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附录
1、席利被驱逐出瑞士
席利的一封关于他被驱逐出瑞士的信，说明了非议员的流亡者所受待遇的一例；可惜限于篇幅，我只能加以摘录。信的开头叙述两个德国流亡者，席利的友人比和伊［注：比斯康普和伊曼特。——编者注］离开日内瓦之后，在游历瑞士时被捕；随后德律埃使他们重获自由，他们又返回日内瓦。
席利接着写道：“我受他们的委托，去访问法济，想弄清他们是否还会遭到迫害，法济安慰我说：他，作为州当局的首脑，将不泄露他们的化名，联邦当局也没有发来有关他们的任何命令；不过，如果我按他的话和他的声明去找一下司法部门和警务部门的首长日拉先生，那就更好。我按他的话办了，取得了近乎同样的效果，我留下了我的住址，以备万一联邦当局有什么命令下来。数周之后，一位警吏来找我，要我说出比和伊的地址。我拒绝了，跑去找上述的日拉。他威胁说，如果我不说出他们的地址，就要驱逐我。我回答说，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他们可以把我当做intermédiai re〔调停人〕，但决不能把我当做dén onciat eur〔告密者〕叫来。于是他对我说：《VousavezIai rdevoulo irvousinterposercommeambassadeurentremoietcesréfugiés，pourtrait erdepuissanceàpuissance》〔“您似乎想承担一位大使的职责，在我和这些流亡者之间进行调停，就像是两个平等国家间举行谈判一样。”〕我回答说：《JenaipasIambiti ondetreacc rédit éambass ad eurprèsdevous》〔“我没有在您这儿当大使的奢望。” 〕确实，我也没有受到任何大使的礼遇，便被撵出门外了。在回来时，我得知比和伊二人刚被找到，遭到逮捕而且被带走了，既然如此，我可以认为上述的威胁已经消除了。但是我没有考虑到4月1日；在1852年的这个倒霉的日子，一位警吏在街上拦住我，要我跟他去市政局，说局里似乎要问我什么事。在那里，国务参事图尔特，管理驱逐流亡者事务的日内瓦委员（当时在日内瓦管理同样事务的联邦委员特罗格的adlat us〔助理员〕）对我说，我已被驱逐，因此他应当立即把我送到伯尔尼，他表示非常遗憾，因为州当局对我没有任何恶感，但是联邦委员坚持要驱逐我。我请求引我去见联邦委员，但他回答说：《Non，nousnevoulonspas，quelecomiss ai rctédéralfa ss elaplo ic eici 》〔“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干这儿的警务。”〕但是这同他先前的话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完全把他的日内瓦国务参事的角色演糟了，因为这个角色在于用自由派的姿态抵制联邦当局的驱逐要求，而只是在暴力下让步，但同时甚至高兴地或者恭顺地听命于gentlepressu re〔轻微的压力〕。这一角色的另一特点是：背着被驱逐的人说他是奸细，为了‘正义事业不得不加以驱逐……所以，图尔特事后对流亡者们说，他应当把我赶走，因为我同联邦委员勾结，而且同他一起反对他的（图尔特的）旨在保护流亡者的措施，也就是我同那位——使图尔特非常遗憾——下命令驱逐我的委员进行秘密活动！Quell esta rti nes〔真是胡说八道！〕多么虚伪和矛盾！而且这一切是为了少许的aurapopul aris〔一时的声望〕。当然，这位先生之所以官运亨通，只是由于能随风转舵。联邦委员会里就只缺少这位日内瓦大会议和日内瓦国务会议的议员，瑞士联邦院或国民院的议员，生来糊涂的参事来确保瑞士的安宁；难怪这样写着：Provid entiaDeietcofus ionehominumHelvetiasalvafuit〔神的意志和人的迷惘拯救了海尔维第〕。”
席利到达伦敦之后，向雷赞（下面要谈到这个人）影响下的日内瓦“独立报”送去一项抗议图尔特诽谤的声明，这家报纸不久前尖锐地抨击过“自由派fai seurs〔耍花招的〕在驱逐流亡者出瑞士时”所使用的愚蠢的诽谤攻击；这项抗议没有被接受。 席利继续写道：“从日内瓦市政局出来，就进了监狱，第二天，在警察的押送下，乘邮车从监狱去伯尔尼，德律埃先生把我在伯尔尼的一座所谓古塔内严密监禁了两星期……”
德律埃在同被监禁的席利的通信（往下将谈到这些信件）中把全部过错都推给日内瓦州，可是图尔特又说全是联邦当局的过错，日内瓦州当局对席利决没有任何恶感。不久前，日内瓦的法院侦查员雷赞向他作过同样的保证。关于这位先生，席利这样写道： “趁1851年夏日内瓦举行联邦射手节的机会，雷赞作了用法文和德文用版的‘联邦射手节通报的编辑，并聘请我为撰稿人，答应给我300法郎的报酬；我的工作是flagrantedelict o〔现场〕记录委员会主席图尔特的德文欢迎词和告别词。这个任务（我要对图尔特表示感谢，虽然是过迟的感谢）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差不多每次都用同一套热烈的言词向不同的射手代表团讲话，只是根据他所祝贺的是伯尔尼的熊、还是乌利的牛或是联邦的其他组织而稍加改变；因此当重弹‘一旦发生危险，我们将如何如何的老调时，我可以安然搁笔。雷赞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时，我就回答：《cestlerefrai ndudanger，jelesai sparcur》〔“这个关于危险的老调我已经背熟了。”〕但是，雷赞并没有付给我辛辛苦苦应得的300法郎，而是唉声叹气地给我100法郎，但要我继续为他准备在日内瓦创办的政治性刊物撰稿，他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不依赖任何现存党派，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的法济—图尔特政府进行斗争，尽管他本人也是属于这个政府的。