原材料是作为既定量的价值进入这两种生产形式的。
但是，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按其价值来说]并不大于较昂贵地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时间同样长的劳动（物化劳动加活劳动）会生产出比以前数量多一倍的商品，那么，这数量多一倍的商品现在的价值就只等于这个数量的一半以前所具有的价值。通过机器使商品变便宜，这本身并不创造任何剩余价值。和过去一样，剩余价值仍然等于剩余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但是，因为——使用机器的结果——一定量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减少了，所以，这个资本所推动的活劳动总量也减少了。这样，要使剩余价值保持不变，它就应该相对地增长，也就是，剩余劳动在较少的劳动总量中应当占有比以前大的部分，或者同样可以说，较少量工人应当提供和以前较大量工人同样的剩余劳动。那时，剩余价值仍然不变，但相对来说，它还是增长了，因为工资降低了，从而可变资本也减少了。现在剩余劳动在较少的劳动总量中占有较大的部分，这只意味着，必要劳动即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减少了。因此，工资缩减了。尽管剩余价值相对地增长，并且工资降低，但资本家装进腰包的剩余价值并不比以前多，因为剩余价值率仅仅是按工人人数减少的同一比例增长的；这样，剩余价值量即剩余价值率乘以工人人数的乘积，仍然保持不变。由此可见，在资本既定的情况下，为了让机器的应用给资本家带来较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必须绝对地增长，就是说，工人人数少了，但他们完成的剩余劳动量不仅应当和以前工人人数多时一样，而且应当比那时更多。
然而（撇开机器的应用使熟练劳动成为简单劳动不说）工资下降多少，只是取决于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较便宜的商品进入工人消费，从而使劳动力再生产变便宜的程度，即只是取决于劳动力价值减少，因而表现为工资减少的程度。
[ⅩⅩ—1256]但是，在这里，第一，很清楚，这种和机器有关的工资下降，并不是和采用机器同时发生的，而只是逐渐形成的；然而，一旦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在价值上普遍降低，剩余价值就不仅在采用机器的部门中，而且还在一切生产部门中增长起来，因为构成劳动力价值的一个要素的量普遍减少了。在未采用机器的部门中剩余价值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因为这些部门使用的工人人数和以前一样，但付给他们的工资却比以前少了。可见，这不可能是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的动机。
第二，在某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机器只是使自己特殊的产品变便宜；不过，这种产品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项目进入劳动力的价值或进入工人的消费；这种产品只是根据它形成工人生活资料的要素的比例来降低劳动力价值。由此而产生的劳动力的贬值——或作为这种贬值的结果的剩余价值——不是单纯地取决于机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比例，或减少生产一定量使用价值所必需的工人人数的比例。
第三，然而，很清楚，在采用机器后，——自然是在采用机器的那些生产部门，——数量较少的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只能绝对地增长到一定的限度，或甚至可以等于采用机器以前数量较多的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比如说，假定一个工作日等于12小时，而机器用2个工人代替了24个工人，原来剩余劳动是1小时，那么，24个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量就等于24小时，或2个工作日；因此，这也就等于现在2个工人提供的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内的总劳动量。机器越是大幅度地减少一定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就越不可能使余下的那部分工人提供更多的或和被排挤工人提供的一样多的剩余劳动量，无论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怎样增加。
但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在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首先在特殊的生产部门中采用机器的资本家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短得多。所以，他们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因此，只要机器还没有在该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首先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出售的商品即使低于社会价值，仍然可以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换句话说，只要他们的工人的劳动是高于平均水平的较高的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也就具有较高的价值。所以，实际上，对于采用机器的资本家来说，数量较少的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比数量较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更多。
假定2个工人代替了12个工人。这2个工人生产的和12个工人生产的一样多。12个工人每人应当劳动1小时的剩余时间，因此，全部剩余劳动时间是12小时。如果资本家现在按原有的全部劳动时间24小时（其中22小时用于必要劳动，2小时用于剩余劳动），加上被排挤掉的10个工人的全部剩余时间10小时来出售自己的商品，那么，产品中的原料价值量仍然不变。假定每年进入产品价值的机器磨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行对比，还必须考虑到旧的手工业工具的磨损），等于排挤了10个工人的机器价值的1/10。[142]如果采用机器以前所生产的产品价值等于12×12＝144小时＋原材料＋旧的手工业工具的磨损，那么，现在用机器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就等于24小时＋原材料＋10小时＋120/10，[不算原料价值]是46小时。因此，单个商品的价格大大降低了。在这两种场合，我们都可以不去考虑原材料。可见，从24小时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资本家获得12小时剩余价值。[143]换句话说，2个工人每人给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都和以前6个工人所提供的一样多。结果就等于资本家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6小时，他用半个工作日的产品的价值就购买整整一个工作日。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采用机器所造成的一定量资本推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即构成剩余价值的一个因素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恰恰是机械工厂所特有的趋势，即延长绝对劳动时间的趋势，也就是，迫使原来每天只劳动12小时的2个工人比如说劳动16或17小时。由于机器生产的特点，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使这一趋势更易于实现，并且除了上述动机外，这种趋势又引起了新的动机（与利润有关，并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所决定），这些动机在今后考察利润时必须加以研究。
[ⅩⅩ—1257]一旦本部门普遍采用机器，从而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了，那么，用绝对延长工作日的办法来增加由于工人人数减少而减少了的剩余价值量的上述趋势，自然就会增强，从而，从人数已经减少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绝对劳动量的趋势就会增强。
一旦这种趋势受到一定限制，并且正常的工作日确立了，就会产生增加劳动强度和把这种强度较大的劳动当作高于简单劳动水平的劳动来使用的趋势。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
至于机器会引起它们所使用的工人工资的直接降低，例如，由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的[就业]需求增加了，机器就使在业工人的工资降低了，——考察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任务，而是属于工资学说。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劳动力的价值得到了支付，因此，工资下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贬值，或同样可以说，是由于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变便宜。与此相反，前面所说的不是平均工资的价值降低了，而只是工资同工资原有的平均水平（表现为使用价值量）相比降低了，即平均水平本身降低了，也就是劳动价格降到了它的价值以下。
当然，这里涉及到下列各点：
第一点。资本通过直接剥削那些不得不为自己挣生活资料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取得了工人全家更多的劳动量，——首先，一定量人口供资本剥削的劳动总量增加了，因而，从这个工人人口中榨取的剩余劳动量也增加了；其次，成年工人的劳动力贬值了。从前，他的工资是能够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他的妻子从事家务劳动而不是为资本家劳动，孩子们只有长得更大些以后才开始自己去挣他们的消费品的等价物。家庭的成年家长的工资不仅不需要妻子儿女的补充劳动就能养活他们，而且还能负担发展他们的劳动力的费用，而由于采用机器，这种发展几乎等于零。
相反，现在妇女和儿童不仅要再生产他们自己的消费品的等价物，同时还要生产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全家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劳动量，——既有必要劳动，也有剩余劳动，——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才能为全家挣得原来的平均工资。
第二点。由于机器使用同一的、简单的、最多不过在年龄和性别上有区别的劳动，去代替有手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劳动专业化，它就把一切劳动力都变为简单的劳动力，把一切劳动都变为简单劳动，结果，劳动力总量就贬值了。
所有这一切都指的是以机器操作的工人。以后我们将谈谈那些不得不同新的机器工人或在已改进了的机器上操作的工人进行竞争的工人。
（β）现在我们还必须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机器的作用的结果同分工和简单协作的作用的结果有多大差别；第二，机器对被它所抛弃、所排挤的工人的作用的结果如何。
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劳动的结合的特点是：它们缩短了生产商品的必要时间，从而也减少了生产一定量商品（以及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工人人数。不过，只有在机器生产中和在以使用已发展为机器体系的那种机器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中，才能用一部分不变资本（重新成为劳动资料的那部分劳动产品）去代替工人，并总是形成着工人过剩，这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和有意识的趋势，是大规模发生作用的趋势。在这里，过去劳动成为代替活劳动或减少工人人数的手段。在这里，排挤人的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成为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
（实际上，只有在机器生产的商品作为生活资料进入工人消费，或构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要素时，才能发生这种情况。然而，由于在最初阶段，在普遍采用机器以前，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ⅩⅩ—1258]是和它们的社会价值有差别的，由于单个资本家把这一差额的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就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
只有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工人才把资本所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当作与工人本身，即与活劳动相对抗的原则，而开始同它进行直接的斗争。工人破坏机器和普遍反对采用机器，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首次宣战。在实行简单协作和分工的情况下是看不到这类现象的。相反，工场手工业范围内的分工在某种程度上再生产了各种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我们在这里从行会和中世纪劳动组织方面看到的唯一反对措施是：师傅使用的工人不得超过所规定的最高限额，至于不是师傅的单纯商人则根本不准使用工人。这种反对措施的矛头本能地指向唯一可以使手工业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基础，——也就是许多工人在一个师傅的指挥下进行协作，——同样，也指向大规模生产，虽然这种大规模生产所发展起来的劳动的社会力，以及与这一过程相联系的活劳动的贬值或甚至被过去的劳动产品所代替，所有这些在这里还不可能被意识到。
