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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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211]jb1品论天涯网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jb1品论天涯网

［注：Das　Kapital.Von　Karl　Marx.Erster　Band.Hamburg，Meissner，1867.］jb1品论天涯网

　　托马斯·图克先生在研究流通手段时，指出这一事实：货币作为资本发挥职能时要流回它的起点，但是货币只是作为流通手段发挥职能时就不是这样[212]。这种区别（其实，这一点早就由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肯定了），只是被图克先生当做一个论据，用来反对《currency》〔“通货”〕论者关于纸币发行额影响商品价格的论断[213]。反之，我们的作者把这一区别当做研究资本本身的性质，特别是研究下述问题的出发点：货币，这种价值存在的独立形式，怎样转化为资本？
　　杜尔哥说，所有的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为卖而买，他们的买只是一种垫款，这笔款以后又回到他们手中[214]。
　　为卖而买实际上是这样一种交易，在这种交易中，货币作为资本发挥职能，并且必须回到它原来的起点；为买而卖则不同，在这种过程中货币只能作为流通手段发挥职能。因此，我们看到，卖和买相接续的不同次序，赋予货币两种不同的流通形式。为了说明这两种过程，我们的作者提出下面的公式：
　　为买而卖：商品Ｗ换成货币G，货币G再换成另外一种商品Ｗ，即W—G—W。
　　为卖而买：货币换成商品，商品再换成货币，即G—W—G。
　　W—G—W的公式代表简单的商品流通，在这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作为currency发挥职能。这一公式在原书第一章[215]中得到了分析，这一章还提出了一种新颖而又十分明白的价值和货币理论，这从科学上说是很有意义的。但在这里我们不谈它，因为整个说来，它和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先生关于资本的见解的基本点关系不大。
　　另一方面，G—W—G的公式则代表这样一种流通形式，在这里，货币本身已转化为资本。
　　为卖而买的过程G—W—G，显然可以简化为G—G；这是货币间接地交换货币。假定我以1000镑购买棉花，以1100镑卖出；结局我是以1000镑换1100镑，是货币换货币。
　　如果这种过程完结时，回到我手中的货币额总是和我预付的货币额相等，这显然是荒唐的。但是预付了1000镑的商人，不管换得1100镑，1000镑，甚至只换得900镑，他的货币经过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同W—G—W公式所代表的运动有本质的不同；后者表示为买而卖，卖出你所不需要的，以便能够买进你所需要的。现在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公式。
　　每一过程都由两个阶段或行为构成，并且这两种行为在这两个公式中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这两种过程本身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差别。在W—G—W中，货币只是中介；商品，使用价值，构成起点和终点。在G—W—G中，商品是中间环节，而货币构成起点和终点。在W—G—Ｗ中，货币是永远花掉了；在G—W—G中，货币只是预付，目的是要把它收回来；它要回到它的起点，而这正是货币作为货币的流通同货币作为资本的流通之间的第一个明显的区别。
　　在为买而卖的过程W—G—W中，货币只有借助全部过程的重复，借助售卖新的商品，才能回到它的起点。因此，货币的流回同过程本身无关。但是在G—W—G的过程中，这种流回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是在开始时就预计到的；如果没有流回，那一定是在某个地方遇到了障碍，而过程就没有完成。
　　为买而卖，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为卖而买，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交换价值。
　　在公式W—G—W中，按经济学的说法，两端是相同的。它们两者都是商品；而且，它们具有等量的价值。因为全部价值学说的前提是：通常只有等价物才能相交换。同时，W—W这两端是两种在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正因为如此，它们才互相交换。在G—W—G的过程中，乍看起来整个行动是毫无意义的。用100镑交换100镑，而且还要兜一个圈子，这好像是荒谬的。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在量上不同。因此，G—W—G只有当它的两端具有量的差别时才有意义。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必须多于先前投入的货币。用1000镑购买棉花，卖1100镑＝1000镑＋100镑；表现这一过程的公式，这样一来就变成G—W—G′了。在这里，G′＝G＋△G，即G加上一个增殖额。这个△G，这个增殖额，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注：本文中凡是提到“价值”而不加定语时，都是指交换价值。］。原来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在自身上合并一个增殖额，它增殖了，而正是这个过程使货币转化为资本。
　　在W—G—W这一流通公式中，两端当然也可能在价值上发生差异，不过这种情形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即使两端是等价物，公式也不会失去意义。相反，这倒是这一公式的正常性质的条件。
　　W—G—W能否反复进行，要受交换过程本身以外的情况限制，即受消费需要的限制。但是在G—W—G中，起点和终点在质上是相同的，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这一运动才是或者才可以是永不停息的。G＋△G在量上不同于G，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它毕竟是一个有限的货币额。如果把它花掉，它就不再成为资本；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它就固定为储藏货币。既然所需要的是价值增殖，那末G′同G一样，都需要增殖。资本的运动变成永不停息、永无止境的了，因为每一次过程的结局同开始时一样，并没有达到目的。货币所有者由于执行这种永无止境的过程，就变成资本家。