他非常适合干这样的事情，像他自己经常吹嘘的，准备《darrac herlapeauàquiqueceso it 》〔“剥掉任何人的皮”〕……为此目的，当我因为联邦射手节的劳累在瑞士旅行的时候，他委托我为这一事业笼络关系，这事我已照办，回来后还向他做了书面汇报。但是，在这期间乱起了完全不同的一股风，以全速把他从海盗航行中吹进现存政府的安静的港湾。Jenétai sdoncpourmesfrai sethonorai res〔这样，我就得自己承担一笔花销和失去一笔报酬〕，我一直要他偿付这笔报酬，但都白费劲，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个富翁……在我被捕前不久他还向我发誓说，他的朋友图尔特向他保证，根本谈不到我会被驱逐的问题，因此我不必采取措施来防备日拉的威胁等等……我在监狱古塔deprofundi s〔深处〕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给我一点欠我的钱，并请他解释发生的事（指我的被捕等），尽管他向送信人保证满足我的要求，但一直没有给我回信。
……数月后，科（一个可靠的没有成见的人）写信告诉我，我被驱逐是流亡的议员们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已由拉尼克尔在信中的附言mordic us〔确凿〕证实了。许多深知底蕴的人也表示了这种看法，后来我曾经得到机会亲自同他们谈过这件事情……然而我可不是鬣狗莱纳赫那样的议会野心家，每天把已经归天的帝国摄政福格特从帝国的坟墓中拉到伯尔尼的餐桌上，使他自己像‘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的化身那样坐着，而entre poireetfromage〔在吃最后一道甜食的时候〕便把木乃伊及其化身贪婪地吞下去，引起普遍的震惊。的确，我不是议会功勋的崇拜者。恰恰相反！但是，难道这些先生们因此就想通过把我驱逐出帝国——瑞士也包括在帝国之内，因为在瑞士埋葬了帝国宪法和最后一次帝国国会闭幕式——的办法来对我施加报复吗？我倒是认为，他们要对我进行迫害，恐怕是如我前信中说的：由于议会对我、贝克尔和几个日内瓦公民组织的日内瓦流亡者委员会感到愤懑…… 究竟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要夺取流亡者之间分配救济金的权利，他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包括巴登小议会的邓策尔）采取的办法同我们的做法不同，他们不是打算用这些钱来帮助特别困难的工人，而是想主要用来安抚有职业的受难者、革命英雄、过惯好日子的祖国的儿子们…… 手工工人们说得好，Is fecit cui prodest〔对谁有利，谁就干〕。由于我的活动确实对这些先生们不便，因此就产生了他们利用自己在领导阶层中的威信来清除我的想法。大家知道，他们曾利用过aurem princi pis 〔上司的耳朵〕，总之，他们离这只耳朵很近，要低声说些我如何不安分的话是很方便的，特别是，他们不止一次地在princeps〔首领〕图尔特的周围聚集过……”
席利讲述了他从伯尔尼古塔出来被押送过巴塞尔法国国界之后说：……数月后，科（一个可靠的没有成见的人）写信告诉我，我被驱逐是流亡的议员们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已由拉尼克尔在信中的附言mordic us〔确凿〕证实了。许多深知底蕴的人也表示了这种看法，后来我曾经得到机会亲自同他们谈过这件事情……然而我可不是鬣狗莱纳赫那样的议会野心家，每天把已经归天的帝国摄政福格特从帝国的坟墓中拉到伯尔尼的餐桌上，使他自己像‘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的化身那样坐着，而entre poireetfromage〔在吃最后一道甜食的时候〕便把木乃伊及其化身贪婪地吞下去，引起普遍的震惊。的确，我不是议会功勋的崇拜者。恰恰相反！但是，难道这些先生们因此就想通过把我驱逐出帝国——瑞士也包括在帝国之内，因为在瑞士埋葬了帝国宪法和最后一次帝国国会闭幕式——的办法来对我施加报复吗？我倒是认为，他们要对我进行迫害，恐怕是如我前信中说的：由于议会对我、贝克尔和几个日内瓦公民组织的日内瓦流亡者委员会感到愤懑…… 究竟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要夺取流亡者之间分配救济金的权利，他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包括巴登小议会的邓策尔）采取的办法同我们的做法不同，他们不是打算用这些钱来帮助特别困难的工人，而是想主要用来安抚有职业的受难者、革命英雄、过惯好日子的祖国的儿子们…… 手工工人们说得好，Is fecit cui prodest〔对谁有利，谁就干〕。由于我的活动确实对这些先生们不便，因此就产生了他们利用自己在领导阶层中的威信来清除我的想法。大家知道，他们曾利用过aurem princi pis 〔上司的耳朵〕，总之，他们离这只耳朵很近，要低声说些我如何不安分的话是很方便的，特别是，他们不止一次地在princeps〔首领〕图尔特的周围聚集过……”
“至于流亡者的放逐费用，我希望这笔费用决非由联邦国库负担，而是由神圣同盟支付。在我们踏上瑞士国土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奥里珈公主同伯尔尼的俄国代办正在伯尔尼的一室旅馆里进餐。Entre poire et fromage（同可怕的莱纳赫sans comparaison〔不能相比〕），公主对她的对方说：《Eh bien，Monsieur le baron，avez-vous encore beaucoup de réfugiés ici？》〔“哦，男爵先生，你们这里还有很多流亡者吗？”〕那一位回答说：《Pas mal，Princesse，bien que nous en ayons déjà beaucoup renvoyé M.D’ruey fait de son mieux à cet égard，et si de nouveaux fonds nous arrivent，nous en renverrons bien encore》〔“不少，公主，虽然我们已经送走许多。德律埃先生正在尽力而为，如果我们得到新的救济金，我们还会送很多人走。”〕这段话是当时侍候他们的一个侍役听到后转告我的，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他曾是我指挥下的一名志愿兵。”
