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7年9月2日于曼彻斯特 |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英镑银行券一张。皇家学会的一份《会刊》你一定是收到了。你能不能把曾经答应给我的7、8月份的《自由新闻》寄给我?
在巴黎,处境看来非常困难;日拉丹开始的关于1829年和1847年的回忆[338],每天都出现在所有的报纸上,而从充满退位情绪的利尔演说中似乎可以看出,正当现在他[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需要的时候,在南德意志和奥地利,显然仅仅由于后者的危急形势,却不能有任何作为。“由此还可以看出”:只有“软弱的政府”才惯于借助外部冲突来摆脱内部的困难。[339]最后,这样一再提到“我的儿子”[注:欧仁·波拿巴。——编者注],看来也并不表示特别相信由婚姻证明的“父亲”的寿命长久。加紧搞第二卷[156]吧,很快就会发生事情的。
根据我星期六看到的加利福尼亚报纸来判断,八小时工作日运动似乎在那里的建筑工人中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对抗这个运动,老板们成立了维护十小时工作日的协会并且大喊大叫。由于八小时工作日事件,取消了一百五十万美元的合同。[340]
龚佩尔特已经回来了,他说在库尔黑森对普鲁士人的憎恨象在汉诺威一样强烈,虽然表现得不是那样明显。据他说,只要军队一撤,所有的“普鲁士人”都会被打死。别的不说,普鲁士人在加塞尔就没收了由军官的强制捐款所构成的军官寡妇基金和抚恤金基金。而汉诺威的情况他比我看得还要严重。
库格曼也打算作为观察员出席洛桑代表大会[336];把这一点通知埃卡留斯,也许是好的。他大概会在法兰克福自然科学家代表大会上遇见昨天启程(取道格里姆斯比)的肖莱马。穆尔大约三个星期后将去绍林吉亚,他在那里要学习六个星期德语;我打发他到那里是为了不让他走英国旅行者的路线。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注释:
[156]马克思在结束了自己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整理工作以后,就着手准备《资本论》第一册的出版工作。1863年8月他开始誊写和从词句上对这份手稿的一部分进行加工,后来恩格斯把这部分叫做“这一册的现有文稿中最早的文稿”(见《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然而在进行这一工作时,马克思决定也把《资本论》其余三册写完,哪怕只写个草稿。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完成《资本论》第三册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四册即最后一册的初稿,马克思已经写好;他把1861—1863年的大部分经济学手稿编成《剩余价值理论》。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对这部分手稿在准备出版时重新加工。
后来,马克思在加工完《资本论》第一、二册和第三册以后,又回到第一册来。按照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先出版第一册。为了出版《资本论》第一册,1866年整整一年马克思都在为它润色,而在1867年3月27日完成;这实质上是对这一册的过去的文稿进行新的、仔细的加工。第一册的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9月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根据同出版商迈斯纳商定的出版计划,第二册和第三册应当以《资本论》第二卷的形式出版,而第四册《经济学说史》则以《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的形式出版(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能够完成付印《资本论》最后几册的准备工作。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整理了并以《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恩格斯还打算整理并以《资本论》第四卷的形式出版上述第四册的手稿,但是他在世时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第135、300、318、328、329、331、341、361、523、536、544、545、562页。
[336]国际的洛桑代表大会是在1867年9月2—8日举行的。马克思因忙于校阅《资本论》第一卷的清样,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614—634页),以及各个地方的报告,这些报告证明国际的组织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巩固起来。蒲鲁东主义者不顾总委员会的反对强使代表大会接受了他们的议程:再次讨论了合作问题、妇女劳动问题、教育问题以及许多枝节问题,这些问题转移了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使它不能专心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真正迫切的问题。蒲鲁东主义者得以通过几项自己的决议案。然而他们未能夺取国际的领导。代表大会重新选出原先的委员组成总委员会,并决定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仍设在伦敦。——第339、342、351、544页。
[338]可能指日拉丹在从1866年起属于他的《自由报》上发表的言论,其中指出了法国当时的情况与革命前的1829年和1847年的相似之处。——第341页。
[339]1867年8月27日,拿破仑第三在为庆祝弗兰德并入法国的周年纪念日而旅行该地期间在利尔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相当悲观地描述了国内的对外政策方面的情况以及对第二帝国的未来的展望,指出在法国地平线上出现了“黑点”。——第341页。
[340]在美国,内战结束后,争取通过立法手续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加强了。全国成立了许多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联盟,仅在加利福尼亚一州就有五十多个联盟。全国劳工同盟参加了这一运动,它在1866年8月巴尔的摩全国代表大会(见注494)上宣布,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把劳动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认为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把它列入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并且在给总委员会的代表的《指示》中指出,必须使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5—216页)。马克思提出的这一条被通过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
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遭到美国资本家的强烈反对,但是美国国会慑于群众运动,于1868年6月25日通过了在所有国家企业和联邦机构的工人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第341、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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