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93年10月7日于伦敦 |
亲爱的左尔格:
9月29日,星期五,我们回到家里,不久就收到你22日的来信。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不在家[74]:我同路·考茨基到科伦去了,在那里和倍倍尔夫妇会面,然后大家一起经过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到苏黎世。我从苏黎世到格劳宾登呆了一个星期,和弟弟[注:海尔曼·恩格斯。——编者注]会面。然而我当时必须答应在代表大会闭幕前返回,他们违背我的愿望为我安排了闭幕式[135],这点你已知道了。这件事对整个旅行都有影响,我本想只以个人身分旅行的打算,完全落空了。我在瑞士又停了两个星期,然后同倍倍尔一起经过慕尼黑和萨尔茨堡到了维也纳。这里又是一番排场。起初我不得不出席一次同志宴会,但因为会场只能容纳六百人,而别的人也想见见我,所以在我离开前的那个晚上又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我被迫又在这次会上讲了几句话。[126]我从维也纳经布拉格到柏林;在那里,在我坚决反对拟议中的群众大会以后,只举行了一次同志宴会,有三、四千人出席。[130]所有这些,当然他们都是出于好意,但是完全不合我的口胃;好在这一切都已过去,下一次我要求有个书面协定,保证我不必在大庭广众之前露面,只作为个人因私事出来旅行。各处对我的隆重接待当时使我吃惊,现在仍然吃惊,我甘愿把这种接待让给议会活动家和演说家,这和他们的作用更加适称,和我的活动则未必相称。
在离开十七年之后[123],我发现德国根本变了样子。和过去相比,工业有了巨大发展,大大小小的农业也大有改进,因此我们的运动也进展很快。我们的人现在享有的那点自由,是他们不得不亲自争得的,是在有关的法律已明文宣布之后,不得不专门从警察和地方行政长官那里争取到的。因此在他们的作风中明显地表现出自信和坚强,这是德国资产者从来没有的。在个别问题上,当然也还有不少缺点,比如,党的报刊,特别是在柏林,与党的地位不相适应。但是群众是很出色的,大都胜过领导人,至少是胜过担任领导工作的许多人。有了这些人,什么都能够办得到,他们认为斗争是真正的幸福,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斗争,如果敌人给他们安宁,他们就感到苦恼。可以肯定,他们的大多数如果不是积极欢呼,也将以轻蔑的嘲笑来迎接新的反社会党人法[113],因为那时他们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可做了!
但是除了我们帝国的德国人以外,不应当忘记奥地利人。总的说来,他们不象帝国的德国人那样成熟,但是比较活跃,更象法国人,他们易于被吸引去从事伟大的事业,但也容易去干蠢事。就单个人来说,我喜欢普通的奥地利人胜过普通的帝国德国人,喜欢普通的维也纳工人胜过普通的柏林工人,至于妇女,我对维也纳女工的评价很高。她们真挚坦率,相形之下,柏林妇女的老谋深算令人难以忍受。如果法国先生们再不警惕并很快恢复他们革命首创性的老传统,奥地利人很可能把这种传统从他们手中夺过去,一有机会就首先给运动以推动。
此外,柏林和维也纳象巴黎一样,已成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和它们相比,伦敦和纽约简直是肮脏的尘土窟了,特别是伦敦,我们回来以后简直看不惯了。
法国先生们应当在11月份表明,他们能够干什么。[136]十二个马克思派和四个布朗基派[62],五个阿列曼派[61]和两个布鲁斯派[46]再加上几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和大约二十四个米勒兰派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议院里是一个相当大的班底了,他们应该引起显著的震动,如果他们大家能够采取一致行动的话。但是,会不会这样呢?这十二个马克思派大部分是完全不了解的人物;拉法格不在,不错,还有盖得,他是一位较好的演说家,但更是一个相当轻信的乐观主义者。我急切地等待着进一步的情况。我们的马克思派早在选举之前就同米勒兰一伙达成了某种协定[59];现在,由于在米勒兰的《小法兰西共和国报》的撰稿关系,好象布朗基派,如瓦扬也参加了这一协定。正是现在布朗基派十分坚决地反对同俄国结盟。然而我还没有直接得到当前各党派所采取的立场的情况,也许是因为它们自己还不清楚自己的立场。
愿你和你的夫人健康并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格斯
在苏黎世我见到了德·莱昂和萨尼亚尔。他们没有给我留下特殊印象。
亲爱的左尔格先生:
我又要打扰您了。您能不能寄给我两份《妇女报》?也许您认为替我的女友订一份,直接寄到维也纳更方便?如果这样,用什么方法付钱给美国人最好?我应同谁打交道?