分工和简单协作从来不是直接建立在取代劳动或造成工人过剩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们的基础一方面是工人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人的这种集中而形成的活的机构或机器体系。的确，这样就造成了劳动的相对过剩。例如，如果有一个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有30个工人劳动，他们所生产的锁比30个独立劳动的锁匠所能生产的多Ｘ倍，那么，这时不仅独立劳动的锁匠将被排挤，——在他们不得不与手工工场竞争的地方，——而且要增加锁的生产，已不再象从前那样需要按比例增加锁匠的人数了。但是，这种情况，与其说表现为雇佣工人本身由于资本和科学的应用而被排挤，倒不如说表现为行会师傅和他们的帮工被排挤，并变为资本家和工人。前一种形式较为少见，因为在机器发明以前就存在的手工工场，只是偶然出现的，决没有普及到所有的部门，而且它们出现的时候，正是大规模的工业劳动和以此为基础的需求开始发展的时候。更晚一些时候和机器一起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即使还只能局部地使用机器，但却以使用机器为前提，这种工场手工业是以机器生产所造成的和不断产生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
因此，亚·斯密还能把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和工人人数的增加看成是一回事。（见有关段落[144]）
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的条件下]，基本的形式始终是，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减少了，因为劳动量减少了，或者说，同一工人人数所生产的东西更多了（从而在扩大生产时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对减少了），但同时，为了造成生产力的这种相对增加，必须使用更多数量的工人。在这里，可以觉察得到的和看得见的形式，是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减少，而不是所使用劳动的绝对减少，因为，在这里，基础始终是活的工人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并且，工场手工业正是在需求、进入交换的商品量和对外贸易（实际上是相对的世界市场）突然大幅度地增加的时候出现的。因此，我们看到，工场手工业只是同手工业生产进行斗争，而决不是同雇佣劳动本身进行斗争，后者最初只是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被广泛采用（在城市中）。
在这里，必要劳动时间发生了变化，但只是由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并且由于工业劳动作为雇佣劳动同手工业和农业的家长制生产分开了。但是，在这里，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始终是依靠工人和工人专门技艺的提高。当然，在与工场手工业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经营的农业中，情况却完全不同。这种农业一开始就造成了机器生产[在工业中]所造成的同样后果，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实质上只是由于在这里（无论是在把耕地变成牧场的场合，或是在使用优良的工具和马匹的场合）也和在机器生产中一样，过去劳动成了代替和减少活劳动的手段。
[ⅩⅩ—1259]机器，相反：
在以机器为基础建立起新的生产部门的地方，当然谈不到用机器代替工人。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机器已经推广，即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无论我们把这些新部门的产品同机器排挤了人的劳动而生产的商品相比，或者同取代了原先完全用手工劳动生产的商品的那些商品相比，这些新部门的规模都是微不足道的。
最先使用机器的总是那些原来使用手工业方式或工场手工业方式进行生产的部门。因而机器表现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的、使一般生产方式发生革命的起点。机械工厂一旦建立，不断地改进机器就成为目的；这种改进，或者使工厂中那些尚未从属于机器体系的环节受机器体系的支配，或者减少在业工人人数，或者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最后，或者比工场手工业更大程度地（因此工人是直接感觉到这点的）提高同一数量的工人的生产力，从而相对地减少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
使用机器的公式在于：不是相对地缩短单个工作日，缩短它的必要部分，而是缩减工人人数，即缩减由许多同时进行的工作日组成的总工作日，缩减这个总工作日的必要部分；换句话说，就是把一定量的工人当作剩余劳动的生产上过剩的人而抛弃和除掉，更不用说消灭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专业化，以及因此而引起劳动力的贬值了。过去劳动——以及劳动的社会结合——在这里被有意识地当作使活劳动变为过剩劳动的手段。在另一种形式的条件下，必要劳动时间是发展剩余劳动的基础。在这里则相反，人们盘算的是，在掌握一定量必要劳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够获得一定量的剩余劳动。
资本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因为，资本不仅是使活的劳动力贬值的手段，而且也是使它变为过剩劳动力的手段：或者对于一定的过程来说使它成为完全过剩的；或者在一般情况下把它缩减到最低数量。在这里，必要劳动一旦不是提供剩余劳动所必需的，它就会直接变成过剩的劳动，变成过剩人口。
前面[145]已经指出，资本如何因此在实际上——违反自己的意愿——减少一定资本可以生产的剩余劳动量。[注：[ⅩⅩ—1241ａ][146]资本（Ｃ）最初等于ｃ（不变资本）＋ｖ（可变资本）。
产品Ｐ或Ｃ′，即已实现的资本（因为资本只有成为增殖的价值，成为原价值加上剩余价值时才实现），等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后者等于Ｘ。
因此，我们得出下列方程式：
（1）Ｃ＝ｃ＋ｖ。
（2）Ｃ′或Ｐ＝ｃ＋（ｖ＋ｘ）。
如果在第二个方程式中，我们假设ｘ＝0，那么，Ｃ′或Ｐ＝ｃ＋ｖ，即等于Ｃ。这就是说，在这种场合，产品的价值与原有资本的价值没有区别；因此，资本没有实现为资本。
如果我们列一个方程式ｙ＝ｆ（ｘ），这里ｆ是ｘ的函数，而且ｘ变为ｘ＋ｈ，那么，从ｙ＝ｆ（ｘ）可以得出Ｙ＝ｆ（ｘ＋ｈ）。
“很明显，如果Ｙ＝ｆ（ｘ＋ｈ），ｈ等于零，那么，Ｙ就变成ｙ。”（弗朗克尔《微分学》）[147][ⅩⅩ—1241ａ]]而由此又产生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迫使相对说来数量不大的、真正在机器上操作的工人去完成最大数量的绝对剩余劳动，也就是扩大绝对工作日。
因此，工业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反对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占优势的一种偏见，即认为雇用最大数量的工人似乎符合国家——在这种场合就是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相反，这里的任务是：尽可能减少生产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和制造过剩人口。
（γ）对于工人来说，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消灭他们的专业和使他们的劳动力贬值，而且还要消灭数量经常变动的那一部分工人的唯一商品——劳动力，这一劳动力作为过剩的劳动力被机器代替；这种代替的发生，或是由于一部分劳动完全由机器完成，或是由于看管机器的工人人数大大减少，而那些与机器竞争的属于过去生产方式的工人破产了。这些工人生产商品的个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已不再是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他们的劳动在16—18小时中所创造的价值仅仅是[ⅩⅩ—1260]在机器生产的条件下只要6或8小时的劳动就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由于劳动时间延长到超出一切正常界限，同时劳动时间的报酬变坏了，——因为价值是由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这些工人就同机器展开斗争，并且一直斗到自身被毁灭。（见补充笔记本中关于织布工人的例子[148]。）
可见，机器一方面具有不断抛出工人的趋势，——无论是从机械工厂本身中抛出，还是从手工业企业中抛出，——另一方面机器还具有不断吸收工人的趋势，因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剩余价值只有靠增加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办法才能提高。对工人的这种吸收和排斥，因而，工人生活的经常波动，是特有的现象。
在罢工中还出现这种情况：应用和发明机器是为了同活劳动的要求直接相对抗，机器成了压制和破坏活劳动的要求的工具。（见李嘉图关于机器和活劳动之间的经常对抗的论述[149]。）
因此，在这里还存在着劳动的客观条件——过去劳动——与活劳动相异化的情况，这种异化使劳动的客观条件变成活劳动的对抗性的对立物，结果，过去劳动，其中包括劳动的一般社会力，自然力和科学，直接变成了一种武器，这种武器部分是用来把工人抛向街头，把他变成多余的人，部分是用来剥夺工人的专业和消除以专业为基础的各种要求，部分是用来使工人服从工厂中精心建立的资本的君主专制和军事纪律。
因此，在这种形式中，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中产生的、并由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的社会条件，不仅完全成为对于工人来说异己的、属于资本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镇压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同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引起形式上的变化，而且使劳动过程的全部社会条件和工艺条件发生变革；资本在这里不仅表现为不属于工人的劳动物质条件，即原材料和劳动资料，而且表现为同每一单个工人相对立的社会力和他同其他工人共同完成的劳动形式的化身。
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独立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这种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奠基石已经埋好。被推动的死劳动已经具备，而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在这里，已经不是协作形成整个工厂的活的相互联系的基础，而是机器体系构成由原动机推动的、包括整个工厂的统一体，而由工人组成的活的工厂就受这个统一体支配。这样一来，这些工人的统一体就获得了显然不依赖于工人并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形式。
现在还需要引述的，首先是尤尔和其他人的著作的有关部分，其次是某些关于科学和自然力的论述。
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工厂不断排斥所需要的工人，而又把这些被排挤的工人重新吸引来执行机器本身所确定的职能。例如，假定50个工人中有40个被排挤出去，这决不妨碍把这40个工人重新吸收进来，不过，现在已经是处在新的生产水平的基础上了。但是，要更详尽地考察这个问题，会涉及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而这不是这里所要分析的。最终建立在使用机器的基础之上的大工业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过剩人口吸收进来，对于证明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惊恐不已，这是很可笑的。他们最初想证明机器是好的，因为机器节约劳动，后来，又证明机器仍然是好的，因为机器不节约劳动；而被机器在一个地方代替了的手工劳动，在另一个地方又作为手工劳动被使用。[ⅩⅩ—1261]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了安慰工人，特别列举出那些不用机器完成的、但却由于使用机器而成为必要的辅助劳动。可见，这种安慰无非是说，机器仅在表面上消除沉重劳动，实际上机器不过创造出同这种劳动的旧形式并存的新形式。换句话说，既然这里涉及的是在机械工厂中工作的工人，那么，这种安慰无非是说：尽管有了机器，——并且尽管由于使用机器而使单个[机器]工人遭受的劳动折磨加重了，——但是，注定要担负上述沉重劳动的工人人数却日益增加。然而，这里不是更详细地考察这个问题的地方，因为，这个问题要求对资本的现实运动进行研究，而在这里这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在上面引用的例子已足以把这种情况说清楚，即机器可以从两个方面起作用。这里同样也没有必要更详尽地说明，机器不仅暂时地而且绝对地造成人口过剩的这种趋势怎样在农业中必定取得优势。
