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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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6年10月23日星期六于伦敦 |
亲爱的倍倍尔：
刚才——晚上九点半——我收到了登有你们声明[518]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马上给你写信，虽然我寄挂号的话，信可能要到星期一五点半才能发走。但是，星期一我可能又有一大堆校样［注：《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编者注］，需要很快看完。
你们的声明的写法，如果从采取这个步骤的必要性来看，是绝对不会引起任何异议的。至于是否必要，我不能做出绝对的判断，不过即使没有弗莱塔格的意见，我觉得这种必要性也是无可置辩的。你们由于判决而能够体面地采取这个步骤，我认为对整个事业和对报纸本身都是真正的幸运。照我看来，使报纸具有正式的性质，根本就是一个大错误，这一点就是在帝国国会中也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既然已经这样做了，要想加以纠正就很难不被看成是否定自己的报纸和退却。判决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机会来纠正错误，而又不致造成这种印象，而你们正确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李卜克内西把这个看作是退却，其实根本谈不上，现在报纸反映党内群众的看法可以自由得多，考虑右翼先生们的意见可以少得多。
《新时代》杂志还没有收到。[519]我也认为，俾斯麦同俄国人紧密勾结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他由于法国而需要这样做的程度；其主要原因，而且肯定是决定性的原因，除了你所指出的以外，还在于俄国人对他说了下面这句话（他知道这是真的）：“我们需要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取得巨大成就，否则我们这里就要发生革命。”亚历山大三世，甚至俄国外交界不作出牺牲是对付不了他们自己召来的泛斯拉夫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神灵的；否则将军们就会把亚历山大三世杀掉，那时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就会召开国民会议。俾斯麦最害怕的就是俄国革命。随着沙皇制度的垮台，普鲁士的俾斯麦制度也要垮台。因此，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垮台，尽管有奥地利，尽管德国资产者表示愤怒，尽管俾斯麦知道，他就是这样做最终也要动摇自己的制度，因为他的制度的基础是德国对欧洲的霸权，尽管俾斯麦知道，老威廉一死，俄国就会象法国一样摆出一副完全不同的面孔。
最糟糕的是，由于执政者们的卑鄙，谁也说不上，战争爆发时力量会怎样组合——谁同谁联合，谁同谁打仗。这最终将导致革命，那是很清楚的，但是这要作出多少牺牲，造成多么普遍的消耗，经历多少曲折啊！
目前，在春天以前，我们还有时间，在这期间还可能发生许多事情。俄国本来就可能爆炸，老威廉可能要一命呜呼，德国的政策将发生变化，土耳其人（现在，当奥地利从他们手中夺走了波斯尼亚，英国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埃及以后，他们自然会认为这些老盟友纯粹是一些背信弃义的家伙）可能再次脱离俄国的政策路线，如此等等。
你决不会比我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更坏。但问题是，历史条件能否迫使它违背心愿而重新积极行动起来，就象法国资产阶级被迫所做的那样呢？法国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也是够可怜的了，我国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是不管怎样，它必须重新写它自己的历史。我也曾经高兴地读过贝格尔的名言，可是实际上他的名言只是当俾斯麦在世的时候才起作用。至于他们打算完全放弃自己“自由党人的”言词，对此我是毫不怀疑的。不过问题是，当替他们执掌政权的俾斯麦已不在人世的时候，当与他们对立的只是那些愚蠢的土容克地主和冥顽不灵的官僚——这些人在道德上同他们完全是一路货色——的时候，他们能否这样做。不管是爆发战争还是保持和平，但是德国在最近几个月中却丧失了它的霸权，重新沦为俄国的忠顺奴仆。只是由于欧洲主宰的地位满足了沙文主义的欲望，才使这批败类结合在一起。对无产阶级的恐惧无疑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果让这些先生们上台执政，起初他们的表现一定会完全象你所说的那样[520]，但是很快他们就要被迫改变腔调。我还作了进一步的考虑：即使在老头子死去而严禁状态被解除以后执政的仍然是现在的那一伙人，那他们也不得不要么由于新的（不仅是宫廷的）冲突而被迫下台，要么按资产阶级的旨意行事。当然，这种情况不会立即发生，但也等不了很长时间。现时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所笼罩着的那种停滞景象——简直是第二帝国：——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和特殊的情况；大工业不会让自己的规律受工厂主们的怯懦性随便摆布，经济的发展将不断产生新的冲突，并使这些冲突达到顶点，它也不会容忍自己长期受一心向往封建制度的半封建容克地主的支配。
不过，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到春天他们全都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各自武装到了牙齿而彼此对峙着，但谁也不敢发动这场战争，直到有人提出用互相妥协和吞并小国的办法把空气缓和下来，于是大家都争着去分赃了。很可能，俾斯麦现在就在发明这样一种解救办法。
10月25日
你所说的关于李卜克内西几次演说的情况，可能主要是涉及他对《纽约人民报》记者（小库诺）所发表的谈话；但是不能认为，对他的这次谈话的报道是准确的，因为采访记者写出来的东西总是作了歪曲的。他关于文化斗争[464]所说的话，我也认为是完全不对的，不过你知道，李卜克内西容易感情用事，喜欢对听众卖弄聪明（并不总是成功的），并且在他的调色板上总是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但是，一般说来这不致带来很大的害处——这一切在美国早已被遗忘了。好吧，再见，祝你健康，请你设法从狱中通个信息。[490]我并不认为你必须把刑期坐满，在九个月中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
你的 弗·恩·
注释：
[464]“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措施所起的一个广为流行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支持普鲁士天主教地区和德国西南部各邦的地主、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的分立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见注167）。在八十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第462、544页。
[490]1886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奥艾尔、倍倍尔、狄茨、弥勒、乌尔利希、菲勒克、福尔马尔、弗罗梅和海因策耳）被夫赖堡萨克森地方法庭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罪名是加入“秘密会社”（见注357）。倍倍尔的监禁期限是从1886年11月中至1887年8月14日。——第490、497、511、531、534、544、613、672页。
[518]指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不再称为党的正式机关报的声明。从1886年11月5日起，该报纸开始以《讲德语的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这个副标题出版。
这一决定是鉴于帝国法院刑事厅批准了1886年8月4日夫赖堡萨克森法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批领导人的判决（见注490）而通过的。他们被控告的罪名是加入了“秘密会社”，根据之一就是他们与副标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有联系。——第541页。
[519]恩格斯指的是1886年《新时代》杂志第11期，那里刊登了奥·倍倍尔的一篇文章《德国、俄国和东方问题》（《Deutschland．Ruβland und die orientalische Frage》）。
倍倍尔在1886年10月12日的信中认为，俾斯麦竭力与沙皇俄国接近的原因之一是害怕欧洲战争会引起社会动荡。——第542页。
[520]1886年5月20日民族自由党人贝格尔在普鲁士众议院的发言中宣称，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指望在德国建立一个自由党内阁，只要有一个温和保守党政府就行了。倍倍尔在10月12日向恩格斯提起这一发言时写道，如果自由党人上台执政，那末自由党人对现存制度的任何“反对行为”就将结束。——第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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