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三十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6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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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来信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只和很少数的人交朋友，然而我却很珍视友谊。1844年成为我的朋友的人直到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至于你信中正式谈到的事情本身，那是出于严重的误会。因此我要作如下的说明：
　　1．艾希霍夫—施梯伯案件。[29]
　　我给了尤赫一份“材料”（同时我还向他声明，由于下面两个原因，他和艾希霍夫都不能得到我的支持：第一，由于他们在《海尔曼》上谈论科伦案件的那种方式；第二，因为我确信，艾希霍夫不过是前任警务顾问敦克尔手中的工具，后者企图对施梯伯进行报复，完全象以前维多克在巴黎对日斯凯进行报复一样；但是，仅仅为了替我死去的朋友丹尼尔斯医生报仇，我也要尽一切可能来协助打垮和惩罚施梯伯）。这份“材料”的内容如下：
　　我给了尤赫一本《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请注意，这是我先在瑞士，后来又在波士顿出版的著作，并且被福格特当作众所周知的书籍引用过，所以绝对不是“秘密材料”。
　　我向尤赫说，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包括在这本书里了。
　　最后，我向他指出，列伐尔特（艾希霍夫的辩护人）应当要求被拘禁在汉堡的希尔施出庭作证。这一点做到了。希尔施现在已经宣誓供认，“记录本”是普鲁士伪造的，其他一切从法律上看都是违法的。
　　这样，在这一案件中根据我的“材料”所要作的“揭露”，会给过去的“同盟”盟员连犯罪的迹象都洗刷掉，并且还会“揭露”普鲁士的警察制度，这种制度由于“科伦案件”和科伦陪审员的可耻怯懦而确立下来之后，现在在普鲁士已经发展成为连资产者本身和奥尔斯瓦特内阁都终于感到难以忍受的一种统治力量了。事情就是这样。
　　此外，我非常惊异你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我在某些方面能替警察效劳。请你回想一下你所知道的科伦来信（1849—1850年），这些信直接责备我不该使同盟的宣传活动停顿下来（我当时这样做，是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的，绝不是出于个人考虑）。
　　2．我对《国民报》的诉讼。
　　我首先要指出，在“同盟”根据我的提议于1852年11月解散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加入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因而这个寿命短促的党对我来说，不存在已经有八年了。在我的著作［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出版以后（从1859年秋天起）我曾向某些先进工人，其中也包括以前的同盟盟员，讲授政治经济学，但这种讲演与不公开的团体毫无共同之处，它与这种团体的关系，比方说，甚至比格尔斯滕堡先生在席勒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还要更少。
　　你会记得，我曾经从设有许多支部的纽约共产主义者协会[451]的领导者（其中有住在纽约交易所广场44号通用银行的经理阿尔勃莱希特·康普）那里接到了一封经你手转交的信，这封信实质上是请求我改组旧的同盟。过了整整一年我才写了回信，当时我说，从1852年起我和任何组织都再也没有联系，而且我深信，我的理论工作比参加大陆上已经过了时的组织对工人阶级更有好处。此后，伦敦谢尔策尔先生的《新时代》曾不止一次地激烈攻击我的这种“无所作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攻击什么人是显而易见的。
　　当勒维（第一次）从杜塞尔多夫到这里来的时候（那时他也常去拜访你），他甚至想以在伊塞隆、佐林根等地发动工厂工人起义的诺言来引诱我。我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无益而又危险的愚蠢想法。另外，我还向他声明，我再也不属于任何“同盟”，而且无论如何我不能加入这类组织，至少因为这类联系会给我们在德国的人带来危险。勒维回到杜塞尔多夫，正如不久以后有人写信告诉我的，他对你赞扬备至，而对我的“空谈主义的”冷漠态度则尽量揭露。[452]
　　可见，从1852年以来，关于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党”，我是一无所知的。如果你是一个诗人，那末我就是一个批评家，的确，对我来说，1849—1852年的经验已经够了。“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453]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
　　在柏林我需要证明两件事情（有关这个旧的并且已经过了时的同盟的历史）：
　　第一件是从1852年起就不存在以我为成员的这类团体；
　　另一件是福格特先生是一个最无耻的诽谤者，因为他对存在到1852年11月的共产主义者协会进行的诽谤超过了捷列林格。
　　就后者而言，你当然是一个见证人，而且你给卢格的信（1851年夏天写的）还可以证明：在这里所谈的那个时期里，你把这类攻击也看作是对你个人的攻击。
　　发表在《晨报》、《旁观者》、《观察家》、《先驱》、《人民报》上的那个声明［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你也签了名。科伦案件的卷宗里有这个声明的一个副本。
　　此外，当我在我的《揭露》（波士顿版第47页）中重新提到这一点[454]的时候，你也丝毫没有表示反对。
　　你的名字还作为收款人出现在我们印发的为被判罪者募捐的呼吁书中。[455]
　　其实，也无需再提起这件事情了。