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同机器体系一起，——以及同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
试问，既然全部劳动，无论是机器直接完成的劳动，或是机器可能完成的劳动，自始至终应当少于以前未使用机器时所生产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么，怎么能够想象，使用机器后，——撇开资本和劳动的游离不说，——直接能够使用新的和更多的劳动呢。例如，尽管机器生产的1码麻布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比未用机器时生产的1码麻布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要少，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前生产1码麻布，现在用机器生产1000码，可是，劳动，即消耗在亚麻的栽培、运输以及一切中间工作上的劳动，却完全没有增加。这种劳动的增加不是发生在1码麻布所包含的劳动量上，而是发生在同织造本身无关的大量准备工作上，这种准备工作对于1码和对于1000码说来是大不相同的，不管就劳动的准备过程来说，还是就流通过程（运输）来说，都是如此。由于用机器操作，每1码麻布变便宜了，但1000码麻布比过去1码所使用的辅助劳动增加到1000倍。
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是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
由于这些自然因素没有价值，所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却并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它们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但并不提高产品的价值，不增加商品的价值。相反，它们减少单个商品的[价值]，因为它们增加了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因而减少了这个商品量中每一相应部分的价值。只要这些商品参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就减少了，或者说，再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缩短了，而剩余劳动则增加了。可见，资本之所以占有自然力本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提高商品价值，而是因为它们降低商品价值，因为它们进入劳动过程，而并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只有在大规模地应用机器，从而工人相应地集结，以及这些受资本支配的工人相应地实行协作的地方，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应用自然力。
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ⅩⅩ—1262]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
豪威耳先生（工厂视察员）在《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53—54页中说：
“按照这方面很有权威的人士的意见，显然，工厂中的劳动是不需要智力有很大发展的沉重劳动的变种。”
他还引用了厂主自己的以下说法：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别的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这样快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任何一个普通的粗工6个月就可以学会。”（《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
（关于工厂这个词，在1844年工厂法的解释条文（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第七年通过的工厂法第15章第73条）中说：
“工厂一词……应指可以在其中或在其院内使用蒸汽、水或其他一切机械力来推动或运转机器，以进行预先清理、加工或整理，或从事与加工棉花等有关的任何过程的一切建筑物和房屋……”
在这里，在给工厂下定义时，是以棉、毛、鬃毛、丝、亚麻、大麻、黄麻或麻絮为对象的，这种情况当然只是个别场合，只有局部意义，同工厂的实质无关。）
在这里，机器的特征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的特征是生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经验、观察和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科学的这种应用，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象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况且，工厂劳动使工人只能获得某些操作方法的知识；因此，随着工厂劳动的推广，学徒法废除了；而国家等为争取童工至少学会写字和阅读的斗争表明，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一小批具有较高熟练程度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
[ⅩⅩ—1263]另一方面，下述两种情况也是明显的：
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象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这一发明〈铁人[150]〉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资本招募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140页）
非常可爱的是，尤尔在这里告诉我们，科学为资本服务，就使反叛的工人就范，——据他说，由罢工引起的发明就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同一个尤尔又向工人呼吁：
“上帝给改良的进程规定的使命是，把工人的肉体的职能从牲畜般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让工人有空闲时间运用自己的智力去思考自身永恒的利益。如果工人温顺地服从改良的进程，他们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同上，第143页）
尤尔在这里直率地向我们宣称，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使劳动受资本支配，就是这个尤尔又说：
“机械物理学使社会普遍得到的好处，以及它在改善人类命运方面所蕴藏的手段，人们很少注意；可是对于这一科学，有人竟从另一方面加以指责，说它甘受富有的资本家的支配，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并要求工人以过高的速度劳动。”（同上，第1卷第10页）
｛在官方人士中，尤尔实际上最真实地表达了工厂制度的精神，即整个现代工业的精神，因此，在这里我们想把他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作一简单的对比。
“这类工人虽然也在工厂做工，其实并不是工厂工人，因为他们同自动机械无关，这类工人是使棉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受到严厉指责的主要根源。”（同上，第13页）
真正的机器工人的这些帮手，似乎不是工厂制度的必然产物。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越不适合整个机械体系，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整个体系造成巨大的损害。所以，对于当代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科学与他们的资本的结合，把他们的工人的任务归结为让他们表现出机警和动作麻利这样一些品质，如果把他们固定在一点上，这些品质在少年时期就能很快培养起来。”（同上，第30页）
“因此，这种对可能性的约束，这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身体被束缚的状况，——道德家把这一切归咎于分工，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平均分配劳动的条件下，这一切通常是不可能存在的。”（同上，第33页）
“机器的一切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的确是要完全取消人的劳动，或者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非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的手工业者的劳动，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同上，第34页）
“所以，自动体系的原则是：[ⅩⅩ—1264]用机械技巧代替手工劳动，把生产过程分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同上，第29—30页）
“为了适应劳动等级制，要经过几年学徒，直到眼和手学会完全能够进行某些机械操作；可是，在自动体系下，却把生产过程分解开，把它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使所有这些部分都服从于自动机器的运动，可以把这些十分简单的作业交给能力最平庸的单个工人去做，只须预先使他接受短期训练。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经理甚至可以随意把他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同上，第32页）
尤尔对我们说，使用机器的一贯目的，是使劳动贬值和用非熟练劳动排挤熟练劳动｛因为现在技巧已转移到机器上去了，而且机械技巧的应用代替了单个工人的知识｝，随后，他指出机器的优越性之一是：
“机器用十分完善的劳动代替了几乎没有技巧的劳动。”（同上，第45—46页）[151]
在同一个地方他还说：
“它们使工人比从前完成更多的工作；同时，时间｛即不是工人应当劳动的时间，而是完成更多的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劳动｛这是不对的，随着机器速度的加快，劳动强度增大了｝和产品质量却照样不变。”（同上，第45页）
机器迫使工人连续劳动：
“同样，要使他放弃过去那种随意中断它〈劳动〉的特权，因为这种中断会打乱整个企业的进程。”（同上，第2卷第4页）
尤尔告诉我们，机器生产的趋势是使劳动过剩或贬值，尔后又接着说：
“他们不应该象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抱怨自己主人的兴旺，并采取极端手段以图阻止进一步的兴旺，他们应该心怀感激之情并且为了切身利益而对在他们协助下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业制度的发展还要迅速，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同上，第5—6页）
这样说来，工人举行罢工等等就害了自己；因为他们妨碍了机械工厂的更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尤尔又反过来责备工人，说他们的罢工、联合等引起了各种发明和扩大了工厂制度，加速了这个制度的发展，因而害了自己。（在前面他说，工人应当放弃“中断劳动的特权”。现在他声称，“工厂劳动似乎是连续不断的”（同上，第49页），这种说法是撒谎。因为他认为看管机器的劳动不是劳动，只有工人用手指操作时才是劳动。）
“对大不列颠各工业城市的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器的改良是逐渐实现的，或者，至少机器的利用只是逐渐普及的。”（同上，第68页）
一方面，尤尔大肆颂扬由于工人的联合和罢工而引起的发明，指出它们大大发展了工厂制度——生产力，同时它们使这一制度完善化。例如，尤尔把铁人颂扬为
“恢复工人阶级中间的秩序和保持大不列颠在棉纺织工业中的统治地位的一个创造”（同上，第138页）。
在印花厂中应用机器（印花机等）的情况也是如此：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于是，他们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同上，第141页）
（工人没有头脑和意志，他们只是作为工厂躯体的肢体而存在，这是资本的合法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才作为头脑而存在。）
尤尔详尽地说明，工人由于自己的愤怒而“加速了”工厂制度的发展，从而使自己极度贫困。
“这种反叛表明[ⅩⅩ—1265]人们的目光短浅，因为他们具有非常可鄙的性格，竟使自己做了自己的刽子手。如果工人温顺地服从改良的进程，他们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同上，第142—143页）
尤尔还证明，“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在资本与劳动的一切冲突中虽然迫使工人“无条件投降”（同上，第142页），并保证资本享有“合法权利”，来充当工厂头脑并把工人降低到工厂的没有头脑的、没有意志的肢体的地位，然而资本招募来的科学并没有被用来压制“被压迫阶级”。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
我们再往下看，尤尔怎样论证机器排挤劳动，把工人抛向街头以及由此造成劳动贬值，另一方面，他又怎样描述劳动反过来又被吸收；因为这种排斥和吸收是工厂制度的典型特征。
｛尤尔指出，工厂制度更迅速发展的优点在于，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工人会成为资本的军士而与本阶级相对立，或者说工人暴发户的事例会增多，这些人本身变成了工人的剥削者。但是，尤尔特别指出，这将会导致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
