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94]的钱款的声明草稿[95]
1.由于政治情况所造成的流亡(沙佩尔和维利希两位先生出自财政考虑乐意接纳流亡者代表),由于接纳不缴纳任何会费的人作为有表决权的名誉会员,协会[96]的性质完全改变了。把钱付给协会只会使这些钱被用来直接对抗最初的宗旨。
2.我们作为协会的受托人收纳钱款。受托人的地位英国法律已有规定。受托人可以酌情使用钱款,只要他在按一般手续预先通知之后能支出钱款的话。
3.至于临时支用钱款,那么现在出于特殊考虑而坚决主张支款的沙佩尔和维利希两位公民十分清楚地知道,在协会背后背着大多数会员很久以来就有一个秘密委员会,它拥有支配协会基金的无限权力。沙佩尔先生尤其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曾多次为个人目的通过这个委员会从协会那里领取钱款。
4.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给协会提供了钱款,然而,由于协会在它似乎同意我们的建议之后,突然把我们告到法院——没有结果——,我们才将钱款转交给一位伦敦公民[注:可能是威·普·罗伯茨。——编者注],只要协会对于用款要符合最初宗旨没有提出充分的保证,钱款就将一直保存在他的手里。
5.至于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拒绝,那么这种声明在法律上不会有任何意义。甚至书面声明不会使署名者对法人负有任何法律责任。书面声明只能有一个目的——用它作为反诉。
署名者是工人。根本不容许他们象沙佩尔先生那样靠剥削协会过活,或者象维利希先生那样利用流亡者的基金为生。[注:马克思在草稿末尾写有:“巴黎的鲍威尔(8)、普芬德(7)”。——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起草于1850年12月底 原文是德文 |
注释:
[94]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是为救济贫困的民主主义者而于1849年9月18日成立的;委员会的成员有卡尔·马克思、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普芬德、卡尔·布林德、安东·菲斯特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96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2月3日加入委员会。当马克思、鲍威尔、普芬德和恩格斯退出委员会时,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特别委员会检查了所有的账簿和收据,看到一切手续完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9月18日签署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最后一份报告发表于1850年9月27日《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第287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3—624页)。
草稿由恩格斯亲笔写在马克思的笔记本里,并经马克思校正过。——第69、635、643页。
[95]这篇草稿曾打算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普芬德和亨·鲍威尔的名义发表,它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12月底在伦敦见面时写的,其起因可能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1850年9月)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之后,维利希-沙佩尔左倾冒险主义宗派主义集团的代表妄图控告他们盗用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钱款(关于这一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7卷第673—674页注159中的卡·普芬德1852年1月21日的声明)。但是这篇草稿也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年后,即恩格斯1851年12月20日到1852年1月3日逗留伦敦期间写的,并成为普芬德的第二个声明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513页)。后一个声明的原文未找到,然而在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有威·皮佩尔1852年1月转抄的以普芬德和鲍威尔的名义草拟的文件,它同本卷发表的草稿有许多相同的地方。——第69页。
[96]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在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协会的领导作用转到同盟的各地方支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和1849—1850年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69、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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