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军队
先生：为了弄清楚我们的敌人会成为什么样的对手，现在已经到了应当正视它的时候了。关于俄国的军事实力和潜力，众说纷纭。一些人估计过高，另一些人则估计不足，而真实情况看来仍然被帷幕掩盖着，能够揭开这个帷幕的不是那里出版的什么《揭露俄罗斯的秘密》[202]之类的书籍，而只能是现实的军事事件。
不过在我们西方的书刊中有不少只需要加以分析和综合就可利用的宝贵资料。俄国自己所提供的这类资料也极其丰富。因为俄国的军事著作常常象使用本国语那样使用法语和德语，甚至使用得更多。斯米特少校关于1831年波兰战争的重要著作和托尔斯泰上校关于入侵匈牙利的叙述就是例证。俄国军官用俄文写的军事著作显然比用外文写的著作逊色。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和布图尔林关于1812年战争的书，鲁基亚诺维奇关于1828—1829年战争的书以及诸如此类的著作同我们通常在二流的法国历史著作中看到的对战争的描写，极为相似。阐述事实的严谨态度被湮没在滔滔不绝的浮夸之中，为迎合极端的民族虚荣心而歪曲事件真相，战场上的胜利被作者纸上的更大胜利弄得暗淡无光，而敌人，无论他是谁，都自始至终被竭力置于不利的境地。这里很少有真正的军人所固有的那种认识，即认为战胜勇敢的敌人比战胜胆小鬼更光荣；这种认识把例如威廉·纳皮尔先生的著作《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看成不止是一个“军官”的著作，而主要是一个“绅士”的著作。历史著作中所以存在这种文风，也许应该用必须保持俄国人的黩武热情来解释。但是，一旦作者选用了一种西方语，情况就不同了。那时欧洲成了法官，西方具有的新闻公开会很快把那些因为剥夺了反对者的答辩权而被盲目信以为真的种种说法吹得精光。颂扬神圣的俄国及其沙皇的倾向依然如故，而手段的选择则愈来愈受到限制。必须更严格地遵循准确的事实，选择更稳妥的和实事求是的叙述方法，虽然企图进行歪曲，而这种歪曲通常很快就会不攻自破，但至少还有足够的具体的情报资料，而这些资料往往能使这样的书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此外，如果这本书是一个地位比较独立的人写的，那么这本书就能够成为优秀的军事历史著作，斯米特的《波兰战争史》就是这种情况。
俄国军队的编制和组织是全欧洲军界所熟知的。这种组织极其简单——至少“作战军队”是这样，人们很容易了解它。真正的困难只是在于要弄清楚这个组织已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这个军队的哪些部分不仅存在于纸上，而且可以调去对付外部的敌人。从这个观点来看，用西方语写成的俄国军事著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民族的自豪感不允许它们的作者在敌人取得局部胜利和进行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夸大俄军参战的人数。为了维护俄军的声誉，他们不得不泄露机密和说明俄军的实额和空额之间的差额。在这方面，引用了官方花名册的斯米特的著作特别有用。相反，完全符合俄军在匈牙利的行动方式的托尔斯泰的《匈牙利战况》，看来，与其说是打算显示随时准备扑向革命西方的俄军的英勇精神，不如说是要显示它的有威胁性的优势兵力。
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少有点把握可以至少判断那部分直接威胁欧洲其余部分的俄国军队，那么要弄清楚舰队的真实情况就要困难得多。后来我们综合了我们能够找到的全部情报资料，但是我们必须等待某些更加明确的情报，直到“查理”［注：海军将官查理·纳皮尔。——编者注］提供关于舰队的较精确的情报或寄来几个可供就地研究的典型事例。
要了解象俄国这样的国家的筑城工事系统，以及预设的防御和进攻的作战地区，当然是很困难的。海岸防御工事在某种程度上已在地图和平面图上作了标记，由于其本身的特点，把它们完全隐蔽起来是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虽然有许多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详情很少为人所知，却并不完全象某些人所感觉的那样神秘。但是，关于波兰的筑城工事，那些堡垒群——它们的存在本身暴露了进行进攻性战争和征服性战争的企图，除了它们的建筑地点，人们知道的情况很少。某些欧洲的军事机关可能用黄金从俄国官员那里得到这些堡垒的平面图。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会为自己珍惜这份情报。如果波兰侨民能够弄到这些平面图——这对他们来说不应当是做不到的，那么他们把这些平面图公布出来就会使俄国受到比他们曾经造成的危害更要大得多的危害。
俄国军队由四大部分组成：主要的作战部队，它的预备队，特种部队和地方性部队，哥萨克（包括一切非正规部队而不管其来历如何）。
俄国所处的特殊条件要求一种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应组织完全不同的军事组织。在东南方，从太平洋到里海，它的边境由沙漠和草原守卫着，只会受到杀人越货的游牧部族的攻击，在这些地方对付这种攻击，最好是用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按同样方式建立起来的军队；在高加索，它必须同顽强的山地部族打仗，同他们斗争的最好方法是把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明智地结合起来；它的西南和西部边境，要求有一支按照欧洲正规方式建立起来的、具有和西方军队同等武器装备的大部队直接参战，因为它可能不得不与西方军队作战。但是，因为国内资源只得到部分开发，不可能经常保持这样一支处于战备状态的军队，因而一部分士兵不得不告假回家以待战时应召。俄军的四大部分就是这样组成的。
俄国军队的这种编制的原则开端于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期，它的编制经过以后几次瓜分波兰、征服黑海、同法国的几次大战而逐步得到完善。1830年波兰革命后，它达到了现在这样的状况。
