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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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1851年2月13日星期四［于曼彻斯特］ |
亲爱的马克思：
我几乎料定哈尼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我在《人民之友》上看到贝姆追悼会的启事；启事说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还有“民主派兄弟协会”[70]将参加追悼会，显然，这是磨坊街[160]及其同伙搞的。我忘记了早一点提醒你注意这个启事。今天我已经不可能对这件事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明天我要给哈尼写信，告诉他不要付排我寄给他的稿件，因为我不再继续写下去了；[178]同时我在信中还要详细说明事情的全部经过。如果这封信不起作用，那就不应当再搞这种浪费时间的麻烦事，等哈尼先生自己回来再说，他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敢肯定，他不久就要到这里来，那时我要好好教训他一番。让他毕竟知道，我们并不打算跟他开玩笑。无论如何，为了不浪费时间和不再重写，我将把这封信寄给你，你看过之后尽快地寄给他。
就个人来说，哈尼这种愚蠢而轻率的举动比任何别的事情都更加使我生气。不过事实上，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现在终于再次——长时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表明，我们不需要任何名誉，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的任何支持，我们的立场不取决于这类小事情。从现在起，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责，而当这些先生用得着我们的时刻来临时，我们就可以迫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在这之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安宁。当然将不免有些孤独，但是，我的天，我在曼彻斯特三个月来已经尝过了这个滋味，而且已经习惯了；同时我作为一个真正的独身者，在这里无论如何也是十分无聊的。然而，实际上我们不能过于埋怨这些渺小的大人物惧怕我们；难道我们多年来不是假装样子，似乎任何一群坏蛋都是我们的党吗？其实，我们不曾有过任何的党，那些我们认为——至少在正式场合——是属于我们党而同时又保有权利在私下称他们为不可救药的蠢材的人，连我们的理论的基本原理都不懂。难道象我们这种逃避官职象逃避鼠疫一样的人，适合于有一个“党”吗？对于厌弃名望的我们，对于当自己开始有了名望时就对自己迷惑不解的我们，一个“党”，即一群把我们看作同他们一样因而对我们发誓的蠢驴，有什么意义呢？人们不再认为我们是那些最近几年来跟我们混在一起的笨狗的“真正的和恰当的表现”，实际上这不会使我们蒙受任何损失。
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法则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现得更加强烈。只要你作为一个党的代表出现，你就要被卷到这个不可抗拒的自然必然性的漩涡里去。只有采取自主态度，实质上比其他人更革命，才能至少在一段时期对这个漩涡保持独立，当然最后还是要被卷到漩涡里去。
在最近的事件中，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这种立场。不仅不担任国家职务，也尽可能不担任正式的党的职务，各委员会的职务等等，不替蠢驴们担负责任，对一切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同时使这批蠢材的全部密谋都不能夺去我们的欢快。我们可以做到这些。实际上，我们总是要比这些空谈家更革命些，因为我们学到了一点东西，而他们却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么，而他们却不知道，因为在经历了最近三年来的所见所闻以后，我们对待一切会比任何同这一切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冷静得多。
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使我们的东西能够出版；或者我们在一家季刊上发起直接的攻击，针对具体的人物来捍卫我们的立场，或者我们在几厚本书中做同样的事情，而根本不需要提及这些坏蛋中的任何一个。依我看，这两种办法都可以；从长远考虑，在反动势力嚣张的情况下，我看，前一种办法似乎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后一种办法看来将越来越成为我们要采取的唯一手段。如果你用政治经济学加以答复，全体流亡者败类对你散布的一切流言蜚语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明天寄出给哈尼的信。顺致敬礼。
你的 弗·恩·
注释：
[70]“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会员，特别是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的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年宪章派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于1853年协会就彻底瓦解了。
所提到的恩格斯给哈尼的信没有找到。——第77、99、209、219、225页。
[160]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60）设在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1850年夏季，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关于策略问题的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了。1850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在经济开始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由此而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反动势力进攻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为将来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干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有科学根据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不考虑欧洲的现实局势而坚持立即发动革命的宗派冒险主义的策略。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在8月和9月上半月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然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的分裂主义集团。在这次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移交科伦区部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各地支部一致赞成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一起退出了伦敦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多数会员站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一边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新的科伦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同盟的新章程（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警察对同盟盟员的迫害和逮捕，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在1851年5月就停止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1852年11月17日，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宣布解散。——第166、201、203、205、207、209、218、229、255、277、280、283、292、297、344、381页。
[178]指恩格斯打算在哈尼领导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之友》上发表批判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团体的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卢格等的一组文章。但由于哈尼支持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民主派，恩格斯在1851年2月放弃了这个打算。恩格斯想创作一部针对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讽刺性著作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1852年他和马克思合写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中。——第186、199、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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