“优秀的工人可以在新的企业中得到监工、经理和股东的位置，并使自己的人数众多的伙伴能够找到职业。”（同上，第5页）
“制度……常常提供熟练工人变成财主的事例。”（同上，第6页）｝
｛尤尔承认，国家对工作日的调节，十二小时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等等所以能够存在，应该完全归功于工人的“愤怒”，归功于他们的联合会（他争辩时称之为“联盟”）：
“正是在这种愤怒，这种抱怨｛1818年时期纺纱工人联合会所表现出的｝之后，在1818年公布了罗伯特·皮尔爵士关于规定工厂劳动小时的法令。由于这种不屈服精神的进一步表现，1825年颁布了第二个法令；1831年颁布了以约翰·凯·霍布豪斯命名的第三个法令。”（同上，第19页）｝
｛“纺织工人联合会完全成功地愚弄了头脑简单的人，它描绘了一幅幅白人奴隶制和屠杀儿童的幻想图画，这些儿童年年被当作祭品推上印花布堆献给玛门。”（同上，第39—40页）｝
“机器改良不仅可以减少为取得一定成果所使用的原来数量的成年工人，而且用一种人代替另一种人：熟练程度低的代替熟练程度高的，儿童代替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这些变化都引起工资率的新的波动。据说，这减少了成年工人工作日的总数，排挤掉一部分成年工人，因而成年工人的人数现在超过了对劳动的需求。然而，无疑这扩大了对儿童劳动的需求，提高了儿童劳动的工资。”（同上，第67页）
“如果棉纺织工业在发展中受到某种挫折，或者，甚至它的不断扩大不足以使那些被它不断抛出的成年工人重新找到职业，那就可以说，机器的改良会导致工资的降低。”（同上）
在这里，对过程的描述是正确的。机器生产不断地把成年工人抛出去，以后又“使他们重新找到职业”，把他们重新吸收到劳动中来，——即使单纯为了这一点，机器生产也需要不断扩大。
机器的改良是逐渐实现的，或者说，机器的应用只是逐渐普及的。同时，不断地和逐渐地增长着的还有
“[对工业品的]需求规模，因为，由此引起的工业品变便宜，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能买得起它们，这样一来，就保持了使用成年工人的必然性。改良机器的结果因此得到平衡：它既使成年工人受到排斥，迄今[ⅩⅩ—1266]为止又没有使成年工人工资明显降低”（同上，第68—69页）。
“现在棉纺业中可能降低工资，因为自从走锭精纺机的规模扩大以来，人手总是够用的……纺纱工人预见到，大量的人手存在势必降低他们的工资，就共同出资把自己的失业伙伴送往美洲……工人联合会按照其章程有责任支付一定的款项来接济它的失业会员，以免他们被迫为过低的工资而劳动。”（同上，第74—75页）
“｛机械工厂里｝工资水平这样高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只占所生产的产品价值的一小部分〈而这完全属于加进材料的那种劳动〉。工资在商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越小，一般说来，劳动的价格就越高。”（同上，第78页）
尤尔谈到，工厂主在同工人的斗争中扩大了纺纱机（走锭精纺机）的规模，增加了纱锭的数目等等。对于这种做法
“工人不能堂堂正正加以反对，因为它直接提高每个纺纱工人的工资，或者至少保持原来的工资水平，不过同时减少生产同一商品量所必需的工人人数。结果，留用工人生活宽裕，而大批工人却受穷”（同上，第133—134页）。
（不过，尤尔在这里（第134页）承认：
“走锭精纺机长度的增加，引起劳动量的某种增长。”）
分工和机械工厂。尤尔在谈到浆纱机的发明时说：
“这样一来，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现代机器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同上，第142页）
｛例如，英国的工资可能比大陆高，但是相对说来，即同劳动生产率相比，却比大陆低[152]。尤尔自己摘引了工厂报告的补充报告（约·伍·考威尔先生所编制的图表的前言）中的一段话：
“考威尔先生对纺纱业作过非常仔细的调查，他在自己的补充报告中企图证明：英国的工资虽然对于工人说来，可能比欧洲大陆高，但是对于资本家说来，实际上比欧洲大陆低，这是因为每台机器每天所完成的工作量，[绰绰有余地]补偿了[机器工人的]较高的工资。”（同上，第57—58页）｝
｛关于实行计件劳动时确定最低限额和整个工资的问题，尤尔说：
“交给纺纱工人一定重量的棉花，经过一定时间，他必须交出一定重量的有一定精细程度的线或纱，并且根据这样提供的每一磅产品，得到一定的报酬。如果他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好，他就要受罚；如果产品数量少于一定时期应完成的最低限额，这个工人就会被解雇，就会被更能干的工人所代替。纺纱工人使用的纺纱机的生产力是经过精确计算的，用这种机器完成的劳动的报酬，随着这种机器的生产力的提高而减少，虽然不是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同上，第60—61页）
后面这种起缓和作用的情况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不是按它的价值减少的比例降低，加上对劳动的需求很大，以致工人可以把提高了的生产率的一部分占为己有。或者，起缓和作用的情况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随着机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强度也增加了，从而在一定的时期内，劳动并不是保持不变。此外，尤尔先生自己说，随着纺纱机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使用的应由纺纱工人支付工资的童工的人数也增加了，这样一来，对比表上所显示出来的纺纱工人工资的表面增加就消失了，而且，可能甚至变为减少。例如，如果纺纱机的纱锭数由500增加到600，那么，
“这一增长使机器的生产力提高了五分之一。在这种场合，纺纱工人的计件工资会降低；然而因为它不会降低五分之一，所以纺纱机的改良使纺纱工人在这同一小时数中获得的工资增多。由此得来的全部利益，由主人和工人瓜分了。前者的利润和后者的工资都因此同时增加了。对上述计算应作一定的修正……就是说，纺纱工人由于不得不增加他的年幼的下手的人数，而担负一笔额外的费用，[ⅩⅩ—1267]这笔费用应从他多得的6便士中扣除。这种扣除应当考虑在内”（同上，第66—67页）。
（正如尤尔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随着年幼的下手的增加，一部分成年工人等等“被排挤了”。｝
尤尔用来安慰工厂工人的论据，实际上是这样的：同一个工厂制度所造成的大农业中的农业工人的状况更为糟糕；在矿山和尚未发展到机械工厂水平的加工业中的儿童劳动更为沉重；特别是被机器挤垮或不得不与机器竞争的那些部门的工人，以及被机器排挤的过剩工人不断投入的那些部门的工人，比直接在机械工厂中就业的工人处境更加困难。按照尤尔的说法，正是这种情况可以证明，工厂制度有利于工人阶级！
“例如，据说，蒸汽机推动机械织机快速运动，迫使在织机上操作的工人用同样的速度才能跟上它；而在家里干活的织工则不受这个自动发动机的不停的动作的约束，他们自由自在地投着梭子和蹬动踏板，完全随心所欲。”（同上，第1卷第10—11页）
尤尔摘引了曼彻斯特的卡尔伯特医生的一段话：
“不久前，罗伯特·皮尔爵士曾断言在普通的手工织机上操作的织工大部分是小农，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错误的了；他们在城内的地窖和阁楼里生活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十分悲惨地打发着日子，为了最微薄的收入一天劳动16到18小时。”（同上，第11页）
“纺织工厂分为两类：一类工厂的生产是用工人私有的〈并非全是如此，而且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许多单独的小型机器进行的；另一类是用厂主的整个机器体系进行的。织袜机和姆斯林捻线机是第一类机器的例子；纺纱机和机械织机属于第二类。第一类工人分布在国内广大的地区，在劳动和工资方面相互竞争，不可能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反对自己的老板。即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既会使自己老板的资本遭到损失，也会使自己的私人资本遭到同样的损失，也就是说，既会使自己的老板失去用于为工人购置材料的投资的利息，也会由于自己的织机和劳动场所闲置不用而失去同样的利息。第二类工人则必然会联合成很大的群体；而且他们无论在机床上，还是在劳动场所上都没有投资。如果他们想暴动，便很容易达成协议，而且他们由于任意停工而受到的损失，仅限于某一段时间的工资，可是他们使自己的老板在资本和所付税款的利息上受到很大损失，至一在象我们这样潮湿的气候下，由于机器闲置不用而使机器的活动的和灵敏的金属部件遭受的损坏还没有计算在内……如果除这些利息的损失外，再加上丧失这笔资本原来会带来的利润，那就可以看出……工人的毁灭性的骚乱使工厂主遭到的损失有多大。”（同上，第2卷第7—9页）
（“利息”和“利润”是侵占剩余劳动的结果，在这里，它们的损失竟被看成仿佛是人们偷窃了这帮坏蛋自己的财产及其自然果实。）｝
｛“很难理解，既然水力发动机和蒸汽机使工人的劳动减轻了，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愿意从事10小时以上的劳动。他们拿自己的劳动和木匠、石匠等低级手工业者的劳动相比；他们说，这些手工业者从早晨6点工作到晚上6点，中间有两次休息，每次一小时。这类工人和大多数工厂工人完全不同，他们的劳动全靠手的力量去完成，并且他们都经过长时间的和代价很高的学徒生活。可是，种类繁多的袜子或花边的生产者、手工织工、梳毛工以及无数的各种其他工人，他们为了维持可怜的生活每天劳动12到16小时，对于这些工人，工厂工人又能说些什么呢……这些得到好处的〈不言而喻，资本家是得不到好处的！〉好发议论的人们〈尤尔可决不是好发议论的人！〉，没有[ⅩⅩ—1268]注意到，他们由于缩减了劳动小时，从而也减少了最有利的职业所提供的生活资料，这就引起了各类最沉重的劳动的更激烈的竞争，而他们如果轻率地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劳动的莫大好处，就会给全体工人造成损失。”（同上，第76—77页）
尤尔的这种“好发议论的毛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总之，如果工人劳动10小时而不是12小时（假定生产率保持不变，并不因新发明而提高），那么，资本家为了继续以原来的规模进行生产，决不应当同时使用更多的工人，因为这样就会使失业工人所构成的过剩人口减少，从而使工人之间的普遍竞争减弱。反过来说，同时雇用的工人越少，竞争就越激烈！如果6个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而不是10小时，他们就完成2小时的追加劳动，这样，他们每天就代替了一个工人，而每周就代替了6个工人。按照尤尔的说法，恰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竟多用了6个工人，因为有6个工人被代替了！｝
｛“手工（家庭）劳动或多或少地受的损失在于工人任意停工，因此，它所生产的一年的或一周的平均产品，永远不能同由不变的均匀的动力推动的机器所生产的相应产品相比。所以，在家里劳动的织工到周末时所生产的产品，很少能够超过他们的织机在他们加速工作时所达到的那种速度下每天不停地开动12—14小时所能生产的产品的一半。”（同上，第83—84页）
“现在，线袜织工的纯工资是每周4到7先令；但大多数甚至没有达到这两级工资中的最低额……生产袜子的工人一般都是勤劳的和行为规矩的人……他们的工资每周平均不超过6先令6便士。必须有这个数额才能养活一个男工同他的妻子和孩子。这样一来，这些工人大都穷得可怕，甚至连最必需的东西也买不起……编织网布是另一种不在工厂中进行的和带来同样悲惨后果的专门劳动。在大不列颠有15万以上的女工，几乎全是年轻姑娘，靠这种行业来维持生活。这种活全部在家里完成；虽然它比花边业的任何其他部分都要求有更高的灵巧和更为繁重，可是报酬很低……她们从清早干到夜晚，在漫长的工作日里老是弯着腰伏在生产网布的织机上”等等……“她们的体质全面衰弱，同时具备了患肺病和肢体变形的素因”等等。“正因为她们厌恶工厂里的连续不断的劳动，厌恶这种劳动的清规戒律，同时渴望从事较高级的劳动——所有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迫使她们牺牲自己的幸福和健康，在家里编织网布。‘我宁愿干这种活也不愿在工厂劳动，虽然我们挣不了那么多（一个年轻姑娘在回答别人的询问时是这样说的）；在家里我们自由自在，不管吃什么，总是合自己的口味。’”（同上，第86—88页）
不管上面这些话使工厂制度多么值得骄傲，可卑的是，尤尔企图由此得出概括性的结论。例如拿棉纺织业来说，如果要再吸收150000个姑娘，它该扩大多少啊，只要想一想，在1860年，也就是几乎在尤尔这本书出版三十年以后，在联合王国所有的棉纺织工厂中做工的各种年龄的妇女总共才有269013人！请看，此人竟胡说些什么。也许这150000个姑娘都只愿意在工厂中做工吧，可是，1860年在所有工业部门的所有工厂中做工的各种年龄的妇女总共才有467261人！不过，尤尔的功绩在于，他为了吹嘘工厂劳动而指出和强调还留在工厂大门以外的工人处境更加困难，——处于这种状况的工人本身就是工厂制度的结果。尤尔强调手工织工的极端贫困，好象这种贫困不是机器织造业和正好要利用这种贫困的资本家所造成的结果。
“这些穷人彼此毫无联系。他们各自单干，在潮湿的地窖里，一天能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ⅩⅩ—1269]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果实提供给原料所有者，后者得到的当然是最便宜的供给。”（同上，第92页）
“一切公正的法官都不得不承认，在最坏的棉纺织厂的最不适宜工作的车间中的最沉重的劳动，也比最好的煤矿里的劳动要轻松些，缓和些，体面些。”（同上，第90页）
“我不准备列举那里对人的恶劣态度和粗暴表现的详细情况。这是那些煤矿主的耻辱。”（同上）
关于纺纱业和织造业的联合，尤尔说：
“这样的工厂可以较少担心竞争，因为它的资本和生产规模较大。”（同上，第78—79页）
“大陆上的民族在达到能够建立和利用环锭精纺机、自动走锭精纺机、走锭精纺机和机械织机的卓越体系之前，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要有完全的安定和大量的资本。”（同上，第81页）