　　最初一看，G—W—G公式似乎只适用于商业资本。可是产业资本也是以货币换商品，然后再换更多的货币。当然，这里在买卖之间插入一些在流通领域之外进行的行动；但是它们丝毫不会改变这一过程的性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借贷资本中，这同一个过程变得最简短了。在这里，公式缩减成G—G′，可以说是比它自身更大的价值。
　　G的这一增殖额，这种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前面对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研究，不仅没有说明这种来源，甚至看来排除了任何产生剩余价值之类东西的流通形式。商品流通（W—G—W）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G—W—G）之间的全部差别，好像只在于过程的次序的颠倒；但这种次序的不同怎么竟产生这样一种奇怪的结果呢？
　　此外，只有对参加这一过程的三者中的一方，次序才是颠倒了。我作为资本家，从A手里购买商品，然后把商品卖给B。A和B是作为商品的单纯的买者和卖者而出现的。我在从A的手里购买商品时，只是作为货币所有者，在卖给B时，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但是，不管在哪一次交易中，我都不是作为资本家、都不是作为货币或商品以外的什么东西的代表。在A看来交易是以卖开始，在B看来是以买开始。从我的角度来看，W—G—W公式的次序在这里是颠倒过来了，但从他们的角度看，并不是这样。而且，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A不经我的手把商品卖给B，但如果真的不经我的手，那任何剩余价值都无从取得了。
　　假定，A和B彼此直接从对方手里购买他们所必需的东西。就使用价值来说，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A生产他那种特定的商品可能比B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多些，以及vice　versa〔相反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但是就交换价值来说，情形就不同了。在后一场合，不管有没有货币作为媒介，相交换的都是等量的价值。
　　抽象地考察起来，就是说，把一切不是从简单商品流通的内在规律中产生的情况撇开不谈，那末，在这种简单的流通中，除了一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而外，发生的只是商品的形式变换。商品所有者手中所有的，始终是同一的交换价值，是物化的等量社会劳动，而不管它采取的是商品形式，或者是出卖这一商品而取得的货币形式，或者是用这一货币所购得的另一种商品的形式。这种形式变换，不会在价值量上引起变化，正像用一张5镑的钞票去换5个索维林一样。既然这里发生的只是交换价值的形式变换，那就必须是等价物的交换，至少在这一过程纯粹地、正常地进行的情况下，应当是这样。商品也可能按高于或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卖出，但如果是这样，就违背了商品交换的规律。因此，纯粹的和正常的情况下的商品交换，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因此，所有企图从商品交换中得出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家，便都犯了错误。孔狄亚克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我们假定，这个过程不是在正常条件下进行的，相交换的不是等价物。例如，每个卖者出卖自己的商品都高于其价值10％。Caeteris　paribus〔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们每个人作为卖者赚得的东西，现在作为买者又失掉了。这就像货币的价值跌落了10％一样。如果一切买者购买商品都低于其价值10％，情形则刚好相反，可是结果仍然一样。我们假定每个商品所有者作为生产者按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商品，作为消费者按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购买商品，这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有一种错觉，认为剩余价值是来源于商品名义上的加价。一贯坚持这种错觉的人，总是假定存在着一个只买不卖，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阶级。就假定有这样一个阶级吧。这个阶级从哪里获得它用以购买的货币呢？显然是从商品生产者那里——不管是合法地还是使用暴力，反正不是通过交换。把商品高于其价值卖给这样一个阶级，不过等于收回一部分曾白白交出的货币罢了。例如，小亚细亚诸城市向罗马人缴纳贡款，然后用在贸易中欺骗罗马人的办法捞回一部分；但是最终还是这些城市吃亏。可见，这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办法。
　　我们再假定发生欺骗行为。A把价值40镑的酒卖给B，换得价值50镑的谷物。A赚了10镑，B损失了10镑，可是两者加在一起仍是90镑。价值转移了，但是并没有被创造出来。一国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互相欺骗来增加他们的总财富。
　　所以，是等价物交换，不会产生剩余价值，不是等价物交换，也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商品流通不创造新价值。因此，我们在这里不考察两个最古老的最常见的资本形式，即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要说明这两种资本形式攫取的剩余价值不是单纯欺骗的结果，就要列举一系列中间环节，但这些环节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上是不存在的。以后我们会看到，它们两者不过是派生的形式，并且会弄明白，为什么它们出现在历史上比现代资本早得多。