在席利被驱逐的时候，他的行李神秘地丢失了，再也没有找到。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哈佛尔从德国移民的车厢的行李堆中突然失踪（我们在巴塞尔由移民局代办克林科关进这节车厢，克林科受到联邦当局委派，把我们遣送到哈佛尔，而且流亡者的行李同移民的行李是完全混在一起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这只有借助流亡者的名单和他们的物品单才能发生。或许瑞士驻哈佛尔领事——商人万纳尔更清楚这事，我们是先到他那里再继续被遣送的。他答应全部赔偿损失。后来德律埃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证实了这一诺言，为了在联邦委员会辩护我的起诉，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伯尔尼的律师福格特。但是他至今没有寄还这封信，也没有对我寄给他的信作任何答复。而1856年夏天我遭到联邦委员会的坚决驳回，而且对这个决定并没有作任何说明……
但是，所有这些以及宪兵押送和带着手铐等等的驱逐，如果同遣送所谓巴登人中的较轻罪犯回国相处，同在睦邻协议的幌子下以特殊的关切进行的遣送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后者领有特制的通行证和回国后立即去地方当局登记的命令，他们得不到从事自己职业的机会，只能用各种各样方法赎自己的罪。用这种办法引渡过来的这些人（因为引渡这个词是最合适的）所默默忍受的痛苦，还有待历史家来记载和复仇者来报复。
瑞士的塔西佗在谈到瑞士的时候说，‘一个人如果被人指出缺点而仍不失为伟大就应该对那个人加以赞扬。值得这样赞扬的材料并不缺乏；这种赞扬不会损害它一根毫毛……quiai mebi enchati ebi en〔爱得深，责得严〕。实际上，我这方面总是对瑞士怀着始终不渝的同情。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和人民。瑞士人随时准备熟练地使用保存在家里的火枪，以维护光荣的历史传统，维护经济中的优良的现代成果，因而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非常值得尊敬。他们应当得到别人的同情，因为他们同情别人争取美好命运的斗争。瑞士的一个农民为德国南部起义失败感到烦恼，他说，‘我宁愿让我们上帝的那一对最好的天使死掉也比这好。也许，他不会用他自己的马车为这事去冒险，宁可拿他自己的生命和火枪去冒险。因此，瑞士人即使由于有自己的世袭产业和为了保卫这些产业而保持中立，他们的心灵深处并不是中立的。况且包藏着他的美好的内核的中立的旧壳，显然受不了这一切外人的践踏——这正是中立的实质——，它很快会破碎，于是气氛也就澄清了。”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他在伯尔尼监狱的塔楼中，不可能同德律埃会面，但是同这位先生通了信。席利写信问他被捕的理由，并要求允许他向伯尔尼的律师维斯进行法律上的谘询，德律埃在1852年4月9日这样答复说：但是，所有这些以及宪兵押送和带着手铐等等的驱逐，如果同遣送所谓巴登人中的较轻罪犯回国相处，同在睦邻协议的幌子下以特殊的关切进行的遣送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后者领有特制的通行证和回国后立即去地方当局登记的命令，他们得不到从事自己职业的机会，只能用各种各样方法赎自己的罪。用这种办法引渡过来的这些人（因为引渡这个词是最合适的）所默默忍受的痛苦，还有待历史家来记载和复仇者来报复。
瑞士的塔西佗在谈到瑞士的时候说，‘一个人如果被人指出缺点而仍不失为伟大就应该对那个人加以赞扬。值得这样赞扬的材料并不缺乏；这种赞扬不会损害它一根毫毛……quiai mebi enchati ebi en〔爱得深，责得严〕。实际上，我这方面总是对瑞士怀着始终不渝的同情。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和人民。瑞士人随时准备熟练地使用保存在家里的火枪，以维护光荣的历史传统，维护经济中的优良的现代成果，因而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非常值得尊敬。他们应当得到别人的同情，因为他们同情别人争取美好命运的斗争。瑞士的一个农民为德国南部起义失败感到烦恼，他说，‘我宁愿让我们上帝的那一对最好的天使死掉也比这好。也许，他不会用他自己的马车为这事去冒险，宁可拿他自己的生命和火枪去冒险。因此，瑞士人即使由于有自己的世袭产业和为了保卫这些产业而保持中立，他们的心灵深处并不是中立的。况且包藏着他的美好的内核的中立的旧壳，显然受不了这一切外人的践踏——这正是中立的实质——，它很快会破碎，于是气氛也就澄清了。”
“……日内瓦当局决定把您驱逐出该州，命令逮捕您并把您解送到伯尔尼由我部处理，因为您是最不安分的流亡者之一，企图窝藏伊和伯，而您是有责任向当局报告这两个人的。由于以上原因，并且由于您继续留在瑞士将损害瑞士联邦的国际关系，所以联邦委员会决定把您驱逐出瑞士国境等等……由于逮捕您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您提交刑事法庭或违警法庭，而是考虑国家安全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所以您没有必要向律师谘询。此外，在按照您的请求允许您同律师维斯先生会晤以前……我想知道这次会晤的目的。”
