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年龄和逃避半日工两班制的诡计。
“工厂主需要童工，而且是按照工厂法的规定得到童工的。他很少考虑儿童的实际年龄。他感兴趣的只是童工能够完成适当工作的力气。如果一个儿童具有这种力气，那就不管他是否已达到工厂法规定的无须再上学和无须只限半天工作的那种年龄。问题仅仅在于，签发证明的医生是否同意，承认他外表上看来已够年龄，并发给证明允许雇用他到工厂去做全日工……在我的管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里，地方报纸的一条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广告写道：‘兹征求12至20名少年，外貌要13岁以上……工资每周4先令。报名处……’”（同上，第40—41页，[ⅪⅩ—1232]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的报告）
“这样一来，这里便常常遇到有两种人反对以半日工作为基础的学校教育制度：一种人是要使自己的孩子得到全日工资的家长，另一种人是寻求全日工的工厂主。如果工作性质容许，如果成年工人来源充足，大部分工厂主宁可不用工作半日的童工，即不用13岁以下的儿童……纺织厂主同所有其他使用童工的工厂主相比，可以说是特殊的一类。”（同上，第42页）
｛这是因为工厂制度及其一切阴暗面，在这些工厂里，比在别处更早地发展起来了。其实，童工调查委员会就是根据这些工厂主的坚决要求而成立的。这些工厂主想要证实：在其他工业部门——煤炭工业、玻璃工业、瓷器工业等——充满着同样的和更加丑恶的现象。｝
“如果能够得到足够数量的适合工作需要的13岁以上的儿童，雇主不会毫无必要地使用两班13岁以下的童工。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13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
（很好的表达方式：仅仅从时间的观点来看待工人：全日工或半日工。）
“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使雇用童工成为完全多余的了；我可以举一个劳动过程的例子来说明……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6个或4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去完成了。改良机器的目的，是减少体力劳动，是以铁的装置代替人的装置去完成生产过程的某项作业或某个环节；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半日制刺激了‘捻线机’的发明。”（同上，第42—43页）
培恩斯（布莱克本的。那时——1857年——是这个城市的市长）在1857年的一篇演说中关于棉纺织工业统计数字说道：
“每一实际的机械马力[133]可以推动450个自动走锭精纺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或者可以推动200个环锭精纺机纱锭，或者可以推动15台织宽40英寸布的机械织机以及摇纱、整经和浆纱等装置。一匹马力在纺纱业中需要两个半工人作业，在织造业中需要十个工人作业，每个工人（男工、女工和童工，其中包括半日工作的童工）每周平均收入10先令6便士……在纺纱生产中，一个纱锭平均生产13盎司棉炒……”[培恩斯《棉花贸易》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第48—49页]
水力和蒸汽力。
“在纺织业初期，工厂的厂址取决于水流的位置，而且这种水流必须具有足以推动水轮的大的落差，虽然利用落差动力的这些工厂的建立意味着家庭工业体系开始解体，但这些工厂必须建立在水流旁边，工厂和工厂之间又往往相距很远，所以，这种工厂与其说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农村体系的一部分，直到[ⅪⅩ—1233]蒸汽力代替水力以后，工厂才汇集在城市和能充分供应生产蒸汽所必需的煤和水的地方。蒸汽机产生了工业城市，正因为如此，某些城市的迅速成长以及另一些城市的出现，乃是并不久远的事。”（《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第36页，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的报告）
纺纱厂要完成许多过程，
“从原料的最初分类到最后制成纱：梳理、并条、牵伸、加捻、纺纱、合股加捻等。相反，在织造中，一切都在一个过程中即织造中完成，而且织造过程只需要一种工人”。
1860年的漂白厂和染厂法（1861年4月1日起生效）。
“近几年来，在大多数棉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里，机器的运转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劳动紧张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来，这正是格林豪医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过高的原因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1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25—26页，罗伯特·贝克的报告）
根据格林豪医生报告的材料，我们可以把广泛使用女工和童工的丝纺织工业、其他纺织工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地区的肺病死亡率同英国的具有正常健康水平的（农业）地区的死亡率加以比较：
在工业中
就业的成
年男子的
百 分 比
每10万个
男子中死
于肺病的
人 数
地区名称
每10万个
妇女中死
于肺病的
人 数
在工业中
就业的成
年妇女的
百 分 比
妇 女
职业类别
14．9
42．6
37．3
41．9
31．0
14．9
36．6
30．4
598
708
547
611
691
588
721
726
305
威根
布莱克本
哈里法克斯
布莱得弗德
麦克尔士菲尔德
利克
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
沃尔斯坦登
8个具有正常健康水平的地区
644
734
564
603
804
705
665
727
340
18．0
34．9
20．4
30．0
26．0
17．2
19．3
13．9
棉纺织业
同上
精梳毛纺织业
同上
丝纺织业
同上
陶器业
同上
[ⅪⅩ—1234]“从这个表中看出，每一个工业地区和每一个工业部门中，男子和妇女的平均死亡率要比8个正常健康水平的地区的死亡率高一倍多……看来，这种结果，无论是用道德方面或气候方面的原因都无法加以解释。因此，它证实着格林豪医生和其他调查人的见解：工人的密集严重地影响他们的健康，并最后导致死亡率的增长。”（同上，第28页）
“在1844—1850年时期的丝纺织工业中，11岁以上〈11岁到13岁〉儿童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定为10小时，星期六除外，而在此之前〈从1833年起〉是9小时。1850年的法令对缫丝和捻丝的11岁以上儿童的工作日规定为10+（1/2）小时。借口是丝纺织工业中的劳动据说比较轻松”等等。[同上，第26页]
“但是，看来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就是1850年关于丝纺织业的劳动要比其他纺织厂的劳动较少损害健康的断言，不仅完全没有根据，而且证明恰好相反。”（同上，第27页）
1833年妇女和儿童的劳动限定为每天12小时，同时，为了全部实施这项关于儿童的法令，还规定了三年的期限。
1857年10月28日由中央注册局局长签署发表的英国各地区、郡、区结婚、出生、死亡的季度报告中有下述一段话：
“第恩斯盖特区的利先生的下述合理意见，是值得曼彻斯特居民密切注意的。那里的儿童生活十分悲惨。出生数是266人，死亡数是254人。除横死暴卒外，死亡的总数是224人，其中156人是年龄不足5岁的儿童，而成年人的死亡率仅是68人。儿童死亡率占这么大的比例，是我闻所未闻的。显然，那时成年人的一般生活状况，暂时还没有表现出明显后果，可是对少年儿童的生存发生影响的某些状况，却引起了极强烈的后果。在死亡儿童的总数中，不少于76人是死于腹泻，14人死于百日咳，6人死于猩红热，6人死于麻疹以及1人死于天花。在这些儿童中，87人死时还不足周岁。腹泻不加治疗，患百日咳时通风不良，室内令人窒息，缺乏应有的营养，加上任意使用鸦片酊剂而导致普遍虚弱和经常发病，并引起脑积水和脑溢血——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为什么在成年人致病原因减少的情况下，整个来说死亡率却仍然会那么高。”（《结婚、出生和死亡的季度报告》第35号第6页）