　　可见，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但是，它能不能在流通之外产生呢？在流通之外，商品所有者只是商品生产者，他的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并按一定社会规律衡量的他自己的劳动的量决定的。这个价值表现为计算货币，例如表现为价格10镑，但这10镑的价格，不能同时又是11镑的价格；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创造价值，但没有创造增殖新价值的价值；劳动可以给现有价值添加新价值，但这只能通过追加新劳动的办法。既然如此，商品所有者在流通领域之外，不同其他商品所有者接触，怎能产生出剩余价值呢？换句话说，怎能把商品或货币变成资本呢？
　　现在看一下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特殊商品——劳动力。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也有交换价值，这种价值也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的正常工作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由气候、其他自然条件以及各国历史地形成的生活水平调节着。它们是变动的，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是一定的。此外，它们要包括衰颓工人的替身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才能延续下去。最后，它们还要包括培养熟练劳动的教育费。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跌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跌到它的价值以下了，因为后者是按正常质量的劳动力来计算，而不是按低劣质量的劳动力来计算的。
　　劳动的性质表明，劳动力只有在它出卖以后才被使用，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的一切国家里，劳动只是在它实现以后才被支付。因此，在任何地方，工人都是借贷给资本家。马克思先生从议会文件中摘引了这方面的一些有趣例子；不过这些例子还是让读者到原书中去读好了。
　　劳动力的购买者消费劳动力时，同时生产出商品和剩余价值，为了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必须离开流通领域而进入生产领域。
　　在这里，我们首先发现劳动过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单纯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作为这样一种过程，它在社会存在的一切历史形式下都会存在而且必须存在。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说的，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一点是我们现在要考察的。
　　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过程有两个特点。首先，工人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做工，资本家这样做是为了不致发生任何浪费，为了在每一个别产品上所消耗的劳动都不超过社会必要的劳动量。其次，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因为劳动过程是在劳动力和劳动资料这两种都归资本家所有的东西之间进行的。
　　资本家只是在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的体现的限度内，才关心使用价值。他的目的是要生产这样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投入的价值的总和。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拿一种商品例如棉纱来看，并考察一下其中包含的劳动量。假定生产10磅棉纱需要价值10先令的10磅棉花（损耗不计在内）。此外，还需要一定的劳动资料：蒸汽机、梳棉机和其他机器、煤、润滑油等等。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纱锭”来代表这一切并且假定生产10磅棉纱所必需的机器磨损和煤炭等为2先令。这样，棉花10先令＋纱锭2先令＝12先令。如果12先令代表24个工作小时即两个工作日的产品，则棉花和纱锭就在棉纱中体现了两个工作日。但在纺的过程中加进了多少价值呢？
　　假定劳动力per　diem〔一日的〕价值是3先令，而这3先令体现6小时的劳动。其次，假定一个工人纺10磅棉纱需要6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在产品上加进3先令；10磅棉纱价值是15先令，或者说，每磅值1先令6辨士。
　　这个过程是再简单不过了，但是它并没有带来剩余价值。而且它也不可能带来剩余价值，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地进行的。
　　马克思先生说明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后，就来分析剩余价值。从以上的说明中我们知道，在投入生产企业的资本中，只有一部分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就是为购买劳动力而预付的那部分资本。只有这部分资本产生新的价值；投在机器、原料、煤等等上面的资本，固然在产品的价值上pro　tanto〔相应地〕再现出来，被保存和再生产出来，但是并没有产生剩余价值。这一事实使马克思先生提出新的资本分类法，即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前者是投在机器、原料以及劳动过程所必需的一切其他要素上的那一部分资本，它只是被再生产出来；后者是用来购买劳动力即支付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它不仅被再生产出来，同时还是剩余价值的直接泉源。由此可见，不变资本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不管多么必要，但是它并不直接参与这种生产，而且，投入生产的不变资本量丝毫不会影响该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注：这里应当指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决不是同一个东西。］。