　　但是，让我的柏林律师［注：：法律顾问维贝尔。——编者注］手里有我给恩格斯的下面这封信，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个司法文件，因为它是不装信封寄出的，而且上面盖有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的邮戳。
　　在这样的文件里我当然不能删掉任何一个名字。这是我用你的名字来证实一个事实即同盟解散的事实的唯一的一次，因为你的名字偶然出现在我于1852年写的一封信中。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损害你声誉的地方。
　　有一封你在1851年写的信，我打算收在案件结束以后出版的小册子［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里。信中绝对没有在法律上可能危害于你的东西。但是，由于这还要拖延好多星期，这件事情我以后再和你面谈。
　　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
　　“党的会议、决议和行动”在1852年以后已属于幻想世界，这不用我证实你也会知道，而且根据你给我的许多信件来判断，看来你是知道的。
　　我和大洋彼岸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志在1852年以后还继续了一段必要的时间即继续到1853年年底的唯一的活动，就是对民主派流亡者的骗局和革命儿戏进行了正如1851年路德维希·西蒙先生在《论坛报》上所说的那种“轻蔑嘲笑的做法”[457]。你抨击金克尔的诗［注：：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以及你在这一期间同我的通信都证明你和我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这与当前的案件毫无关系。
　　捷列林格、班迪亚、弗略里等人从来没有加入过“同盟”。在风暴中扬起一些尘土，在革命时代闻不到玫瑰油的香气，时而有人甚至被溅一身脏东西，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个官方世界如何拚命地反对我们：为了要毁灭我们，他们对刑法典不是稍稍触犯一下，而是通通彻底违犯了；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愚蠢的民主派”不会原谅我们的党比他们自己具有更高的才智和风格而进行恶毒的诽谤；如果我们熟悉同一时期的其他一切政党的历史；最后，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究竟能够提出什么事实（不是福格特或捷列林格这样的人所提出的在法庭上可以驳倒的无耻诬蔑）来反对整个党，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党在这个十九世纪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或事务关系中，难道能够避免肮脏龌龊的事情吗？那里正好是藏垢纳污的自然场所。例如罗·卡登爵士（见议会关于贿选的兰皮书）[458]；又如克拉普卡先生，关于他的为人我已得到最确凿的材料，克拉普卡一点也不比“班迪亚”好，也许比他还更坏。尽管班迪亚在切尔克西亚留下了英雄业迹，尽管我公开地揭露了他［注：：卡·马克思《切尔克西亚的叛徒》。《历史上有趣的一页》。《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编者注］，可是直到现在克拉普卡和科苏特仍然在君士坦丁堡庇护着他，只是因为他深知他们的底细。从个人方面来说，班迪亚比克拉普卡要体面一些。他养了一个姘妇，而克拉普卡却长年靠姘妇生活，等等。愿贝塔的纯洁能抵当捷列林格的卑污，甚至赖夫的放荡也能与保拉的贞节相当，不过保拉无论如何不是党员，而且也没有冒充党员。
　　有支付能力的（这也象每次商业危机所证明的那样，必须作一些极为含糊的保留）道德所表现的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在我看来，丝毫也不高于不可敬的卑鄙，而后者不论是最初的基督教团体或者是雅各宾俱乐部和我们过去的“同盟”，都没有完全避免掉。只是在资产阶级的相互交往中人们才习惯于失去这种对可敬的卑鄙或卑鄙的可敬的感觉。
　　3．福格特—布林德的特殊事件。
　　在费格勒和维耶提出affidavits ［注：：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大家知道，提出假的affi-davits是要受到流放惩罚的）以后，在由于有了这些证词布林德不得不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作了声明，沙伊伯勒医生也不得不发表声明（在2月15日《每日电讯》上）以后[459]，事件就昭然若揭了，因而你就这个问题提供证词现在已完全成为多余的了。在布林德的事件中，我感到麻烦的只是材料太多。
　　我就这一事件去找过厄内斯特·琼斯，由于他对布莱特、吉耳平等人的愚蠢态度，我已有两年没有同他见面了，现在他已公开放弃这种态度。[460]我去找他，首先是因为他象其他许多人（其中有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一样，2月6日的《电讯》一出版，就主动地向我表示他对福格特的卑劣行径感到极大的愤慨[461]，因为福格特竟无耻地断言，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目的（并且在1849—1852年在这方面进行了活动）是以告密相威胁，向住在德国的被败坏了名誉的人勒索金钱；福格特还根据我和冯·威斯特华伦的“姻亲关系”得出了我同《新普鲁士报》有“联系”的结论，等等（由于我的妻子的缘故，我对琼斯的这种表示感到很高兴，因为不能要求夫人们对政治上不愉快的事情无动于衷，同时也因为她们通常正是根据患难来衡量友谊的真假程度的）；其次是因为我不愿意为了在法律上对布林德极不愉快的事件去找真正的英国律师——不是为布林德本人，而是为他的妻子和孩子着想。出于同样的考虑，我没有把英文通告信［注：：卡·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编者注］寄给《晨报》，而且除了《电讯》以外，也没有寄给任何一家英国报纸。
　　琼斯对我说了下面一段话：
　　“你可以——我将亲自陪你出庭——根据维耶的，affidavit争取立即下令以秘密勾结的罪名逮捕布林德。可是，你要注意，这是刑事追究，一开了头，你就无法再把它撤回。”