* * *
[ⅩⅨ—1235]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要谈的是怎样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并因而增加归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说明，那些进入工人消费的、其价值会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商品便宜了。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同这里的问题有关的还有，便宜的劳动资料由昂贵的劳动资料代替了。因此，这里应当研究即考虑到不变资本，因为这里有新的因素加入不变资本（也加入价值形成过程）。自然力不费分文；它们进入劳动过程，但是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然而，自然力推动的原动机，或使自然力适用于劳动过程的原动机是有价值的。包含在不变资本中的过去劳动，正象用可变资本换得的活劳动一样，也形成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如果说，一方面，必要的（活的）劳动时间由于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而缩短，同时另一方面，由于使用机器而并入商品的那一部分价值也以同一程度或更大的程度增加，那么，商品就不会是变便宜而是变贵，这样一来，活劳动的生产率虽然提高了，却不会创造任何追加的剩余价值；相反，剩余价值会减少。因此，在这里[在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部分里]要对下述问题考察一下：并入商品即并入产品的机器价值在商品总价值中占怎样的份额。
另一方面，在简单协作和分工使劳动生产力提高时，明显的是，第一，对商品来说，不变资本没有增大；第二，除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和由此引起单个产品价值降低外，由于不变资本的节约（即由于共同使用不变资本，厂房、取暖设备、照明等这些不变资本部分在量上的增长，赶不上这些资本部分作为劳动的共同物质条件而同时为之服务的活劳动量的增长），商品也变便宜了。既然商品因此而变便宜（由于活劳动的生产率本身的提高而引起的商品变便宜除外），所以，这种情况在这里可以提一下，不过只有在关于资本和利润的部分中才能较详细地加以考察。
下面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如果说，使劳动生产力得到提高的劳动的社会特征，对于劳动本身表现为异己的权力，表现为存在于劳动之外的条件，表现为非劳动本身的性质和条件，——因为工人总是作为同自己的同行不发生社会联系的孤立的工人而同资本相对立，——那么，一望而知，对于这种社会劳动的物质条件来说，情况就更加是这样。因此，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它们，那也就是考察仅仅与资本有关的，即来自资本又归结为资本的情况；也就是考察与工人完全无关的情况，尽管正是劳动本身的这种社会形式才把上述这些外部条件从单个工人的分散条件变为社会的、集中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由于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集中以及由于它们被协作工人共同使用，而能更经济地利用。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们才能够在劳动过程中既有较高的效能，又能耗费较少的费用，即消耗较少的价值，较少地进入价值形成过程。
在考察机器的应用时，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这些劳动条件同劳动本身的性质的相异化，在资本家的意识中是怎样确定下来并成为对付工人的要素的。
但是，这只是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ⅪⅩ—1236]因而在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时已经谈到过的那种对抗的进一步的结果和进一步的实现。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人格化的东西同活劳动相对立，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劳动条件才成为资本，而拥有劳动条件的商品所有者则作为资本家同工人相对立。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劳动条件同活劳动的这种分离当然不再存在了，但是劳动的总过程却是资本的过程，是归结为资本的过程。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是作为劳动出现的，因而他本身是资本的一个要素。[ⅩⅨ—1236]
* * *
[Ⅴ—175ａ]劳动的富有活力的自然力的表现就在于，它利用、消耗材料和工具时，以某种形式把它们保存下来，从而把物化在其中的劳动，它们的交换价值也保存下来；正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或不是要重复进行的过去劳动的产物的劳动的一切自然力或社会力一样，劳动的这种自然力（例如工人的历史发展等）是资本的力量，而不是劳动的力量。因此，资本是不给它报酬的，正象资本并不因工人会思考而付给他报酬一样。
劳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就在于，通过对已经物化的劳动追加新劳动量来保存前者作为物化劳动的质。劳动的这种性质既不会给劳动带来报酬，也不会使工人花费分文，因为它是劳动的自然性质。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同它的物的因素，同材料和工具不再处于分离状态。而这种分离正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存在的基础。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这种分离的确消除了，对此资本家是没有花费分文的。何况这种消除不是通过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而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本身实现的。但是，这一劳动作为目前已经实现的劳动，它本身就已经包括在资本的成分当中，成为资本的要素。因此，劳动的这种保存能力，表现为资本的自我保存能力。工人追加的只是新劳动；作为资本存在形式的过去劳动，具有作为价值的永久存在，而不管它的物质存在是怎样的。对于资本和工人来说，事情就是如此。
“物质世界的规律是利润之源，按照这个规律，自然界的恩惠在得到人的劳动和技能的协助和支配时，就会充分报答国民的劳动，使国民劳动提供的产品，除了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耗的固定资本〈拉姆赛指的是原料和劳动工具〉和繁衍受雇的工人的种族所绝对必需的数额以外，还有一个余额……除去用于上述目的所绝对必需的数额以外，总产品中只要还有一点余额，就有可能从产品总量中分离出一种叫作利润的特殊收入并落入人们的另一个阶级手里。”（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205页）[Ⅴ—175ａ]
* * *
[ⅪⅩ—1236]在劳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时，劳动条件没有进一步的变化；它们仍然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如果从它们的物质方面考察）。但是，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实现的生产方式的革命中，这些劳动条件的面貌却改变了。它们由于成了为协同工作的工人服务的条件而获得新的规定。在简单协作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上述变化只涉及可以共同使用的共同的劳动条件，如厂房等等。在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机械工厂里，这种变化发展到劳动工具本身。同劳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时情形一样，这些劳动条件以及它们的改变了的面貌（被劳动本身的社会形式改变了的），对于工人来说仍然是异己的情况。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这种对立或甚至于异化，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这一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
