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十七卷——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1842年7月9日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QV5品论天涯网

亲爱的朋友：
　　如果环境不能为我辩护，我也就不打算辩解什么了。我认为参加《轶文集》的工作是我的光荣，这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因为一些不愉快的身外琐事，才使我未能把文章寄出。
　　从4月以来直到今天，我总计起来大约最多只工作了四个星期，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利尔呆了六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极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了。我的家庭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坏。我决不是要用谈论这些私人生活中的琐事来麻烦您；社会的肮脏事使一个坚强的人不可能为私
　　事而烦恼，这是真正的幸事。在这段时间里，我曾给《莱茵报》写稿，我早就应该把我的文章等等寄给它了。这些插曲，要不是我打算在最近一两天把我的文章写完，本来会早就告诉您的。再过几天我要去波恩，在给《轶文集》写的文章结束以前，我什么也不做。不言而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已不能象题材所要求的那样，特别把《论艺术和宗教》一文仔细加工了。
　　不过，您不要以为，我们在莱茵省是生活在一个政治的埃尔多拉多［注：西班牙的南美殖民者虚构出来的幻想中的黄金国家或黄金城市。——译者注］里。要把《莱茵报》这样的报纸办下去，需要最坚强的毅力。我的关于省议会的第二篇论文，即关于教会纠纷问题的论文被检查官抽掉了。[322]我在这篇论文中指出了国家的拥护者怎样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而教会的拥护者又怎样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由于愚蠢的科伦天主教徒中了圈套，而维护大主教的言论又能招引订户，因此发生这件事对《莱茵报》来说就更为不利。同时您也难以想象，这些暴虐的家伙是何等的卑劣，他们在对付正统的糊涂虫时又是何等的愚蠢。可是事情却顺利地这样结束了：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吻教皇的鞋子，而我们的执政的奴才们则走在大街上，脸都不红一下。《莱茵报》现已就这篇文章提起诉讼。总之，对报纸来说，斗争现在开始了。《科伦日报》社论的作者，即从前的政治性报纸《汉诺威日报》的前任编辑海尔梅斯，站在基督教一边，反对科尼斯堡和科伦的哲学报纸。如果书报检查官不再捣鬼的话，那末在下期的附刊里就会登载我的一篇答复［注：卡·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编者注］。莱茵的宗教党派是最危险的党派。反对派近来太习惯于在教会范围里进行反对活动了。
　　您是否知道有关所谓“自由人”[15]的任何详细情况？《科尼斯堡日报》上的那篇文章[323]至少是不策略的。宣布自己忠于解放事业是一回事，这是正大光明的；但事先就作为宣传而大嚷大叫，则是另一回事，这就有点吹牛的味道，就会激怒庸人。今后，请您关照一下这些“自由人”，其中的一个梅因，以及其他等等人吧。不过，如果说哪个城市适合于作出这类举动的话，那当然就是柏林了。
　　我大概还得同科伦的海尔梅斯继续论战一个长时期；尽管这个家伙十分愚昧、庸俗和迂腐，——正因为有这样的品性，他才成为庸人们的代言人——我还是打算不让他再继续饶舌下去。平庸不能再享有不可侵犯的特权。海尔梅斯也会在“自由人”的问题上同我纠缠，遗憾的是，我对这些人的确实情况毫无所知。幸而鲍威尔在柏林，他至少不会容许做“蠢事”，而在这一事件中（如果这一事件属实，而不是报纸蓄意捏造），唯一使我担心的，就是柏林的庸俗气氛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做的好事变成笑料，他们要是认真干起来，就可能免不了做出种种“蠢事”。谁要是象我这样长久地同这些人相处过，他将会发现，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您的《年鉴》搞得怎样？
　　因为您在哲学和神学新闻的中心，所以我很希望从您那里听到一些有关当前局势的消息。在这里固然可以看到时针的运动，但是却看不到分针的运动。
　　看来，老马尔海奈凯认为，必须在全世界面前用书面证明老黑格尔学说的虚弱。[324]他的这种判决是无耻的判决。
　　难道萨克森人不会在本届省议会上提出书报检查的问题吗？多好的立宪制度！
　　希望很快从您那里得到消息。

您的　马克思QV5品论天涯网

　　鲁腾堡使我的良心感到不安。我把他引进《莱茵报》编辑部，而他根本不能胜任。早晚他会被赶走的。
　　假如负责书报检查的高级警察机关不允许把关于大主教的文章付印，您有什么办法吗？这篇文章之所以要印出来，是由于：（1）我们的议会，（2）政府，（3）基督教的国家。我是否应把这篇文章寄给霍夫曼和康培出版公司？我觉得把它收在《轶文集》里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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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5]“自由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1842年对“自由人”的批判见本卷第429—430、435—436页。“自由人”脱离实际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便背弃了激进主义，堕落为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叫做“批判的批判”）的有害的反动思想的。——第14、20、429、434页。
　　[322]信中所提到的马克思的文章，没有保存下来。
　　所谓“教会纠纷”或“科伦纠纷”，在德国是指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由于不同宗教间通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通婚）所生子女的信教问题而发生的冲突。1837年，科伦大主教因拒绝服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以叛国罪名被捕，这个冲突就此开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普鲁士政府投降梵蒂冈，这一冲突才告结束。——第429页。
　　[323]马克思指1842年6月17日《科尼斯堡日报》第138号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报道了“自由人”小组的目的和任务。这篇文章曾转载于1842年6月25日《莱茵报》第176号，注明“寄自柏林”。——第430页。
　　[324]指菲·康·马尔海奈凯的书《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公开演讲绪论》1842年柏林版（Ph．K．Marheineke．《Einleitung　in　die　?ffentlichen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deutung　der　Hegel-schen　Philosophie　in　der　christlichen　Theologie》．Berlin，1842）。——第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