还有,我能不能得到一张印有哥伦布像的三分邮票;如果这不给您添麻烦的话,我就向您提出这个要求。我认识很多集邮的人,他们向我提出许多要求。预先向您致谢并衷心问候您和您的夫人。
您的 路·考·
注释:
[46]布鲁斯派(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33、42、91、116、130、182、245、260页。
[59]1893年2月23日拉法格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在法国工人党与米勒兰和饶勒斯领导的激进社会主义者(激进派左翼,见注17)之间达成了关于在1893年8月至9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进行合作的协议,并告诉恩格斯,他们将在3月5日开始在法国北部各城市进行竞选宣传。——第41、84、117、130、144页。
[61]阿列曼派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由于可能派(见注46)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42、73、113、130、143、182、245、260、296、337、392页。
[62]布朗基派是奥·布朗基的追随者的组织,1881年7月由爱德华·瓦扬建立,取名“中央革命委员会”。——第42、73、86、91、113、116、130、142、182、245、260、296页。
[74]1893年8月1日至9月29日,恩格斯到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做了一次旅行。他访问了科伦,然后同倍倍尔一起经美因兹和斯特拉斯堡赴苏黎世。从苏黎世去格劳宾登州用了几天时间看他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在8月12日返回苏黎世以后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79—480页),并受主席团委托,宣布代表大会闭幕。此后又在瑞士逗留了两个星期,接着取道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9月14日在那里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注126)。从维也纳又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到柏林。恩格斯在柏林从9月16日住到28日。9月22日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做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83—485页)。在此以后,经鹿特丹返回伦敦。——第61、78、92、103、107、108、109、111、115、118、121、123、126、127、128、131、146、151、160、167、172、179、183、220、255、267、440页。
[113]反社会党人法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处于非法地位,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隔两三年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一次。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然而在这以后,在九十年代的前半期,反动集团继续策划实行类似的新法令。——第98、129、209、269、276、279、350、391、403页。
[123]恩格斯在1876年8月初到德国去了一次,当时他是到海得尔堡去处理家庭事务的。——第118、129页。
[126]恩格斯同倍倍尔一起(在苏黎世代表大会以后)从瑞士回去的时候,在维也纳逗留了几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此于1893年9月11日组织了欢迎恩格斯和倍倍尔的晚会,据1893年9月15日的维也纳报纸《工人报》的报道,大约有六百人出席了晚会。但是想向恩格斯致敬的人比这多得多,因此又在9月14日举行了庆祝苏黎世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大会,大约有二千人出席。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维·阿德勒、奥·倍倍尔等人)在这次会上讲了话,最后恩格斯作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81—482页)。——第119、121、129页。
[130]恩格斯从瑞士回去时,在造访维也纳以后来到柏林,1893年9月16日至28日他都在柏林。他在这里,也同在维也纳一样,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在此期间警察当局也密切注视着恩格斯的行踪,保存下来的维也纳警察局和警察局的密探的报告可以证实这一点。恩格斯的演说是在柏林为欢迎他而在1893年9月22日举行的大会上做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483—485页)。参加大会的有四千人。9月26日恩格斯出席了同志宴会,威·李卜克内西在宴会上祝酒,指出了恩格斯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杰出作用。——第121、129页。
[135]指1893年8月12日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见注95)闭幕会上为恩格斯举行的盛大欢迎会。——第128页。
[136]1893年8—9月选出的法国众议院(见注45)将于11月召开会议。——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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