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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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顿—普劳恩 1890年5月9日于伦敦 |
亲爱的倍倍尔：
感谢你的苏黎世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取得了一致的看法[352]。你的证实对我说来特别重要，我们的人在这类问题上往往没有充分的根据就下判断，因此在没有得到权威方面证实以前，我们不愿意以这种没有把握的判断为根据去作进一步推论，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
衷心向你和你的夫人祝贺你们的女儿［注：弗丽达·倍倍尔。——编者注］订婚。这件事以后将导致移居美国，对你们说来当然是很难过的，但是这对我说来却可以带来一个令人惬意的后果：我和你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可以一起乘轮船到美国去一趟。你觉得怎样？我确信，你经过两三天就可以不晕船了，并且完全可能一直不再犯。而作为克服过度疲劳的办法，这种海上旅行是极其宝贵的：我至今仍感受到差不多两年前那次游览的良好影响。此外，察德克说得很肯定，他有防止晕船的可靠药品（安替比林似乎效果很好），而且根据医学资料，在所有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二、三的人不能在两三天内习惯于摇荡。因此请你考虑一下这件事。
如果你觉得我的文章［注：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编者注］逻辑性不强，那末这不是布洛斯的过错，而是我本人的过错。在不到两个印张的篇幅中，叙述这么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是很困难的事，而且我自己也完全清楚，这篇文章中有很多地方前后关联不明确，论证不充分。为了今后作更详尽的修改（这个题目对我们说来具有重大意义），你的批评意见我是极其欢迎的。哪怕是简略地指出，你认为在什么地方以及在哪一方面叙述的思路中断或头绪不清，那也是极其欢迎的。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大概已经从他们在五一前经受的恐惧中恢复过来，以及洗净他们在当时弄脏了的衬衣。《每日新闻》的柏林通讯员是最爱嚷嚷的，他在五一这天抱怨说：工人们把整个世界都愚弄了。而仅仅过了四天他想起：不错，早先工人们曾不止一次地声明，他们希望的不过是举行一次和平示威，但是谁也没有相信他们！
你们把事情安排得不致发生任何冲突，这完全正确。2月20日［注：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日，这次选举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巨大的胜利。——编者注］以后，德国工人再也不需要徒然大肆喧嚷了。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在五一应当表现得比别的国家更节制些，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法国，谁也不会因此责备你们。但是我认为，你们可以从席佩耳派[353]得出一个结论：下一次应考虑到，在新的选举和帝国国会开始活动之间的空位时期里，使国会党团执行委员会或者受委托继续进行工作，或者由新当选的代表直接确定它在空位时期的职权。这样，执行委员会就能有把握地过问一些事情，在必要情况下采取行动，使柏林的先生们不能俨然装扮成重要人物，而他们是很想仿效巴黎的方式，做党的当然领袖的。假定在10月1日以后［注：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编者注］组织还是和现在一样。
这里5月4日的示威真是规模宏大，甚至所有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是在第四号讲坛（一辆大货车）上面，环顾四周只能看到整个人群的五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是在目力所及范围内，只见万头钻动，人山人海。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人，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参加示威的工人。艾威林、拉法格和斯捷普尼亚克都在我的那个讲坛上发表了演说，而我纯粹是一个观众。拉法格以他那种虽然带有很重的法国口音但说得很好的英语和南方人的炽烈风格博得了真正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斯捷普尼亚克也是这样。爱德在杜西那个讲坛上讲话，也非常成功。七个讲坛彼此相隔一百五十公尺，最边上的距离公园［注：海德公园。——编者注］的边沿是一百五十公尺，这么一来，我们的集会（在国际范围内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占了长一千二百余公尺、宽约四、五百公尺的一块地方，而且全都挤满了人。另一面是工联理事会[307]的六个讲坛和社会民主联盟[68]的两个讲坛，但那里的听众不到我们的一半。总而言之，这是这里从未举行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
此外，特别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详细情况你大概已从《人民报》发表的爱德的那篇通讯[354]里看到了。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以为他们在这一天定能从我们手里把公园夺走，但他们被愚弄了。艾威林从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那里得到许可，也让我们在公园里设置七个讲坛，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破例的。不过幸而是托利党人掌权，而且也真把托利党人吓住了：说否则我们的人将夺取别人的讲坛。我们的集会人数最多，组织得最好，并且最热烈。这里的广大群众现在都赞成八小时工作日法律。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艾威林尤其是杜西组织的，从那以后，这里运动的局面就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291]（毫无疑问，它是新工联中最好的一个）切实地支持了他们；没有它是什么也办不到的。现在关键在于保持住组织我们这次集会的那个委员会——由工联、激进俱乐部和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代表组成，——并使这个委员会成为这里运动的核心。[350]今天晚上就将开始进行这件事情。不容置疑的是：工人们、资产者、老朽的工联首领们、许多政治的或社会的派别和小宗派的首领们、以及那些想利用运动从中渔利的沽名钓誉者、钻营家和文学家，现在都确实地知道：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已在5月4日开始了。现在群众终于行动起来了，而经过一些斗争和不大的摇摆之后，他们也定会消除个人沽名钓誉、钻营家的渔利欲望、以及各个派别相互角逐的种种现象，正象以前在德国消除所有这些东西一样，并且也定会给这些东西逐一指明适当的位置。而由于群众运动总是大大地提高国际主义精神，你们不久将可看到，你们已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同盟者。英国人的全部行动、宣传和组织方式，比起法国人，要同我们接近得多。一旦这里的各种事情都走上轨道，一旦消除了那些初期不可避免的内部摩擦，你们就可以很好地和这些人共同前进。如果马克思能够活到这种觉醒的日子，那该有多好，他恰恰在英国这里曾经如此敏锐地注视过这种觉醒的最细致的征兆！最近两个星期以来我所感受到的喜悦是你们无法想象的。真是胜利辉煌。起初是德国的二月，然后是欧洲和美国的五一，最后是这一个四十年以来第一次再度响起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声音的星期天。我昂首走下了那辆旧货车。
向你的夫人和辛格尔问好。
你的 弗·恩·
注释：
[68]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见注69）。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第51、122、154、172、175、194、212、215、221、230、238、241、248、267、281、391、394、399、449、468、483页。
[291]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见注238）。——第315、390、393、400、401页。
[307]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从工联代表大会成立时起（1868年），由改良主义领袖领导的伦敦理事会，已不再起全国中心的作用，虽然它在工联运动中继续占居有影响的地位，向工人阶级传播自由资产阶级影响。——第339、391、394、399、401页。
[350]指由工联、激进俱乐部（见注41）、社会主义俱乐部的代表组成的、为组织伦敦5月4日示威而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在以后几个月里，中央委员会继续进行自己的活动，目的在于组织斗争以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争取实现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建立工人政党。委员会成了1890年7月建立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和国际工人同盟的基础。——第394、400、402、404、407、468页。
[352]1890年4月9日倍倍尔在给恩格斯的复信（恩格斯的信没有保存下来）中，同意恩格斯关于威廉二世的心理状态的意见。——第397页。
[353]1890年3月底，柏林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席佩耳，公布了题为《五月一日应当发生什么事情？》的呼吁书，号召工人在这一天举行总罢工。这一呼吁书反映了“青年派”的立场。“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于1890年最后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派”的思想家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青年派”忽视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性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
党的领导在社会民主党党团1890年4月13日《告德国男女工人书》中，对上述呼吁书作了回答（见注348）。——第398、445、446、450页。
[354]指伯恩施坦在1890年5月6日《柏林人民报》第103号上发表的通讯，注明“5月4日于伦敦”。——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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