席利经过再三申请才被允许给他在日内瓦的朋友写的一切信件，事先都经过德律埃先生的检查。席利在一封信中用了这样的话：《Vae victis》〔“呜呼，战败者”〕。于是，德律埃在1852年4月19日给他的信中写道： “您给雅［注：雅科比。—编者注］先生的信中说：《Vae victis》……您是否想说，联邦当局以对待战败者的态度对待您？如果是这样，那末这是一种欺骗性的攻击，我必须对此提出抗议。”
席利在1852年4月21日答复大权在握的德律埃说： “联邦委员会参事先生，我不认为这样形容对我采取的措施就应当被指责为欺骗性的攻击；至少这种指责不能使我放弃我是受到残酷对待的想法；恰恰相反，一个被监禁者从监禁他的人那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认为是更增加了残酷。”［注：席利和德律埃通信的原文是法文。——编者注］
1852年3月底，在席利被捕和其他非议员流亡者被驱逐以前不久，反动的“日内瓦报”刊登了各色各样的关于日内瓦的德国流亡者策划共产主义密谋的谣言：特罗格先生正在忙于收拾窝藏着84条共产毒龙的德国共产分子的窠穴等等。除了这家反动的日内瓦报纸以外，还有属于议会帮的伯尔尼的一个文丐——可以设想是卡尔·福格特，因为他在“主要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有过从共产主义流亡者手中拯救瑞士的荣幸——用笔名《SS》在“法兰克福报”上散布类似的谣言。例如，他写道，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日内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由于不合法地分配救济金而垮台，已由一些正派人（议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取代，这些人将很快结束这种混乱现象；其次，日内瓦的独裁者看来终于开始服从联邦委员的命令，有两个属于共产主义派别的德国流亡者被捕，并已从日内瓦解到伯尔尼等等。巴塞尔出版的“瑞士国民报”[597]在1852年3月25日第72号上刊登了日内瓦的答复，其中提到： “任何不具成见的人都知道，正像瑞士仅仅致力于巩固和根据宪法发展自己的政治成果那样，本地留下的少数德国流亡者所做的只是赚取每日的面包和一些毫无危害性的事情，关于共产主义的神话，只是庸俗的幻想家和政治上或本身有利害关系的告密者的臆想。”
文章指出“法兰克福报”驻伯尔尼议会的通讯员就是这样的一个告密者，然后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 “本地的流亡者认为，他们中间有许多像往昔的‘帝国的比德曼和巴塞尔曼之流的所谓‘正派人，他们由于怀念祖国的肉锅[598]，企图以这种反动的卑鄙勾当来求得本国君主的宽恕；但愿他们立即一路顺风，免得再败坏流亡者和让他们避难的政府的名声。”
流亡的议员们知道，席利是这篇文章的作者。3月25日的巴塞尔“国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4月1日席利就无缘无故地被捕了。《Tantaene animis celestib us irae？》〔“神灵的怒火是不是这样强烈？”〕［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册。——编者注］2、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
在穆尔顿的丑闻之后，日内瓦的德国流亡者（不包括流亡的议员）“向联邦最高司法和警务部”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我只引证其中的一段：
“……君主们并不满足于他们迄今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为了清除瑞士的流亡者，他们对瑞士摩拳擦掌，用军事占领相威胁；联邦委员会至少在一份官方文件中表明了它对这样一种危险的忧虑。紧随着又发生了驱逐事件，这次驱逐是以著名的穆尔顿代表大会为理由，并且肯定说由于为此而进行的侦查，突然发现了政治宣传的倾向。这种说法受到现有事实的坚决驳斥……在法律上，必须确认，凡是存在法治的地方，只有法律规定应受惩罚的行为才能施以法律惩处；这一点也适用于驱逐出境，如果这种驱逐没有公开变成警察暴行的话。这样或许有人要对我们指出外交的意义，说出于尊重强邻和保持国际关系而不得不这样做的吧？果真如此，那就让瑞士联邦的十字躲在土耳其的新月后面吧，后者会在逮捕流亡者的密探敲土耳其政府的大门时给他看它的双角，而不是出面认罪；要是这样，那就发给我们去土耳其的护照吧，等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把开瑞士的自由堡垒的那些钥匙当做feudumoblatum〔采邑从属关系〕的标志交给神圣同盟吧，以便往后可以把这些钥匙当做神圣同盟侍卫官的勋章来佩带，上面的铭文是：Finis Helveita e！〔海尔维第的末日！〕”
3、舍尔瓦尔
我从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看出，帝国的福格特所提到的“马克思的战友”或舍尔瓦尔的“战友”，除了现在居住在伦敦的施泰歇尔先生以外，不可能是别人。虽然我已经听到过不少对他的卓越而全面的艺术天才的赞扬，但这以前我还没有认识他本人的荣幸。由于只克尔的信，我们才得以会面。下面就是我的“战友”写给我的一封信。
“1860年10月14日于伦敦