我们在这里还应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从这些劳动条件在劳动的社会形式下变便宜的观点来考察这些条件时，我们是从工人消费的商品变便宜这方面来进行考察的，而且这种变便宜的情况和劳动力的相对贬值是一回事。这里重要的是，单个产品包含的劳动总量（过去劳动和目前完成的劳动的总量）减少了。在协作和分工的条件下，可以看到，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它以更短的时间生产出同样的商品，而且，不言而喻，由不变资本形成的那部分商品价值没有增大。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这一点应该而且正在得到证明。但是，如果考察相对剩余价值，那么在所有这三种条件下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活劳动生产同样商品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
反之，在关于资本和利润的部分中涉及的既不是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相反，它被假定为既定的），也不是商品中包含的过去劳动和活劳动总量的减少，而是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怎样影响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例，特别是已耗费的活劳动量同过去劳动量之间的比例。这种节约所以成为可能，只是靠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所获得的那些社会形式；相反，在独立的手工业者分散劳动的条件下，或在小农经济中，这种节约却被排除了。这就是从不同观点出发观察同一情况所产生的差别。
* * *
如果我们现在再回过来考察机器，就会发现，与机器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在自动工厂中获得最纯粹最典型的表现。在这类工厂中，机器的应用表现为相互连接的机器体系的应用，表现为形成各种阶段的各种机械过程的总体，并且所有机器都以借助自然力用机械方法推动的原动机作为共同的发动机。在许多生产领域里，使用单个的[ⅪⅩ—1237]机器，或者是用来代替以前的单个的手工工具，或者是代替以前靠工人协作来完成的那种形式的劳动；在后一种场合，例如使用的是播种机、割草机、脱粒机等农业机器。特别在前一种场合[使用单个的机器来代替以前的手工工具]，手工业生产重新出现，不过现在已经以使用机器为基础，例如使用最初的纺纱机、多种型式的织机、缝纫机等。但是，这种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手工业生产，现在只表现为向大工业的过渡。或者，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农业）的场合，机器被用来完成个别过程，而其他过程（尽管和那些用机器来完成的过程也是相连接的）则形成机器生产过程的中断，它们需要人的劳动并不是用来看管某个机械过程，而是为了实现生产本身。在机器时代以改变了的形式重新出现的工场手工业和大农业的情况就是这样。
自动工厂是适应机器体系的完善的生产方式，而且它越是成为完备的机械体系，要靠人的劳动来完成的个别过程越少（如在不使用走锭精纺机的机械纺纱厂中），它也就越完善。
机器对以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对建立在这种分工基础上的劳动力的各种专业化发生否定的作用。机器使这样专业化的劳动力贬值，这部分地是通过使劳动力变为简单的抽象的劳动力，部分地是通过在自身基础上建立劳动力的新的专业化，其特点是工人被动地从属于机械本身的运动，工人要完全顺从这种机械的需要和要求。
｛李嘉图举的例子（见《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69页及以下各页）如下：
假定一个资本家使用20000镑价值的资本。其中7000镑投在固定资本上，13000镑作为流动资本用来维持劳动。现在7000镑的固定资本又增加了7500镑的机器。这样一来，现在固定资本总额是7000镑＋7500镑＝14500镑。因此，流动资本等于20000镑－14500镑，即5500镑。从前，总产品是15000镑，因而利润是2000镑，是20000镑的1/10或10％。
“以前用这7500镑雇用的全部劳动，现在就会过剩。”（第471页）
李嘉图接着说：
“当然，资本家现在所能雇用的已经减少的劳动量，借助于机器，在扣除机器的维修费以后，必然会生产出等于7500镑的价值，必然能补偿流动资本并带来全部资本的利润2000镑。”（同上）
换句话说，剩余价值量，从而20000镑资本的利润率（10％），完全不变，虽然现在雇用的劳动量连以前的一半还不到。以前，可变资本是13000镑，现在只是5500镑。“借助于机器”这句话，在这里毫无意义，因为李嘉图自己就向萨伊解释说，机器只是把它本身的价值（按照年损耗）加到产品上，并不添加任何剩余价值。李嘉图没有考察，初看起来和价值理论矛盾的“事实”是怎样和价值理论一致起来的。｝
“机器或发动机是用来推动物体的各种机械工具，它是机械力的组合。机械力——这是某些简单的工具，通常是用来提升重物和克服阻力，这比不使用这些工具而单靠自然力所取得的成效更大。一般说来，这种简单工具计有六种：杠杆、滑轮、绞盘、斜面、楔和螺旋。”（赫顿《数学教程》第174—175页）
机械工厂所代替的是：（1）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2）独立的手工业企业。
虽然（1）机械工厂用机器代替了由协作造成的力量，否定了简单协作，（2）它消灭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否定了分工，但是，在机械工厂本身中既有协作，又有分工。关于协作，无须做任何进一步的解释。需要指出的只是，由于机器体系是机械工厂的物质基础，在这里，简单协作比分工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ⅪⅩ—1238]但是，在这里，我们谈的主要是，究竟是什么类型的分工在机械工厂里占优势，而又不同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
这里需要区别两种情况：
（ａ）或者是象纺纱业，造纸业等方面的情况，机器已发展成为机器体系，它们完成作为顺次经过的各个阶段的各种不同的过程。这里自然会出现机械工厂所特有的新的分工，这要特别加以考察。
（ｂ）或者不存在机器体系；因为我们理解的这种体系，不是指动力，传动机构和工作机的相互连接。这种相互连接毫无例外地存在于所有机械工厂里。这里，又可能有两种情况：
（α）或者是手工机床被机器代替，例如，手工织机被机械织机代替，或手工车床被机械车床代替。在这里，机械工厂直接代替手工业企业，而这类机器[为了自身的生产]又能够使某种新的手工业企业产生。一旦这些机器在其发展中形成机械工厂，协作就成为这种工厂的特点。许多这种机器（由同一发动机以及与它相连接的传动机构推动）在同一地点和同一时间共同工作，因此需要配备许多人——这些机器的下手，他们同时地并排地进行劳动。无论是只有少数帮工的小业主使用单个这样的机器，或是在一个企业里使用许多这样的机器，——在这两种情况下，手工业者都被单个机器代替了，从前这些不同的作业由手工业者来完成，他们的劳动形成或大或小的工作总体，而现在各种作业则由单个机器来完成。上述手工业者被机器的单纯下手所代替。在许多这样的机器被集合在一起的机械工厂中，情况也是这样。区别只是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肌肉力还发挥作用，因为在使用这种机器时仍然以人为原动力，而在工厂里，自动机，机械发动机代替了人。这里根本未曾有过我们所理解的分工。因此，它也没有被消灭。[由于使用机器，]从事各种不同形式活动的比较复杂的劳动被消灭了，代替它的是简单的机器劳动。所谓简单的机器劳动，我们指的是应由看管工作机的人来完成的辅助作业。
