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二卷——西班牙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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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革命HaN品论天涯网

　　萨拉哥沙于8月1日下午1时30分投降，抵抗西班牙反革命的最后一个中心就此消失。从军事观点来说，马德里和巴塞罗纳的起义已经失败，安达鲁西亚的起义的牵制力量很微弱，而萨拉哥沙又受到了来自巴斯克地区、纳瓦腊、卡塔卢尼亚、瓦伦西亚和加斯梯里亚的具有压倒优势的军队的联合进攻，所以它已经很少有成功的机会。而领导抵抗队伍的是埃斯帕特罗的老副官法尔孔将军；“埃斯帕特罗和自由”被用作战斗的口号；萨拉哥沙的人民又已经知道了埃斯帕特罗在马德里的极端可笑的惨败[47]，因此即使可能有过任何的成功的机会，也都被这些情况断送了。此外，从下面摘自7月29日《马德里报》[48]的这一段话可以看到，埃斯帕特罗的总部已经对萨拉哥沙方面的部属发出直接的命令，要他们停止一切抵抗：
　　这次革命运动几乎波及西班牙全境：在加斯梯里亚的马德里和拉曼彻；在安达鲁西亚的格拉纳达、塞维尔、马拉加、加迪斯、哈安等城；在木尔西亚省的木尔西亚和卡塔黑纳；在瓦伦西亚省的瓦伦西亚、阿利康特、阿耳西拉等城；在卡塔卢尼亚的巴塞罗纳、雷乌斯、菲盖腊斯、赫罗纳等城；在阿腊贡的萨拉哥沙、特鲁韦尔、韦斯卡、哈卡等城；在阿斯土里亚的奥维耶多；以及在加利西亚的拉科鲁尼亚。在埃斯特勒马杜腊、累翁和旧加斯梯里亚，没有什么行动，因为这些地方的革命派已于两个月前在埃斯帕特罗和奥当奈尔的共同赞助下被镇压下去；巴斯克地区和纳瓦腊也平静无事。但是后面这些省份是同情革命事业的，虽然这种同情在法国观察兵团面前不能表现出来。如果考虑到下面所说的情形，这一点就更加值得注意了：即在二十年前，正是这些省份形成了卡洛斯派[49]的堡垒，卡洛斯派当时得到了阿腊贡和卡塔卢尼亚的农民的支持，但是这一回，阿腊贡和卡塔卢尼亚的农民却极其热诚地站在革命一边；而且，如果不是巴塞罗纳和萨拉哥沙的首领们的怯懦无能使他们的精力无处发挥，他们会成为抵抗运动中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甚至新教的正统拥护者、二十来年前曾为宗教裁判所的唐·吉诃德式的骑士唐·卡洛斯效劳的伦敦“先驱晨报”[50]，也公允地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且被它弄得很窘。这是西班牙这次革命所显示的许多进步的征兆之一。这种进步诚然很缓慢，但是在这个国家里，《a　la　mañana》〔“明天再说”〕是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每个人都会告诉你说，“我们的祖先用了八百年才把摩尔人赶走”，因此只有不熟悉这个国家的奇特的风俗习惯的人，才会对这种进步的缓慢感到惊异。
　　尽管各地普遍发动了pronunciamientos〔兵变〕，西班牙的革命仍只限于马德里和巴塞罗纳。在南方，革命为cholera　morbus〔霍乱〕所破坏，在北方，又为埃斯帕特罗瘟疫所破坏。从军事观点来看，马德里和巴塞罗纳的起义并没有提供什么令人感兴趣的和任何新奇的特点。在军队这一边，事事都是预先准备好了的；在另一边，事事都是仓卒进行的；攻势从来没有易手。一方面，是装备优良的军队在将军们的指挥下顺利行动；另一方面，则是首领们被装备不全的人民推着勉强前进。在马德里，革命者从开始就犯了错误，他们把自己封锁在市内地区，配置在连接城市东西两端的一线上；而这两端是掌握在奥当奈尔和孔查手里的，他们经由城外的大道互相联系并与杜耳塞的骑兵取得联络。这样，起义者就被隔绝开来，并且暴露在奥当奈尔及其同谋者所预定的集中攻击之下。奥当奈尔和孔查只须使他们的部队会合，革命力量就被驱散到城市的南区和北区，而不可能再行集结。这次马德里起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街垒筑得很少并且只筑在突出的街角上，而房屋则被用来作为抵抗的中心；再者，这是巷战中前所未闻的，起义者用刺刀冲锋去对付进攻的纵队。但是，如果说起义者从巴黎和德勒斯顿的起义[51]中吸取了有用的经验，那末，军队从中学到的也不比他们少。房屋的墙垣一一被打垮了，起义者的翼侧和后方受到袭击，通往街道的出口又受到炮火的射击。马德里之战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孔查和奥当奈尔会师以后，普切塔被逼退到城市的南区（托勒多区），便把西班牙山地的游击战法搬用到马德里的街道上来。起义者被打散了以后，转身退到教堂的拱门下面，狭窄的胡同里，房屋的楼梯上，一直在那里坚守到战死为止。
