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三十七卷——81.致卡尔·考茨基 1889年2月20日-品论天涯网

81.

致卡尔·考茨基34j品论天涯网

维也纳
1889年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现在把《新时代》的文章［注：卡·考茨基《一七八九年的阶级对立》。——编者注］寄回，附上一些粗略的评语。主要的缺点是缺乏好材料：被庸人奉若神明的泰恩和托克维尔［注：伊·泰恩《现代法国的起源》；阿·托克维尔《旧制度和革命》。——编者注］在这里是不够的。如果你在这里写这一著作，那末你就会找到完全不同的材料，即比较好的第二手材料和大批第一手材料。此外卡列也夫所写的关于农民的出色著作［注：尼·卡列也夫《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编者注］是用俄文写的。可是，如果你能在那里弄到：
　　莫罗·德·若奈写的《从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这一时期的法国经济社会制度》（1867年巴黎版），那末，读一读这本书对你是会有好处的。
　　第二篇第3页。在这里，没有清楚地阐明君主专制政体作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自然形成的一种妥协是怎样产生的，没有清楚地阐明这种政体因而怎样不得不维护双方的利益，不得不向双方表示好感。在这种情况下，对农民和国库的掠夺，以及通过宫廷、军队、教会和最高行政当局施加间接的政治影响，就由摆脱了政治事务的贵族去干；而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和垄断，以及采用比较有秩序的管理办法和诉讼程序，则由资产阶级去干。如果你从这一点谈起，那末许多东西就会比较清楚、比较容易理解了。
　　同时，在这一篇里也没有提到司法贵族（noblesse　de　robe ［注：长袍贵族。——编者注］）和法学家（la　robe），他们实际上也构成了特权等级，在议会中拥有同王权对立的巨大的权力。他们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以限制王权的那些机关的保卫者的姿态出现，可见，他们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但作为法官，他们就是营私舞弊的体现。（参看博马舍《回忆录》）后来你对这一帮人是谈得不够的。
　　第三篇第49页。参看卡列也夫所写一书的附录中的注释Ⅰ。
　　第50页，“这一种资产者”突然之间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资产者。这一点和你关于资产阶级内部分化所谈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总的说来，你概括得太多了，因而在需要高度相对性的地方，你却往往得出了绝对的结论。
　　第四篇第54页。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应当提到下列事实：这些处于等级制以外的、因而相对地说来是无权的、不受法律保护的平民，怎样只是在革命过程中才逐步地达到你所说的那种“长裤汉主义”（又是一个“主义”！），以及他们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样，你就会克服你在第53页上用关于新生产方式的含糊的语句和神秘的暗示来对付的种种困难。这样，问题就一清二楚了：象往常一样，资产者这一次也胆小如鼠，不敢捍卫本身的利益；从攻破巴士底狱以来，平民曾不得不为资产者完成种种工作；如果平民在7月14日、10月5—6日直到8月10日、9月2日等等不进行干预，旧制度每一次都会战胜资产阶级，同宫廷结成的同盟就会把革命镇压下去；可见，只是这些平民把革命完成了。[142]但是这样做，就不可能不发生下列情况：这些平民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中加进了它原来没有的意义；他们从平等和博爱中得出了极端的结论，这些结论把平等和博爱这类口号的资产阶级意义完全颠倒过来了，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意义达到了极端，正好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而当问题涉及要创立某种直接同这种平民的平等和博爱对立的东西，而且象往常一样——由于历史的嘲弄——平民对革命口号的这种理解变成了实现自己的对立面，即实现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剥削中的博爱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时，平民的平等和博爱就必然只不过是一种梦想。
　　关于新的生产方式，我谈的要少得多。这种生产方式同你所说的那些事实之间总是有很大距离，它这样直接地表现出来，成了一种纯粹的抽象，使问题不是更清楚而是更模糊了。
　　至于谈到恐怖，那末，在它具有意义时，实质上就是战争措施。阶级或唯一能保证革命胜利的阶级的派别集团，通过恐怖不仅保持住政权（在把叛乱镇压下去以后这是起码的），而且保证自己有行动自由，能无拘无束，有可能把力量集中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在边境上。1793年底，边境是相当安全的，1794年又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法国军队几乎到处都向前推进。带有极端倾向的公社[143]就变成了多余的东西；公社的革命宣传不论对罗伯斯比尔或对丹东来说都成了一种障碍，这两个人都要求和平（但他们都按照自己的一套要求和平）。在三种倾向的这一冲突中，罗伯斯比尔获得了胜利，但从那时起，对他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6月26日，在弗略留斯之役[144]中，茹尔丹使整个比利时拜倒在共和国脚下，因而恐怖就失去了立足之地；7月27日，罗伯斯比尔垮了台，开始了资产阶级的狂欢暴饮。
　　“以劳动为基础的公众福利”这一公式过于确定地表现了当时平民的博爱渴望。在公社倾覆以后的长时期中，在巴贝夫使这一点具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以前，没有一个人能说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如果说具有博爱渴望的公社来得太早了，那末巴贝夫就来得太晚了。
　　第100页。乞丐——见卡列也夫所写一书的注释Ⅱ。[145]
　　在关于农民的一篇中，除了极普通的材料以外，其他一切材料都非常缺乏。
　　关于兰克的缺点［注：列·兰克《论近代史的几个时代》。——编者注］是写得很好的。可惜，你没有利用济贝耳所提供的奥地利人的各种不同意见［注：亨·济贝耳《革命时期的历史》。——编者注］，你从那里能弄到不少关于第二次瓜分波兰[146]的材料，等等，因为这些著作是以档案文件为根据的，因此可以无条件地加以利用。