（β）如果这类机器代替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如我们在上述例子中所指出的那样，那么，这种代替是直接以否定分工为依据的。劳动力由于分工而达到的专业化被消灭了，于是劳动力贬值，因为工场手工业作为一个体系要求劳动力划分等级，以便使一处的比较简单的劳动，有另一处的比较复杂的劳动来相配合。[由于使用机器，]更加简单的劳动代替了以前的简单劳动，尽管后者是专业化了的并在专业方面（即使它是多么微不足道）达到高超的程度。在这里，工场手工业企业可以重新变为手工业企业，即由一些独立的小业主带领少数帮工来经营，不过，这仍然只应看作是向机械工厂的过渡阶段。
就这里存在分工而言，这种分工只是来自机械工厂的总的结构，就是说，首先，是由于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存在着差别。原动机要有锅炉工，给它加煤，加水等，还要有清除炉灰等的清洁工。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只不过是辅助工人，他们的人数由工厂中使用的原动机总数来决定。在这里，分工的原则并不在于发展某种特殊的专业，而在于一定的简单的作业可以由一个人去完成，而对许多人有同样好处，不管范围大小都是一样。例如，同样生一个火炉，既可供多数人取暖，也可供不多的人取暖。其次，分工的原则在这里来自于机器本身，来自于那些为保持机器经常完好而进行的维修机器的作业。因此，这里谈的是那些例如负责打磨[ⅪⅩ—1239]粗梳机的工人或工厂所配备的机械师和工程师。工厂所以能配备一些人做机械师或工程师，只是由于工厂内同时工作的机器数量很大，因此经常需要修理和排除故障等，以便能够有效地使用人的全部劳动时间。当然，这只不过是几个人，他们不完成任何“机器劳动”，工厂是从维修工厂设备所必要的辅助工作人员（机械制造工、工匠等）中配备这些人的。
最后，是打扫工厂的垃圾、运走工厂废料的辅助工，这是儿童劳动的主要形式（指的是英国工厂法中所说的“儿童”）。这种工作同真正的机器劳动毫无共同之处，这只不过是辅助劳动，这里谈不上发展特殊专业，这只是不需要很大气力和不需要发展某种专业化的辅助作业。｛妇女和儿童在花边机上完成的是机器劳动。｝这种工人在任何（机械）工厂都有，在部分手工工场中也有。
至于实际看管机器作业的工人，即工厂的真正骨干，他们全都完成同样的工作，因此这里没有任何本来意义的分工，只有简单协作，不过这种协作的作用，不是由于人的协作而达到节约，而是由于在使用大量同种机器时使用共同的发动机和共同的传动机构而达到节约（撇开建筑物等的节约不说，这种节约也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特点）。
最后，既然这里首先需要儿童来从事十分简单的辅助工作，其次需要男女少年和妇女来从事真正的机器劳动，于是就产生新的分工，这种分工在手工业生产中和以协作为基础的奴隶劳动情况下就已经遇到过，这就是监工和真正的工人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是由于在工人大军中必须保持纪律和进行监督而造成的（正如在其他大军中也需要这些东西一样），而这种分工同发展专业化毫无共同之处，除非说的是监督、指挥和吹毛求疵方面的专业化。实际上，对工人来说，这些监工就是资本家。在带领少数徒工一起劳动的手工业小业主那里，上述进行监督和指挥的劳动，惩戒的权力，是同他本身的劳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他是同他的徒工们一起劳动的。在工业资本家那里，“他的”这种监督劳动是由他的代表即[专门的]工作人员来完成的，这是工厂的军士。实际上，从事真正的监督劳动的，不是资本家，而是监工，这种从属、隶属关系是机械工厂的一般特点，正如督促奴隶干活的黑奴同干活的黑奴之间的关系是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协作形式的特点一样。这是对劳动进行剥削的劳动。
无论是在刚刚考察过的那类机械工厂中，还是在以某种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中，不管这些工厂代替的是独立的手工业，还是工场手工业，有高度技巧的劳动往往被机械工厂特有的简单的机器劳动所代替，专业都被消灭了。
现在，我们来考察以某种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ａ点[注：见本卷第519页。——编者注]]。这里当然存在分工。｛这种机械工厂和上面考察过的那种机械工厂所共有的特点，从而是一切机械工厂都具有的特点，在这里无须再重新分析。｝这种分工的物质基础，是各种专用机器，它们完成生产过程的特定阶段，因而配备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和负责专门看管这些机器的工人小组。在这里，也总是形成着工人的骨干[本企业的]，他们由从事主要的最后工序的工人组成，而不是由从事准备工作或修整工作的工人组成。在这里，儿童们遇到新形式的辅助工作，即这里劳动对象不是靠机器本身，[ⅪⅩ—1240]而是靠搬运工从一个机器传送到另一个机器，这些搬运工实际上只是传递员，只是把材料从一个机器传送到另一个机器的手和脚。年龄和性别的差异在这里起着首要的作用，因为有一些作业需要力气大一些，身材高一些等等才能完成（视待加工的材料而定），需要手指更灵活，手更巧，或者有更大的耐力（特别是在加工坚硬材料等场合）。
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作是按照技能和力气的等级来分配的，这要看使用劳动工具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和力气，以及这里需要什么样的（较易达到或较难达到的）熟练程度。个人身体上和智力上的某些特点，在这里是这样利用的：通过片面发展这些特点而在手工工场中建立由人本身组成的总机体。而在机械工厂中，这个总机体的骨架却是由各种类型的机器本身组成的，其中每一个机器完成总生产过程所要求的特定的顺次进行的个别过程。在这里，不是特别发达的劳动力作为能工巧匠来使用特殊的劳动工具，而是自动工具需要专门的、固定配备给它的仆人。在那里[在手工工场中]，工人使用特殊的劳动工具，在这里，特殊的工人小组看管完成各种特定过程的机器。技能上的等级在不同程度上是手工工场的特点，而在这里却被消灭了。
相反，这种机械工厂的特点是工人职能的普遍划一，因此，真正从事机器劳动的工人，只需很短时间，并且无须大力培训，就能从一种机器转到看管另一种机器。在工场手工业中，分工的形成，是由于待完成的特殊作业只能由特殊专业化的劳动力来完成；因此，这里不仅应该按这些专业组配备劳动，而且应该按这些专业组实行真正的分工。相反，在机械工厂里，专业化的是机器，而由机器同时进行的工作，尽管完成的是同一总过程的顺次进行的阶段，却要求为它们分配特殊的工人小组，每一组都始终完成同一的、同样简单的职能。这与其说是专业化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工，倒不如说是把工人分配给专用机器。在前种情况下，专业化的是使用特殊劳动工具的劳动力；在后种情况下，专业化的是特殊的工人小组所看管的机器。撇开上面已经提到过而在这里又遇到的单纯的辅助工人不说，这里工人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力气和灵巧性。但是，这里需要使用的力气，只是区别于妇女和儿童的每个成年男子所具有的平均力气。因此，这种差别就归结为性别和年龄上的简单差别。至于手指要灵巧和熟练，以及反应要快，思想要完全集中，这是因为工人看管机器时活动的速度要适应机器本身的速度，并且同时要照看几台机器和一台机器的许多作业；例如，接纱头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这种灵巧性，——这里主要在于操练和习惯，不过撇开这点不说，——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不需要特殊专长，而是需要勤奋，这种勤奋是一定年龄的人所特有的，并且发育不完全的（少年的）机体比发育完全的机体更易于具备。操纵机器的工人所完成的这些动作的特点，是它们的被动性，它们对机器本身的作业和运动的适应性，对机器的从属性。这种被动性的专业化，即专业化本身的消灭，是机器劳动的特点。机械工厂本身实行改良，是为了尽可能地消除在机械工厂本身基础上一次又一次地形成的任何一种技能。因此，这是十足简单的劳动，其特点是单调、乏味和从属于机器；这是死板的劳动，[ⅪⅩ—1241]就象在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一样，要求个人的完全服从。它阻碍专业的发展，可是它本身却一次又一次地使这种非专业化的劳动专业化。在这里，工人对自己劳动的最后的自我满足消失了，在这里，由于这种劳动本身乏味而使人十分淡漠。
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是连续不断的。在机械工厂中，连续不断的是对机器工作的注视，以及为机器的动作所制约的工人的动作（在工人必须和机器一道前后运动的场合）。相反，这里真正的干扰是偶然的，取决于机器是否发生故障。因此，工人作为机器的仆人而从属于机器的现象，在这里是不变的，而在工场手工业中仆人的角色总是由工具来担当。
