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鼓动运动的历史
伦敦5月7日。在英国举行各次大规模的鼓动运动的时候,伦敦西蒂区一次也没有能够在运动中打先锋。直到目前为止,伦敦西蒂区的参加任何一次鼓动,只是意味着这次鼓动的目的已经达到,它已是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由北明翰发起的议会改革运动就是这样。由曼彻斯特领导的反谷物法运动也是这样。1797年的银行限制法[135]却是一次例外。那时伦敦西蒂区的银行家及商人们所组织的群众集会,支持了皮特禁止英格兰银行用现金进行支付,在这以前,银行的董事们曾于事先几星期内通知皮特说,银行濒于破产,只有通过coup d’état〔政变〕,也就是说通过银行券的强制性的行价才能挽救银行。英格兰银行服从支付现金的禁令,与西蒂区商人(他们的信贷依赖于银行信贷)支持皮特的禁令并使之推行于全国[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最新的政治经济学史中,把当时西蒂区的行为引为英国爱国主义的证据。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冯·哈克斯特豪森先生在他的“论俄国”(1852年版第3卷)一书中,竟抱着那样轻信的态度,以致断言,皮特用银行暂时停止支付现金的办法控制住了英国的货币。[136]在俄国,人们究竟造了什么样的谣言,使一个人竟能相信这种事情?对于完全信赖冯·哈克斯特豪森先生并为了证实这一点而仿效他的说法的柏林评论,我们又应怎样考虑呢?]比较起来,当时情况并不要求英格兰银行更多地放弃私利。挽救英格兰银行就是挽救西蒂区。由此才出现了当时西蒂区的“爱国主义的”群众集会以及它的“鼓动者的”倡议。西蒂区上星期六在伦敦饭店和金碧大厦举行了自己的群众集会,成立了“行政改革协会”[137],它在目前担任倡导的功绩在于:这是英国非常罕见的新鲜事物——无前例的事件。而且在这些群众集会上不吃不喝,这也是西蒂区史册上的新鲜事,因为它的“元鱼汤爱国主义”早就被科贝特永久保存下来了。最后,伦敦西蒂区的商人们在伦敦饭店和金碧大厦召开的群众集会是在大白天营业时间举行的,这也是新鲜事。目前的商业萧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这种现象,所以,一般来说,萧条是西蒂区商界人士精神纷扰的一种酵素,而且是一种重要的酵素。不管伦敦西头的贵族怎样竭力嘲笑西蒂区的这个运动,但决不能否认这个运动的重要意义。资产阶级改革派的报纸“每日新闻”、“晨报”、“纪事晨报”(这家报纸从某个时期起就属于这一派)竭力想在自己的反对者面前表现出西蒂区协会的“远大前途”。但是它们没有觉察到直接的效果。它们不懂得召集群众集会的事实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一些非常重大和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解决:(1)把议会外的统治阶级和议会内的执政阶级分裂开来;(2)把直到现在还对政策发生影响的资产阶级分子排挤掉;(3)使帕麦斯顿声誉扫地。
大家知道,累亚德答应今晚要在下院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大家知道,大约在一星期以前议院没有让他说话,对他发嘘声,嘲笑他并且给他喝倒彩。西蒂区的英国商界巨子们在自己的群众集会上,为了对累亚德表示尊敬高呼“万岁”。累亚德成了伦敦饭店和金碧大厦的一时众所瞩目的人物。西蒂区的cheers〔欢呼声〕是对下院groans〔喝倒彩〕的一种挑衅性的回答。如果今晚下院表现出了自己的胆怯,那末它的威信就要丧失,它的日子也就快完了;如果下院还再groans,那末反对者的cheers会更加强烈。而从“阿布德拉人”[138]一书中我们可以知道,cheers和groans之间的竞争会导致什么结果。西蒂区的群众集会是对下院的一个直接的挑衅,这就像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选举弗兰西斯·伯德特爵士为韦斯明斯特的代表是一个挑衅一样。
大家知道,过去领导英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是曼彻斯特学派及其布莱特辈和科布顿辈。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现在被西蒂区的商人们排挤掉了。他们的正统的反战立场使英国的一刻也不得闲着的资产阶级确信,他们——至少是现在——已失去了领导资产阶级的能力。曼彻斯特的大亨要能在现时保持“领导权”,就必需胜过西蒂区的大亨。在布莱特辈及科布顿辈受到排斥、同时他们也自动放弃参加的西蒂区群众集会上,实际表明了资产阶级的两个最大的派别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预示着对人民运动将会有好处。可以举下面这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西蒂区委员会书记写信给伦敦的宪章派,建议他们派人来参加西蒂区的常务委员会。宪章派就派了厄内斯特·琼斯到那里去。在商业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自然没有像在工人与工厂主、millocracy〔工业巨头〕之间的那种直接的对抗,因此,他们可能采取——至少在开始时——宪章派和曼彻斯特派之间所不可能有的共同步骤。
帕麦斯顿在国内的一个最重要的选区第一次被人嘲笑,被人喝倒彩,——这也是西蒂区群众集会的最后一个巨大成果。他的名字的魅力永远消失了。使他在西蒂区丢脸的不是他的比三十年战争[139]更长久的俄国政策;使他丢脸的是:一方面他假装要帮助英国摆脱它所经历过的一切危机中最可怕的危机,另一方面他又进行恶毒的嘲笑,厚颜无耻地妄自尊大,而首先是开“平淡无味的玩笑”。所有这一切激怒了资产阶级的良心,虽然在堕落的“下流”议院[注:双关语:《Haus der Gemeinen》意思是“下院”,亦即“下流的议院”。——编者注]里也曾取得过成就。