　　当时我问琼斯（他能向你证实这一切；他的地址是：西区肯辛顿剑桥广场5号）：他能否对布林德提出警告，从而迫使他说出他所知道的有关福格特的一切，迫使他承认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所提出的证词是假的。
　　琼斯回答说：
　　“秘密勾结的案子，因为属于刑事犯罪性质，律师想要促使撤回诉讼或者和平了结的任何企图，都要担负刑事责任。”
　　琼斯在《电讯》的案件中将作为我的律师出庭。
　　听了琼斯的话以后，我感到很为难，因为，一方面，为了我的家庭，我应该迫使《电讯》辟谣，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愿采取在法律上会损害布林德家庭的任何步骤。我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把两个affidavits的抄本连同一封信寄给布林德的朋友路易·勃朗，在这封信中我写了如下一段话：
　　“如果我将被迫对布林德提起刑事追究，我将感到很遗憾，但不是为了完全罪有应得的布林德先生本人，而是为了他的家庭。”
　　我的这个步骤引出了沙伊伯勒（可怜的人！）的一篇声明，正象我的铅印通告信（一印出来，我就马上寄给了布林德）引起了同一天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他反对福格特的声明一样。布林德尽管具有巴登人的小聪明，但是他忘记了他是在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这个人在事情关系到个人的荣誉或者他的党的荣誉时，是毫不留情的。
　　现在情况是这样：对《每日电讯》已经提起诉讼，但是我的律师将把它拖到对《国民报》的诉讼结束以后。如果沙伊伯勒把他所知道的关于福格特的一切坦率地告诉我（沙伊伯勒当然是布林德手中的驯服工具），那末在2月15日的《电讯》上发表他的声明以后，我就根本用不着把这些affidavits转交给伦敦法院了。而在柏林，这对布林德不可能有任何司法上的后果，要避免这样做自然是不可能的。沙伊伯勒是不是“传单”［注：：传单《警告》。——编者注］的真正的（文字上的）作者，这并不能改变根据affidavits所确定的下列事实：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所提出的证词［注：：见本卷第456页。——编者注］是假的，它们是通过秘密勾结弄到的，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里印的，是布林德亲笔写的，并且是他交给霍林格尔印刷的。
　　所有这些事情当然都使人厌恶，但是并不比1851年以来欧洲的全部历史，包括它在外交、军事、文学和信贷方面的全部发展在内，更使人厌恶。
　　“不管这一切”［注：：这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一句，该诗是用罗伯特·彭斯的曲调写成的。——编者注］，对我们来说，“受庸人攻击”这一口号始终要比“让庸人踩在脚下”这一口号更好一些。
　　我已公开向你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你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此外，我还曾尽力消除这样一种误会，以为我所说的“党”就是指八年前便已解散的“同盟”，或是十二年前便已不复存在的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编辑部。我所理解的党，是指按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

你的忠实的朋友　卡·马克思BsJ品论天涯网

　　又及：我刚才接到妻子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最好你在星期六（后天）（不是星期五，因为我还要算上星期二寄出的那篇文章）在《论坛报》账上付给我十六英镑。我的“全权代表”［注：：看来是指海伦·德穆特。——编者注］将同平常一样前来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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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9]1859年底德国社会党人艾希霍夫，由于在《海尔曼》周报刊登了反对普鲁士警察制度的文章，被普鲁士当局交法庭审讯。这些文章揭露了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施梯伯在普鲁士政府于1852年策划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挑衅性科伦案件当中所起的作用，施梯伯在策划这个案件时利用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所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假“记录本”。1860年5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的徒刑。
　　1859年12月马克思会见了尤赫，因为他为了替艾希霍夫辩护需要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情况，希望马克思协助。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1859年1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504页，以及本卷第479、480页）。——第18、23、449、471、479、534页。
　　[451]指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该组织是根据德国革命流亡者弗·康姆和阿·康普的倡议于1857年成立的。马克思的战友约·魏德迈、弗·阿·左尔格、海·迈耶尔、奥·福格特在它的活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第480页。
