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5年3月17日于巴门 |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赫斯把你的信转交给我了。关于翻译的事,现在还完全没有安排妥当。在波恩,我本想找一个那里的人在我的督促和指导下翻译傅立叶的著作(当然不译他的关于天体演化的谬论[28]),如果出版商同意,就把它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册出版。有一次我同《社会明镜》[19]的出版商贝德克尔谈到这件事,他好象对此事颇有兴趣,不过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出版大部头的丛书。如果我们用这种形式出版,那末恐怕最好还是交给列斯凯或者其他有力量出版的人。今年整个夏天我是没有时间亲自搞翻译的,因为我必须写完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我的第一本书[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本星期已寄给维干德;我已同他谈妥,他收到稿子后就付给我一百塔勒,所以大概在八至十二天内就可以收到这笔钱,然后就给你寄去。眼前只有一百二十二法郎二十二生丁,3月26日就汇往布鲁塞尔[注:“一百二十二法郎二十二生丁”,“3月26日就汇往布鲁塞尔,这些话是斯·阿·瑙特写上去的。——编者注]。
所募款项的余额随此信寄去。要不是爱北斐特人把事情耽误得这样厉害——他们本来是可以从他们的资产阶级朋友那里至少再募到二十塔勒的——你就可以早些收到汇款,而数目也会多些。
现在再来谈谈《文丛》。我不知道,这一套书按历史顺序编排是否最理想。由于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著作要交错起来,所以发展的连贯性就要经常被打断。此外,我又想,或许最好是着眼于实际效用而牺牲理论的兴趣,从那些能给德国人提供最多的材料和最接近我们的原则的著作开始;就是说,从傅立叶、欧文、圣西门主义者等人的优秀著作开始。摩莱里的著作也可以放在前面。历史的发展情况可以在全套丛书的导言中作简单的介绍;这样做,即使材料那样排列,读者也容易摸着门路。导言可以由我们共同执笔,你可以写法国的,我写英国的。我想,如果我能按我的计划三个星期后到布鲁塞尔去,那末这件事是不难做到的——至少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件工作。
但不管怎样,我认为,必须马上就从那些能对德国人起实际的、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能使我们免得重述前人说过的话的著作开始。如果我们要想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那我们恐怕在短期内完不成这项工作,并且还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因此,我主张我们只出版那些其积极内容到今天仍很有意义的著作。葛德文的《政治上的公正》[29],作为从政治的和市民社会的观点对政治的批判,尽管有许多出色的地方(葛德文在这些地方接近共产主义),但还是不能入选,因为你得对政治作出全面的批判。尤其是,葛德文在他的著作的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应当尽可能从社会中解放出来,人只能把社会作为一种奢侈品来使用(《政治上的公正》第二卷第八册第八章附录);而且一般来说葛德文的结论都是坚决地反社会的。不过我是在很久以前,许多问题都还弄不清楚的时候,作过该书的摘要,现在无论如何必须把它再读一遍,可能书中提供的东西比我那时找到的要多。如果我们选了葛德文的著作,那我们也不能不选他的补充者边沁的著作,尽管这家伙极为枯燥,净谈理论。
请回信谈谈你的意见,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能够做些什么。既然我们两人都有了这样的想法,那末无论如何必须使它实现,——我指的是丛书。赫斯显然会乐意参加这项工作,我当然也一样,只要我有时间。赫斯是有时间的,因为他除了《社会明镜》的编辑工作以外就没有什么事了。
如果我们在基本点上意见一致,那末,在我去布鲁塞尔时(由于这一切我要设法赶快去),我们就能够把一切都商量妥当,并且马上做起来。
《批判的批判》[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编者注]——我好象写信告诉过你,我已收到这本书——真太好了。你对犹太人问题、唯物主义的历史和《秘密》[注:欧·苏《巴黎的秘密》。——编者注]的论述是精辟的,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这本书的篇幅还是太大了。我们两人对《文学报》所持有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我们竟然对它写了二十二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另外,对思辨的空论和抽象的普遍本质所做的批判,其中大部分将仍然为大多数读者所不能理解,不会使所有的人都感兴趣。除此之外,这本书的确写得非常精彩,能使人捧腹大笑。鲍威尔弟兄将无词以对。毕尔格尔斯如果要在皮特曼的刊物[注:《莱茵年鉴》[21]。——编者注]的第一册上介绍这部书,可顺便提一提我为什么只写了一点点,并且写的又只是一些无须深刻研究的问题,——我只在巴黎呆了短短的十天。否则就显得很可笑:我写了不到一个半印张,而你写了二十印张多。“卖淫”这一段最好删去。这一段太少,没有什么意义。
有意思的是,除了丛书以外,我们两人又不约而同地有了另一个计划。我也想给皮特曼写文章批判李斯特[注:见本卷第11页。——编者注],——很幸运,我从皮特曼那里及时地知道了你也有这种想法。这里可以提一下,我是想从实际方面对付李斯特,阐明他的体系的实际结论,因此我将把我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的一篇加以扩充(关于大会的报道将在皮特曼的刊物上发表),在这篇演说中我是简要地顺便这样做的。[30]另外,根据毕尔格尔斯给赫斯的信,同时我也知道你个人的爱好,我估计,你批判他的理论前提会比批判他的结论更着重一些。
