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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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10月23日于巴黎 |
致委员会的第三封信
关于这里的施特劳宾人[50]的事情，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
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证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最后，我因我的对手们老是重复同样的论据而发火了，并且直接攻击了这些施特劳宾人，这引起了格律恩分子的极大的愤怒，但是我借此迫使这位高贵的艾泽曼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于是我就把他痛骂了一顿，使得他再也没有露面了。
我当时紧紧抓住了艾泽曼给我的把柄——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尤其是因为格律恩在继续捣鬼，奔走于各个作坊之间，每个星期天都邀请人们到他家里去，如此等等，而在上面说过的那次会议以后的星期天他自己做了一桩天大的蠢事：当着八到十个施特劳宾人的面攻击了共产主义。因此，我宣布，在我继续参加讨论以前，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来集会的。如果是，那就必须注意不让象艾泽曼攻击共产主义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如果不是，如果这里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那我就不必和他们打交道，以后也不再来了。这使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来这里集会的，他们都是进步的人，并不是片面的空谈家，等等，象这样正直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随便什么人”的。此外，他们首先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卑劣的家伙多年来都以共产主义者自命，自从格律恩和艾泽曼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混到他们里面以后，他们仅仅因为害怕这两个人才放弃了这种称呼！）。我自然没有因为他们盛情地请求我用三言两语对他们这些无知的人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而弄得措手不及。我当时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恰好涉及目前争论的各点，它用财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尊敬的态度，最后也排斥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此外，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作为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决。这样，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这个问题争论了两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三个格律恩分子中最好的一个觉察到大多数人的情绪，完全转到我这方面来了。其余两个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对此毫无觉察。有好几个还从来没有发过言的人突然开口讲话，宣布坚决拥护我。在这以前只有云格这样做过。这几个新人，虽然因为害怕得发抖而说不清，但是都说得非常好，看来他们具有相当健全的头脑。一句话，在表决的时候，以十三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守上述定义的。至于投反对票的那两个依然忠实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个后来也宣称他有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
这样终于清扫干净，现在可以尽可能地着手使这些小伙子做些工作了。格律恩过去曾经很容易地摆脱了债务，因为他的主要债主都是格律恩分子，都是他的主要追随者，而现在，他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甚至在他的一部分追随者的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了；不管他怎样捣鬼和试探（例如，戴上帽子参加城门口的集会等等），他还是连同他的蒲鲁东的协作社一齐遭到了显然的失败。要是我不在这里的话，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肯定会服服贴贴地让自己陷进去的。
格律恩的手法多么狡诈啊！他不相信自己那伙人的思考能力，所以他总是向他们重复自己的谬论，直到他们能够背会为止。每次会议以后——自然，使这样一伙反对派哑口无言是再容易不过的事——遭到失败的整个这一帮人都跑到格律恩那里去，讲述我说过的话，当然全都加以歪曲，让格律恩把他们重新武装起来。当他们在此之后一张口说话的时候，只要刚说两个字，别人就总是能猜出整句话是什么了。当然，由于这种教唆，我不得不十分谨慎，凡是有可能被格律恩先生用来重新粉饰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性的东西，我对这伙人都根本不谈。尽管如此，这个坏蛋不久前还是在《科伦日报》上大肆歪曲利用了我给施特劳宾人就日内瓦革命[67]问题所讲的话，另方面他却在这里给他们灌输了完全相反的东西。他现在正在搞政治经济学，这个小子。
你们可能已看到了蒲鲁东著作［注：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编者注］的广告。这书最近我将弄到手；这本书卖十五法郎，人们买不起，太贵了。
亲眼看到这场风波的上述那一伙人，是将近二十个木工。另外他们还只是在城门口同各色各样的人举行集会；他们除了一个歌咏俱乐部外，没有一个固定一点的组织，一般说来这部分地是正义者同盟[46]的残余。要是能够公开集会，我们光是木工就能够很快地达到一百多人。裁缝我只认识几个，都是常来参加木工集会的。关于锻冶工人和制革工人的情况，在整个巴黎都无法了解，没有人知道他们。
