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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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廷根—苏黎世 1888年1月10日于伦敦 |
亲爱的施留特尔先生：
我不反对爱德重印《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注：弗·恩格斯《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编者注］的结束部分。
《暴力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付印，请您通知我。我正在写这本书的第四章，其中我分析俾斯麦的暴力手段及其取得暂时胜利的原因。现在我正在写，但是我必须赶在付印前校阅一遍并且补充最新的事实。一切就绪后，自然我也很愿意把这一章交给爱德去处理。[17]
最近我将开始整理我的书。可能还找得到一本《神圣家族》，那我就把它交给档案馆[18]。此外，请您继续留心《新莱茵报评论》[19]——单篇的文章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有用处。
布龙歪曲的事情，在《福格特先生》第一百二十四页注释中提到了，——班迪亚冒充在柏林新开业的某一出版商的代表，说那个出版商叫艾森曼或类似的名字，并自愿负责安排这个人刊印稿子[20]。这个稿子是马克思和我写的，原稿在我这里。但是抄件的真正买主是施梯伯，他是够蠢的，他以为普鲁士警察当局在我们原定付印的稿子中会找到秘密的揭露，而不是仅仅对流亡中的大 人物的嘲笑，其实这里当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我们在发表稿子问题上受了骗，但真正受愚弄的是普鲁士警察当局（难怪普鲁士警察当局总是小心翼翼，避免吹嘘这件事），还有科苏特先生，他通过这件事才明白自己究竟包庇了什么人，虽然在当时他还打算支持班迪亚。
对于您的友好的贺年，我诚挚地报以同样的祝愿。
您的 弗·恩·
注释：
[17]指恩格斯没有完成的题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小册子。恩格斯打算把《反杜林论》第二编中的三章编入小册子，这三章所用的统一的标题是《暴力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173—200页）。1887年12月，恩格斯开始写第四章，但是在1888年3月中断了这一工作，后来就没有再进行下去。第四章没有写完的稿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61—533页。——第14、36页。
[18]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是根据188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召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档案馆收藏了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德国历史和国际工人运动文献、工人报刊。档案馆最初设在苏黎世，后来在伦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迁往柏林。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交给了这个档案馆。法西斯分子上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档案运出德国，后来于1935年卖给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第14、21、110、151、266、317页。
[19]施留特尔告诉恩格斯，书商拆开《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把单篇文章作为独立的作品出售。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部头著作是分章节发表于杂志各期的。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konomische 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至1850年11月出版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到11月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大部头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14页。
[20]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1852年6月底，这一著作的稿子委托给表示愿意帮忙的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在德国付印。后来查明，后者是个警探，他把这一著作出卖给了普鲁士警察局。马克思不久便在1853年4月写的、发表于美国报刊的《希尔施的自供》一文中公开揭露了这个曾一度迷惑了他的班迪亚的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这里提到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的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28—629页。布龙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自己把这一著作的稿子出卖给普鲁士警察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93页）。——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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