在作为整体来看的工场手工业中，单个工人构成总体机器的有生命的部分，即构成本身是由人组成的机体的那种工厂的有生命的部分。相反，在机械工厂（即在这里所考察的发展为机器体系的工厂）中，人是总机体的有生命的附件，而这个机体是以机器和自动的机器体系的形式存在于人之外的。但是，总的机器体系是由各个机器组成的，每个机器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人们在这里只不过是没有意识的、动作单调的机器体系的有生命的附件，有意识的附属物。
实行（简单）协作和把协作工人当作一个巨大的总自动机的活动附件和仆人而分配到这个自动机的各个部分上，工人象从属于自己的命运一样从属于机器，从属于机器的动作和作业，各种劳动的划一和被动性，缺少专业化或至多不过是单纯按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发展专业，——这一切，就是机械工厂的特征。纪律和隶属关系在这里不仅是由协作产生的，而且也是由工人对总机器体系的从属而产生的。
尤尔，工厂制度的这个无耻辩护士，尽管在英国受到驳斥，但是他毕竟是有贡献的，因为他第一个正确地理解了工厂制度的精神，并且准确地表述了自动工厂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之间的差别和对立，而工场手工业曾被亚·斯密当作基础的基础来加以考察（有关的论述以后再摘引）。消灭技能的等级，摧毁“分工”背后建立起来的专业，从而造成被动的服从，以及与此有关的绝对纪律，隶属关系，对钟表的指针和工厂法的服从，——所有这一切，正象我们从下面的一些引文中马上可以看到的那样，尤尔都十分正确地指出来了。工人重新获得的普遍性，只是潜在地存在于这一制度中，因为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是淡漠的，劳动的内容是他身外的事，还因为[在这种劳动过程中]他没有发展任何专业。不过，这里实际上发展着某种无内容的专业。
[ⅪⅩ—1242][注：在第ⅩⅩ本笔记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着：“1863年3月”；后来又加上：“4月、5月”。——编者注]在手工业生产中以及甚至在工场手工业中，工具的动作决定于人的动作。相反，在机械工厂中，人的动作决定于机器的动作。戴·巴莱爵士说道：
“（1）〈工人〉无条件地必须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活动适应于由均匀的无休止的力量来发动的机器的运动；（2）必须在长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个间隙都迅速地互相衔接起来的时间内保持站立的姿势……这里还得加上低矮、拥挤、满是尘土的或潮湿的工作室，肮脏而闷热的空气，以及不断地出汗。”（见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第193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42页]
“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象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5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10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专制的钟声经常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
工厂里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院还是对工人说：……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就得履行它。”（同上，第217—21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4—465页]
这一切立法都归结为罚款或扣发工资。恩格斯从一个规则中摘引了一段：
“（6）在工作时和别人说话、唱歌或吹口哨，即罚6便士；工作时离开现场者，也罚6便士。”
“会有人这样说：为了保证一个庞大而有秩序的工厂里各种不同的操作都能很好地配合，这种规则是必要的；他还会这样说：在这里和在军队里一样，这种严格的纪律是必要的。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没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统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凡是当过兵的人都尝过服从军事纪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注定了从9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同上，第2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5—466页]
“但是还有更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普遍的陈述，许多厂主用最残酷的严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罚款，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身上搜刮一文半文的小钱来增加自己的利润。”（同上，第22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6页]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立法——独一无二的法规（至少奴隶主不搞这类立法丑剧也行），它的公开目的无非是使那种只考虑私人利益，只考虑榨取金钱的立法者靠牺牲他的臣民来最大限度地“发财致富”。
恰恰象尤尔这样的工厂制度的辩护士，虽然维护这种完全失去个性的劳动、兵营制度、军事纪律、机器对工人的奴役、人受钟声指挥、工人受工头监视、精神和体力活动的任何发展可能都完全被消灭，可是他一看到国家实行一点点干涉就大叫大嚷，说个人自由和劳动的自由活动被破坏了。
“强制的过度劳动。”（恩格斯，同上，第1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05页]
“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同上，第14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04页]
机器“为害于工人，而不是造福于工人”（同上，第17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25页]。
工人们不分男女老少聚集在一个劳动场所；他们不可避免地互相接近；没有受过任何智育和德育教育的人们聚集在一起；[ⅩⅩ—1243]比较“没有教养的”人聚集在一个场所，——这一切都是机械工厂所特有的。
“全日工”、“半日工”，即从事全日劳动的成年工人和只从事半日劳动的儿童的这些叫法，不仅英国工厂主使用，而且在官方的工厂报告中也可见到；对于工厂制度来说，这种叫法比区分为主人和“人手”更能说明问题。这里，工人只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年龄的差别被归结为全日和半日，10+（1/2）小时和6小时，工人只是人格化的劳动小时。
“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贪婪上；把孩子们从学校和新鲜空气里推出来，让厂主老爷们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同上，第18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37页]。
毫无疑问，工厂制度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更多地牺牲妇女和儿童。同时，妇女和儿童在机械工厂里占多数这种情况，会摧毁反抗并产生使成年男子也注定要遭受奴役和屈从的消极因素。
“让我们来听一听，在工厂视察员没有盯住厂主以前，他们（“仁慈的资产者”）在工厂里的行为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承认的证据（1833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来揭露他们。”（同上，第18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37页]