　　至于鲁道夫，那末，这件事情证明，在奥地利，封建主义的淫乱也必定让位给资产阶级的淫乱。在前一种情况下，国王及其亲属对自己臣民的妻子表示尊敬，最仁慈地同她们发生肉欲关系。在后一种情况下，给予宠爱的人不得不在决斗中或者在离婚诉讼中对受宠爱的女方的丈夫或她的兄弟做出回答，等等。
　　衷心问候路易莎以及弗兰克尔、阿德勒等人。巴尔多夫在做些什么事？关于他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情况。
　　海德门企图通过巴克斯诱使爱德同他以及同可能派结成联盟。这个蠢驴以为，我们的情况也和这里的文人集团一样。这种集团出自需要，时而结成联盟，时而又分道扬镳，——这是因为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你是否喜欢《平等报》登载的关于鲁道夫的小说？

你的　弗·恩·34j品论天涯网

　　注释Ⅰ。第四等级。
　　除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等级以外，第四等级的概念也很早就在革命中出现了。杜福尔尼·德·维耳耶所写的《可怜的短工、残废者、乞丐等等这一第四等级的委托书，即不幸者等级的委托书——1789年4月25日》这一著作从一开始就问世了。可是，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把农民理解为第四等级。比如，在努瓦雅克写的《最有力的小册子。三级会议中的农民等级。1789年2月26日》这一著作的第9页上写道：

　　“我们从瑞典宪法中借用了四个等级。”

　　在瓦尔土写的《一个农民就召开三级会议的新办法给自己的神甫的信》1789年萨特卢维耳版的第7页上说：

　　“我曾听到在某一北方国家里……允许农民等级参加州议会。”

　　同时，还可以碰到其他一些关于第四等级的说明：一个小册子把商人理解为第四等级，另一个小册子又把法官等级理解为第四等级，如此等等。
　　卡列也夫《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1879年莫斯科版第327页。
　　注释Ⅱ。乞丐。