西中心区萨谢克斯街17号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承蒙您寄给我福格特的小册子的摘要，我非常乐意就小册子中提到的纽金特（舍尔瓦尔克列美尔）的问题为您提供一些说明。1853年3月，我从意大利旅行回来时到了日内瓦。纽金特差不多同时也到达日内瓦，我是在一个石印厂认识他的。我那时刚开始从事石印工作，由于纽金特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又是一个非常热情、能干、勤劳的人，所以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同他在一个工作场工作。如果撇开小品文和小册子作者们惯用的夸张手法不谈，福格特所提到的纽金特在日内瓦的活动，同我当时所听到的差不多是一致的。成绩是非常小的。我只认识这伙人当中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和蔼、勤劳但同时也非常轻浮的年轻人；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之一，所以很容易理解纽在这伙人中主宰一切，别的人不过是好奇的听众罢了。我相信既没有制成石版也没有制成铜版，但是我听到纽谈起过这样的事。我的熟人多半是日内瓦人和意大利人。我知道，后来福林特和其他我不认识的德国流亡者把我看做奸细。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真相迟早会大白的；我甚至不责怪他们，因为当时确实有不少奸细，而且认出他们来并不总是容易的，因此就易于引起怀疑。我几乎可以肯定，自从纽金特被逐出日内瓦以后，他没有同那里的任何人通过信。后来我接到他两封信；他邀请我去巴黎完成一件关于中世纪建筑学的工作，这工作我也做了。我在巴黎见到纽金特的时候，他完全不问政治，也不同别人通讯。根据以上所说情况，至少可以做出结论说，所谓‘马克思的战友’可能指的是我，因为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纽金特曾邀请其他任何人到巴黎去过。福格特先生当然不会知道，我从来也没有（无论间接也好或者直接也好）同您接触过，如果我不迁居伦敦，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认识您和府上的人，或许永远不会同您接触。
向您和您家尊贵的眷属致衷心的问候
赫·卡·施泰歇尔”
4、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我在本节内引用的关于科伦案件期间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和它同大陆上普鲁士当局通信的论述，是以奥·维利希在“纽约刑法报”（1853年4月）上发表的“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威廉·希尔施的辩护书”[599]为根据的。这是被监禁在汉堡监狱的希尔施的自供；希尔施是警监格莱夫及其代理人弗略里的主要工具，并在他们的委托和领导下伪造了由施梯伯在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提出的伪记录本。这里我摘录希尔施回忆录中的几段话：
“德意志协会〈在工业博览会期间〉受到警察三巨头——普鲁士警务顾问施梯伯、奥地利的一位库贝施先生和不米梅警察局长洪泰耳的共同监视。”
由于希尔施表示愿意担任mouchard〔密探〕，因而同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进行第一次会晤。希尔施对这次会晤写道： “普鲁士驻伦敦大使馆同它的密探们指定的接头地点安排在一个适合接头的地方。庙关弗利特街的‘雄鸡小酒店是不引人注意的，如果入口处没有一只金公鸡作招牌，不是专门要找这家酒店的人就很难发现它。我经过一个狭窄的入口进到这家古老的英国酒店内部，当我问到查理先生时，一位身体结实的先生出来说他就是，他和蔼地微笑着，就像我们两人已经是老相识了。这位大使馆代表显得心情非常愉快，而掺水的白兰地使他的情绪更加高涨，以致一时他似乎忘掉了我们会见的目的。查理先生或者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他立刻给我讲了他的真实姓名）首先声明他本来同警务毫无关系，但是他准备起中介作用……第二次是在黄金广场布鲁尔街39号他当时的住所里会面的，在这里，我初次认识了警监格莱夫；这是个道地的警察型的人，中等身材、深色头发以及同样颜色的parordre〔按官吏式〕修剪的联鬓胡子——上唇髭同颊须连在一起，下巴剃得精光。他两眼无神，但由于经常同小偷和骗子打交道而习惯地显得非常紧张……格莱夫先生也像阿尔伯茨先生一样，最初对我说他叫查理。但这位新的查理先生至少态度更为严肃；他大概认为首先必须考验我一番……我们的初次会晤结束时，他要我向他精确地报告革命流亡者的活动……第二次会面时，格莱夫向我介绍了他称之为‘他的右手的人，并接着说：‘即他的密探之一。此人年纪很轻，身材高大，服饰雅致，介绍时又自称为查理先生；看来全体政治警察都用这个化名。于是，我现在就得同三个查理打交道。新来的这个人好像更引人注意些。他说‘他以前也是革命者；但是，只要我跟他一起走，什么都可以办到”。格莱夫有一个时期离开了伦敦，他同希尔施告别时“直截了当地说，新查理先生总是按照他的委托办事的，即使有些事我觉得奇怪，也可以毫无顾虑地相信他；我不应当因此而感到不安。为了解释得更清楚，他补充说：‘内阁有时需要这种或那种东西；主要的是文件；如果搞不到它们，就应当会另想办法！”
希尔施继续说，最后一个查理是弗略里，他 “以前从事勒·维提希主编的‘德勒斯顿日报的发行工作。在巴登，根据他从萨克森弄来的介绍信，临时政府把他派往普法尔茨组织民军等等。当普鲁士人进入卡尔斯卢厄时，他被俘，如此等等。1850年底1851年初他突然又在伦敦出现。他一到伦敦就使用德·弗略里这个姓，并且用这个姓混入流亡者中间，至少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同流亡者一起住在流亡者委员会设的流亡者集体宿舍，并领取救济。1851年初夏，他的生活状况突然好了起来，他住进一套相当好的住宅，年底同一个英国工程师的女儿结了婚。后来我们看到他在巴黎当密探…… 他的真姓是克劳潭；他的父亲是鞋匠克劳泽，在15—18年前由于在德勒斯顿刺杀雪恩贝格伯爵夫人和她的侍女，同巴克霍夫和贝泽勒尔一起在德勒斯顿被判处死刑……弗略里克劳泽常常对我说，他从14岁起就为一些政府工作”。