1817年欧文（那时他是新拉纳克的工厂主）就上过请愿书，请求用法律来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儿童的健康。在1818年、1825年和1831年通过的工厂法中，
“前两个法律根本没有人遵守，后一个也只是部分地被人遵守而已。根据约·凯·霍布豪斯爵士的提议而通过的1831年的法律，禁止棉纺织工厂使用21岁以下的工人在夜间（晚上7时半到早上5时半）做工；此外，这一法律还规定，在任何工厂里，18岁以下的工人的劳动时间每天不得超过12小时，星期六不得超过9小时”。（同上，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56页]
由于使用童工，工人不出卖自身的劳动，而出卖自己的孩子的劳动，也就是出卖自己的孩子，即从事奴隶贩卖。由此便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关系上的根本改变，因为现在同劳动力购买者对立的已经不是自己的劳动的出卖者，而是他人劳动的出卖者，未成年的和法律上没有行为能力的劳动力的出卖者。成年工人由于童工的竞争而丧失的东西，已婚的工人企图以出卖自己的孩子来补偿。这里，连表示资本和劳动关系的特征的契约形式也没有了，连缔约者双方形式上的自由也没有了，因为，签订契约的不是儿童，而是代他们行事的父母。一个英国著作家，托利党人，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
“儿童劳动被动员起来帮助他们〈成年工人〉，他们甚至让儿童们为成年人每天的面包而劳动，儿童们没有力量承受如此过度的沉重劳动，没有受过有益于自己未来生活的训练，他们被抛入一种对身心有害的环境中！……犹太历史学家在谈到梯特毁灭耶路撒冷时曾说过，既然一个毫无人性的母亲，竟牺牲自己的婴儿来解除无法抑制的饥饿的痛苦，那么，耶路撒冷遭到了如此彻底的破坏，是不足为奇的。”（《公共经济概论》1833年卡赖尔版第66页）
[ⅩⅩ—1244]工厂制度包括父母出卖自己的子女在内；与此同时，产生了工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在萌芽时期即在童年时期就被破坏的情况。
这里，我们的出发点总是假定劳动力的价值是有酬的。因此，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考察工资的实际变动。但是，从工资的平均价值中可以得出，劳动力的价值包括足够赡养一个工人家庭的工资。由于工厂制度把妇女和儿童变为被迫谋取自己的生存资料的雇佣工人，因此，劳动力的价值降低了，这不仅是因为妇女和儿童以其他工人的竞争者身份而出现，而且还因为现在支付这一平均价值，是通过把它分配到家庭所有成员身上来进行的。李嘉图的一个信徒德·昆西关于这一点正确地指出：
“由于男子劳动日益为妇女劳动代替，特别是成年人劳动日益为儿童劳动代替，工人人数大大增加了。大量发生这种现象：三个每周工资为6至8先令｛工资太高了！｝的13岁的女孩，排挤了一个每周工资为18至45先令的成年男子。”（托马斯·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147页注）
因此，毫无疑问，由于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下降了，贬值了；或者说，这是机械工厂的直接结果，因为机械工厂既不需要肌肉力，也不需要这样一种劳动，这种劳动只有在比较成熟的年龄才开始训练，并且只有以后充当多年学徒才能达到熟练的程度。工厂制度的最初结果之一就是消灭了学徒制。
1833年工厂法是英国资产阶级自己建立的委员会的产物。它
“禁止雇用9岁以下的儿童做工（丝纺织工厂除外）；规定9岁到13岁的儿童每周的劳动时间是48小时，或每天不超过9小时，14岁到18岁的未成年工人每周的劳动时间是69小时，或每天不超过12小时；规定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再一次禁止所有18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做夜工。同时又规定所有14岁以下的儿童每天要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厂主如雇用没有厂医的年龄证明书和教师的入学证明书的儿童，就得受罚……此外，还任命了厂医和视察员”（恩格斯，同上，第21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58页]。
这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劳动力贬值为基础的，可由它内在地反对教育的论战来说明，这种论战的例子前面已经举过了。工厂制度要求的条件就是这种生产机器不发展！
1844年皮尔政府时期，年龄为8至13岁的儿童的工作日规定为每天6小时半，13岁以上的工人为12小时（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包括吃饭时间）。
只要能榨取“剩余价值”，哪怕是
“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同上，第21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2页]。
工厂制度的特点是，它本身显示出剩余价值的真正本质。在这里，剩余劳动，从而劳动时间问题成了决定性的东西。但是，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随着资本侵入这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侵占。
[ⅩⅩ—1245]机器劳动消除了肌肉的多方面的紧张，它不让肉体上和精神上有任何活动的余地。它不许
“工人思考别的事情”（同上，第2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3页]。
此外，它使工人的智力和身体尚未发育成熟就从属于它。
这——
“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同上）。
“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皮带和纱锭整天在他耳边轰隆轰隆、轧拉轧拉地响着，只要他喘一口气，拿着罚款簿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来说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同上）
“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象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块肌肉的无休止的劳动来获得知识和思考能力。”（詹·菲·凯博士的话）（同上，第217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4页]
两本书——尤尔博士的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无疑都是关于工厂制度的著作中最好的；两本书的内容相同，只有一个区别：尤尔是作为这个制度的仆人，作为被这个制度俘虏的仆人来讲话的，而恩格斯则是作为这个制度的自由批评家来讲话的。
关于北明翰的小业主，恩格斯指出，这里的工人状况更坏。
“在其他场合下由一个大厂主独吞的利润，现在由竞争加以调整，被分配到许多小师傅手里，所以这些小师傅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同上，第24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86页]
在和大工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利润率下降的场合，也总是如此。在其他场合由一个资本家独吞的利润，要在小业主中间分配，他们处境窘迫，不得不把工资削减到非常低的程度。
在伦敦的时装店里雇用了约15000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在一年内约有4个月之久的时装季节里，每天工作15到18小时。在大多数商店里，女孩子们的睡眠时间一昼夜从来不会超过6小时，常常只有3小时或4小时，有时甚至只有2小时——即使不是通宵工作的话。一直到疲惫得实在连针都拿不住的时候，她们的漫长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