“另一方面，那些不属于工厂的、可以集中在单独一台机床或用手推动的一台机器上的生产部门，是所有比邻国家的手工业者都能采用的；这些部门的利润很快就降到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相适应的最低限度，而工资也不比那些生活便宜的国家高。织袜业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可悲的例子。”（同上，第82页）
尤尔的见解就是这些。｝
* * *
造船业、海运业、地理学、天文学等领域的成就，使茶叶的价格由每磅6—10镑下降到1—3先令。（霍吉斯金）
“自然因素〈例如水力、煤等等〉现在并不具有它在四十年前或四百年前不曾有的东西，但是资本却使它的能量用于生产。”（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1册）
在十三世纪（部分地在十四世纪），英国的农业处于
“十分悲惨的境地：迷信对农场主的影响很大，以致他不想在某些不吉利的日子里播种”等等“对于经营一个好农场来说，农具一般也都效率不高；因此收成不大好，往往每英亩收成不超过6蒲式耳”（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49页）。
（现在平均产量是3夸特或24蒲式耳。）
交通工具的增加和改良，自然会对劳动生产力发生影响：使生产同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并建立了精神与贸易的发展所必需的交往。它们对劳动生产力所产生的影响，完全和耕作方法的改良，化学、地质学等等的进步，以及普及教育（见上述有关迷信的部分），法律保障等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早在乔治二世时代，
“我们的大路通常都是用教区贫民的强制劳动来修理的，在不能这样做的地方，就按照关于教区各种行业的强制劳动的规章来办理”（同上，[第266页]）。
“在没有象样的道路的地方，恐怕不能说存在着社会：没有道路，人们就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的东西。”（同上，[第270页]）
“如今改进了农场经营的方式方法，因而8个或10个工人就能提供100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二十年前，这需要35个人，而在一百年前则和现在在意大利一样，需要75—85人。结果，一部分农业工人被排挤到工厂城市中去了。”（同上，第2卷第527页）
[ⅩⅩ—1270]在（英国的）农业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平均工资不但没有提高，而且降低了。在英国，随着农业的改良，平均说来农业工人的状况恶化了。
｛卑鄙的波特尔〈议员，曼彻斯特商会前任会长〉登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153]将在下面加以考察。弗兰德（于1863年4月27日在下院就棉荒提出的议案中）谈到这篇文章时说道：
“这封信可以看作工厂主宣言。”[154]
弗兰德受16个区选出的工人（郎卡郡和柴郡各地的27名代表）的委托，在议会上介绍了他们的状况；他从这些工人手中得到的材料，是出席下院会议的工厂主中任何人也驳不倒的。在这里，我们引用这篇讲话中几处最重要的地方：
劳动强度。
“工人们告诉他说，工厂中的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进，不断加重。例如，在最初使用机械织机时，一个工人看管两台织机；现在一个工人没有助手，要看管三台织机，而且一个人看管四台织机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投梭次数也大大增加。例如，1825年每分钟投梭85次，而现在平均是160次；从十小时工作日法令通过以来，每分钟投梭次数增加了50次。此外，情况表明，1847年以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现在一个工作日所完成的，不是10小时的劳动，而是12小时的劳动。因此，尊敬的下院议员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近年来工厂工人的劳动加重了多少。”
棉纺织业的兴衰。
“英国的棉纺织业有九十年的历史。在这个时期的前半叶，我们的工厂主拥有世界垄断权……棉纺织业经历了三代英国人……它毁灭了九代纺织工人。从1815年到1830年，英国的棉纺织业不得不与大陆欧洲和美国的棉纺织业进行斗争。1833年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门户被打开了，近三十年来，英国的棉纺织业在东方得到广泛发展，毁灭着人类。1790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奴隶人口调查，当时共有奴隶697000人。1861年，大约有3500000人。
从1815年到1821年，棉纺织业处于萧条状态；1822年和1823年，繁荣年代；1824年，废除工人结社法，经常大罢工，工厂往往停工几周；1825年，货币危机以及贸易和工业活动削弱；1826年，严重不景气，骚动；1827年，有所好转；1828年，机械织机台数和输出量激增；1829年，输出（特别是向印度的输出）超过历年；1830年，严重不景气，市场商品充斥；1831—1833年，继续不景气，但在1833年，对东方贸易门户大开；1834年，工厂和机器激增。
当工厂建成，机器装好以后，终于发现，工厂区开动这些机器的人手不够。当时工厂主向济贫法执行人建议，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让工厂主吸收和消费这批人。这是棉纺织厂厂主的原话。曼彻斯特市内成立了代办所；在济贫法执行人的同意下，编制了工人的名单并交给代办所。工厂主们[ⅩⅩ—1271]来到代办所，挑选自己需要的人，然后就把这些家庭从南部运出来。这些人就象一包包货物一样，挂上签条，装上船或货车运走了，也有人步行，很多人被遗弃在工业区，濒于饿死的境地。这已经变成一种经常的贸易。下院未必相信，这种经常的贸易，这种人肉贸易，继续存在，而且还在发展，曼彻斯特代办所不断把这些人买来，卖给棉纺织厂的厂主，就象把奴隶经常不断地卖给美国南部各州的植棉业者一样。
1835年，重新繁荣。机械织机排挤了手工织工；许多织工死于饥饿，有些织工和自己的家庭一起，每天靠2+（1/4）便士过活；1836年，繁荣；1837和1838年，处于萧条状态；1839年，棉纺织业复苏；维利尔斯第一次建议废除谷物法；1840年，严重萧条，发生了骚乱，被军队镇压下去；1841年和1842年，遭到可怕的贫困。1842年工厂主宣布同盟歇业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废除谷物法。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约克郡，又被军队驱回，工人的领袖被提交郎卡斯特法庭：1843年，严重不景气；1844年，复苏；1845年，大繁荣；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1847年，不景气；与工厂主增加工资的诺言相反，工资降低；1848年，继续萧条，曼彻斯特处于军队保护之下；1849年，复苏；1850年，繁荣；1851年，价格下降，工资低微，罢工频繁；1852年，有所好转，罢工继续发生，提议输入外国工人到工厂工作；1853年，斯托克波尔特严重不景气；普雷斯顿罢工持续八个月，要求恢复废除谷物法后所取消的百分之十的附加工资；1854年，市场商品充斥；1855年，由于市场商品充斥，美国、加拿大和东方各市场破产频繁；1856年，贸易中等程度繁荣。”
1857年秋季，危机（不过棉纺织业仅略受波及）。
“1858年，棉纺织业好转；1859年，大繁荣；工厂数目增加；1860年，棉纺织业达到自己的全盛时期；印度和其他市场棉纺织品充斥。”
到1863年，这些市场的商品充斥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最初[ⅩⅩ—1272]美国的危机对工厂主是非常有利的[155]。
“就在1860年，同法国的[通商]条约生效。郎卡郡的工厂和机器的激增引起对工人人手的需求。工厂主向人肉贩子求援，人肉贩子便到多尔塞特郡的高地、戴文郡的林中旷地、威尔兹郡的平原去搜罗，但过剩的人口已经被吸收光了。《贝里卫报》[156]根据现有的统计断言，为了执行[同法国的]条约，郎卡郡可以再吸收1万工人，而且还需要3—4万工人。1860年大小代办所走遍了农业区，发现过剩人口已被吸收光了，于是棉纺织厂主们派了代表去求见济贫委员会主席（维利尔斯），请求再提供给他们一些贫民习艺所的穷苦孤儿。
1861年，进行了人口调查。查明农业区的过剩人口已减少；1862年，工厂开工时间不足，大量的工人未能就业；1863年，处于崩溃状态，经常发生骚动。
在1770年到1815年时期内，棉纺织业有5年处于萧条或停滞状态，有40年处于复苏或繁荣状态。
在1815年到1863年时期内，棉纺织业有28年处于萧条或停滞状态，有20年处于[复苏或]繁荣状态。
1846年以后，从废除谷物法以来，棉纺织业有9年处于停滞或萧条状态，有8年处于复苏[或繁荣]状态。
1834—1835年，印度手工织布工人所遭受的不幸是惊人的。
印度总督说：
‘这种灾难在工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位总督还说：‘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1834年通过了有利于把农业区的人手迁往工厂区的新的济贫法。”[《泰晤士报》1863年4月28日第8—9版]
弗兰德援引的艾德蒙·波特尔的信，发表在1863年5月24日《泰晤士报》上。在这封信中，工厂主们的这位喉舌还说了如下的话：
“可能有人对棉纺织业工人说，他们的劳动供给太多了……也许应当减少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保障对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社会舆论坚决要求移民……雇主不愿意看到他的劳动供给转移出去；他会想（而且看来也是正确的）这样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确……如果靠公共基金实行移民，他就有权提出意见，也许有权提出抗议。”
在为棉纺织业辩护时，这个波特尔写道：
“的确，立法当局干预了棉纺织业的事务，调整了棉纺织业，责成它保证儿童受一定的教育，限制妇女的劳动小时数，这对所有居民是特别有益的……棉纺织业的增长和它的作用，无疑地吸收了爱尔兰和[英格兰的]许多农业区的过剩人口。”
波特尔认为，经过几年以后，棉纺织业会重新走上自己兴旺的老路，特别是通过扩大亚洲市场，尤其是印度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当……消灭棉纺织业的供给机构本身呢？”
他引证了棉纺织业商品输出的资料：
1830年——19418885镑 1855年——34779141镑
1840年——24654293镑 1860年——51959185镑
1850年——28257401镑 1861年——45978272镑
[ⅩⅩ—1273]“在全盛时期，它〈棉纺织业〉占我们输出额的5/13……任何人都不会断定，只有在原料按一定的价格生产时，比如说，按每磅6便士生产时，这个部门才能达到自己过去的规模；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棉花的供应才会增加到足够的程度，那时才能达到这样的价格，但谁也不能否认，时间——1也许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会生产出必要的数量……因此[157]，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这种机器[158]值得费力去维护吗？想抛弃这种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吗？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工人不是财产，不是郎卡郡或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他们是有智慧的和受过训练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人之内就能替换的；相反地，其他机器即工人进行操作的机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他也迁往国外。抛掉工人的精华，固定资本就会大大贬值，流动资本就会由于降了等级的劳动供应不足而经不起竞争。我不准备考察15万工人及其家属迁往何处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之难以回答，就象难以回答人们试图说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的关于迁往国外的那个问题一样。有人对我们说，工人希望迁往国外。工人要这样做，那是很自然的……抛掉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把支付给它的工人的工资，比如降低1/3，或500万，使棉纺织业生产缩减，这样一来，最靠近工人的上面一个阶级即小店主怎么办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办呢？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工人自己的或最靠近工人的上面的人们的积蓄和财产怎么办呢？如果1/3工人没有工作，租金额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工人人口中每一个男子，每一个妇女和每一个儿童，每人每年住房要花20先令。请仔细考察一下从下到上对有关方面的影响吧，考察一下对小租地农场主，对比较优裕的房主，最后，在最小的程度上对土地所有者的影响吧。输出国家的最优秀的工厂工人，破坏它的那部分生产效率最高的资本和财富的价值，来使这个国家贫弱，请问，对国内一切阶级说来，还有什么计划会比这种计划更具有自杀性呢。
在最坏的情况下，500万或600万镑有充分保证的债款，从国家的角度加以合理的分配和使用，就可以维持和最终恢复这种工业；这种工业对国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繁荣能作出在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贡献……因此，我建议两三年内分批发行公债（不是施舍，不是行善，以后将会出现的个人捐献除外）；这笔钱由棉纺织工业区济贫所所属的特别委员掌管；这项事业应当通过特别法律来实施，规定实行一定的强制劳动，以便至少是保持接受贷款的工人的道德标准。无论是国务活动家，或是雇主，还是郎卡郡的土地所有者，现在都势必遇到困难并与之斗争；在当前的条件下，这是他们刻不容缓的责任。有人会对我说，这一切太不可信，太玄了。可能，情况是这样的。放弃自己最优秀的工人，实行大规模的毁灭性的移民，把一个拥有200万人口（如果把郎卡郡以及与之比邻的柴郡的一些地区计算在内，几乎有300万人口）的整个地区的资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净，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败坏，意志消沉，对土地所有者或雇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情吗。”[《泰晤士报》1863年3月24日第12版]
