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状况
1858年11月16日于柏林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曾经指出过新内阁的折衷调和与成分复杂的性质[注:见本卷第671—672页。——编者注]。“十字报”[424]就新内阁的这种性质发了一大套嘲讽的议论:
“制度行将改变。但是请问这次改变究竟是怎样一回事?现今被废弃的制度到底怎样,即将采取的新制度又将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代表这个制度的指导思想的是谁?是身为内阁首脑的亲王兼天主教徒呢,还是官居宗教和教育大臣的新教联盟的盟员呢?能够指望曾做过民主派议员的财政大臣同上述人物团结一致吗?此外,旧普鲁士官僚政治的宿将能够以自己的观点迁就帕托夫先生的观点吗?”
11月12日,全王国举行了Urwahlen(初选)。初选选出的Wahlmänner〔复选人〕将在本月23日选举议员。谁也不喜欢自己妻子的适度的贞操或者自己债务人的适度的偿付能力,可是,适度的自由却是在Urwähler〔初选人〕中间适度地传布的口号。在普鲁士社会中迄今站在运动前头并且奉行着可以称做liberalismus vulgaris〔庸俗自由主义〕的政治信条的那部分人身上,什么品质都有,唯独没有英勇精神。1848年,在那不勒斯、巴黎、维也纳爆发革命以前,他们一动也不敢动。但是目前,由于各种情况的绝妙安排,这些人的处境要求他们为大陆上的政治运动发出开始的信号。他们由于自己背后有大量的军队监视着,周围有十二月二日的法国、重新统一起来的奥地利、永远虎视眈眈的俄国从三方面包围着,因此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不能不感到相当犹豫。此外,革命在他们头脑里记忆犹新,并且他们认为,不应该吓唬摄政王,使他不致抛掉他在不久以前得到的立宪主义。于是一个自由派英雄就恳求另一个自由派英雄来给他帮个忙,就像有一个丈夫看到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受到一个军官的公开侮辱时对妻子所要求的那样:“拉住我,”——那位好汉高声喊道——“不然我会报复的,那就要发生流血事件。”实际上,这里不可能有任何幻想。普鲁士的运动,在当地所理解的意义上讲来,只能够存在于极有限的范围内;只要一越出这个范围,它就要或者开倒车,或者变为整个大陆的运动。这后一种可能,会使大资产阶级和摄政王都同样感到可怕。这里有一件事实,可能没有一家报纸会披露,但是我可以担保它的可靠性。摄政王在最近一次视察布勒斯劳时,曾在给这个城市的高级官员举行的招待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称:革命的火焰尚未熄灭;欧洲还有新的革命爆发的危险,因此,中等阶级的义务和利益都要求他们团结在王室周围,要紧的是,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严格地保持温和适度,从而根本杜绝无原则的蛊惑家(gesinnungslose Demagogen)可能出头的机会。这跟不久以前一位很有头脑的普鲁士贵族对我说的话完全相符:“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使国王发疯的吗?”——他说道,——“是赤色共和国的魔影。他的兄弟,尽管这是个没有任何幻想、庸庸碌碌、平凡无奇的迂腐人物,同样也是时时刻刻被这同一个魔影弄得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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