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8月19日于[巴黎]罗亚尔宫瓦鲁瓦环行路 |
亲爱的马克思:
经过疲劳而乏味的旅途之后,我终于在星期六傍晚到达这里。[33]马上我就见到了艾韦贝克。这个小伙子很活泼愉快,十分随和,接受能力比从前强,总之,我希望同他在各方面——要有一些耐心——都能很好相处。他已不再为党内纠纷而伤感,原因很简单:他自己也感到有必要把这里的几个魏特林分子赶走[注: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他和格律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致使他们关系破裂,至今还不大清楚。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格律恩用他那种时而低声下气,时而高傲自大的态度,曾经在某种程度上使艾韦贝克对他倾心和尊敬。艾韦贝克十分了解赫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这个人没有丝毫的好感。自从他们住在一起以后,他对赫斯就有一种私恨。为了威斯特伐里亚人的事[34],我狠狠地责备了他。魏德迈这个无赖给贝尔奈斯写了一封威斯特伐里亚式的诉苦信,把高尚的迈耶尔和雷姆佩尔描绘成正义事业的蒙难者,说他们曾经甘愿为这一事业而牺牲一切,而我们却似乎以蔑视的态度把他们推开了,等等。艾韦贝克和贝尔奈斯这两个轻信的德国人,也就异口同声地抱怨我们太无情,爱争吵,而对那个尉官却把他的假话当真。这样的盲从实在少见。
格律恩借口要在瑞士出版篇幅为一印张半的一本小册子,从工人那里骗去了大约三百法郎[注:见本卷第43页。——编者注]。现在这本小册子卖得的钱已收回来了,但工人却一个钱也没拿到。因此他们现在正向他逼债。现在艾韦贝克已经看出,他把这个格律恩带到手工业工人中来,是干了一桩多么愚蠢的事。他现在害怕在这些工人面前公开谴责格律恩,因为他认为格律恩会把一切都向警察局告密。但艾韦贝克这家伙也真是太轻信了!狡猾的格律恩曾经亲自向艾韦贝克讲述过他所干的一切卑鄙勾当——自然把这些说成是具有牺牲精神的纯英雄行为,而艾韦贝克对这一切都信以为真。除了这个罪犯本人认为可以告诉他的以外,他对这个家伙以前的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无所知。不过,艾韦贝克曾经提醒蒲鲁东要当心格律恩。格律恩又到这里来了,他住在麦尼尔蒙坦郊区,正在给《特利尔日报》写一些恶心之极的文章。莫伊勒把格律恩的书[35]中的有关部分给卡贝翻译出来了,你可以想象,卡贝是多么恼怒。格律恩在《国民报》也得不到任何信任。
我到卡贝那里去过了。这个老头非常热情,我听了他的高谈阔论,也对他山南海北地讲了一番。我将经常到他那里去。但是我们还是别让他参加通讯活动[36]。第一,他已经够忙了,第二,他太多疑。他会认为这是一个圈套,目的是要滥用他的名义。
我在《爱比格尼》上粗略地看了一遍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这篇东西,除了有几处写得不错外,完全同过去一样。一开头,当他只限于谈论自然宗教的时候,他还不得不较多地守着经验主义的基地,但是接下去便十分混乱了。又全是本质呀,人呀,等等。我要比较仔细地读一读,如果其中一些重要的地方有意思,我就在最近把它摘录给你,使你能够用在有关费尔巴哈的地方[37]。现在只摘引两处。整个著作(大约六十页)是从如下一段关于和人的本质不同的自然界的定义开始的:
“与《基督教的本质》所论述的人的本质或神〈!!〉[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不同、并且不依赖它而存在的实体〈1〉,亦即没有人的本质〈2〉、人的特性〈3〉、人的个性〈4〉的实体,实际上不是别的什么,——就是自然界”。
这真是用雷一般的声音发出的同义字反复的杰作。而且,费尔巴哈在这个论点中还把宗教的、想象的自然界幻影同现实的自然界完全等同起来了。同过去一样。——接着,稍后一点,他说: “宗教就是对我之为我的崇拜和信奉〈!〉……进而意识到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想象、崇拜、信奉这种依赖性,这就是上升到了宗教”。
杜蒙大臣几天前在某个校长的夫人那里穿着贴身衬衣被人抓住了。《海盗-恶魔》报道:一个向基佐请愿的太太说:“真遗憾,象基佐这样一位出色的人物,总是那么严肃,所有的钮扣全都扣得紧紧的。”公共工程部的一个官员的夫人说:“杜蒙先生可不是这样。大家认为,作为大臣,他的钮扣可能解开得太多了。”为了让小魏尔高兴,我刚才白白地去了一趟“红衣主教”咖啡馆,花了几个小时,现在继续给你写信。小魏尔有些怨气,因为《和平民主日报》欠了他大约一千法郎的稿酬未付,这家报纸看来是发生了某种严重的危机,到了无法用现金支付的地步,而小魏尔是个道地的犹太人,不会因得到由未来的第一个法伦斯泰尔承兑的期票而罢手的。此外,傅立叶主义者先生们也一天比一天无聊。《法郎吉》除了荒谬以外毫无内容。已经发表的傅立叶遗著全部只限于芳香运动以及或多或少似乎是从后面进行的行星交配。土星和天王星交配就产生了蜣螂,傅立叶主义者自己无疑都是这种蜣螂,——但是蜣螂的头头则是爱尔兰人休·多赫尔蒂先生,他其实连蜣螂都不是,而只是蜣螂的幼虫,是它的蛹,这个可怜的动物已经是第十次(写了第十篇文章)在《宗教问题》[38]中滚动了,但是仍然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体面地滚出去。
我还没有见到贝尔奈斯。但是,据艾韦贝克说,他过得还不坏,他最苦恼的是百无聊赖。听说他长得身强力壮。他现在主要是干些园艺活,这在他那愁闷的生活中似乎有助于驱散他的忧伤。听说,当他的——?妻子?(只有前后打上两个问号才能想象这是他的妻子)挤羊奶的时候,他就抓住山羊的双角。这个可怜鬼对自己的处境当然感到难受。除了艾韦贝克每个星期到他那里去以外,他见不到别的人,他整天穿着一件农民的短上衣闲逛,但从来没有出过萨塞尔,这是世界上最穷的一个小村庄,连个小酒铺也没有,总之,他苦闷得要死。我们必须设法让他再回到巴黎来,那末他过上一个月又会变得和以前一样。由于伯恩施太因实际上是个密探,不能让他知道我到这里来了,所以我写信给贝尔奈斯先到蒙莫兰锡或附近某个地方会见,然后就把他弄到巴黎来,花几个法郎让他痛快一番。这样一来他就会完全变样。不过,你别让他知道我曾把他的这些情况写信告诉了你;这个好小伙子在极为激动的、浪漫主义的情绪下会感到自己精神上受到了损害。
最妙的是,萨塞尔的这个人家,有两个女人,两个男人,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还不知道究竟是谁生的,尽管如此,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甚至爱好男色的事也没有发生过。这是德意志式的爱情。