主要的作战军队几乎毫无例外都配置在俄国的欧洲边境上，它尤其是瓜分波兰、同法国作战和波兰革命的产物。它的双重任务是：保持对帝国西部比较文明的和非俄罗斯的部分的统治；对西欧摆出乌云压顶之势，准备随时在它的头上电闪雷鸣。过去这项任务完成了多少，或者不如说有多少没有完成，大家是太清楚了。在现代战争中，这项任务能够完成多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主要的军队或作战军队（作战部队）［注：括号里的词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成的俄文字。——编者注］由十一个军组成：一个近卫军，一个掷弹兵军，六个步兵军，和三个预备骑兵军。
全部编制大体上是拿破仑所实施的体制的翻版。前八个军正好相当于法国在伟大战争期间的军。近卫军和掷弹兵看来是专门为了建立总预备队，骑兵军则计划用于特殊的决定性行动，拿破仑为了采取这种行动，总是握有大量这种部队和炮兵作为预备队。这样，上述八个军虽然名为步兵，但由于它们本身机构的关系，全部配备了骑兵和数量众多的炮兵。每一个军有配备齐全的司令部、工兵、运输浮桥和弹药的工具、炮兵厂和其他用于独立作战的军队装备。近卫军和掷弹兵军比其他几个步兵军的编制小，每个团有三个营而不是四个营。另一方面，近卫军比骑兵和炮兵的编制要大得多。但是可以预料，在战斗部署表中，他们的大部分将并入骑兵和炮兵的总预备队。第一骑兵军和第二骑兵军只是由重骑兵和马匹牵引的炮兵（正规的轻骑兵配备给步兵军）组成；第三骑兵军或龙骑兵军有特殊的编制；因为这些龙骑兵象以前一样既用于步兵作战，又用于骑兵作战，所以他们组成各兵种的预备队，同时具有只有骑兵才有的机动性和运动速度。时间将表明是否会达到这一点；所有其他军队几乎全部和到处把龙骑兵变为普通骑兵的经验，是一种不大有利的征兆。上述思想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以致无论龙骑兵军和近卫军营都配备骑工兵、地雷工兵和架浮桥的工兵，俄国制度的崇拜者用一切办法大肆赞扬的这项规定，现在也需要经验来检验。
可以补充一点：这种包括师、旅、团的十一个军的编制不仅存在于纸面上，而且也不单纯是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相反，上一次土耳其战争[203]，波兰战争，入侵匈牙利，以及现在同土耳其的战争都表明：和平时期的部署完全考虑到了战争，以致无论从什么地方开始向边境运动，都不需要把一个师、一个旅或一个团从一个军调配给另一个军。这是一种巨大的军事优势，是俄国人习惯地、几乎总是处于临战状态的结果。其他一些比较爱好和平的国家到临战时发现，它们的军事机器的车轮和杠杆已经生锈，整个机器已经运转不灵。军、师、旅的编制不管多么完善，都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以便尽快把军队调往受到威胁的边境地区。重新任命司令、将军和参谋人员，把一些团从一个旅调到另一个旅，从一个军调到另一个军，以致在集中兵力实行进攻时出现了一大群形形色色的军官，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互不相识、也不认识自己的长官和部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都会强烈感到虚荣心受到刺激。但是只好指望这个新的“刚造好的”机器会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这无疑是一个缺点，尽管这个缺点的影响在西方这样的军队里比在俄国军队里要小得多。只有经常处于战备状态的军队才能避免这种不利的处境（从1848年起奥地利军队就是这样的军队，因此它的一个军也有相当稳固的编制），但是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较高水平，即使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也可以弥补这种不利处境，因为这种不利处境在这种和任何其他情况下都可能是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的要求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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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写于1854年4月3日和12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
注释：
[201]由于克里木战争爆发，恩格斯表示愿意作为军事观察家为伦敦自由派报纸《每日新闻》撰稿，并于3月30日将论文《喀琅施塔得要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73—679页）寄给编辑部，1854年4月3日以后，应该报编辑部的请求，又寄去《俄国军队》一文，这篇文章应当是有关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力量的一组文章的头一篇。这篇文章排版后，恩格斯大约在1854年4月12日收到校样，并附有该报编辑林肯的信件，林肯在信中询问了恩格斯同意为该报撰稿的条件。恩格斯对给《每日新闻》撰稿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期望经常给《每日新闻》写稿可以使他摆脱商务活动并迁居伦敦。但是，从恩格斯1854年4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林肯得知恩格斯的政治观点以后，就取消了原先的协议。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普特南氏月刊》〔《Putnam’s Monthly》〕上发表的文章《俄国的兵力》和《欧洲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6—571页和第11卷第501—514页）里发挥了《俄国军队》一文中的某些论点。——第213页。
[202]恩格斯指沙米尔领导的达格斯坦和彻岑山民运动的参加者、英国作者亨宁森写的《揭露俄罗斯的秘密》一书，1844年在伦敦出版。这本书在欧洲获得了相当大的声誉。它的作者后来参加了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和美国国内战争。——第213页。
[203]指1828—1829年俄土战争。——第217、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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