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一卷——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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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新闻：关于迪斯累里提案的辩论cM7品论天涯网

　　伦敦5月29日。格莱斯顿的演说术从来还没有像他在星期四晚上的speech〔演说〕中表现得那样完美无缺。文雅，流畅，玄奥，甜蜜而又含毒素，柔软而又强硬，带有经院哲学的色彩，questiones和questioniculae〔有大问题，也有小问题〕，或然主义的全部武器都使用上了，既讲诡辩的良心，也讲没有良心的保留，有不容置疑的理由，也有理由充分的怀疑，温文尔雅的优越感，合乎道德的阴谋，诡计多端的朴实，既谈拜占庭，又谈利物浦。格莱斯顿的演说与其说是围绕着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倒不如说是围绕着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不久以前还是主战内阁阁员的格莱斯顿现在变成了不惜任何代价谋取和平的主和派信徒？他作了分析，他从各方面研究了自己的良心界限，并以他特有的谦虚态度来要求不列颠帝国在格莱斯顿的良心范围内进行活动。因此，他的演说带有外交心理的色彩，如果说这种色彩把良心的因素带进了外交，那末在更大的程度上，也把外交的因素带进了良心。
　　对俄国进行的战争，据说最初是正义的，但是到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进行下去，那就有罪了。自从东方局势开始复杂化以来，我们不断提高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条件愈提愈高，而俄国却步步退让。最初，俄国不仅要求对信奉正教的土耳其基督徒建立宗教保护关系，而且还要对他们建立世俗的保护关系，它不愿意放弃任何旧条约，甚至不愿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俄国拒绝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任何大国会议，而建议土耳其大使到圣彼得堡来，或者到俄国大本营来。这是俄国在1854年2月2日的论调。西方列强当时的要求和四项条款有多大的差别呀！就在1854年8月26日，俄国还声明，它决不能同意接受这四项条款，而宁愿进行长期的、残酷的、无益的斗争。俄国在1854年8月和在1854年12月的论调又有多大的差别呀！1854年12月它已经保证“无条件地”接受这四项条款了！这四项条款是我们所提出的要求的最高限度，同时也是俄国所能作出的让步的最高限度。所有超出这四项条款范围以外的东西，都超出了基督教道德的范围。就算这样吧！俄国接受了第一项：它也接受了第二项；它并没有拒绝第四项，因为第四项没有讨论。这样一来，剩下的只有第三项，因而只剩下四分之一的问题有分歧，甚至有分歧的不是第三项全部，而只是第三项的一半，也就是说，只在八分之一的问题上有分歧。问题在于：第三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是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完整，第二部分的内容是削弱俄国在黑海的军事威力。对于第一部分，俄国或多或少表示了谅解，因此剩下的只有第三项的后一部分。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也表示不反对限制它在海上的统治，它所反对的只是我们实行这种限制的方法。西方列强只提出了一个方法。俄国提出的不是一个，而是另外两个方法；这就是说，在这方面俄国也走在西方列强的前面。西方列强所提出的方法，是有损俄罗斯帝国的尊严的。但是，不减弱国家的力量，就不能损害国家的尊严。另一方面，决不能减弱国家的力量，因为这样做，就将损害它的尊严。在考虑到一切“方法”的同时，依靠一种方法就可以使八分之一的分歧变成三十二分之一的分歧，对于这一种“方法”是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但是难道应该为这点再牺牲50万人的生命吗？恰恰相反，应该声明，我们已经达到了战争的目的。难道我们应该仅仅为了威信，为了作战的光荣而继续战争吗？我们的兵士已经使自己获得了荣誉。可是英国在大陆上已经威信扫地，
　　的确，为什么不去“纠正”国外的报纸呢？联军的进一步胜利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它们的胜利会迫使俄国更顽强地反抗。假如联军失败了，那又怎样呢？它们的失败会引起伦敦和巴黎居民的愤慨，从而迫使联军采取更坚决的进攻。这样，为战争而战争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最初，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和英国对俄国的要求是一致的。现在普鲁士已经退到一旁了。如果今后还坚持战争的话，奥地利也会退到一边去的。同英国站在一起的就只剩下一个法国了。
