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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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 1886年10月9日于伦敦 |
亲爱的爱德：
我带着多少有些奇怪的心情读完了你三页深思熟虑的议论，我所以感到奇怪，是因为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当我终于弄清了问题的实质，了解到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根本用不着说明的你的结婚一事时，我禁不住笑了起来。如果所有无产者都这样瞻前顾后，那末无产阶级就要断子绝孙了，或者只有依靠非婚生子女才能蕃衍后代，而这种方式，作为一种大量现象，我们也许只有在已经不存在任何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谈得上。因此，我衷心祝贺你终于克服了重重疑虑而自由地进行恋爱。你会发现，在困难的时刻，两个人在一起要比一个人好过些；我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有时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体验到了这一点，而且从来没有后悔过。请向你的新娘［注：雷吉娜·沙特奈尔。——编者注］转达我最衷心的问候，并望你拔起双腿赶快跳进新房。
但是，现在已经四点钟了，而信必须在五点半以前发出。因此，现在来谈正题吧。
老贝克尔到这里来过，关于他必须把他的回忆和经历写出来的问题，我们谈得很多。我本人，据他说还有其他一些人，曾不止一次地鼓励他做这件事，但是他怎能做到这一点呢？为了维持生活，他给施奈贝尔格办的维也纳的《通讯》写稿，每星期挣二十五法郎，为此他必须辛辛苦苦地收集材料。这把他的精力和衰弱的视力消耗净尽，使他不能再做任何事情。这就是说，首先应该使他能够生活下去，并能够把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写回忆录。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万-科尔每月给他二十五法郎，还有他的一个朋友每月也给他这样一个数目。共计一年是六百法郎。我答应每个季度一定给他寄五英镑，即一百二十五法郎。总共是一千一百法郎。其余的数目，只要党有力量，我认为，应该由党来负担，而据李卜克内西说，党是有这种力量的。实际上，党甚至有责任用自己的抚恤基金负担这位老战士的全部生活费用。但是，我认为，所差的几百法郎在生活宽裕的党员中间筹集是不难凑齐的，这样，党本身就只起一个定期付出这笔款子的中间人的作用。
回忆录本身对“人民书店”［注：社会民主党在苏黎世的出版社。——编者注］来说会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出版物，对我们党成立前的历史（1827—1860年的革命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来说会是一部新的文献资料；没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能够忽视这部文献的。而且这会是一本——根据几年前发表在《新世界》上的一些片断来看[397]——出色的和生动的真正人民读物。这件事他着手得越快越好，因为他已经是七十七岁的人了，有时他的唠叨劲会超过他分辨重要与不重要的能力——这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趋势。
昨天我写信给奥古斯特［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谈了这件事。我本想先写信给你，听听你们从出版社的角度对这件事的意见。但是，因为他不久就要去坐牢[490]，所以不能错过时机。我自己认为这件事情是十分重要的。由一个三十年代运动的参加者，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持我们观点的参加者来描述这些事件，是绝对必要的，它将使1827—1840年这一整个时期得到新的阐明。如果贝克尔不做这件事，这些岁月所发生的事件就将永远被人遗忘，或者是由敌视我们的人民党[144]的人或其他的庸俗民主派来描述这些事件，而这是不会为我们服务的。现在有一个永远不会再出现的好机会，我认为错过这个机会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我写信给奥古斯特说，关于需要补助多少钱和关于出版条件的细节，最好是（如果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的话）通过你同贝克尔亲自谈妥。在这里我还要指出一点（在给奥古斯特的信中我暂时并不认为有必要提到它），就是这笔钱应当干脆看作是抚恤金，而不是稿费支出。有些“领袖们”可能会要求作为稿费支出，但这是对一位老战士吝啬的表现。因此，我还建议，这项补助尽量通过私人捐助来筹集。这样一来，那种要求便自然不能成立。
如果一切办妥，你要同贝克尔洽谈书的出版问题，那你可以不去考虑他关于书的销售等等、关于计划等等的意见。对于组织销售被查禁的书籍，他还是四十年代的那一套旧观念，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以大生产的方式来办理的。
总之，请你考虑一下这件事，并把意见告诉我。