告诉你,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检”,又使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面讲话就更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挑动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他们对此却不习惯,因而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我接到的信,他们在给我之前,都从各方面嗅遍了。因为他们知道全都是共产主义者的来信,所以每一次都摆出一副宗教徒的难受面孔,叫人看了简直要发狂。我往外走,是那种面孔。我坐在自己房间里工作——当然是从事共产主义的工作,这他们知道——也是那种面孔。吃也好,喝也好,睡觉也好,放个屁也好,我都不能不在鼻子底下碰见那种令人讨厌的圣徒的面孔。不管我做什么——不管外出或在家,沉默或讲话,读书或写字,笑或不笑,我的老头总是摆出那种难看之极的哭丧相。而且我的老头又这样愚蠢,他把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看成是“革命的”;例如,不管我怎样争辩,硬要我对英国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丑事永久负责!此外,这里现在正是家中的敬神季节。一星期前,我的弟弟和妹妹二人[注:鲁道夫·恩格斯和海德维希·恩格斯。——编者注]接受坚信礼,今天全体亲族都要吃圣餐,——圣体发生了效力,今天早上那种难受的面孔到处出现了。
而且祸不单行,昨天晚上我和赫斯在爱北斐特宣传共产主义直到深夜两点。由于我的晚归,今天自然又都板起面孔暗示我大概是去妓院了。最后终于鼓足了气,问我,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在赫斯那里”。——“在赫斯那里!天呀!”停顿片刻,脸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基督教的绝望神情。——“看你交了些什么朋友!”——接着就是叹息,等等。简直叫人发疯。对我的“灵魂”进行的这种基督教式的征讨是多么刁恶,你是无法想象的。而我的老头如果还发现有《批判的批判》,他就能把我赶出大门。同时,使人经常生气的是,这些人已无可救药,他们简直是甘愿用他们对地狱的幻想来折磨和虐待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一点点公正的原则都跟他们讲不通了。
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只是在父亲面前不能自主,我很爱她,要不是为了我的母亲,我对我那个狂热而专横的老头就根本不会作丝毫的让步。但是我母亲一忧虑就要生病,每当她特别为我而生气时,马上就要头痛一个星期。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必须离开这里,但是还得住几个星期,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忍受过去。然而不管怎样还得忍受过去。
此外,这里再没有什么新闻了。资产阶级侈谈政治,到教堂去做礼拜;无产阶级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也几乎无法知道。你们最近一封来信寄的地址,目前还可靠。今天晚上我可能收到钱——克特根刚才向我保证,只要他有时间,过两天他还能再筹到一些钱。但是我并不相信这家伙,他只是在能够出风头的时候才露一手,除此而外,他没有什么用,什么也干不了。再见。
你的 恩·
注释:
[19]《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是于1844—1845年在爱北斐特出版的月刊,该刊编辑是莫·赫斯。恩格斯在最初一个时候曾参与了该刊的组织工作,但是并没有参加编辑工作。该刊物刊载了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文章。——第17、24、27页。
[21]《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是海·皮特曼办的杂志;起初预定为季刊,但只出版过两卷,第1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2卷于1846年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坞出版。在该杂志第1卷中载有恩格斯于1845年2月8日和15日在爱北斐特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全文(《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在第2卷中载有他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02—626页和662—676页)。但是年鉴的总的方向为其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左右;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该杂志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39—640页)。
[28]恩格斯指的是翻译沙·傅立叶未写完的著作《论三种外在统一》一事,这一著作在傅立叶逝世后1845年发表于傅立叶主义者的杂志《法郎吉》上。该杂志还发表了傅立叶关于天体学的手稿。——第27页。
[29]威·葛德文《论政治上的公正及其对一般美德和幸福的影响》1793年伦敦版第1—2卷(W.Godwin.《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Vol.Ⅰ—Ⅱ,London,1793)。——第29页。
[30]关于1845年2月8日和15日的爱北斐特大会(恩格斯在这两次大会上曾作演说)的报告,发表于皮特曼出版的杂志《莱茵年鉴》第一卷(1845年)。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第二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17—626页)中有对李斯特观点的批判。——第30页。
[31]恩格斯所作的这幅讽刺画自左至右画的是:卢格、布尔、瑙威尔克、布鲁诺·鲍威尔、维干德、埃德加尔·鲍威尔、施蒂纳、梅因、两个不知名的人和科本(穿尉官制服)。布鲁诺·鲍威尔把《莱茵报》踩在脚下。墙上画的是个断头台,左墙角是个松鼠(暗指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艾希霍恩),因为艾希霍恩这个名字在德文上是Eichhorn,松鼠一词在德文上是Eichh?rnchen,两个德文字相近。——第32—33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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