　　在巴塞罗纳，战斗还要更为激烈，而那里却全然没有领导。从军事上讲，这次起义和巴塞罗纳以前的一切起义一样，由于蒙茹伊克要塞保持在军队手里而遭受失败。斗争的激烈可由这样一件事实看出，即在起义者已被赶出巴塞罗纳以后所顽强争夺的郊区格腊西阿，有150名兵士被烧死在自己的兵营里。值得指出的是，在马德里，正像我们在前面一篇文章中所说明的，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出卖和背弃了［注：见本卷第45—46页。——编者注］，但巴塞罗纳的织布工人们却在一开始就宣告他们决不与埃斯帕特罗派所发动的那一个运动发生任何关系，而坚持要宣告成立共和国。这一点被拒绝以后，他们中间除了一些闻到了火药气味便忍不住要打仗的人以外，都对这场战斗保持消极的旁观者的态度。这场战斗于是就失败了，因为巴塞罗纳的一切起义，都是取决于它的2万名织布工人的。
　　1856年的西班牙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没有王朝性质。大家知道，1804年至1815年的运动是具有民族性质和王朝性质的[52]。1812年的议会虽然宣布了一个差不多是共和主义性质的宪法，但它是以斐迪南七世的名义进行的。1820年至1823年带有胆怯的共和主义色彩的运动[53]是完全没有成熟的，它要求群众支持，而群众却反对它，当时的群众是完全依附于教会和王室的。西班牙的王权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要使新旧社会之间的斗争带有严肃的性质，也需要有斐迪南七世的遗言以及使相敌对的原则体现为卡洛斯和克里斯亭娜这两家王族支系。即使为一个新的原则而战，西班牙人也需要有一面古旧的旗帜。从1831年到1843年，斗争便是在这种旗帜下进行的。然后革命结束了，新的王朝遂得以在1843年至1854年间作一度尝试。因此，1854年7月的革命，不能不意味着对新的王朝的进攻；但是天真的伊萨伯拉却因为人民的憎恨集中于她的母亲身上而得到了掩护，人民不仅为他们自己的解放而欢欣鼓舞，也为伊萨伯拉从她的母亲及其宫廷奸党下面解放出来而欢欣鼓舞。
　　1856年，这件外衣脱落了，伊萨伯拉本人由于实行了那个激起革命的coup　d'état〔政变〕而与人民处于针锋相对的地位。她证明自己是斐迪南七世的冷酷残忍而又怯懦伪善的、对父亲毫无愧色的女儿（斐迪南七世这个人欺妄成性，尽管他极度迷信教义，即使借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帮助，也决不能使他相信像耶稣基督及其门徒这样高尚的人曾说过真话）。天真的伊萨伯拉感到欣然满意的7月14日至16日的屠杀，甚至使1808年缪拉特对马德里人的屠杀[54]也要相形见绌，降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骚动。那些日子给西班牙的王权敲响了丧钟。只有欧洲的低能的正统派分子才会想像，在伊萨伯拉倒台之后，唐·卡洛斯会起而代之。他们总是以为，如果一个原则的最后的体现者要消逝，那只不过是为了让它的最初的体现者再度登台。
　　1856年，西班牙的革命不仅失去了它的王朝性质，而且也失去了它的军队性质。为什么军队在西班牙历次革命中起过如此显著的作用，这可以用几句话来说明。从来存在的镇守司令区制度使这些司令官成为各省的帕沙[55]；反抗法国的独立战争，不仅使军队成为国防的主要工具，而且也使军队成为西班牙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的中心；1815年到1818年的各次阴谋都是由军队发动的；1833年到1840年的王朝战争[56]，双方依靠的都是军队；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孤立，迫使他们用军队的刺刀去对付乡村的僧侣和农民；克里斯亭娜及其宫廷奸党曾不得不用刺刀来对付自由派，如同自由派曾用刺刀对付农民一样；所有这些先例产生了一种传统，——这些就是赋予西班牙的革命以军队性质、而又赋予军队以御用军性质的原因。迄至1854年，革命总是由军队发动的，而直到那时候为止，除了发动革命的军人的级别不同以外，各次革命在外表上没有任何差别。甚至在1854年，仍旧是由军队首先发难的；但是奥当奈尔的曼萨那累斯宣言[57]证明，西班牙革命以军队为主的基础已经变得何等薄弱。奥当奈尔是在什么条件下终于能够中止他从维卡耳瓦罗走向葡萄牙边境的毫不含糊的漫游而回师到马德里的呢？只是在答应了立即削减军队、代之以国民军、不使革命的果实由将军们分吞以后，才能如此。如果说1854年的革命只限于这样表现它对军队的不信任，那末，仅仅在两年以后，革命就发现它自己受到了军队的公然的直接的攻击，——这个军队现在是值得与拉德茨基的克罗亚特兵、波拿巴的非洲军队和弗兰格尔的波美拉尼亚军队[58]相提并论了。西班牙军队何等欣赏它的新地位的荣誉，从7月29日马德里的一个团的叛变就可以看出，这个团不满足于伊萨伯拉的一点烟叶，为了争取五个法郎的硬币和波拿巴的腊肠[59]而罢工，而最后他们得到了这些东西。
