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
致卡尔·考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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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 1890年9月18日于伦敦 |
亲爱的考茨基：
你8月22日和9月8日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在福克斯顿住了四个星期，第一封信在那里本来想答复的，但是我把你说的8月25日将去斯图加特的事忽略了，因此不知道往哪里写信好。
一场大学生的小争吵[353]很快被平息了。康·施米特没有介入；倍倍尔来信说，他表现很好。在其他方面，你对这件事当然比我更了解。
你真不愧是个编辑，想把我拉去参加你们对纲领的争论[387]。但是你自己也知道我没有时间。一点也没有！
目前在德国迫于必要炮制出大量的方案，而且一个接替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对你最近告知的计划，我只能答复说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不知可以把谁推荐给《新时代》和《士瓦本哨兵》，要我作别的答复是不可思议的。施米特未必愿意离开柏林。倍倍尔是否能为你物色一个人？
在利物浦[385]给了强有力的打击。历史的讽刺就是这样，要让高贵的布伦坦诺在讲坛上亲眼看到：他如此坚持、如此激昂地提出的所谓英国工联是对付社会主义的最好屏障的论点[388]遭到了破产。
现在斗争极为激烈。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成了关键的转折点；随着这一要求的被接受，建立在资本主义关系基础上的旧的保守的工人运动的王国就垮台了。土地、矿山、交通工具的公有化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一个强有力的少数还主张其余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总之，事情有了进展，而5月1—4日又给予了有力的推动。5月4日是大变动的日子［注：见本卷第399—403页。——编者注］，利物浦代表大会是第一次战斗。
比利时人利用代表大会的机会邀请英国人去比利时参加国际代表大会。这是非常狡猾的手段；刚刚受到国际行动鼓舞的利物浦新工联的代表，兴奋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到目前为止比利时人还能够亲自出面邀请人家到比利时只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所以这是他们束缚我们手脚的一种手段。由于我们在巴黎作出的关 于下届代表大会的地点和召开办法的决定很荒谬[384]，英国人这一次严重地束缚了自己。这些决定必然使我们在别人行动时无所作为。
这里应该采取一些办法；我在这里同别人商谈以后，给法国写了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只要看出一些眉目，你当然就能从爱德或从我这里知道有关情况。现在需要绝对沉着，也需要慎重地对待比利时人的行动，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障碍（在报刊上暂时最好只是简单地把它们提一笔）。你10月12日是否到哈雷去？
最后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报》将发表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编者注］，这篇文章会使你们德国那里的许多人感到极不愉快。但是在打击一帮文学家时，我也不能不打击那些为这场争吵提供借口的党内庸俗分子。当然，对他们只是间接影射，因为在庆祝胜利的这一期不宜直接进攻。因此，我高兴的是，这些文学家在此以前就迫使我同他们算账了［注：弗·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编者注］。
我们从非洲的赛姆·穆尔那里一直收到好消息。他每隔六到八个星期就要发两三天疟子，但是病很容易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肖莱马昨天晚上又从曼彻斯特到这里来了。从挪威旅行回来后，他就耳鸣、耳背，得了顽固的耳炎，现在稍好些，但是他一个半月的休息被破坏了。
按照英国人的看法，年轻的威廉［注：威廉二世。——编者注］到挪威去仅仅是因为他在那里可以扮演海员而又不致晕船。确实，从南面的斯库德内斯到北角一路上完全风平浪静，只有在两三个地方可能有两三个小时晕船。那里尽是峡湾！平静得连最小的山地湖相形之下都成了波涛汹涌的海洋。那里也象从沙洛顿堡［注：柏林郊区。——编者注］到波茨坦旅行一样，可以放心地当一名陆地海军上将。顺便说说，这个年轻人乘坐一艘鱼雷艇从格兰格尔峡湾驶往苏内耳峡湾时，完全不被人察觉地从我们旁边驶过。我和肖莱马在莫耳德靠岸后就登上了莫耳德亥，一个大约高一千三百英尺的高地（就是易卜生的《来自海上的女人》里出现过的那个高地，剧中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莫耳德）。我们在上面碰到六个穿便衣的年轻尉官，他们是从停泊在下面的舰队上来的。我觉得好象又到了波茨坦。说的“完全是旧的近卫军语言”，见习士官们还是那样爱讲俏皮话，尉官们还是那样厚颜无耻。但是，后来我们遇见了一群工程师，那是一群很可爱的规规矩矩的人。水兵们真是一些好小伙子，从哪点来说都不错。但是，海军将官们却是大腹便便！
你的 弗·恩·
注释：
[353]1890年3月底，柏林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席佩耳，公布了题为《五月一日应当发生什么事情？》的呼吁书，号召工人在这一天举行总罢工。这一呼吁书反映了“青年派”的立场。“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于1890年最后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派”的思想家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青年派”忽视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性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
党的领导在社会民主党党团1890年4月13日《告德国男女工人书》中，对上述呼吁书作了回答（见注348）。——第398、445、446、450页。
[384]派遣代表参加了1889年两个代表大会（见注229和232）的比利时工人党，受可能派代表大会的委托，负责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派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含糊的决议，委托瑞士社会主义者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其他的任务之外，应在瑞士或比利时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这就使委员会的行动要以比利时工人党的立场为转移。——第448、451、454、472、499页。
[385]英国工联利物浦代表大会于1890年9月1日至6日召开。出席的代表约四百六十人，代表着一百四十万以上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第448、451、472页。
[387]考茨基写信告诉恩格斯，他想在哈雷党代表大会（见注369）之后在《新时代》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来评论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的纲领（见注253）。他打算请恩格斯、倍倍尔和党的其他活动家参加。——第450页。
[388]暗示1871—1872年在莱比锡分两卷出版的布伦坦诺《现代工人公会》（《Die Arbeitergilden der Gegenwart》）一书。——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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