保加利亚人目前的确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好，如果他们再坚持八天至十天，那末或者是他们取得胜利，或者是俄国人竟敢冒爆发欧洲战争的风险而对他们采取行动。[511]这是由于他们长期受土耳其人的统治造成的，土耳其人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他们氏族机构的残余，而帕沙们的巧取豪夺也只是阻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相反，在八十年前就已摆脱了土耳其人压迫的塞尔维亚人，仰仗奥地利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僚机构和相应的立法，破坏了自己旧的氏族机构，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保加利亚人的欺侮。如果让保加利亚人有六十年的资产阶级发展（这反正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结果）和官僚统治，那末他们也会象现在的塞尔维亚人一样，处于非常可耻的地位。对于保加利亚人，正如对于我们一样，如果他们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一直到欧洲革命爆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氏族机构会成为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很好的出发点，就和现在也正在我们眼前衰亡着的俄国“村社”完全一样。 在目前的局势下，我的看法如下：
（1）只要南方斯拉夫人还反对俄国，就要支持他们；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同欧洲革命运动一致行动。
（2）如果他们起来反对土耳其人，即无论如何要吞并现在仍受土耳其人统治的为数不多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那他们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俄国帮忙，我们就不能同他们走一条路。要做到这一点，除非敢冒爆发欧洲战争的风险，这个代价太大了，所以这些先生们就象亚尔萨斯人和洛林人以及特里延特人等等一样，只好等待时机。此外，对土耳其人发动的每一次新的进攻，在目前情况下，都只会使那些获得胜利的小民族——它们只有依靠俄国人的帮助才能获得胜利——或者立即处于俄国的压迫之下，或者不可避免地彼此厮打起来（请参看巴尔干半岛的语言分布图）。
（3）不过一旦俄国爆发革命，这些先生们就可能为所欲为。但是，那时他们也会看到，他们是对付不了土耳其人的。
邮班快截止了。
你的 弗·恩·
注释：
[144]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两篇文章：1884年3月13日第11号上作为社论刊登的爱·伯恩施坦的文章《纪念三月战斗一周年》（《Zum Gedenktage der Märzkämpfe》）和1884年3月20日第12号上以《论人民党自然历史问题》（《Zur Naturgeschichte der Volkspartei》）为题的社论。
[397]在1876年《新世界》杂志第17、18、19、20、23、24、26、28、29期上刊登了贝克尔的题为《我的生活的片断情景》（《Abgerissene Bilder aus meinem Leben》）的回忆录。——第391、530、533页。
[490]1886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奥艾尔、倍倍尔、狄茨、弥勒、乌尔利希、菲勒克、福尔马尔、弗罗梅和海因策耳）被夫赖堡萨克森地方法庭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罪名是加入“秘密会社”（见注357）。倍倍尔的监禁期限是从1886年11月中至1887年8月14日。——第490、497、511、531、534、544、613、672页。
[511]指保加利亚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是在1886年秋天与沙皇俄国政府的谍报机关相勾结的军事密谋集团推翻亚历山大·巴滕贝克的王位以后发生的。政变后立即成立的亲俄政府只存在了几天就被亲奥地利的摄政政府所代替。想恢复亚历山大·巴滕贝克王位的企图由于遭到俄国的公开反对没有成功。沙皇政府为了恢复自己的影响，并为选择俄国的候选人来占有保加利亚王位打下基础，曾派尼·瓦·考耳巴尔斯将军到索非亚去，结果没有达到上述目的，原因之一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各强国所采取的立场。同年11月考耳巴尔斯被召回，沙皇政府与保加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
恩格斯在《欧洲政局》一文中对这个事件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6—364页和本卷第545—553页）。——第535、550、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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