就在1863年3月24日这一天，《泰晤士报》对艾德蒙·波特尔这位棉纺织厂主的喉舌直接给予了应有的驳斥。下面是这篇[编辑部]文章的有关段落：
[ⅩⅩ—1274]“艾德蒙·波特尔先生在我们报纸的另一栏中不厌其详地论证，说什么郎卡郡和柴郡的棉纺织业工人应当靠国家公债过悠闲而富裕的生活，以便使棉纺织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复兴……波特尔先生认为，棉纺织业的大亨们为自己积累巨额财产是对国家大发慈悲……有人对我们说，如果不是棉纺织业，整个英国的道德和教育水平就会低得多，我们回答说，我们宁愿把这种论断看作不学无术的寡头的妄自尊大。当有人一面对我们谈论雇主的合法利润，一面又谈论‘自食其力的人’和从棉纺织工业区工人中空前大量出现的‘资本家’时，我们很难同意这些互不相容的论断。
如果我们看一下某种统计手册，例如麦克库洛赫的手册[159]，就会看到棉纺织业直接保证了将近50万工人的生活，而且直接和间接地保证了将近120万男子、妇女和儿童的生活。据悉，棉纺织业拥有经常以工资形式进行周转并且每年给工厂主带来1300万镑利润的800万镑资本。在棉纺织业非常发达的最近几年，这些数字无疑地增大了，但根据最新的不存偏见的估计，这些数字是这个工业部门中的平均数……
艾德蒙·波特尔却另有高见。他深深感到棉纺织企业主的异乎寻常的绝对的重要性，以致为了维持这个阶级并且使他们的行业永世长存，他准备把50万工人强行关进庞大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波特尔先生问道：‘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我们回答说，‘当然值得，应当用一切正直的手段来维持。’波特尔先生又问，‘这种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这里我们就犹豫了。波特尔先生在这里指的‘机器’是人这种机器，关于人，他断言他并不打算把这种机器当作雇主绝对的财产。我们必须承认，维护人这种机器，也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并且给他们上油，直到需要他们的时候为止，我们认为这是‘不值得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这种机器有一种特性：尽管你上油擦洗，不使用就会生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人这种机器能自己放出蒸汽，发生爆炸，在我们大城市的马路上疯狂地胡闹。也许，波特尔先生说的是对的，再生产工人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只要拥有机械师和资本家，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人，从这些人中间可以造就出甚至超过我们所能需要的工厂工长。然而，要把工人阶级封存起来，却是我们办不到的事……
波特尔先生谈到‘过一年、两年或三年’，棉纺织业又会活跃起来，要求我们‘不鼓励和不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他说，工人希望迁移国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认为，国家必须不顾他们的要求，把这50万工人和他们的70万家属关闭在棉纺织工业区里；并且作为必然的结果，他认为，国家必须用暴力压制他们的不满，用救济维持他们的生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考虑到有朝一日棉纺织企业主可能再需要他们……即使是50个象棉纺织业这样的部门，也不能作为理由来使我们的100万同胞轻率地陷入赤贫和道德败坏的境地，即使是1000个这样的部门，也补偿不了我国人民必然在世俗的苦难中受折磨的可怕遭遇。现在已经是这个岛国强大的舆论行动起来，从那些想把劳动力同煤、铁、棉花一样看待的人手里拯救出这种‘劳动力’的时候了。”[《泰晤士报》1863年3月24日第9版]｝
[ⅩⅩ—1275]最后，我们再次引用《联合王国要简要统计一览》（1881年版）——议会出版的官方统计汇编——中关于棉、毛、丝、亚麻等等的数字，应该把这些数字与前面有关工厂发展的数字加以对比。
联合王国棉花输入量（磅）
年代
输入量
再输出量
余额（减去再输出
的棉花后，联合王
国的棉花使用量）
1846
1847
1848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1858
1859
1860
467856274
474707615
713020161
755469012
663576861
757379749
929782448
859278749
887333149
891751952
1023886304
969318896
1034342176
1225989072
1390938752
588667
669235
660891
882978
914908
999825
998967
1326515
1101126
1110430
1309472
1177925
1335790
1563778
2235970
467267607
474038380
712359270
754586034
662661953
756379924
928783481
857952234
886232023
890641522
1022576832
968140971
1033006386
1224425294
1388702782
现把这个统计汇编中关于输出的棉纺织品从数量和价值上作一对比。
[ⅩⅩ—1276] 棉纺织业
年代
棉织品
棉线和棉纱
申报价值
（镑）
数量 （码）
申报价值
（镑）
数量
（磅）
1846
1847
1848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1858
1859
1860
17717778
17375245
16753369
20071046
21873697
23454810
23223432
25817249
25054527
27578746
30204166
30372831
33421843
38744113
42141505
1062091758
937229489
1091373930
1327448640
1347756877
1536101929
1517513916
1584727106
1685668960
1929941646
2023738543
1968056485
2314205042
2551909929
2765337818
7882048
5957980
5927831
6704089
6383704
6634026
6654655
6895653
6691330
7200395
8028575
8700589
9579479
9458112
9870875
161892750
120270741
135831162
149502281
131370368
143966106
145478302
147539302
141128498
165493598
181495805
176821338
200016902
192206643
197343655
现在我们回到第1269页[注：见本卷第583—585页。——编者注]上来。
[ⅩⅩ—1277]“当劳动还被普遍视为卑贱的事情时，物理学家、博物学家、力学家、数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不是指望得到物质奖励。他们羞于让缪斯的女儿去为卑俗的暴利服务；他们是为了物质或数量的属性本身而研究这些属性。他们最多也不过是有时去探求把科学应用到国家所进行的建设工程和保健事业上……现在在所有的大学里，都设有化学、物理、力学教研室，致力于把它们应用于各种实际目的。所有的科学家都力图证实自己的工作和发现的用途，指出它们的好处是可以用来减轻劳动、丰富市场和为消费者提供享受。”（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38页）
｛麦克库洛赫先生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伦敦版第165页）一书中说：
“人们所设想的由于无限推广和改进机器而产生的各种不良后果，也是不断提高工人的技能和灵巧而同样会产生的结果。”
如果这种技能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与手工业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上，那么，这句话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库洛赫也是不对的，因为尤尔正确地指出，一个工人的技艺越高，这个家伙就越“任性”等等。技能和灵巧的进步究竟表现为工人个人的本领，还是相反，——如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而与工人相对立并牺牲工人的利益，这是有很大差别的，只有麦克库洛赫这样的作者才没有注意到这种差别。｝
“现在，把体现在机器上的知识和技能所给予劳动的一切巨大帮助，都只归功于他的〈资本家的〉财产，而不管这种财产是用来支付工资，还是表现为有用的工具……这种技能的〈许多工人联合劳动的〉生产力被认为是由他的有形产品即劳动工具造成的，既不生产工具，也不使用工具，而只是工具的所有者的人，却自认为是最生产的人。”（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250—251页）
在工业中，工人被抛向街头是断续的，而在农业中却是经常的。
关于现代农业，琼斯说：
“由于耕作的进步，从前分散用在500英亩（也许还要多）土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现在集中在100英亩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1831年伦敦版第191页）
“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平均力量。”（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第2版[第16页]）
马、役畜等也是属于农业上使用的机器。这种机器（和仅仅消费煤的机器不同）本身所消费的商品，就是原来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
西尼耳和托伦斯等等先生们断言，用来生产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机器，总是使工资提高。
西尼耳说：
“只有在两种场合，工资的一般水平才会由于使用机器而降低：[第一，]制造机器所用的劳动，就是原来用于生产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劳动；第二，机器本身（如马、役畜等等）所消费的商品，就是原来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而且这种机器所消费的商品数量，大于它本身所生产的商品数量。”（西尼耳《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第40页）
[ⅩⅩ—1278]托伦斯也说：
“机器工作，但并不吃饭。机器在排挤劳动和消除对劳动的需要时，同时也就排挤了即消除了对劳动赖以生存的实际工资的需要，即对食物和衣着的需要。维持劳动的总基金却并不因此而减少。”（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第39页）
所有这些论断，都是建立在对可变资本的错误认识上的。可变资本，从它的物质内容来看，实际上是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即生活资料。但无论如何不能因此就反过来说，这些商品或生活资料一定要进入工人消费，或构成可变资本，好象工人人数和生活资料总量之间存在着一成不变的比例似的。（甚至李嘉图有时也犯这样荒谬的错误。）上述的生活资料也要被其他阶级消费，而且可能消费得更多。这些生活资料可能被非生产劳动者（士兵、仆人等）消费。它们可以用来出口和换取奢侈品。制造必要的因而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工业部门生产效率越高，生产完全不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那一部分工人就越多；在这些部门中机器对工人的排挤越厉害，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因此，其他部门的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低。
“从前资本耕种每英亩土地花费5—6镑就够了，但是现代高水平的农业要求花费的数额几乎增加一倍。”（威·约翰斯顿《英国状况》1851年伦敦版第1卷第14页）
麦克库洛赫在上面引用过的那本书（《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伦敦版第166页）中说：
“如果越来越提高工人的技艺，使他能用同样的或者更少的劳动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量是有利的话，那么，工人利用能最有效地帮助他取得这种成果的机器，也必然是有利的。”
麦克库洛赫先生在这里假定机器属于工人。
“在工厂中……资本和土地所占的比重比劳动和技艺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得到的纯收入也多得多。但是机器的或资本的这种优势本身又引起了在其他过程中，即在维修工厂和维修机器以及建立新的工厂和制造新的机器等过程中，相应地提高劳动和技艺的必要性”等等……“几乎在从事创造生产资本的每一个部门中，劳动和技艺都占优势……如果我们看一下用来生产贵重饰物和其他奢侈品（对这些物品的需求是由资本利润产生的）的手段，那么就会发现，这些物品的价值几乎完全由劳动和技艺所提供的服务构成……在一个生产过程中，技艺（在服务和收入中）所占的优势，引起了在另一个或其他几个过程中相应地提高劳动的必要性，反之亦然……增长了的资本利润[160]，引起了大量的欲望，从而增加了对适合于消费形式的价值的需求和创造。”（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98—104页）