　　[452]马克思指的是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来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者古斯达夫·勒维于1853年12月下半月第一次来伦敦。勒维是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托来见马克思的。勒维在拜访马克思时，曾试图说服马克思，要他相信在德国必须举行起义，并且莱茵省的工厂工人对此已有准备。但是马克思向勒维证明，起义以及勒维所建议的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都还不是时候。
　　马克思之所以持这种立场，是因为当时残酷的反动的政治势力统治着德国，在法国和英国还没有革命的高潮，经济情况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此根本谈不上在德国举行成功的起义。——第481页。
　　[453]四季社（Société　des　Saisons）是在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下于1837—1839年在巴黎进行活动的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密谋性组织。——第481页。
　　[454]马克思指他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该著作于1853年1月在巴塞尔出版（3月间几乎全部被警察没收），后来，同年在波士顿出版。此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04—505页。——第482页。
　　[455]指马克思以科伦共产党人被判罪者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写的致在美国的德国工人关于救济科伦被判罪者的呼吁书。马克思把呼吁书寄给克路斯，让他在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发表。1853年1月呼吁书发表在《加利福尼亚州报》（《California　Staats-Zeitung》）和《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42—646页）。——第482页。
　　[456]该信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197—198页。——第483页。
　　[457]魏德迈在1852年2月6日写信告诉马克思，说德纳打算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路·西蒙的一篇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从魏德迈1852年3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判断，该文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马克思显然是指这篇文章。——第483页。
　　[458]《一八五四年防止贿选法施行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证词、附件和索引》1860年伦敦版（《Report　of　Committee　on　the　Operation　and　Effects　of　the　Corrupt　Practices　Prevention　Act　1854．Evidence，Appendix　and　Index》．London，1860）。并见马克思《英国的贿选活动》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86—591页）。
　　关于蓝皮书，见注71。——第484页。
　　[459]关于费格勒的声明，见注56。维耶的声明，见本卷第36—37、436—437页。
　　关于布林德的声明《反对卡尔·福格特》，见注426。
　　关于沙伊伯勒的声明，见注62。——第485页。
　　[460]指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对资产阶级激进派采取的妥协立场。1857年4月琼斯建议召开代表会议，让布莱特、吉耳平等这样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同宪章派组织的代表一道出席。1857年琼斯鼓吹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共同争取选举改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的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定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放弃了人民宪章中的若干条款，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作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琼斯只保留了其中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琼斯的这种背离革命立场的做法，引起了宪章派普通成员的不满，他们相当大一部分人起来反对自己领导人的妥协政策。宪章派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合会议于1858年2月8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政治动摇的表现，是滚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所以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于1860年在琼斯重新开始以革命无产阶级精神出现以后，才得以恢复。——第485页。
　　[461]琼斯1860年2月11日给马克思写的这封信，在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被引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8页）。——第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