“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的人一连九天都没有脱过衣服，只是抽空在垫子上躺一下；给她们的食物都切成小块，好让她们尽快地吞下去。一句话，这些不幸的女孩子是在精神上的鞭子——解雇的威胁——的驱策下无可奈何地去做那种持久而不间断的工作，这种工作连身强力壮的男人也吃不消，何况是14岁到20岁的柔弱的女孩子呢。”（同上，第25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96页]
伦敦的女缝工的情况也是一样。
[ⅩⅩ—1246]实行大工业制度的有：
（1）真正的工厂；
（2）现在仍然是部分地使用机器的工场手工业；
（3）农业。
在所有这些生产制度中，生产都是大规模地进行的，所有这些生产领域加在一起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同工人所生产的产品相比，相对来说是不多的。因此，许多工人，特别是儿童和妇女，在他们的阁楼里受到赤裸裸的剥削，他们在那里创造的剩余价值和他们所生产的大量产品，并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的真正发展上，而只是建立在过度劳动和工人生活的极度穷苦之上。这就是伟大的制度所游离出来的人身材料，他们被迫屈从于任何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制度的可怕后果比它本身内部直接表现出来的更为严重；多余的人口首先当然被抛到同种的手工业企业中去，然后，一般是被抛到旧的劳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资本在形式上进行剥削，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这种生产方式最终不可避免地一定会渗入到裁缝业、缝纫业、面包业、刺绣业、花边业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中去，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确还表现为进步和状况的改善！因此，这一制度的辩护士，如尤尔，就指出了工厂制度在它本身之外，即不管是在小业主的企业中或在仅仅形式上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所造成的劳动制度的可怕景象，以此证明工厂制度相对来说是美好和优越的！不过，他们忘记了上述这些劳动部门只是工厂制度的外部分支机构，是它的直接产物和后果！
“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工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同上，第25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02页]
“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同上，第32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65页]
根据《每日新闻》（1862年）的材料，伦敦每月平均大约有15起饿死事件。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工厂制度的品得，尤尔先生，在他的《工厂哲学》第一卷中关于工厂制度的本质说些什么吧。
他在谈到使用劳动工具的手工业者同使用工人的机器体系之间的差别时写道：
“据说，蒸汽机推动机械织机快速运动，迫使在织机上操作的工人用同样的速度才能跟上它；而在家里干活的织工则不受这个自动发动机的不停的动作的约束，他们自由自在地投着梭子和蹬动踏板，完全随心所欲。”（法文版第1卷第10—11页）
这是罗·皮尔爵士的见解，其实他还以为他是生活在他父辈织工的美好的旧时代，那时，
“在普通的手工织机上操作的织工大部分是小农”[同上，第11页]。
针对这一见解，尤尔引用了曼彻斯特卡尔伯特医生的话：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错误的了；他们在城内的地窖和阁楼里生活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十分悲惨地打发着日子，为了最微薄的收入一天劳动16到18小时。”[同上]
如果不是机器的竞争把他们赶进地窖和阁楼并迫使他们劳动16到18小时，那又是什么呢？
[ⅩⅩ—1247]“这类工人虽然也在工厂做工，其实并不是工厂工人，因为他们同自动机械无关，这类工人是使棉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受到严厉指责的主要根源。”（同上，第13页）
这些工人，一部分是上述辅助工人（尤尔在这里谈到的那些工人），一部分是军士（监工），一部分是归入这里的机械师和司机。
什么是典型工厂或机械工厂呢？
它“的标志是……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发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械体系……一切工厂，只要它的机械不形成连续不断的体系，或不受同一个发动机推动，都不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个术语〈工厂〉的准确的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同上，第18—19页）。
这些就是机械工厂的主要特征。它是一个庞大的自动机，是从一个自行发动的中心发动机获得动力的互相连接的生产机械体系。这个机器体系，连同它的自动原动机，构成机械工厂的躯体，有组织的机体，各种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的主要区别是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是年龄和性别的差别。这些工人本身只表现为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器官（而不是机器表现为工人的器官），他们同死器官不同的地方是有自我意识，他们和死的器官一起“协调地”和“不间断地”活动，在同样程度上受动力的支配，和死的机器完全一样。
原料经历各种形态变化，与此相适应，就有机器体系中的各种机器。
机械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
“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厂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克莱的高尚成就”（同上，第22页）。
接着尤尔写道：
“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在劳动已经可以普遍减轻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不管过去从事农业的还是各种手工业的，都是一样）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同上）
在这里，尤尔承认，尽管工厂中的工作并不需要任何专业训练等等，可是必须从幼年起就在傅立叶称之为温和的监狱的这种工厂[134]中劳动，以便能够整天受“纪律”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的支配。这个自动机在这里就是专制君主。
“当亚·斯密撰写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不朽著作时，工业中的自动体系几乎还无人知道。他完全有理由把分工看作改进工场手工业的伟大原则，他看到，根据这个原则，在每个生产部门里，有一些作业……越来越容易完成，[ⅩⅩ—1248]另外一些作业……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自然可以指派一些按技能付给报酬的工人到每一项比较难的作业中去。”（同上，第27—28页）
“但是，在斯密博士时代有用的例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只会使公众在现代工业的实际原则问题上陷入歧途。诚然，自动工厂的作业计划完全没有规定把各种形式的劳动按各种个人能力进行分配，或不如说使之适合于这些能力，相反，凡是某种操作需要高度熟练和准确的手的地方，人们总是尽快地把这种操作从过于灵巧和易于违犯各种规则的工人手中夺过来，把它交给一种非常规律地自行动作的、甚至儿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机械来进行。”（同上，第28—29页）
｛使尤尔更加感到惊异的是，这些工人对于使他们的劳动力和专长贬值的“特殊机械”竟然不表示感谢！｝
（尤尔也谈到他的专制君主即自动机的“臣民们”：