这话有一部分是说对了。大生产有可能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一方面投入奢侈品的生产（这里的劳动报酬有时更低），另一方面投入需要大量非熟练劳动的固定资本（铁路等等）的生产。
农业中不同的生产率。
“在大不列颠，小麦生产每英亩约32蒲式耳；在法国，根据官方统计，平均只有14蒲式耳，很少超过20蒲式耳。可见，法国比大不列颠花费的劳动多一倍，产品却少一半。在爱尔兰也大体如此。”（《经济学家》1851年11月8日[第1231页]）
在英格兰，1/7的农民是独立农民和茅舍贫农[注：即雇农，他们为土地所有者或租地农场主劳动，得到一间农村小屋（茅舍）和一小片宅旁土地。——编者注]，1/7是租地农场主，5/7是农业工人。在爱尔兰，[从事农业的人中]1/13是雇工人的，6/13是茅舍贫农，6/13是工人。在英格兰，28％[ⅩⅩ—1279]的人口从事粮食生产，在爱尔兰是63％。不过，爱尔兰一英亩土地收获的产品只有英格兰的一半。（《爱尔兰济贫法委员会》1838年第3号报告）
可见，在爱尔兰，从事农业的人比英格兰多一倍，而生产出来的粮食却少一半。爱尔兰的劳动生产率只是英格兰的劳动生产率的1/4。（见1848年《经济学家》）
“没有知识的劳动是微不足道的。在发达的社会中职业和劳动本身进一步分为不同的种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同劳动已远远地分离，以致应该对知识进行单独考察。”（威·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第272页）
“科学未来发展的希望，正是随着科学的传播而增大的。”（同上，第275页）
“在社会发展的较早阶段，劳动和科学是互相伴随着的，因为两者都很简单。”（同上）
“搞科学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科学不再是劳动的助手，不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劳动相对立……知识的占有者和权力的占有者到处都力图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第一位……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同上，第274页）
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与劳动相分离的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
“工人与工业企业主的联合是真正的协作。”（亚·拉波尔德伯爵《论协作精神》1818年巴黎版第131页）
这位拉波尔德还是经济谐和的一位真正发明家。此人没有给自己提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性质的协作？[161]
“十个农民家庭被赶走了，为的是在新的制度下让位于不是农民的农场主。农场主只是运用自己的资本和知识来参加生产；而富有的农场主的状况越好，为他完成田间劳动的人的状况就越糟。前者保有运用意志、选择和知识的权利，这也就意味着，他不承认自己的工人和奴仆有这种权利。农场主所要求于他们的，只是消耗他们的肌肉力，并且尽可能把他们降到机器的水平。”（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130—131页）
“物质世界的知识和在劳动过程中运用这种知识的本领，这是财富的源泉。”（《经济学家》1851年8月30日[第953—954页]）
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在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当时，特别是英国的农业关系和殖民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运用资本和劳动设置障碍或消除障碍的一切措施｛因而也包括民政机关、安全保证、运输工具等等｝，都必然影响生产，即使工人人数[ⅩⅩ—1280]和资本数量保持不变。”（[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55页）
在小生产的制度下，在劳动中对生产者有帮助的
“只是为了生计而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所能掌握的那种知识和那样一种数量的机械力”。（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哈特福版第43页）
“在[最近]两个世纪，科学进步和科学所使用的仪器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各国的工业》，第2部，1855年伦敦版第286页）
“实际上，在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以前，特别是在化学实验中，贵重的和复杂的仪器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这里许多事情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观察能力和综合能力。但是，在这个范围以外，科学家要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自己的仪器。”（同上，第288页）
“化学天平的不灵敏、透镜结构的缺陷、温度计分度不准确或经纬仪的圆周分度不准确，都损害了用这些仪器进行的一切实验……当代物理学达到了杰出的地位并在继续进步，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生产哲学仪器时的惊人的精确性和技巧。”[162]（同上，第289页）
另一方面，物理学对生产也产生了影响。
“蒸汽机和电报的创造应归功于物理学——这些发明完全是物理学的产物。”（同上，第290页）
据认为，用脱粒机脱粒同普通手工脱粒相比，谷物的损耗要少〔2+（1/2）〕％。因此，几乎对于所有的机器都可以说，由于加工技术高，用同样的原料，机器生产出的产品量比手工劳动用不完善的工具生产出的产品量要多。（利用废料，把破布等等重新变为原料。）
农业的改良方法。例如，把休闲土地改为播种牧草；大规模地种植甜菜，（在英国）于乔治二世时代开始种植甜菜。从那时起，沙地和无用的荒地变成了种植小麦和大麦的良田，在贫瘠的土地上生产的谷物增加两倍，同时也获得了饲养牛羊的极好的青饲料。采用不同品种杂交的方法增加牲畜头数和改良畜牧业，应用改良的排灌法，实行更合理的轮作，用骨粉作肥料等等。
马尔萨斯认为平均收获量，在欧洲国家制度下的各国是种子的四倍，在匈牙利及其比邻各国是种子的八倍和十倍，在美洲的热带地区甚至是种子的十二倍到二十倍。
农业的面积
（百万公顷）
工人数
（百万人）
生产的谷物
（百万升）
牲畜总数（百万头）
马
牛
羊
大不列颠
法 国
13
40
5．2
22－24
5600
15300
0．17
0．04
1．25
0．8
10．2
5．2
｛“自由竞争制度，这个没有制度的制度，本身只有否定的意义。它意味着消灭物力与人力相结合的过去的形式，这种结合形式存在于较大的庄园中，存在于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同样也存在于具有准确规定的师傅、帮工、学徒关系的行会团体中。”（威·舒耳茨《生产运动》1843年苏黎世版第57—58页）
[ⅩⅩ—1281]“统计文献作出的一切断言，说什么工资增加了，或者说工资同必要生活资料相比无论如何没有降低，这一切最多也不过是抽象的真理，把它同实际情况一对照就成了纯粹的欺骗。可以断言的只是，要求专门技能的或事先需要较长时间训练的工作，一般说来收入是比较多了；而机械的、单一的、每个人都能迅速而容易适应的工作的相对工资，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则降低了，而且必然会降低。然而正是这种劳动形式，在当前的劳动组织状况下最为普遍。这样一来，如果第一类工人现在的工资比以前多六倍，第二类工人还和五十年前一样，那么他们二者的平均工资当然就是比以前多三倍。如果某一个国家的第一类工人只有1000人，第二类工人有100万人，那么，999000人的生活就并不比五十年前好，而且，如果与此同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提高了，那么，他们的生活就比过去还坏。”（同上，第65页）
“但是，即使假定关于社会上所有阶级的平均收入已经增长的论断是正确的，而不是象在实际上那样是错误的，那么，差别仍然会扩大，一部分人的收入相对落后于另一部分人的情况仍然会加剧，结果，贫富之间的对立会更加尖锐。因为，正是由于总产品量不断增长，而且随着它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贪求也在增长，所以，虽然绝对贫困在减少，相对贫困却会增长。吃海豹油和干鱼的萨莫耶特人[注：住在北极附近、从白海到哈坦加地区的居民的旧称。——译者注]并不贫困，因为在他们的与外界隔绝的社会里，所有人的消费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个不断进步的国家里，大约十年期间总产品量与人口相比增长了三分之一，而一个工人的工资仍然同十年前一样，这个人就没有保持原来的福利水平，而是比过去贫穷了三分之一。这正是当代所发生的事情。”（同上，第65—66页）
“为了使人民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他们不应当再做自己的身体需求的奴隶和肉体的奴仆。所以，他们首先要有用于精神活动和精神享受的余暇。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使得有可能为此而腾出时间……如果，为了满足一定量的物质消费所必须花费的时间和人力减少了一半，那么，与此同时，在无损于物质福利的情况下，用于精神活动和精神享受的余暇也就会以同等程度增加……但是，即使是分配我们从老克伦纳士所直接掌管的领域中得来的那些东西，一切也仍然取决于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机会……至少，毫无疑问的是，尽管机器的改良节约了时间，但对为数众多的人来说，在工厂中从事奴隶劳动的持续时间不过更长了。而所赢得的大量自由时间，仍然是社会所拥有的国家的力量。”（同上，第67—68页）
“工场手工业时期……是手工业活动（同时也是为同一生产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活动）发生最大分解的时期。”（同上，第37页）
“分工的继续进行，最终导致使用更完善的机器，从而导致第四阶段｛最初是手工劳动，其次是手工业劳动，然后是工场手工业，再后是工厂生产｝，导致真正的机器生产。”（同上）
[ⅩⅩ—1282]在工厂生产的情况下，
“人……成为聪明的、从事脑力活动多于体力活动的自然力的管理者和控制者。这样，人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活动条件，因为他现在只是在受生产目的支配的材料和外界的自然力之间建立联系，致使这些东西发挥作用的结果或产品，已是人本身的体力所无法完成的了”。（同上，第38页）
（早在工场手工业和简单协作条件下，产品就已经是个人的体力无法完成的了。）
“通过商品运输来提高商品价值的那种商业，不过是产业部门中的一个部门，而且，它在实质上受同一个发展规律的支配。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商业形式是手递手的商品交换。后来，开始只是创造了一些简单的交通工具和手段，如运东西的驮畜，或人们还用桨这种手工工具来操纵和推动的小船。还可以指出为了共同的交往目的而进行的活动的进一步分配，例如人数众多的大型划桨船船队，这种船上有许多人，好象机器一样，他们还都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同时又是彼此协同一致地进行操作。最后，达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在帆船、轮船、机车等等上，风力和蒸汽力不仅取代了人力，而且服从人的意志，把人的力量加大许多倍……可见，商业也同农业和工业一样，有着它的手工劳动时期、手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使用机器的时期。”（同上，第38—39页）
我们看到，古代人是从质的方面来看待分工的——把它看作是对劳动和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改善。把本来意义的机器用于生产的，首先是水磨磨坊。西塞罗的同时代人安谛巴特洛斯歌颂罗马使用水磨的诗，再次说明他们的观点和现代的观点完全不同（见《希腊诗选》）。诗人向那些被派去磨谷的女奴隶说，现在她们可以安静地睡了：
“磨房姑娘啊！珍惜你们推磨的手，
安静地睡吧，不用管雄鸡向你们报晓！
女神已派水妖替你们效劳。
她们轻盈地跳到轮上。
轮轴转动了，石磨旋转着。
让我们象祖先一样地生活，不必再劳碌，
让我们享受女神赐给的恩惠吧！”
这里唯一的主导观点，是为了劳动者本人而珍惜劳动，而不是珍惜劳动的价格。｝
注释：
[101]马克思这里说的“第三章”是指他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第三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这一章的草稿已经包含在1857—1858年手稿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6卷下册第258—392页）；在那里，它是《资本章》的“第三篇”。马克思在这里称为“第三章”，后来又改称“第三篇”或“第三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272、447页；第2册第187页）。再往后，他把这第三章称作“第三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35页）。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Ⅵ本笔记中对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第三章”的开头部分，作了更加详尽和系统的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8卷）。关于工作日因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延长的问题，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和第三卷第五章中进行了考察。——第360页。
[102]华氏70—80度相当于摄氏21—27度。——第360页。
[103]见本卷第250—251页。——第361页。
[104]在这里，马克思用理查·琼斯的用语“辅助资本”（“auxiliary capital”）来表示不变资本。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452页。——第370页。