　　“奇怪的是：在那些被认为是最富饶的省份里，穷人的数目是最多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这些地区自耕农是很少的。
　　可是，不妨让我们来谈谈数字。在阿尔让特累（布列塔尼），在不以工商业为生的二千三百个居民中，有一半以上只能勉强度日，五百多人穷得简直象乞丐一样。在丹维耳（阿尔土瓦），在一百三十家中间有六十家是穷人。在诺曼底：在圣帕特里斯，在一千五百个居民中有四百人靠布施过日子；在圣罗朗，在五百个居民中有四分之三靠布施过活（根据泰恩的统计材料）。从杜埃司法区的委托书中我们知道，例如在一个有三百三十二户的村子里，有一半是靠救济过日子的（布维尼教区），在另一个村子里，在一百四十三家中间有六十五家是穷人（埃克斯教区）；又在第三个村子里，在四百十三家中间约有一百家是一贫如洗的（兰达教区），如此等等。在韦累的普尤伊管辖区，根据那里的神甫们的委托书中所说的，在十二万居民中约有一半（五万八千八百九十七人）是根本没有办法交纳任何税款的（1787—1860年的议会档案第5卷第467页）。在卡雷区的一些村子里可以看到下列情形：在弗雷罗冈：十户是小康之家，十户是穷人，十户是赤贫户。在莫特雷夫：有四十七户是富裕家庭，七十四户是不大富裕的，六十四户是穷人和短工。在波耳：有二百个农户，其中大部分农户都堪称乞丐窝（国家档案BA第4卷第17页）。在马尔伯夫教区的委托书中抱怨说：在这一教区里，在五百个居民当中约有一百个是乞丐（布瓦万－尚波《关于艾尔省革命的历史记载》1872年版第83页）。哈维耳村的农民们说：由于找不到工作，他们中间有三分之一的人穷得象乞丐一样（国家档案。哈维耳公社居民的诉苦）。
　　城市里的情况并不见得好些。在里昂，在1787年有三万工人是一贫如洗的。在巴黎，在六十五万居民中有十一万八千七百八十四个贫民（泰恩，第1卷第507页）。在勒恩，有三分之一的居民靠布施过活，另外三分之一的居民经常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杜夏特利埃《布列塔尼的农业》1863年巴黎版第178页）。汝拉省的小城隆-勒-索尼埃的居民简直穷得要命，以致当制宪会议[147]确定选举资格时，在该小城的六千五百一十八个居民中只有七百二十八个人能算作积极公民（索米埃《汝拉省的革命历史》1846年巴黎版第33页）。可以理解，在革命时期，靠布施为生的人竟有好几百万。因此，1791年有一个教权主义的小册子这样写道：在法国有六百万贫民，当然这种说法是有些夸大的（《就当前革命和教士财产对贫民的忠告》第15页），可是，1774年这一年的数字（一百二十万贫民）也许并不低于实际数字（杜瓦尔《马尔什的委托书》1873年巴黎版第116页）。”

　　（我曾经认为，有几个实际的例子将会使你感到兴趣的）。
　　卡列也夫，第211—213页。
　　（我的意见写得很简短，请把原因归结为时间不够和页边空白有限。此外，我没有时间把材料加以核对，一切东西都是凭脑子记的，——因此有许多东西就不会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准确。）

　　注释：
　　[142]1789年7月14日是巴黎人民群众攻占巴士底狱和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日子。
　　1789年10月5日和6日人民群众从巴黎向凡尔赛进军，经过与国王近卫军的浴血奋战，迫使国王路易十六返回巴黎，从而挫败了宫廷在凡尔赛策划的反对制宪会议的反革命阴谋。
　　1792年8月10日是法国人民起义推翻君主政体的日子。
　　1792年9月2—5日在巴黎发生了人民的暴动，暴动是由于外国干涉者军队的进攻和内部反革命势力的猖獗而引起的。巴黎群众占领了监狱，组织了审判在押反革命分子的临时人民法庭。许多猖狂的反革命分子被处决。这次赤色恐怖是革命人民的自卫行动。——第146页。
　　[143]指1789—1794年的巴黎公社。公社在形式上只是城市的自治机关，而实际上它从1792年起领导了巴黎群众为实施坚决的革命措施而进行的斗争。公社在推翻君主政体，在确立雅各宾专政、执行限价的政策、通过旨在镇压反革命的嫌疑犯处治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的反革命政变后，公社组织被消灭。——第146、311页。
　　[144]在1794年6月26日弗略留斯（比利时）会战中，法军击溃了科堡公爵的军队。这一胜利使法国革命军队能够开进并占领比利时。——第146、312页。
　　[145]为了对考茨基的文章提出意见，恩格斯专门为他翻译了卡列也夫《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一书中的一些片断；卡列也夫一书中的资料名称用的是简称，恩格斯则写出了它们的全称。——第147页。
　　[146]1793年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第二次瓜分波兰，俄国得到了白俄罗斯部分地区和德涅泊河西岸乌克兰地区，普鲁士得到了格但斯克、托伦以及大波兰区的部分地区。——第147页。
　　[147]制宪会议——1789年7月9日至1791年9月30日的法国制宪会议。——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