　　如果英国根据那种除了法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意的理由而继续战争的话，那末“它的立场的道德威信就会大大削弱和动摇”。反之，如果英国同俄国缔结和约，即使这个和约有损英国得自这个世界的威信，那就会增强它的“道德威信”，而这种威信是蛀不坏、锈不了的。此外，不同意用俄国的方法来实行第三项条款的后一部分的人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难道是要瓜分俄罗斯帝国吗？不引起“民族战争”，这一点是不可能达到的。然而奥地利是否愿意而法国是否可能支持这种民族战争呢？如果英国想挑起“民族战争”，那末它不得不单独进行这个战争，而这意味着“它根本不敢进行这个战争”。因此，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提出俄国可以同意的那些要求。
　　如果不按字面而按精神实质来看，格莱斯顿的演说就是这样。俄国开始用另一种论调讲话了；这证明它实际上已经让了步。在可尊敬的皮由兹分子看来，言语是唯一的问题。他也开始用另一种论调讲话了。现在他因战争而诉起苦来；全人类的灾难使他感到精神痛苦。当谴责调查委员会的时候，他作了辩护性的发言，并认为英国军队遭受饥饿和鼠疫的重重灾难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军队是为和平而作出牺牲的！自从军队为战争作出牺牲的时候起，罪恶就开始了。然而，格莱斯顿成功地证明，英国政府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同俄国作战的问题；他成功地证明，无论现在的英国政府还是现在的法国政府都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同俄国认真作战；他成功地证明，战争的借口是不值得一驳的。格莱斯顿只是忘记了，这些“借口”原是他和他以前的同僚捏造出来的，英国人民迫使他们进行了这个“战争”。对他们来说，指挥这个战争只是为了拖垮这个战争和保持住自己职位的一个借口。而从他们借以进行战争的虚假借口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格莱斯顿又成功地得出结论说：他们就在这些虚假的借口下也可以缔结和约。他同他的老同僚只是在一点上有所不同。他是Out〔反对派〕，而他们是In〔政府〕。但是，适用于前任大臣的虚假借口，并不是适用于现任大臣的虚假借口，尽管加在母鹅肉上的调味汁也就是加在公鹅肉上的调味汁。
　　格莱斯顿的这种极度混淆概念的做法，正是罗素期待已久的信号。他站立起来，不顾企图替俄国辩护的格莱斯顿，开始对俄国进行诽谤。然而格莱斯顿是《Out》，而罗素是《In》。罗素大声疾呼地重复了一切众所周知的、虽然是庸俗的但却是正确的关于俄国征服世界的计划的一般说法，然后他就转入了本题，即罗素的本题。他说，从来也没有过一个如此重大的民族问题像在迪斯累里的演说中那样被贬低到这种地步。的确，把一个重大的民族问题，甚至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和一个矮小的约翰，即约翰·罗素等同起来，难道还能够比这更轻视这个问题吗？在战争第一阶段开始和结束时，都是欧洲contra〔反对〕俄国，正像罗素contra涅谢尔罗迭一样，这并不是迪斯累里的罪过。这个矮小的人物在接触到四项条款的时候，非常滑稽地竭力设法摆脱窘境。一方面他必须指出，他的媾和条件是与他刚才所描绘的俄国的可怕情况相符合的；另一方面，他也必须指出，他是忠实于他自愿地、没有任何强制地向提托夫和哥尔查科夫提出的保证的，他提出的条件是能“同俄国的荣誉最好地协调”的。因此，他一方面证明，俄国只是一个虚有其名的海军强国，因而很容易就会同意对这种仅仅是想像中的力量所加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断定，俄国自己沉没的军舰是对土耳其因而也是对欧洲均势的一个可怕的威胁，因此“第三项条款的后一部分”有巨大的独立意义。敌人迫使他的对手陷入进退两难的死胡同。罗素自己使自己陷入不可自拔的绝境。他提供了说明他的外交天才的新证据。主动和奥地利结盟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只要打一个败仗，就会使俄军进入维也纳，他就是这样来鼓励他的同盟者之一。
　　不仅如此，他还补充说：“其实俄国看错了；不是英国和法国，而是英国一个国家应当控制君士坦丁堡。”伟大的外交家就这样唤起奥地利站在英国的一边，他就这样向土耳其泄露了土耳其的朋友和拯救者所抱有的而且是“明显地”抱有的意见。罗素作为议会的策略家在一点上毕竟是满有成绩的。1854年7月他大放厥词，叫嚷克里木将被占领，当时迪斯累里把他弄得很窘，迫使他在议院投票表决以前就放弃了他的好战言论。这一次他把这种自杀行径（放弃他所宣布的全世界反对俄国的斗争）推迟到议院举行投票表决以后。真是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罗素在演说中还举了两个历史例证，他对同尼古拉皇帝就凯纳吉条约进行谈判一事作了非常有趣的描述，并对德国的情况作了概述。这两件事都值得简略地提一提。正像读者所想起的那样，罗素依据凯纳吉条约，直接承认了俄国的保护制度。英国驻彼得堡大使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是一个比较不肯忍让和比较多疑的人。他向俄国政府作了探问，而罗素天真到这般地步，竟把这件事的经过情形说成这样：
　　关于德国，高贵的勋爵这样讲道：
　　所以，为了唤起德国高举火把前进，为了促使它服从“无上的命令”，履行义务，罗素在维也纳会议上宣布自己是“俄国的荣誉和尊严”的捍卫者，迫使德国来倾听这位自由独立的英国人的傲慢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