[105]见注101。——第373页。
[106]《剩余价值理论》对这部匿名著作——作者是马尔萨斯主义者约翰·卡泽诺夫——作了详尽的剖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63—69页）。——第380页。
[107]这里指的是1825年英国工程师理查·罗伯茨发明的走锭精纺机（更确切一些说是自动走锭精纺机）。工人们把这种精纺机叫作“铁人”，因为它自动地完成了以前纺纱工人用手工完成的许多操作。——第386页。
[108]这里所考察的蒲鲁东和福尔卡德的观点，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进行了剖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54页，并见第26卷第1册第95页。——第390页。
[109]见比·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1840年巴黎版第4章第5节，以及《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207—208页。——第390页。
[110]马克思在这里摘自1862年11月26日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的大段引文，证明1861—1863年手稿第Ⅴ本笔记的最后几页（第211—219页，也许还有第210页下半页）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1862年11月的最后几天——那时马克思已经写完包含在第Ⅵ—ⅩⅤ本笔记中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主要正文。
在1863年1月24日和2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他继续写作关于机器的一节。“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17页）——第392页。
[111]马克思指的是引自莱文斯顿的著作《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45页的一段话：“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引用了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377页）。——第402页。
[11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1页。——第408页。
[113]见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载于欧·德尔新编《杜尔哥全集》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34—35页。——第417页。
[114]圣经《申命记》第25章第4节。——第424页。
[115]“纽伦堡鸡蛋”——指十六世纪初纽伦堡钳工亨勒恩制造的最早的具有钢制的螺旋发条的怀表，由于这种怀表是椭圆形的而得此名称。——第428页。
[116]在这一段话中，马克思简要地概括了安得鲁·尤尔的《技术辞典》1843年布拉格德文版（Dr．Andreas Ure．Technisches Wörterbuch．Bearbeitet von K．Kramarsch und Dr．F．Heeren．Erster Band．Prag，1843）《棉纺业》这一条目的内容。这部辞典第一卷的概要，以及波佩三卷集的《工艺学历史》的概要，都包含在马克思于1851年约9—10月间在伦敦写的并于1863年初重新看过的札记本第ⅩⅤ本中。——第436页。
[117]《雅典神殿》——英国文学评论周刊《雅典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The Athenaeum．Journal of Literature，Science，and the Fine Arts》）的简称；1828—1921年在伦敦出版。——第436页。
[118]指的是马克思参观过的伦敦工业展览会——1851年5—10月间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展览会。匿名著作《各国的工业》就是根据对这届展览会展出的展品的分析而写成的。——第437页。
[119]指的是安得鲁·尤尔《技术辞典》德文版第一卷（见注116）中《英国网布》这一条目。——第438页。
[120]见波佩《工艺学历史》1810年哥丁根版第2卷第198、203页。——第441页。
[121]“哲学仪器”（“philosophical instruments”，“the instruments of philosophy”），在《各国的工业》（第2部1855年伦敦版）中有一整章（第7章第286—349页）作了介绍。这本书的匿名作者指的是这样一些科学仪器，如精密天平、温度计、气压计、流量计、经纬仪、望远镜、显微镜等。“哲学仪器”这一用语是从“自然哲学”（“philosophia naturalis”，“Natural Philosophy”）一词中派生出来的。这个词，在英国长时间地用来表示最广义的理论物理学，除狭义物理学外，也包括天体力学、天文学、天体演化等，有时也包括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第450页。
[122]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2月11日刊印》。——第454页。
[123]摘自同一议会文件（见注122）。——第468页。
[12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21页。——第472页。
[125]艺术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 of Arts）——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摩尔顿的报告刊登在1859年12月9日该协会的周刊《艺术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上。——第473页。
[126]《莱比锡论丛》（《Acta Lipsiensia》）——1682年至178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第一种学术杂志《学术论丛》（《Acta Eruditorum》）（拉丁文版）的非正式名称。——第476页。
[127]关于蒸汽机及其发明历史的这一切材料，以及后来有关这个题目的引文，都是从安德鲁·尤尔的《技术辞典》德文版第一卷（见注116）中《蒸汽机》这一条目摘录来的，其中作了某些删节。——第476页。
[128]马克思在这里摘要引用了安德鲁·尤尔的《技术辞典》德文版第一卷中《铁路》这一条目。——第479页。
[129]在这里，马克思又引用《各国的工业》（第2部1855年伦敦版）中第86、88和83页上的个别地方。——第479页。
[130]见注121。——第489页。
[131]在这里，马克思又引用包含在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2月11日刊印》中的统计材料，见本卷第454和468页。——第491页。
[132]詹姆斯·奈斯密斯信中的这段话，第一次公布于1852年10月31日的报告，马克思根据1856年10月31日的报告引用了这段话。——第504页。
[133]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中对这段引文所作的注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26页）。——第510页。
[13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67—468页。——第537页。
[13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2页。——第542页。
[136]见本卷第285—287页。——第542页。
[137]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关于机器排挤工人的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628—656页）。——第545页。
[13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424—442页；第26卷第1册第89—140、182—195、233—258页；第3册第269—276页。——第546页。
[13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365页；第26卷第1册第272页。——第549页。
[140]马克思所指的很可能是《生产过程的结果》一节，它应当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一篇中最后几章之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446页）。——第550页。
[14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644页；第23卷第473页。——第553页。
[142]马克思的出发点是：机器的价值等于10个被排挤的工人的总劳动时间量，也就是等于120小时。因此，这些机器每年的磨损等于12小时。——第558页。
[143]这个剩余劳动时间是由2个工人提供的2剩余小时和10个被排挤的工人的10剩余小时组成的。首先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凭借这个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把这10剩余小时加到自己产品的价值上去。——第558页。
[1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266页。——第562页。
[14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298—306页。——第564页。
[146]1861—1863年手稿第ⅩⅩ本笔记的封面没有编号，在这里标有数码1241ａ。——第565页。
[14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94页，以及卡·马克思《数学手稿》。——第565页。
[148]马克思指他的1861—1863年手稿的“补充笔记本”之一。他在1863年5月29日曾写信给恩格斯说，1863年春，他在这些补充本中“摘录了同我已写好的部分有关的政治经济学史方面的材料”。现在有补充本Ａ、Ｂ、Ｃ、Ｄ、Ｅ、Ｆ、Ｇ、Ｈ。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了关于机器在英国和印度排挤手工织布工人的例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72页）。——第566页。
[149]“机器同劳动处于不断的竞争中”（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79页）（Ricardo．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3rd ed．London，1821，p．479）。——第566页。
[150]见注107。——第572页。
[151]在英文原文中的说法相反：“机器实现了用熟练程度较低的劳动代替熟练程度较高的劳动。”（尤尔《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第2版第30页）——第574页。
[15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2册第5页。——第578页。
[153]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曼彻斯特工厂主艾德蒙·波特尔题为《棉纺织工业区和移民》的文章，该文章是写给《泰晤士报》编者的一封信，发信日期为“3月20日”。——第585页。
[154]引自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关于1863年4月27日下院会议的报道。以下摘引的弗兰德演说中的话也是引自这篇报道。——第585页。
[155]马克思在这里概括了弗兰德演说中以下的一段话：“工厂主关闭工厂，使工人失业，而从输出原料上获得了巨大利润。”这里指的是1861—1865年美国国内战争引起的“棉荒”。——第587页。
[156]《贝里卫报》（《The Bury Guardian》）——1857年起在郎卡郡贝里城出版的一家日报。这里指的是1860年3月12日的那一号。——第587页。
[157]手稿第1273和1274页上的正文几乎都是从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上剪贴下来的。——第589页。
[158]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这一段话时，马克思在括号中注明：“指活的劳动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1页）。——第589页。
[159]约·雷·麦克库洛赫《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1847年伦敦版。——第590页。
[160]奥普戴克在这里用的是“增长了的工业利润”（the augmented profits of industry”），而不是“增长了的资本利润”（the augmented profits of capital”）（《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103页）。正如奥普戴克在他的书中第99页所指出的，他把“工业”（“industry”）理解为劳动（labor）和技能（skill）的结合，而把利润（“profits”）理解为一切形式的收入。——第596页。
[16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82—583页。——第598页。
[162]见注121。——第599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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