施梯伯在科伦法庭公开审判时承认，就是这个弗略里克-劳泽，直接在格莱夫手下任普鲁士警察密探。在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关于弗略里我是这样说的[600]：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玛丽花［注：FleurdeMarie］，但他毕竟是一支花［注：在法国土语中，把在犯人身上所烙的字母TF（travauxforcés，即苦役）称之为Fleursdelys〔百合花〕。（恩格斯在“揭露”1885年版上加的注。）］，它将要开放，那怕仅仅是一支fleursdelys〔百合花〕［注：文字游戏：《fleur》是“花”，Fleury 〔弗略里〕是姓。——编者注］。”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在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几个月，弗略里在英国由于伪造行为被刺处几年hrlks〔在作监狱用的船上服苦役〕。 希尔施继续说，“弗略里作为警监格莱夫的右手，当格莱夫不在时，直接同普鲁士大使馆联系。”
同弗略里有联系的有麦克斯·罗伊特，此人曾经从沙佩尔—维利希集团当时的档案保管员奥斯渥特·迪茨那里偷窃过信件。 希尔施说：“施梯伯从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哈茨费尔特的密探，即臭名远扬的舍尔瓦尔那里得知舍尔瓦尔本人写给伦敦的信件，并通过罗伊特打听出这些信的所在，于是弗略里受施梯伯的委托在罗伊特的帮助之下进行了偷窃。就是这些偷去的信件，施梯伯先生在科伦陪审法庭上恬不知耻地以‘本来面目提出来作证……1851年秋，弗略里曾经同格莱夫和施梯伯一起住在巴黎；这以前，施梯伯通过哈茨费尔特伯爵的介绍同这位舍尔瓦尔，或更正确些说，同约瑟夫·克列美尔，打通了关系，他希望借助这个人来策划一件密谋。为此目的，施梯伯、格莱夫、弗略里等先生以及另外两个警探贝克曼［注：这就是在案件中作为阿尔宁出现的那个人物。（马克思在“揭露”1875年版上加的注，本附录4作为补遗附在那里。）
他在当时以及后来许多年曾担任“科伦日报”驻巴黎记者。（恩格斯在“揭露”1885年版上对马克思的注所作的补充。）］和佐美尔，在巴黎同著名的法国密探律西安·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进行了商议，并且向舍尔瓦尔作了相应的指示，他应根据这些指示制造他的信件。弗略里常常在我面前讥笑施梯伯和舍尔瓦尔之间的那次寻衅；以斯特拉斯堡和科伦的一个革命联盟书记的身分，在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命令建立的协会里出现的施米特，不是别人，正是弗略里先生……毫无疑问，弗略里是伦敦唯一的普鲁士秘密警察局的密探，向普鲁士大使馆提出的一切建议都要经过他的手……格莱夫和施梯伯两位先生在许多场合都信赖他的意见”。弗略里通知希尔施说：“格莱夫先生已经告诉您应当如何行动……法兰克福中央警察局的意见是，首先必须保证政治警察局的存在，至于我们采取什么手段做到这一点，那是无关紧要的；巴黎九月密谋已经使这方面前进了一步。”
格莱夫回到伦敦，对希尔施的工作表示满意，但是，他提出进一步要求，要关于“马克思派的同盟的秘密会议”的报告。他在当时以及后来许多年曾担任“科伦日报”驻巴黎记者。（恩格斯在“揭露”1885年版上对马克思的注所作的补充。）］和佐美尔，在巴黎同著名的法国密探律西安·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进行了商议，并且向舍尔瓦尔作了相应的指示，他应根据这些指示制造他的信件。弗略里常常在我面前讥笑施梯伯和舍尔瓦尔之间的那次寻衅；以斯特拉斯堡和科伦的一个革命联盟书记的身分，在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命令建立的协会里出现的施米特，不是别人，正是弗略里先生……毫无疑问，弗略里是伦敦唯一的普鲁士秘密警察局的密探，向普鲁士大使馆提出的一切建议都要经过他的手……格莱夫和施梯伯两位先生在许多场合都信赖他的意见”。弗略里通知希尔施说：“格莱夫先生已经告诉您应当如何行动……法兰克福中央警察局的意见是，首先必须保证政治警察局的存在，至于我们采取什么手段做到这一点，那是无关紧要的；巴黎九月密谋已经使这方面前进了一步。”
这位警监最后说：“àtoutprix〔无论如何〕要提供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您怎么做随您的便，只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越出真实的界限。我本人太忙。德·弗略里先生将代表我同您一起工作。”
如希尔施所说，格莱夫当时正忙于同莫帕通信（通过德拉奥德杜普勒），以便安排所谓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从圣珀拉惹监狱的假逃。由于希尔施肯定： “马克思在伦敦没有建立同盟的任何新中央协会……格莱夫同弗略里商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时只有自己作出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格莱夫自愿负责使这些文件显得真实，而他的建议总是会被接受的。”
这样，弗略里和希尔施就着手工作。照希尔施说，他们关于由我召开的同盟秘密会议的报告的“内容”是， “进行了各种讨论，接纳了同盟新盟员，在德国某个角落建立了一个新支部，设立了某种新组织，在科伦的马克思的被监禁的朋友们有无获释的希望，收到某人的信件等等。至于最后一点，弗略里通常都用那些在德国的由于政治侦查而已经被怀疑的人，或者进行某种政治活动的人；然而还得经常靠幻想来帮忙，于是有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同盟盟员，他的名字世界上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格莱夫先生认为报告很好，àtoutprix〔无论如何〕必须把它搞出来。一部分报告是由弗略里单独起草的，但多数场合我都得帮助他，因为就是细小的记载他也不能用应有的文体写出来。报告就这样写成了，格莱夫先生毫不犹豫地为报告的真实性作担保”。