“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同上，第26页））
“所以，自动体系的原则是：用机械技巧代替手工劳动，把生产过程分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如果说在手工劳动体系下制造某种产品时工人的双手通常占花费的绝大部分，即技巧驾驭了材料[注：“技巧驾驭了材料”出自奥维狄乌斯的《变形记》。——编者注]，那么，在自动体系下，工人的才能却越来越为机器的简单下手所代替。”（同上，第29—30页）
｛工人从有才能的人变成了简单的下手，难道对此他们应该表示感谢！｝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越不适合整个机械体系〈在那里他自己就应该是自动机〉，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整个体系造成巨大的损害。所以，对于当代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科学与他们的资本的结合，把他们的工人的任务归结为让他们表现出机警和动作麻利这样一些品质，如果把他们固定在一点上，这些品质在少年时期就能很快培养起来。”（同上，第30页）
（尤尔先生在这里承认，自动体系也和分工一样，把活动固定在一点上，只是必须在少年时期就把没有发育完全的人摧毁，使他变为“自动机的器官”。）
“在力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机器制造厂展示了各种等级的劳动的分工；锉刀、钻头、车床各有其相应技能的工人。但是，使用锉刀和钻头的工人的技能现在却被机器等等所代替，而切削金属的车工的技能却被带自动刀架的机械车床所代替。贝尔珀和米尔福德大型棉纺织厂的机械部分负责人安东尼·斯特腊特先生非常憎恶旧学校传统，以致他不愿雇用学过普通徒工课程的任何人来劳动。”（同上，第30—31页）
（在采用机器以后不久，学徒法真的不得不取消。）
各类劳动的各种专业等级取消了，自动体系的特点就是：
“适应自动体系而消灭劳动差异。”“为了适应上述劳动等级，要经过几年学徒，直到眼和手学会完全能够进行某些机械操作；[ⅩⅩ—1249]可是，在自动体系下，却把生产过程分解开，把它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使所有这些部分都服从于自动机器的运动，可以把这些十分简单的作业交给能力最平庸的单个工人去做，只须预先使他接受短期训练。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经理甚至可以随意把他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样调换违背了让一个人做别针针头，另一个人磨别针针尖的那种分工的老规矩。”（同上，第32页）
充满自豪感的伟大的尤尔说：
“这种对可能性的约束，这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身体被束缚的状况——道德家把这一切归咎于分工，不是没有道理的。”（同上，第33页）
“机器的一切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的确是要完全取消人的劳动，或者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非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的手工业者的劳动，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部分具备连续不断的生产过程的纺纱厂（英语叫作throstlemills）里，纺纱劳动全部由16岁和16岁以上的女孩子完成。用自动纺纱机代替普通的走锭精纺机，使大多数纺纱男工被解雇；留下的是儿童和少年。斯托克波特附近的一个工厂的老板在给议会委员会成员们的报告中声称，实行这样的代替办法，他可以解雇40名左右平均收入为25先令的纺纱男工，这样他每周将节省50镑工资。这种趋势只是使那些眼光机灵和手指敏捷的儿童留下干活。”
｛这些机灵的眼光和敏捷的手指应该及时地用来填满工厂主的腰包｝，
“而具有长期经验的工人则被换掉了。这一事实表明，按不同熟练程度进行分工这种繁琐教条，最终被我们的文明的工业家运用了”（同上，第34—35页）。
｛在本书的英文版里是：被抛弃了；在法译本中是绝妙的双关语。｝
尤尔对“趋势”和“一贯目的”，即对排挤劳动、使工人服从于“自动机－专制君主”，通过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人的劳动和以粗工的劳动代替有技能的工人的劳动的办法来降低劳动的价格等，作了十分正确的描述，他把这一切都说成是自动工厂的本质，可是他又指责工人，说他们以自己的罢工来加快这个美妙制度的发展进程！既然这个制度对他们来说是最美好的，那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比“加快”这个制度的发展更为合理的东西呢！
妇女和儿童在自动工厂占优势，当然最好地证明，这种工厂同以分工为基础的、需要“具有长期经验的工人”的工场手工业相比，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别。
关于在工厂制度中运用“物理学”，尤尔说，我们在其中发现
“成千的定理带来的金色果实，这些定理在专科大学的高墙深院里是长期不结果实的”（同上，第36页）。
“一匹马在负重满载的情况下，在24小时内使役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同上，第42页）
（难道儿童能劳动12小时？）
对于蒸汽机来说，是不存在任何这种界限的。
“一台60匹马力的发动机，每天工作8小时，一年的花费是1565镑，约为同一时间内养马费用的1/5。”[同上，第43页]
“‘博耳顿和瓦特’公司制造的许多机器〈蒸汽机〉不停地工作了40年，还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修理。”（同上，第44页）
[ⅩⅩ—1250]“蒸汽机不仅能补偿保养它的费用，而且还能补偿推广它的费用，它们消耗大量燃料，可是，同时却用它们的强有力的胳膊把死水抽上来，把煤从矿井中提上来；它们给许多矿工、工程师、造船工人和水手提供工资，并激起修筑运河和铁路的需要。”（同上，第44—45页）
关于机器的优越性，尤尔说：
“它们使工人比从前完成更多的工作；同时，‘时间’、‘劳动’〈？？〉和产品质量却照样不变。”（同上，第45页）
这样来说明问题，首先是排除了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其次是排除了随着劳动连续性的提高而提高的劳动强度。尤尔在这里所谈的上述论点，应该说有一点是合乎常理的，即已经增多的产品量的价值是不变的，这和我们在别处所注意的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不同的。
“蒸汽机永远不需要休息。”（同上，第42页）
“工厂哲学在节约动力方面作了极好的发挥。”（第41页）首先是在原动机上节约。（第42页及以下各页）在传动机构上节约。（第55、56、57页）在工作机上节约。（第58页及以下各页）
“目前几乎一切劳动工具都不同程度地自动化了，而完成的工作比工人的双手所能完成的更便宜和更精确。”（同上，第57页）
“使用自动工具不仅增加精确度和加速工厂所需要的机器的制造，而且也十分明显地降低了它们的生产费用和提高了它们的灵敏性。”（同上，第61页及以下各页）
尤尔先生自己承认，
“无论英国的工厂所有者学识多么渊博”，他们“对自己部门的生产方面”的了解，也决“不会象在营业方面了解得那么好”（同上，第65页）。
在第66页上，尤尔谈到工厂主们在“出色机器的构造”问题上的“无知”。（因此，他们依靠“经理”。）不过，这些“经理”和工厂“所有者”不同，用尤尔的话来说，他们是
“我们工厂制度的灵魂”（同上，第67页）。
以前，尤尔和我们谈过，工厂工人对应用力学和物理学的实质是深有理解的。现在，说到工厂主，他却承认：
“可能会设想，置身于机器体系的中心，获得这类知识比谁都容易，但是经验表明，这是误解。”（同上，第67页）
他非常正确地谈到
“工厂主的商业观点”（与技术观点截然不同）（同上，第66页）。
自动浆纱机（见恩格斯的著作[135]）是罢工的结果。
“这是应当使工人放弃任何暴乱的例子，这个例子向他们表明，科学同资本结合，必然会粉碎工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同上，第63页）
[ⅩⅩ—1251]以后再从尤尔著作的第二卷中摘录需要的材料。
现在首先考察机器代替劳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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