　　所以，这一次军队是完全与人民为敌的，更准确些说，只是反对人民和国民军的。这就是说，西班牙军队的革命使命已经告终。埃斯帕特罗，这个集西班牙革命的军队性质、王朝性质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性质于一身的人，现在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甚至比最了解他的人依据命运的一般规律所能预见到的还要低下。如果——像一般所传说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埃斯帕特罗分子要集合在奥当奈尔之下，那末他们就会以自己的正式行动来证实他们的自取灭亡。他们并不能拯救埃斯帕特罗。
　　下一次的欧洲革命将发现，西班牙已经成熟到能够同它合作。1854年和1856年是西班牙达到那种成熟程度所必须经过的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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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47]指埃斯帕特罗在1856年7月14日奥当奈尔举行政变以后所采取的两面派的叛卖立场。埃斯帕特罗在政变的第一天就发表宣言，呼吁人们停止斗争并支持奥当奈尔的政策，同时他又到马德里的街头号召起义者批抗反动势力。可是由于他既不站在政变派一边，又不站在起义者一边，经果无论在自己的拥护者当中还是在首都革命群众当中都完全失去了政治信任和威望。——第48页。
　　[48]《马德里报》（《Journal　de　Madrid》）是西班牙的报纸，1855—1856年在马德里出版。——第48页。
　　[49]马克思把支持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的反动潮流称为卡洛斯派。卡洛斯派依靠反动的贵族、教权派和巴斯克、纳瓦腊、旧加斯梯里亚、阿腊贡、卡塔卢尼亚某些地区的落后农民的支持，在1833—1840年发动了长期浴血内战。唐·卡洛斯在1833年以西班牙王位归属者自居而争夺国王之女伊萨伯拉二世的王位，发动兵变反对伊萨伯拉二世之母、女摄政王玛丽－克里斯亭娜。女摄政王不得已而寻求自由派的支持，对他们许以一系列的让步。卡洛斯派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封建的卡洛斯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斗争。这场战争于1840年也是以卡洛斯派的失败而告终。——第49页。
　　[50]“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是英国一家具有保守倾向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49页。
　　[51]指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和1849年5月德勒斯顿的街垒战。——第50页。
　　[52]指1808—1814年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场民族解放斗争是同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同时展开的。反对外国掠夺者的战争提出必须在西班牙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作为迫切任务，因此动员了西班牙社会的一切阶层，并同西班牙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结合了起来。这场斗争的主要动力是农民，他们用游击战顽强地反抗侵略者，同时还为取得土地而斗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软弱而夺取了运动领导权的自由派贵族，仅限于在1812年通过了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即所谓加迪斯宪法，这个宪法是由议会在加迪斯市开会通过的，故以该市命名）。宪法对王权加以限制，宣布最高权力属于国民，把立法权转交给由普选（家庭佣工不能参加）产生的一院制议会。议会获得了国内外政策方面的广泛权利。