因此，在确定剩余价值率时，无须考虑不变资本。只有把剩余价值量同直接参与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量即可变资本量加以比较，才能确定剩余价值率。因此，马克思先生认为，剩余价值率只是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假定劳动的日价格是3先令，每日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3先令，则剩余价值率为100％。如果像通常那样，认为不变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一个积极因素，那会落到多么可笑的地步。这一点我们从纳·威·西尼耳先生的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个例子，是这位“以经济知识和优美文体著称的牛津大学教授，在1836年从他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牛津大学被召往曼彻斯特去学习政治经济学（向纺纱厂主学习）”的时期提供的〔第251页〕。
　　马克思先生把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时间叫做“必要劳动”；他把超过这一时间而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叫做“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加在一起构成“工作日”。
　　在一个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定的；但是从事剩余劳动的时间并不为任何经济规律所规定；它在一定的界限内可能长些或短些。它永远不能等于零，因为那时资本家雇用劳动的动因也就消失了；同时，工作日的总长度由于生理原因决不能达到24小时。但是在比如说6小时的工作日和24小时的工作日之间，会有很多中间的梯级。商品交换的规律，要求工作日的长度不致超过与工人的正常消耗相适合的程度。然而什么是正常消耗呢？每天劳动几小时才符合正常的消耗呢？在这里，资本家的见解同工人的见解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因为这方面没有更高的权威，所以问题是靠力量来解决的。规定工作日长度的历史，就是全体资本家和全体工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为工作日的界限而斗争的历史。
　　但是很明显，在产品的使用价值比产品的交换价值具有更重要意义的一切社会中，剩余劳动受到比较狭窄的社会需求范围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存在着为剩余劳动而追求剩余劳动的欲望。例如，在古典的古代，极度的、累死人的剩余劳动几乎只发生在金矿银矿中，在那里，交换价值是在其独立的形式上即作为货币被生产着。
　　在这里，把徭役劳动同资本主义生产比较一下，是很有趣的，因为在徭役劳动下，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明显的形式。
　　马克思先生还从多瑙河各公国的现代社会史中举出其他一些有趣的例子，说明那里的领主在俄罗斯干涉者的帮助下善于像任何资本主义企业主那样巧妙地榨取剩余劳动。不过这些例子我们不再往下引述了。如果说俄国基谢廖夫将军为了授予领主对农民劳动的几乎无限的权力而制定的Règlement　organique〔组织规程〕，是一种正面表现，那末英国的工厂法则是反面表现。
　　为了证明资本力求把工作日延长到超出一切合理限度的趋向，马克思先生广泛地引用了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共卫生报告以及议会的其他文件，并且归纳出下面的结论：
　　但是，这不是在反对资本本身的利益吗？随着时间的进程，资本不是也要补偿这种过度消耗的代价吗？从理论上说可能是这样。但是在实际上，由于美国南部各州内的有组织的奴隶贸易，在七年内就耗尽奴隶劳动力已经成了那里公认的经济原则；在实际上，英国的资本家是指望农业区供给工人。
　　标准工作日的规定，是企业主和工人几世纪斗争的结果。考察一下这种斗争中的两个对立的倾向，是很有意思的。起初，立法的目的是要强制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从第一批劳工法（爱德华三世第23年即1349年的法律）直到十八世纪，统治阶级始终未能从工人身上把可能的劳动量全部榨取出来。但是随着蒸汽和新式机器的应用，情况就改变了。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迅速打破了劳动时间的一切传统的界限，以致在十九世纪一开始，过度劳动制度就盛行起来并达到人类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结果迫使立法机关不得不在1803年做出限制工作日的规定。马克思先生对直到1867年工厂法为止的英国工厂立法史，作了详尽的叙述，并得出以下结论：
　　（1）机器和蒸汽首先在使用它们的工业部门中引起过度劳动，因此，法律上的限制首先在这些部门中施行；但后来，我们看到，这种过度劳动制度蔓延到几乎一切生产部门，甚至包括根本不使用机器或仍然保持最原始的生产方式的部门（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2）随着女工和童工在工厂中的使用，单个的“自由”工人失去了反抗资本进攻的能力，被迫无条件地服从。而这种情况迫使工人进行集体的反抗：开始了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全体工人对全体资本家的斗争。
　　现在我们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假定“自由的”和“平等的”工人同资本家订立契约的那一时刻，我们就会发现，在生产过程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大不相同了。从工人方面来看，这种契约并不是自愿的。他每天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工人只有进行群众性的反抗，才能争取实施一种国家法律，以保障自己不再因“自愿”契约而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出卖，沦于死亡和奴隶的境地。“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Magna　Charta〔大宪章〕，代替了关于‘不可出卖的人权’的华丽条目。”〔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