希尔施往下谈到，他和弗略里如何拜访了布莱顿的阿·卢格和爱德华·梅因（托比的纪念物），如何偷窃了他们的信件和石印的通讯。不仅如此。格莱夫—弗略里在斯坦伯里的印刷所（费特尔巷）里租用了一台石印机，同希尔施一起自己动手伪造“激进传单”。其中有些东西对“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是有教益的。请他听吧： “由我〈希尔施〉拟定的第一个传单，根据弗略里的建议，叫做‘致农业无产阶级’；有许多份数印得不坏。格莱夫把这些印好的传单当做马克思派的东西散发出去，为了做得更像一些，他在用上述方法伪造的所谓同盟会议的报告中，还加上了几句有关散发这种传单的话，以说明传单的来源。类似的伪造品，标题是‘致人民的儿女’，也准备好了；我不知道，为一次格莱夫先生把谁说成是文章的作者。这种把戏后来停止了，主要是因为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钱。”
舍尔瓦尔在所谓从巴黎逃出以后，到了伦敦，起初以每周1镑10先令的工资为格莱夫工作； “为此，他有责任提供关于德法两国流亡者的交往的报告。”
但是，被工人协会公开揭露是个mouchard〔密探〕而且被赶出协会的 “舍尔瓦尔，当然要把德国流亡者和他们的机关报说得根本不值得注意，因为在这方面他无法提供一点消息。但是，他却为格莱夫提供了一个关于非德国的革命政党的报告，他作这个报告的本领赛过了闵豪森”。
随后，希尔施又转回到科伦案件。 “格莱夫先生委托弗略里完成的同盟报告，其中凡是涉及科伦案件的，已经起有人不止一次地询问过格莱夫先生这些报告的内容……为这件事也规定了明确的任务。据说有一次马克思用‘酒馆的地址同拉萨尔通信，而国家检察官先生希望对此加以侦查……国家检察官的要求看来是更天真的，他希望确切了解拉萨尔从杜塞尔多夫给科伦被监禁的勒泽尔的经济援助……这些钱似乎实际上应当来自伦敦。”
在第三章第四节里已经提到，弗略里受辛凯尔迪之托应当在伦敦搜罗一个人，以便在科伦陪审法庭上代表失踪的证人豪［注：豪普特。——编者注］等等。在详细叙述了这个插曲以后，希尔施继续写道： “这时，施梯伯先生固执地要求格莱夫尽可能搞到他寄来的同盟会议记录的原本。弗略里说，只要给他配备几个人，他就能够搞出原本记录来。但是，这就必须得到马克思的一些朋友的笔迹。我利用后一句话从我这方面拒绝了这项建议；这个问题弗略里只再提过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谈起。这时候，施梯伯先生突然带着伦敦召开的同盟中央协会会议记录本在科伦出现……当我从报纸报道的记录摘要中认出这同格莱夫委托弗略里捏造的报告丝毫不差的时候，感到了更大的惊异。这就是说，格莱夫先生或施梯伯先生本人用某种办法制造了一个副本，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原本记录中有签名，而在弗略里呈递的记录中则是从来都没有签名的。关于这种令人惊异的现象，我从弗略里本人那里只听到这样说：“施梯伯什么都会干，这事会博得热烈的喝采！”
当弗略里得知“马克思”把所谓在记录上签了名的那些人（李卜克内西、林格斯、乌尔麦尔等）的真实签名在伦敦治安法庭立了案的时候，他起草了下面这封信： “致柏林王国警察总局。dd［注：dedat o——即日。——编者注］于伦敦。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记录上的签名为伪造，他们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真实签名向陪审法庭提出。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以多方利用的，为真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自己就没有提出真正的保证。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真伪时并不害怕说出自己的名字。贝克尔，利奇菲耳德街4号。”“弗略里知道贝克尔的地址，这是一个德国流亡者，同维利希住在一所房子里，所以后来很容易使人怀疑这封信是马克思的敌人维利希写的……弗略里事先就为即将由此产的非议感到高兴。他以为人们读到这封信时一定已经很晚，等到搞清这信的真伪时，案件早已结束了……用贝克尔署名的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柏林警察总局，但是没有寄往柏林，却送给‘科伦法兰克福旅馆警官戈德海姆了，这封信的信封寄到了柏林，里面附了一张字条：‘科伦的施梯伯先生对这些将作详尽说明……施梯伯先生没有利用这封信；他之所以不能利用是因为他被迫放弃了整个记录本。”
关于记录本希尔施说： “施梯伯先生〈在法庭上〉说，两星期前他已经得到这个记录本，并且在使用它以前慎重考虑过；他继续说道，记录本是他通过一个名叫格莱夫的信使得到的……就是说，格莱夫把他自己的作品带给了他；但是，这怎么能同戈德海姆先生的书信吻合呢？戈德海姆先生向大使馆写道：‘记录本所以提供得这样晚，是为了不让因怀疑它的真伪而提出的质询起作用……10月29日星期五，戈德海姆先生到了伦敦。施梯伯先生已意识到无法替记录本的真实性辩护；因此他派了一个使者同弗略里就地商谈这个问题。他们讨论能否用某种办法搞到一个证明它的真实性的证据。商谈毫无结果，他什么也没有弄到手就离开了，而使弗略里陷于绝望中。为了不致损害高级警官们的名誉，施梯伯只好决定出卖他。从施梯伯先生不久以后发表的声明来看，我才知道这就是弗略里惶恐不安的原因。弗略里先生感到不知所措，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他给我我带来一份手稿，要我照它临摹一项声明，并签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然后向伦敦市长宣誓，说我是李卜克内西……弗略里告诉我，手稿的字迹出自写记录本的那个人，是戈德海姆先生〈从科伦〉带来的。