要在目前这样的议会内进行行政改革——任何人都会马上明白这些善良的愿望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纪里也看到了教皇改革家们[140]。我们经历过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改革宴会[141]。因此,如果冲击古老英国的雪崩一开始是以西蒂区商人改革家手中的雪团的形状出现的,那也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5月7日 载于1855年5月10日“新奥得报”第21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
注释:
[135]179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道专门的银行限制令,规定银行券的强制性的行价,废除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办法。到1819年才恢复了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制度。——第226页。
[136]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52年柏林版第3册第526页(A.Haxthausen.《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sslands》.Dritter Theil,Berlin,1852,S.526)。——第226页。
[137]行政改革协会根据商业金融资产阶级(西蒂区“实业界”)自由派领袖的倡议于1855年5月在伦敦成立。在报刊和议会调查委员会关于英军在克里木遭受灾难的报道的影响下,国内的不满情绪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改革协会指望依靠群众集会来给议会施加压力并使商业金融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能更广泛地从英国贵族手中得到国家职位。协会的领袖们企图和宪章派达成协议,以便在自己的反对寡头政治的斗争中能预先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宪章派在协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和自己的群众大会上依据人民宪章(见注73)提出了议会改革的要求来与温和的资产阶级的行政改革要求相对抗。行政改革协会的鼓动宣传没有取得成就,于是不久协会便垮台了。关于协会和关于宪章派对协会的关系的比较详细的说明见本卷第252—255、267—269、298—301页。——第227页。
[138]马克思指的是十八世纪德国作家维兰特的讽刺小说“阿布德拉人”,在这本小说里叙述了由于微不足道的小事的争吵,这个古色雷斯城市阿布德拉的居民被分为两派,两派间的斗争几乎把整个城市给毁灭掉。小说的第1版于1776年在魏玛出版。——第228页。
[139]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整个欧洲的战争,它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的斗争而引起的。在捷克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制度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进攻的起义是这场战争的开端,随后战争又演化为封建的天主教阵营(罗马教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的天主教公爵)和新教国家(捷克、丹麦、瑞典、资产阶级的荷兰和经过宗教改革的德意志各邦)之间的战争,新教国家曾得到法王——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的支持。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战争在第一阶段带有反抗欧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性质,但后来,特别是从1635年起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外国掠夺者对德意志的一系列的入侵行为。战争于1648年以签订使德国在政治上的分散性更加巩固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告终。——第228页。
[140]马克思指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庇护九世于1846—1848年初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发展的条件下在教皇国内进行了对贵族和工商业资产阶级有利的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改革,以防止革命的发展。——第229页。
[141]指奥迪隆·巴罗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于1848年二月革命的前夜在法国所进行的争取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与资产阶级反对派右翼接近的以奥迪隆·巴罗为首的法国议员团(所谓王朝反对派)参加了这个运动的组织,并竭力使整个运动对七月王朝不带有危险的性质。王朝反对派在提出温和的选举改革的同时,认为这是预防革命和保存奥尔良王朝的一种手段。——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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