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关于战争的辩论
伦敦6月6日。帕麦斯顿又施展了他利用议会把持外交、又利用外交把持议会的老本领。内阁的政策应当根据具体、希斯科特和娄的修正案来讨论。所有这些修正案都是以维也纳会议为基础的。在三一节为时一周的假期里,帕麦斯顿借口议会辩论已经结束而巧妙地回避了维也纳会议,并在奥地利面前作了表白,在议会复会时,又借口维也纳会议已经结束(他说会议还在举行只是一种传说)而巧妙地回避了辩论。维也纳会议不存在了,要求维也纳会议继续开会的修正案也就没有意义了;修正案没有意义了,关于内阁政策的辩论也就没有意义了;辩论没有意义了,内阁也就没有必要对“新”战争的趋势、任务和目的作说明了。正如戴维·乌尔卡尔特(他就是戴维老爷)所断言的,这个目的仅仅在于使联军在领教了克里木的冬季疾病后,再尝一尝克里木夏季疾病的滋味。如果说乌尔卡尔特对情况并不是全都了解,那末他对自己的帕麦斯顿却是了解得非常清楚的。他的错误只在于他认为秘密阴谋有无限的力量,即秘密阴谋可以影响正式的历史进程。总之,帕麦斯顿向复会的议会声明,再也没有讨论的对象了,议会所能作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向国王送呈有关战争问题的奏本,换句话说,就是对内阁表示信任。起初,由于那些背熟了关于修正案的长篇发言和希望贩卖自己货色的议员们的顽固态度,他受到了挫折。但是他解散了维也纳会议以后,也就使这些发言失去了它们的锋芒,而由于horror vacui〔害怕空虚〕和寂寞无聊,议会终于被迫通过了他的奏本。为了摆脱这些发言,议会就抓住这个奏本。
娄的修正案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了它的含义。原先它意味着维也纳会议中断。现在这个修正案意味着同意维也纳会议和内阁的外交政策,因为修正案认为罗素所提出的削减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力量的要求是战争的真正任务和最终目的。修正案对主和派来说是一块绊脚石,因为它的要求太多,对主战派来说也一样,因为它的希望太少,同时,它对内阁来说也是一块绊脚石,因为它毕竟提出了战争的目的和正式承认战争的目的问题。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和平拥护者和托利党人现在表示赞成就娄的修正案继续进行辩论,而内阁却表示反对;由此就产生了帕麦斯顿想把这个修正案抛弃掉的企图。这种企图没有得逞。因此他把辩论推迟到星期四晚间的会议上进行。这样就赢得了一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发表了维也纳会议的最后议定书。议定书提交给了议会。这样就突然产生了新问题,而帕麦斯顿通过自己的dissolving views〔渐淡和渐换他影的幻灯影〕,可以指望辩论的真正对象将从讨论中取消。
两天的议会辩论枯燥无比,冗长噜苏,毫无系统,——从事先就已失去锋芒的发言中也不可能期望得到什么别的东西。辩论的场面仍然突出地表现出了,和平拥护者在迪斯累里的决议案表决以前是怎样向内阁献媚的,而现在又是怎样向反对派献媚的,我们指的是官方反对派。其次辩论暴露了皮尔分子和曼彻斯特学派之间的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皮尔分子公开希望在和约签订以后治理英国,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首领,他们以此自慰。在这种情况下,皮尔分子经过长期的彷徨之后终究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而工业家们也会找到自己的职业国家活动家。但是如果和平拥护者这样地得到了格莱斯顿、格莱安之流,那末他们就失去了他们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激进的”威廉·摩耳斯沃思爵士。摩耳斯沃思大概在他出版的霍布斯的著作[165]中读到:“理智是通过耳朵而来的。”因此他不是向理智呼吁,而是向耳朵呼吁。他做了哈姆雷特禁止演员做的事[166]。他的残酷胜过暴君,他比罗素本人更像罗素。此外,他还在霍布斯的著作中读到,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能使别人失去生命。既然对他来说问题在于延长自己的大臣生命,因此他也就按照那些能够从他那儿夺去大臣生命的人的精神讲话。看看这架计算机怎样在唱赞歌是很有意思的。甚至拜比吉在自己的“机器哲学”[167]中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曼彻斯特郊区从男爵米尔约·基卜生的讲话单调无味,使人昏昏欲睡,内容枯燥,听了使人厌倦。看来,他在离他很近的英国工业首府学会了用最少的生产费用生产尽可能多的东西。这种人的整个外表都说明他是很无聊的。为什么他还竭力使自己的同行们开心呢?你怎样对待我,我也怎样对待你!此外,看来他把说俏皮话,开玩笑,凑热闹也算作faux frais de production[生产的非生产性费用]了,而他所属的那个经济学派的第一条法规就是要避免“非生产性费用”。布尔韦尔一方面有他的“国王制造者”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又有他的“尤金·阿拉姆”[168]的消极情绪。在以前者的精神面貌出现时,他向俄国挑战,在以后者的精神面貌出现时,他就在梅特涅的头上编织桃金娘花冠。
米尔约·基卜生、摩耳斯沃思和布尔韦尔是第一个晚上的显著人物。科布顿、格莱安和罗素是第二个晚上的显著人物。只有科布顿的发言是值得分析的,然而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分析了。我们只想指出一点:根据他的论断,波拿巴已准备接受奥地利的最后建议。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dirty boy〔干脏活的小孩〕最近献身于《sentiments》〔“感情”〕、“破碎的心”和“对真理的爱”,他为他最亲近的人,即詹姆斯·格莱安爵士本人辩护。他禁止纳皮尔在任何一次战役对英国舰队都是致命的这样的季节到来以前,就在波罗的海采取行动。他禁止邓达斯轰击敖德萨。这样,他就使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英国舰队失去了活动能力。他以他所装备的舰队的数量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对的。这样的舰队存在本身就是英国强大的证明。因此舰队的活动是多余的。几天以前纳皮尔给乌尔卡尔特的一个朋友寄去一封言简意赅的信,乌尔卡尔特在斯泰福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这封信。此信的全文是这样的:“先生!我认为詹姆斯·格莱安爵士是能干出任何卑鄙勾当来的。查·纳皮尔。”
最后,罗素大显身手。他在发言的开头宣称,议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如果我们打算签订和约,那末我们能接受什么样的媾和条件?如果我们打算继续战争,那末我们继续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说答案可以在维也纳会议议定书中找到,至于谈到第二个问题,即战争的目的问题,他对它只能作一个非常一般性的回答,换句话说,什么也没有回答。如果同意把“土耳其的安全”这句话当做回答,他一点也不反对。在维也纳照会里对这种“安全”作了一种解释,而在四项条款中又是另一种解释;寻找第三种解释——这不是罗素的事,而是战争的事。拿破仑的原则是战争本身应该抵补自己的开支,罗素的原则是战争本身应该确定自己的目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6月6日 载于1855年6月9日“新奥得报”第26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
注释:
[165]指摩耳斯沃思在1839—1845年出版的“托马斯·霍布斯全集”,其中有11卷是英文版,5卷是拉丁文版。——第305页。
[166]马克思指的是哈姆雷特的一段独白(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在这段独白中哈姆雷特在教导演员,要求他们在表演时要有节制。——第305页。
[167]指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1832年伦敦版(Ch.Babbage.《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London,1832)。——第305页。
[168]指布尔韦尔·利顿的小说“最后一个男爵”和“尤金·阿拉姆”。前部小说塑造了十五世纪英国封建内讧主要参加者之一沃里克伯爵(绰号“国王制造者”)的形象。——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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