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里木事件
伦敦9月14日。“钟声当当,炮声隆隆”——目前整个英国就处在这样的气氛中。到处一片欢呼声,每一幢稍能引人注目的建筑物,无论公共建筑物也好,私人建筑物也好,都飘扬着英国和法国的国旗。曼彻斯特的情况和伦敦一样,尽管存在着“曼彻斯特学派”,爱丁堡的情况也和曼彻斯特一样,尽管存在着苏格兰哲学。现在什么东西都不能消除这种普遍的因胜利而陶醉的现象,甚至大批阵亡者的名单用电报拍到伦敦来也无济于事。只有英军在大凸角堡遭到失败而法军却占领了重要据点马拉霍夫冈这样一个对照才使胜利的欢呼声低沉下来,才略为抑止了一下自夸的情绪。过去由于不加批判地把现代社会制度和古代社会制度以及把许多其他东西混淆在一起而产生了一种偏见,即认为工业和商业似乎会消灭人民的好战性格,凡是同意这种旧偏见的人,现在在英国,甚至在英国工业首府曼彻斯特,也会相信相反的看法了。问题非常简单。在现代世界,即使不是每一个人的财富,无论如何也是国民财富是随着劳动的增加而增加的,而在古希腊罗马,民族愈是游手好闲,财富愈是增加。苏格兰经济学家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以前的十年内就发表过卓越的著作[280],发现并发展了这个原理。
同时,群众的热情要在新的电讯中寻找养料,那是徒劳无益的。它们是那样的贫乏,而最初却是那样的丰富。佩利西埃写道:在塞瓦斯托波尔,《matériel immense》〔“大批财物”〕落到了联军手里。据我们推测,落到它们手里的是许多旧铁,而这些旧铁很快就会不值钱的。
事件现在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迫使俄军如此突然地放弃南区的原因。十分明显,这个决定决不是出于纯战术或战略的考虑。如果哥尔查科夫认为,在马拉霍夫冈失守后,必然要放弃军港区和市区,那末难道他会在这一带郊区构筑那样多的内围防御工事吗?尽管马拉霍夫冈是一个重要的阵地,但是如果首先顽强地防守郊区的内围防御工事,然后顽强地防守市区,那末塞瓦斯托波尔的失守仍然可以再推迟五、六个星期。根据最好的地图、平面图和略图判断,以及从纯战术或战略观点来看,都没有任何必要这样仓卒地退出至今仍在坚守着的阵地。只可能有两种解释:或者是俄军的士气已沮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适于在市区的内层工事后面再继续进行抵抗;或者是不仅在城市里,而且在兵营里都已经开始感到粮食不足。最后,也许这两种原因都存在。
从沃耳特尼察会战和切塔特会战开始,到黑河会战和9月8日强攻为止,俄军几乎连续不断地遭到失败,这不可能不影响到被围部队的士气,何况他们大部分人都亲眼看到在多瑙河和因克尔芒打了败仗。俄国人固然不是很容易冲动的,因此他们比别的军队更能经得起失败。但是一切都有它的限度。在被围困的要塞里进行过于长久的抵抗,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士气沮丧。随着这种情况而来的是生活艰苦的考验、困难、休息的不足以及疾病和危险——不是那种锻炼斗志的急性病似的危险,而是那种使斗志低落的慢性病似的危险。在黑河上打了败仗(去支援守军的那部分军队中有半数、恰好也就是本来应当去解救南区的那部分增援部队是在这里作战的),以及马拉霍夫冈这个锁钥阵地被占领——这两次失败使军队完全丧失了斗志。既然马拉霍夫冈瞰制着通往另一区的桥梁,这座桥梁随时都可能被法军破坏,任何增援部队的到达都是有问题的,那末退却也就成了拯救军队的唯一办法。至于说到粮食不足,一切迹象表明,缺粮的情况已经开始感觉到了。自从俄军在阿速夫海的航行中断后,他们只剩下一条作战线,运输也就减少了。在只有一条来自赫尔松方面的道路可以通行以后,运送粮食、弹药等等就要通过人烟稀少的草原,因此,本来就很大的困难自然就更为增多。在乌克兰和顿河军区征集来的运输工具已逐渐损坏,而要邻近的本来就已被劫掠一空的省份供应新的工具来代替它们,那是越来越困难了。显然,最先受到供应间断的影响的,与其说是有大量储备的塞瓦斯托波尔,不如说是因克尔芒兵营、巴赫契萨赖和增援部队所经过的各个地点。只有这一原因才能解释,为什么在途中耽搁那么久而现在已到达皮列柯普的两个掷弹兵师并没有向前推进和参加黑河会战;用同样的理由也能解释,为什么尽管开去支援的大部分军队还没有到达,俄军仍然决定用兵力过少、不足以完成既定任务的现有部队去进行这一会战。如果这些看法是正确的,那末,哥尔查科夫除了利用马拉霍夫冈的被占领作为挽救他的守军的漂亮借口外,的确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56年9月14日 载于1855年9月18日“新奥得报”第43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
注释:
[280]指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第1卷第1分册第7章;1767年第一次在伦敦出版,共分两卷。——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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