但是，如果施梯伯先生的记录本是通过信使格莱夫从伦敦得到的，那末，戈德海姆先生怎么能够在格莱夫重回伦敦的时候从科伦带来所谓的记录本原稿呢？……弗略里交给我的仅仅是几句话和签名……”希尔施“尽量精确地照着笔迹拟出一项声明，说下一签名人（即李卜克内西）声明，马克思及其同伙所立案的他的签名是伪造的，只有现在这个签名才是唯一真实的。当我结束了我的工作，手上拿着幸而现在还在我这里的手稿〈指弗略里交给他临摹的手稿〉的时候，我向弗略里说明了我的顾虑，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使他颇感惊异。起初他很难过，后来他说要自己去宣誓……为了更可靠起见，他想要普鲁士领事证明他的签名是真的，因此他首先去领事的办公厅。我在一个小酒馆等他。他回来的时候，证实签名的事已经办妥，此后他打算到市长那里去宣誓保证签名正确无误。但是，这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市长要求别的保证人，而弗略里却找不出来，于是宣誓的事便吹了……夜间很晚我还见到德·弗略里先生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正好在这一天，他遭遇了一件意外的不愉快的事情，因为他在‘科伦日报上读到了施梯伯先生牵涉到他的声明！德·弗略里先生以充分的哲理自慰：‘但是我知道，施梯伯没有别的办法，否则他就得把自己的名誉败坏了……德·弗略里先生我们最后几次见面的一次中对我说：‘要是科伦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
弗略里同希尔施的最后几次会面是在1852年10月底；希尔施的自供注明的日期是1852年11月底；而1853年3月底就响起了“柏林的巨雷”（拉登多夫密谋）［注：恩格斯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3版（1885年）上，给马克思在第2版（l875年）增加的附录4添了下面一段话：读者看一看施梯伯本人给他的两个同谋者弗略里克劳泽和希尔施下的评语、那是很有趣的。“黑书”[601]上对头一个人（第2卷第69页）这样说道：
“№345。克劳泽，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德勒斯顿人，1834年由于参加谋杀德勒斯顿的雪恩贝尔格伯爵夫人而被判处死刑的前管家、以后〈处死以后？〉为粮食经纪人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泽和现在还活着的他的未亡人约翰娜·罗津（父姓居尼茨）的儿子；他于1824年1月9日生在离德勒斯顿不远的科斯维希附近的魏茵贝格豪泽。1832年10月1日进入德勒斯顿的贫民学校，1836年被德勒斯顿附近的安东城的孤儿院收容，1840年受坚信礼。后来到德勒斯顿的商人格鲁勒那里当学徒，但是次年就因多次偷窃而受到德勒斯顿市法院的侦讯和判处徒刑，审前羁押期间也计入刑期之内。获释后，住母亲处，没有任何职业。1842年3月，由于撬锁行窃又被抓起来解送法院并判处四年苦役。1846年10月23日出狱后回至德勒斯顿，同一些惯盗来往。后来为被释犯人收容所收留，把他安置在雪茄烟工场作工。他在那里连续工作到1848年3月，表现一般。但是，很快他又游手好闲起来，开始访问起政治团体来了〈充当政府密探，如他本人在伦敦向希尔施说的；见上面〉。1849年初，任德勒斯顿的共和主义者文人埃·勒·维提希（现在住在美国）编辑的‘德勒斯顿日报的送报员，1849年5月，参加德勒斯顿起义，为索菲街街垒上的指挥员，起义被镇压后，逃往巴登，1849年6月10日和23日受巴登临时政府全权委托组织民军并为武装起义者征收给养。后来为普军俘掳，1849年10月8日自拉施塔特逃出。〈完全同后来舍尔瓦尔从巴黎“潜出”一样。但是往下才是真正的芳香的警察的花束，——不要忘记，这是在科伦案件两年后付印的。〉据1853年5月15日柏林‘政论家第39号刊登的摘自纽约印行的汉堡商店伙计威廉·希尔施的著作‘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的报道〈施梯伯，你真是个有预见的天使！＞，1850年底或1851年初，克劳泽化名为查理·德·弗略里以政治流亡者的身分出现于伦敦。他最初颇为潦倒，但自1851年起，景况好转，当他被共产主义者同盟接收为盟员之后〈施梯伯臆想的接收〉，开始曾充任各国政府的代理人；但因进行欺诈而遭到多方责难。”施梯伯就这样酬谢他的朋友弗略里；此外，上面已经说过，科伦案件结束后几个月，他因伪造罪在伦敦被判几年苦役。
关于可敬的希尔施，同书第58页上说：
“№265。威廉·希尔施，汉堡商店伙计。他大概是出于自愿而不是作为流亡者去伦敦的。〈这种毫无目的的谎言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戈德海姆曾经想在汉堡逮捕他！〉在伦敦同流亡者来往甚密，参加了共产党。他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参加革命党的活动，另一方面又为大陆各国政府效劳，充当对付政治犯和伪币制造者的密探。他在后一种职责中采用极卑鄙的欺诈、撞骗、甚至伪造，因此必须对他严加防范。他甚至同一些家伙勾结伪造纸币，目的似乎只为向警察当局揭发有人伪造货币，以取得优厚的奖赏。双方〈警察的和非警察的伪币制造者？〉逐渐看出他的原形来了。他从伦敦转到汉堡，生活极为潦倒。”
施梯伯关于他的伦敦的下手们就是这样写的，他曾经不断地发誓保证他们“诚实和可靠”。而特别有趣的是：这个典型的普鲁士人绝对不可能说出简单的真理。他完全无法克制自己，不能不在从文件中引来的真假事实之间插入一些毫无目的的谎言。根据这种职业谎言家——现时这种人比任何时候都多——的证词，成百成千的人被判处监禁。这也就是现时人们所谓的拯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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