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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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 1866年4月2日于马尔吉特兰塞尔街5号 |
亲爱的弗雷德：
首先要告诉你，十英镑已收到，谢谢。
当我不在时，《共和国》更换了布景，或者更正确地说，更换了理事会；这将在下星期生效。奥哲尔任编辑；福克斯任副编辑；“劳动之子”［注：埃卡留斯的笔名。——编者注］应邀每周供给一篇稿子，稿酬十先令；克里默被排除了，他还辞去了国际协会总书记的职务。总的说来，我丝毫不反对这次更换。埃卡留斯未必能够（或者，他至少不应当）设想，当报纸赢得地位时，人们还会给他保留名义上的领导权。我警告过他，但是没有效果。从我这方面来说，向他的坚决要求让步，并在一封信中提议他担任他现在辞去的职务，是一个“政策上的”错误。要不是我有病，他不可能从我这里达到这一点。我早已知道，事情将落到我的肩上。当然，对我们来说，避免个人意图的一切表露或滥用个人影响以达到秘密的目的以及同英国人取得很好的谅解，要比满足埃卡留斯多少合法的野心更为重要。
象埃卡留斯这样枯燥的人也具有某种枯燥的利己主义，而这种利己主义很容易把他们引上歧途。当改革同盟决定在圣马丁堂举行大会时，同盟理事会委派他为演讲人之一。波特尔集团中的人反对他，说他是外国人。我直截了当地警告过他，劝他不要接受“委派”。但是他相信能克服一切障碍，以在首都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沾沾自喜。结果完全失败了。这个可怜的人自然渡过了一段充满失望的生活，而英国人主动提出让他担任象“国际”副主席之类的荣誉职位，又使他头脑昏昏然了，以至于相信现在一下子就可以把他过去的一切都捞回来。如果他听我的话，慢点行动，谨慎从事，一切都会很顺利。如果说我不顾他的无纪律和任性行为，甚至为了他而自己卷入这一龌龊的事情中，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始终同我们一起工作而从来没有得到果实。但是谁被这种考虑束缚住，谁就总要犯错误。
至于报纸［注：《共和国》。——编者注］本身，危险在于——由于缺乏资金——《非国教徒》集团的日益加强的侵袭和优势［注：见本卷第177页。——编者注］。
一切英国运动的可诅咒的传统性又在选举改革运动中表现出来了。几星期前人民党以极大的愤怒加以否决的——他们甚至否决了布莱特关于赋予房客以选举权的极端要求——那个“局部让步”，现在被看成是体面的斗争成果。为什么？因为托利党人正在喊救命。[218]这些家伙缺乏老宪章派的热情。
你对普奥纠纷[219]有什么看法？我不看任何一家大陆报纸，但是我明白，普鲁士人的后台是俄国，知道这一点的奥地利人不得不以法国的帮助来自慰。这些国君的绝妙玩艺！非此即彼，这就是德国庸人一次又一次地经常驱使我们去做的永久的抉择。对波拿巴来说，德国真正的内战确实是上帝的赐予。
当然，也可能有朝一日事情完全以可尊敬的俾斯麦的辞职而结束。但是从攻占杜佩尔[20]时起，“征服者威廉”［注：威廉一世（讽刺地将他比做1066年征服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编者注］一直相信自己的“英勇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而在内部冲突中第二个奥里缪茨［注：捷克称作：奥洛摩茨。——编者注］甚至对他来说也必定是冒险[220]。
几天来这里的天气一直很坏，好象是专门为来这里过复活节的伦敦人准备的。砒剂要服多久？
向白恩士夫人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卡·马·
我的朋友考布从巴黎给我来信说，一个叫勒布尔的先生发明了一种把水分解为氢和氧的方法；用这种方法，熔铁所需的费用一天只要花两苏［注：法国旧辅币名，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译者注］。但他目前还保守秘密，因为过去他的一项发明曾被盗窃并在伦敦取得了专利权。只要活着总会看见。你知道，我们两人是怎样地经常幻想有一种从水中取火的廉价方法。
注释：
[20]“内部的杜佩尔”（《Düppel im Innern》）一词最早是俾斯麦的机关报《北德总汇报》在1864年9月30日的一篇政治评论中用来表示“内部敌人”的用语，后来被广泛引用。
杜佩尔（丹麦称做：杜贝尔）是在什列斯维希的丹麦堡垒，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作战（见注3）期间，于1864年4月18日被普鲁士军队攻陷。——第18、200、202、462、518页。
[218]在改革同盟1866年2月28日至3月1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各种为改革英国选举法而斗争的组织的代表（其中包括由福克斯、卡特、荣克、列斯纳等人组成的总委员会的大代表团）主张给予英国所有男性成年居民以选举权。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工联活动家，这些工联活动家与改革同盟和总委员会的政策背道而驰，在选举改革运动中搞分裂。他们声称，作为最近的目标，只要赋予房客选举权就行了。
1866年3月12日，罗素—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向下院提出选举法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利用了1860年被否决的罗素改革法案的基本原则，规定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即在郡里降到十英镑，在城市里降到七英镑。这个法案的通过意味着使生活最有保障的工人成为选民以增加选民的人数。
改革同盟理事会在资产阶级激进派和主张妥协的工联领袖的影响下，在1866年3月16日和20日的理事会会议上正式支持格莱斯顿的这个曾经引起托利党人和部分自由党人强烈反对的极端温和的法案。——第199、204、526页。
[219]指1866年春天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冲突由于普鲁士有破坏关于共管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协定的危险而尖锐化。奥地利向普鲁士发出周知照会，然后在1866年3月16日请求德意志联邦（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的成员即一些德意志邦充当普奥冲突的调停人或给予军事援助去反对普鲁士。普鲁士则蛊惑人心地指责奥地利备战，力图预先得到德意志联邦各邦的支持。1866年3月24日，普鲁士政府向德意志各邦发出周知照会，建议对德意志联邦的政治和军事机构进行改革。——第199、203、205、206页。
[220]1850年11月29日，普鲁士首相冯·曼托伊费尔和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公爵在奥里缪茨（奥洛摩茨）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普鲁士在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被迫向奥地利让步，放弃了自己干预镇压库尔黑森起义的野心。——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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