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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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岛 1890年8月9日于伦敦 |
亲爱的左尔格：
上星期三我寄给你一张明信片［注：见本卷第425页。——编者注］，告诉你摩尔根的书［注：路·亨·摩尔根《美洲土著的住房和家庭生活》。——编者注］已收到，谢谢。今天来写几行——邮班截止以前，时间允许写多少就写多少。
去北角的旅行对我们两人［注：恩格斯和肖莱马。——编者注］都有好处，如果再加上我们下周要去海滨（我因为这里的种种家务事而耽搁了）度过三、四个星期，那就有希望完全恢复我的健康。从外表看，我十分健康。在我们的轮船上（二千二百吨的汽艇，我们游览所有的挪威峡湾全程往返都坐的这艘船），有三个医生都不愿意相信我今年已七十岁了。现在我睡觉也不吃索佛那，但不知是否能持久？
杜西和艾威林星期三也已经去挪威。我觉得奇怪，这样热烈崇拜易卜生的人怎么能至今忍得住不去访问新的乐土。也可能，他们又会象在美国那样感到失望？无论如何，不管美国在社会关系方面，或者挪威按它的天赋来说，都是庸人称之为“个人主义”的堡垒。每隔两、三英里，可以看到在峭壁上有小块的松土，地块的大小按它的收获量来说大概够养活一家人。的确，在每一块这样的土地上，生活着与整个世界隔绝的一家。这里农村的人，很漂亮、健壮、勇敢、偏狭，而且狂热地信仰宗教。城市象荷兰的或者德国的沿海小城市。在卑尔根，有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它要求有权在自己的俱乐部内卖啤酒，这使那里占统治地位的不喝酒的人感到惊讶。我看了《卑尔根邮报》上对这件事充满愤怒的一篇文章。
在德国，正在为代表大会[369]制造小小的争吵。李卜克内西培养出来的席佩耳先生以及其他文学家，要出来反对党的领导并成立反对派[376]。在反社会党人法[10]废除之后，要禁止这样做简直是不可能的。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否则，简直不能同化和教育最近三年来入党的数目很大的新成分；部分地说，这完全是不成熟的粗糙的材料。对于三年来新补充的七十万人（只计算参加选举的人数），不可能象对小学生那样进行注入式的教育；在这里，争论、甚至小小的争吵是必要的，这在最初的时候是有益的。丝毫不用担心有分裂的可能，十二年压迫的存在消除了这种危险。但是这些自负的文学家，企图用强力来使自己的自大狂得到满足，竭力搞阴谋，卖弄聪明，因而给党的领导增添许多麻烦和苦恼，也引起了比他们所应得的大得多的愤慨。由于这种情况，党的领导进行的斗争非常不高明。李卜克内西往往威胁要把他们“赶出去”，甚至通常很有分寸的倍倍尔，也在一怒之下发表了很不聪明的信[377]。而这些文学家先生们现在正在叫嚷说压制了发表意见的自由等等。这个新反对派的主要刊物是：《柏林人民论坛》（席佩耳）、《萨克森工人报》（德勒斯顿）和马格德堡的《人民呼声报》。他们在柏林和马格德堡等地有一定数量的信徒，特别是在那些还可以用空话收买的新党员中间。我想，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还可以在这里见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我要竭力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采取任何“赶出去”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这样做不是着眼于有说服力地证明这种行动对党的危害，而仅仅是着眼于对成立反对派的谴责。帝国最大的党的存在不可能不在党内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派别，所以即使是施韦泽式专制[378]的假象也应当避免。倍倍尔，我不难和他谈妥，可是李卜克内西太容易受一时的影响，他甚至能达到不顾一切诺言的程度，而又总是出于最良好的动机。
现在我们这里是夏季的寂静时期。只有海德门为了答复我5月份在维也纳《工人报》的那篇文章［注：弗·恩格斯《伦敦的5月4日》。——编者注］，在他的《正义报》上把我叫作“瑞琴特公园路的大喇嘛”，又把我一棍子打死。[379]
拉法格写道，在法国，内阁、参议院、众议院中所有的将军都坚决反对任何战争。他们是对的。如果事态发展到爆发战争，可能形成三对一，几次战役之后，俄国就会牺牲奥地利和法国的利益而同普鲁士妥协，这样，它们每一国都会把自己的盟国当作牺牲品。
拉法格在《新时代》上关于法国的运动的文章［注：保·拉法格《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编者注］很好，写得很漂亮，但我宁愿要爱德·伯恩施坦而不要考茨基来翻译这篇文章，因为考茨基的翻译太罗嗦。
刚刚收到了几本新的德文版《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同这封信一起寄给你一本。
肖莱马和我向你的夫人、向你和施留特尔夫妇衷心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注释：
[10]由于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满，俾斯麦政府在1887年11月提出一个把反社会党人法延长五年并补充一些更厉害的新条款的法案。法案规定，散发社会主义文献和参加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要加重惩治，直至驱逐出境和取消国籍。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和“极左的”分子，它能够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对这个法律的评论，见恩格斯《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10、126、296、322、349、368、377、380、392、396、433、435、441、443、473页。
[36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0年10月12—18日在哈雷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四百一十名代表。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章程，根据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给将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下次党代表大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并在下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公布草案，以便在各地方党组织里和在报刊上讨论。还讨论了关于党的报刊问题和关于党对罢工和抵制的立场问题。——第423、435、447、449、472、479、482、498页。
[376]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见注353。——第435页。
[377]指倍倍尔针对1890年7月23日《萨克森工人报》第18号上题为《十月一日》的文章，在1890年7月29日《柏林人民报》第173号上发表的声明。——第436页。
[378]指施韦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见注300）中建立的秩序。1867—1871年他是这个联合会的主席。——第436页。
[379]指1890年6月28日《正义报》第337期“杂谈”栏中登载的一篇短评。——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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