赫斯太太正在另找丈夫。她对赫斯已感到厌倦了。如果有合适的,请与圣安东郊区的格泽耳太太接洽。不必着忙,因为没有什么竞争。
请速回信。
你的 恩·
我的地址:枯树街11号。
不言而喻,我在这里和以后写信给你谈到有关艾韦贝克、贝尔奈斯或其他熟人的情况,都是绝对秘密的。
我没有贴邮票,因为我手头拮据,在10月1日以前不可能收到钱。但是,到10月1日那天,我将寄去一张汇票,以偿还我应当负担的邮费。
注释:
[33]恩格斯于1846年8月15日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托来到巴黎,向工人宣传共产主义,首先是向正义者同盟(见注36和46)巴黎各支部的盟员宣传共产主义,组织通讯委员会,向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当时,在旅居巴黎的一部分德国手工业工人中,流行着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学说。卡·格律恩在他们中间也有很大影响,格律恩利用工人集会来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恩格斯的活动在不小的程度上帮助了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大多数盟员脱离魏特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第36页。
[34]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威斯特伐里亚在当地实业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帮助下出版他们的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事。由约·魏德迈进行的谈判于1846年5月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7月2日给雷姆佩尔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中,严厉谴责了威斯特伐里亚的资本家的拖延、搪塞和推托行为。接着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借口缺乏资金最后拒绝出资刊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著作。但拒绝刊印的真正原因是:出版人自己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所批判的那个流派的代表人物。——第36、467、471页。
[35]卡·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书信和研究》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K.Grün.《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Briefe und Studien》.Darmstadt,1845)。——第37页。
[36]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创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应当以此为榜样成立社会主义小组。通讯委员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图,通讯委员会应为建立一个国际的无产阶级政党打下基础)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同工人运动中非无产阶级的流派作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伦敦、巴黎和德国各地成立通讯委员会,努力动员欧洲各国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会。从哈尼1846年3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沙佩尔1846年6月6日、7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到,在伦敦曾经成立了通讯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宪章派的左翼领导人以及以沙佩尔为首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成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打算动员卡贝、蒲鲁东和其他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会(见本卷第464—466页),但结果没有成功,这一点从蒲鲁东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在德国,是威廉·沃尔弗同西里西亚工人保持联系;格奥尔格·维贝尔由基尔向布鲁塞尔通讯;从威斯特伐里亚通讯的是约瑟夫·魏德迈;在莱茵省形式上没有建立通讯委员会,但是通过瑙特和克特根与爱北斐特的社会主义者进行通讯;而科伦的共产主义者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德斯特尔则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经常的通讯。——第37页。
[37]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一卷第一章,这一章是批判费尔巴哈观点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9—87页)。看来这一章直到1846年下半年还在继续写,但是仍然没有写完。——第38页。
[38]指休·多赫尔蒂《宗教问题》一文——该作者一组文章的第十篇文章,发表在1846年《法郎吉》杂志第4卷第136—163页。——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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