宪法规定实行地方自治、累进税、普遍兵役制；各省都成立地方国民军，改组整个司法系统。宪法在西班牙国内事务方面实行民主化，同时却保留了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统治。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在打垮拿破仑第一的政治军事计划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拿破仑第一于1812年在俄国被击败以后，被迫从西班牙撤出自己的军队。马克思把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叫做“具有民族性质和王朝性质”的运动，意思是指，这一斗争既为了反抗外国的占领，同时也为了打击国王查理四世的宫廷奸党。查理四世被迫于1808年3月让位于其子斐迪南七世。斐迪南七世的统治权得到了议会附有某些限制条件的承认。——第51页。
　　[53]指1820—1823年的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的口号是：召开议会，取消宗教裁判，承认在1814年斐迪南七世从法国回到西班牙以后被废除的1812年宪法。但是运动仅限于实行了一系列反教权的以及某些其他的改革。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群众的退出。资产阶级没有向他们保证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第51页。
　　[54]1808年5月2日在马德里爆发了反对法国占领者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遭到驻西班牙法军总司令缪拉特的残酷镇压。有一千多名西班牙人被屠杀。——第52页。
　　[55]在十九世纪，西班牙及其殖民地划为十七个军区。每个军区的长官叫做镇守司令（因此而有镇守司令区的名称）。镇守司令作为国王的代表而在自己的军区总揽全部军政大权。——第52页。
　　[56]指1814年3月斐迪南七世从法国回到西班牙以后开始的残酷的封建专制反动时期。反动时期的特点是，军事密谋层出不穷，西班牙政府软弱而不稳定。1814年至1819年期间西班牙更换了二十四个内阁。
　　1833年到1840年的王朝战争——见注49。——第52页。
　　[57]为个人本身利益而蓄谋推翻圣路易斯专政的奥当奈尔将军和杜耳塞将军，利用国内经济困难、政府的反动政策和宫廷奸党的统治所引起的普遍不满，于1854年6月28日在马德里卫戍部队中发动了兵变，并战胜了政府军。但是奥当奈尔深知只靠纯粹的宫廷革命是不可能得到西班牙城市居民支持的，不得已而于7月7日在曼萨那累斯发表了被称为“曼萨那累斯纲领”的宣言。这个纲领包括了人民的某些要求：消灭宫廷奸党，召集已被解散的议会，减低赋税，成立国民军等等。人民群众被吸引加入斗争，便造成了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1854—1856）。在这次革命中，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党于1854年上台执政。——第52页。
　　[58]克罗亚特兵主要是从克罗地亚人和某些其他斯拉夫人以及匈牙利人中募集来的。克罗亚特兵是拉德茨基将军率领的奥地利军队中的一部分队伍。拉德茨基的军队参与了对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的镇压。
　　马克思把朱阿夫兵叫做波拿巴的非洲军队。朱阿夫兵是由阿尔及利亚人和一部分欧洲人编成的法国殖民军。朱阿夫兵在法国人于1830年发动的、断断续续历时四十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掠夺战争中以残暴闻名。
　　弗兰格尔将军指挥下的军队曾于1848年11月参与柏林的反革命政变和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行动。马克思把他们叫做“波美拉尼亚军队”，看来是指1848年被任命为勃兰登堡军区总司令的弗兰格尔出生于波美拉尼亚而言。——第53页。
　　[59]马克思讽刺地暗指路易·波拿巴和波拿巴集团在准备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用来在军官在士兵当中招募拥护者的方法。路易·波拿巴在圣摩尔、萨托里等地以共和国总统的身分举行招待会和阅兵式的时候，大摆酒筵，用腊肠、冷盘禽肉、香槟酒等等款待军官和士兵。送钱也是收买军队所使用的办法之一。——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