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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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 1885年7月24日于伦敦 |
亲爱的倍倍尔：
照你说的来推算，26日在苏黎世谅你必能收到这封信。
党内的争吵，据我从这里所能看到的情况来判断，正在发生十分合乎愿望的变化。弗罗梅使劲把朋友拉下水，这只能使我们感到高兴，但幸亏有李卜克内西来解围；李卜克内西通知这里的协会说，他马上到法兰克福去，一切都会妥善处理，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弗罗梅只好飞走。[339]在这整个事件中，李卜克内西扮演的是母鸡孵小鸭的可笑角色：他想培养出“有教养的”社会党人，可是一瞧，从蛋里孵出来的尽是一些庸人和市侩，于是极可爱的母鸡又想说服我们，似乎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的还是小鸡，而不是小鸭。这就毫无办法，只好照顾他的幻想；但是，如果报上的报道可信的话，他在奥芬巴赫做得毕竟有点过分。[340]这全部事情的结果，只能使党意识到：党内存在两派，其中一派给群众指出方向，另一派则给大多数所谓的领袖指出方向，这两派必然会分离得越来越远。这将为行将到来的分裂作好准备，这是很好的事。右翼先生们要再发号施令，就得先好好考虑考虑。
你从考茨基身上发现的正是他的主要弱点。他那种年轻人爱草率下结论的倾向，由于在一些大学尤其是在奥地利的一些大学里受到恶劣的历史讲授法的影响，而更加严重了。那里一直是这样教学生写历史著作的：明知材料不充分，也得把它看作是充分的，因而，写的东西明知不对，也得认为是正确的。这些事情考茨基当然是干得很出色的。其次是他的文人生活方式，就是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因此，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后来，他在人口史方面，接着在关于原始社会婚姻的几篇论文上，一连碰了几次大钉子。[341]那时，我曾经十分善意地向他提出过诚恳的告诫；在这方面，我对他毫不宽容，并且从这个角度对他写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评。但同时我幸而还可以这样来安慰他：我自己在年轻自负的年代也正是这样做的，只是从马克思那里才学会应当如何工作。我的批评已经对他有很大帮助。
柏林报纸［注：《人民报》。——编者注］上的文章肯定是梅林写的，至少我不知道在柏林还有谁能写得这样好。这个人很有才华，并且头脑很灵活，然而却是一个很会算计的家伙，而且按本性来说，是一个叛逆者；一旦他重新回到我们这边来，我希望人们不要忘了这一点。只要时势一变，他肯定会这样做。
瓦尔特夫妇来过这里，并且给我带来了有关党内争论的报纸。星期天他们还要来。
《资本论》第二卷，我一收到就立刻给你寄到德勒斯顿去了。第三卷的手稿，我已经尽可能地口授完了。我稍微休息一下并处理完其他各种紧急工作之后，到秋天就着手定稿。不过现在我已经放心了，因为手稿已经誊写清楚，假如在这段时间我的歌子唱完了的话，那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可以照现在这个样子刊印。在这项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候，我没有片刻安宁过。此外，校订十分重要的那三篇——占全书三分之二，也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但一切都将完成，我预先为该书出版将会引起哄动而高兴。秋天，我们将面临两次和平的革命——法国的和这里的选举。
法国的按名单选举[291]，是由纯粹的共和派发明、由甘必大分子实施的，其目的就是硬要人们选举律师和记者，特别是巴黎人，永远保持他们的统治。这种选举大概会使大批甘必大分子落选，并且几乎肯定（不是马上便是很快）使克列孟梭和激进派[342]执政。这是现有资产阶级政党中最后一个可能的政党。克列孟梭特有的要求就是实行省和市镇的自治，即实行分权管理和废除官僚机构。只要这种改良一开始，对法国来说，那就是一场比1800年以后发生的历次革命还要大的革命。但是激进派在法国执政，首先意味着无产阶级从旧的革命传统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直接的斗争，因此最终将使斗争各方的力量配置完全明朗化。
这里新的选举权[228]将打破政党之间原来的全部对比关系。辉格党和托利党结成同盟[343]，也就是成立一个大的保守党，这个党将依靠至今没有划分为两个阵营的全部地产，并且将包括资产阶级所有的保守成分——银行、金融巨头、商业以及部分工业家；另一方面是激进资产阶级，也就是大工业家的主要部分、小资产阶级，以及暂时还跟在别人后面、正在重新觉醒参加政治生活的无产阶级，——这就是英国自1689年以来还没有过的革命起点。
补充一句，老威廉已经奄奄一息。情况极好。你就看吧！
你的 弗·恩格斯
注释：
[228]1884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小农场主和部分农业工人也得到了选举权；1885年11—12月，根据新选举法进行第一次选举。——第215、292、345页。
[291]根据从1879年起执政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或“甘必大派”，因该派第一个首领是甘必大而得名）的创议，1885年6月在法国实施按各省名单选举的制度（以代替“小区”选举制，当时每一个选区选一名议员参加众议院）。根据这个到1889年一直有效的制度，把小选区归并为较大的选区，每个选区相当于一个省。在这个选区内，选举人按照包括各党候选人在内的名单投票，但又必须按照与该省应有议席（每七万居民有一名议员）相符的候选人总数进行投票。在第一次选举中，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票才能当选；在第二次选举中，只要获得相对多数就能当选。——第291、341、344、348、354、516、540页。
[339]鉴于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多数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之间发生冲突，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18）建议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在1885年7月10日给该协会的信中表示反对这个建议。他断言，意见分歧，特别是法兰克福组织和弗罗梅之间的意见分歧（见注332），在他的调解下即将顺利解决，他还强调这些分歧并不是原则性的分歧。——第343页。
[340]李卜克内西在1885年7月14日社会民主党的奥芬巴赫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一批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人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封信（见注332）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这个讲话引起了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不满，于是李卜克内西在8月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2号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的批评仅仅是针对该信的语气，并说他高度评价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人反对非常法的斗争。——第343页。
[341]看来恩格斯指的是1880年在维也纳出版的考茨基的《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Der Einfluβ der Volksvermehrung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Wien，1880），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过该书的马尔萨斯错误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44—146页）；恩格斯这里指的还有考茨基的一组关于原始社会婚姻的文章，这些文章以《婚姻和家庭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r Ehe und Familie》）为总标题，发表于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宇宙》杂志1882—1883年第6年卷（《Kosmos》，Jg．Ⅵ，Stuttgart，1882—1883），恩格斯在好几封信里批评了这些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432—433、447—450页和本卷第61页）。——第343页。
[342]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343]恩格斯指的是自由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见注328）以及自由党的一派——辉格党——准备和保守党靠拢。1886年，反对给予爱尔兰自治的这一派脱离了自由党，组成了自己的以约·张伯伦为首的自由党人合并派。在许多问题上自由党人合并派都支持保守党。——第345、418、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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