最近，克利盖作为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向“议事会”（中央总部）提出了他的报告。我当然看过了这封公函；但是这样做违背了誓约，为此要受到死刑、匕首、绞索和毒药的惩罚，所以你们不要写信告诉任何人。这封信同他对我们的抨击［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编者注］所作的答复一样，证明我们的抨击对他有好处，现在他对尘世的事情比较关心了。他详细地叙述了他们所遭到的困难。这些在美国的施特劳宾人的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充满了种种厄运——显然以克利盖为首，并且他以无比宽广的胸怀经管了财务。《论坛报》是赠送的，不是出售的，收入是靠自愿的赠款，一句话，他们是想重演使徒行传的三至六章，同时也遇到不少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结果弄得满身是债。第二个时期是繁荣时期，克利盖这时成了一个普通“记录员”，财务的管理看来是转给了别的家伙。这时已不是靠人们慷慨的好心，而是靠舞迷的双腿，一般地还靠或多或少的非共产主义的来源；而且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现在发现完全可以通过舞会、郊游等等筹得必要的款项，为了共产主义可以利用人们的卑劣行为。现在他们在金钱方面完全有保障了。在他们曾不得不加以克服的“种种障碍”当中，这个勇敢的特克伦堡人［注：克利盖。——编者注］还历数了他们忍受过的、来自各方面的、“最后还有来自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哲学家”的诽谤和猜疑。此外，他又对移民区发泄了一通陈腐的议论，并且把“魏特林兄弟”推荐给移民区（也就是推荐给他的最坚决的敌人），不过一般说来他主要谈论的是尘世中的事，尽管也有点甜蜜蜜的东西，尽管只是不时地哀叫博爱等等。
你们那里能收到《改革报》吗？如果你们看不到，请回信告诉我，只要上面载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向你们报告。四天以来，《改革报》一直在责难《国民报》，因为后者拒绝无条件赞同正在这里流传的要求选举改革的请愿书。《改革报》认为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梯也尔的效忠。不久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谣传，说巴斯蒂德和托马退出了《国民报》，马拉斯特成了孤家寡人，他和梯也尔结成了联盟。《国民报》加以否认。它的编辑部发生变动是确实无疑的，但是详细情况我不清楚。这家报纸一年来十分同情梯也尔，这是人所共知的。现在《改革报》正向《国民报》证明，它的这种同情是怎样使自己大丢其脸。——此外，最近《国民报》完全是出于反对《改革报》而做了几件蠢事，例如，完全出于恼恨而否认最初出现在《改革报》上的关于葡萄牙反革命事件[68]的报道，一直到不能再否认为止，如此等等。《改革报》现在正十分吃力地要象《国民报》那样进行一场堂皇的论战，但是这一点它是办不到的。
写完这些以后，我又去到施特劳宾人那里，在那里查明了下面的情况：格律恩由于本事不大，伤害不了我什么，于是就让人在城门口告我的密。艾泽曼在城门口的公开集会上攻击共产主义，参加这种集会的有密探，会上自然没有人会反击他，否则就要冒被驱逐的危险；云格曾经十分愤怒地反击过他，不过我们昨天已经警告了云格。于是艾泽曼就把云格称作某个第三者（自然是指我）的传声筒，说这个第三者突然象一颗炸弹似的出现在这些人里面，说这个人很懂得怎样教会人们在城门口的集会上进行辩论，等等。总之，他在这里所说的事情，也就是他向警察所作的不折不扣的告密。而发生这种事情的那家店主，在一个月以前就说过：你们中间始终都有密探，同时警官有一次也来参加过集会。艾泽曼直截了当攻击云格是“革命者”。格律恩先生始终都在场，极力教唆艾泽曼该怎样说。这种行为真是卑劣得无以复加。据我所知，格律恩应该对艾泽曼所说的一切负全部责任。不过现在对这一点根本毫无办法。又不能在城门口的集会上攻击艾泽曼这个糊涂虫，因为这样做又等于把每星期的集会告了密，格律恩非常胆怯，不敢亲自以自己的名义干点什么。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城门口的人们不要再讨论共产主义，因为这会使警察把整个集会看得很危险。
务请回信。
你们的 恩·
注释：
[46]指正义者同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由于民主共和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具有了国际性。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们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他们的观点受魏特林的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1838年同盟在法国秘密团体影响下通过的章程，具有半密谋的性质。一定数目的同盟成员组成支部，支部联合为区部，整个同盟的领导是人民议事会。人民议事会的地点起初在巴黎，后来在伦敦。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同盟的支部。申请成为正义者同盟成员时，要求宣誓保守同盟的秘密。违反誓言者给予严惩。正义者同盟在1839到1846年间的历史充满了内部的思想斗争。同盟的领导人不断克服空想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点，到四十年代中期越来越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影响。由于同盟的领导人逐渐与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了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了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同盟实行改组，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关于正义者同盟的历史，还可看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和恩格斯的文章《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63—466页；第21卷第241—261页）。——第45、72页。
[50]施特劳宾人（Straubinger）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种名称来称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第48、55、68、69、75、79、90、113、127、136、169、265、300、307、370、377、393、400、619页。
[67]指的是日内瓦起义，这次起义开始于1846年10月，结果是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掌握了政权，这促使瑞士先进各州团结起来去反对天主教反动各州的联合——宗得崩德。——第72页。
[68]指1846—1847年葡萄牙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的目的是反对国内的反动政体。统治葡萄牙的科堡王朝的旁系在英国和西班牙干涉者的支持下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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