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卷——无聊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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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土军两个步兵营组成的一支不大的部队成功地从沃耳特尼察对岸的土尔图凱附近渡过多瑙河，在那里构筑起野战工事，并且当俄军向他们攻击时，他们经过短短的、但非常激烈的战斗（这次战斗作为这次战争的第一次冲突而获得了沃耳特尼察会战的赫赫大名）而把俄军击退以来，已经快一年了。当时，土军是单独同俄军对抗的，在他们后面既没有英军或法军作预备队，甚至也不能指望联军舰队的任何支援。虽然如此，他们仍在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岸的沃耳特尼察附近扼守阵地达两星期之久，而在卡拉法特附近扼守了整整一个冬季。
　　从那时起，英国和法国对俄国宣战了。联军不止一次地表现出英勇精神，虽然效果令人怀疑。黑海分舰队、波罗的海分舰队和将近十万英法陆军，准备援助土军或者把敌人的兵力吸引过来。但我们看到这一切的结果不过是沃耳特尼察附近那种战事的更大规模的重复而已，而胜利似乎比去年更小了。
　　俄军包围了锡利斯特里亚。他们在围攻中的行动是不明智的，然而是勇敢的。他们每天每夜都遭到挫败，但这不是因为对方用兵高明，也不是因为巴特勒上尉和奈斯密斯中尉这两位英国军官在场（按“泰晤士报”的说法，是他们拯救了锡利斯特里亚）。不是这样，俄军遭到失败是由于土军的十足无知，土军甚至不知道堡垒或者垒墙在一定的时刻不能再扼守下去，而继续死守着敌人企图夺取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座小丘。此外，俄军遭到失败还由于自己将领的昏庸无能，由于霍乱和热病的流行，以及由于威胁其左翼的联军和威胁其右翼的奥军对他们的精神上的压力。战争一开始我们就指出，俄国从来不善于进行正规围攻，而对锡利斯特里亚军事行动的拙劣指挥，只是证明俄军从那时以来什么也没有学到。就这样，俄军遭到了失败，不得不极其可耻地退却，不得不在最有利的季节，在被围守军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外援的时刻，停止对这个极不完善的要塞的围攻。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百年难遇。不管俄军在秋季将采取什么行动，这个战局是已经失败了，而且是可耻地失败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问题的另一方面。锡利斯特里亚解围了。俄军退到多瑙河左岸。他们甚至准备放弃多布鲁甲，并且正在逐步实现这个计划。希尔索瓦和曼成被破坏了。看来塞勒特河是俄军选来保卫本土而不是选来保卫占领区的防线。狡猾的老克罗地亚人奥美尔—帕沙（他“为了职责”可以缄口不言，也可以信口胡说，在这方面他不比别人逊色），在把一个军派到多布鲁甲的同时，把另一个军派到鲁舒克，这样就立刻包围了俄军的两翼。当时，本来可以有另外的比这好得多的作法，但看来老奥美尔对土军和联军了解得比我们清楚。从军事观点来看，让军队通过多布鲁甲或者卡拉腊什进到敌人交通线上可能更正确些，不过当我们看到一切情况以后，就不能再非难奥美尔错过了好机会。大家知道，他的军队的给养很坏，几乎得不到什么供应，因此不能进行远离基地的或者开辟新作战线的迅速移动。如果用足够的兵力进行这样的移动，那末会获得具有决定意义的结果；但是对一支半饥半饱而且要通过不毛之地的军队来说，这样的移动是不能胜任的。大家知道，奥美尔－帕沙曾去瓦尔那向联军的将军们求援，当时这些将军率领75000名精兵驻在距多瑙河只有4天行程的地方；但是无论圣阿尔诺或腊格伦，都不认为有必要把部队派到可能同敌人相遇的地方去。因此，奥美尔就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了。他把25000人派往多布鲁甲，亲自率领其余的兵力向鲁舒克进发。在这里，他的部队接连越过了许多沙洲，一直到渡过多瑙河为止，随后又突然向左行进，从背后夺取了茹尔日沃，并从这里赶走了俄军。第二天，俄军退到茹尔日沃以北的高地上，在这里遭到了土军的攻击。一场血战发生了，从竞相以首先战死为荣而且如愿以偿的英国军官的数量来说，这是一场非凡的战斗。这些英国军官一个个中弹而死，但这无论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认为土耳其兵士仅仅因为看见英国军官阵亡就变得不可战胜，那是荒谬的。不管怎样，在那里仅仅配备了前卫（由科累万团和托姆斯克团编成的一个旅）的俄军被击败了，土军巩固了在瓦拉几亚境内多瑙河岸上的地位。他们立刻着手构筑工事，而且无疑地筑成了坚固的阵地，因为有英军工兵同他们在一起，并且他们自己在卡拉法特也已经证明，他们是满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但是土军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前进一步。那位在过去8个月内竭力扮演局外人角色的奥地利皇帝突然出面干涉了。因为曾经答应过他，由多瑙河各公国供养他的军队，而他也想得到多瑙河各公国。土军在那里干什么呢？让他们回到保加利亚吧。因此，君士坦丁堡就发出了命令，叫土军从多瑙河左岸撤回，并让奥地利兵士在“整个这块不大的地区”为所欲为。外交高于战略。不管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奥地利有意要在边境外占领几码土地来保卫自己的边境；为了这个重要目的，甚至那些从军事观点看最为必要的措施也应退居次要地位。难道奥美尔－帕沙不是奥地利的逃兵吗？奥地利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掉什么。在门的内哥罗它曾经妨碍过奥美尔－帕沙的胜利前程，现在它又重复同样的做法，要使这个变节者感到自己对那合法的君主还负有臣民的义务。
　　详细分析这一阶段的军事行动是毫无益处的。就战术观点来看，这些战斗行动并没有多大意义，它们只是些简单的、直线的正面攻击。双方军队的移动与其说是由于战略上的需要，不如说是由于外交上的需要。很可能，战局就在没有什么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结束，因为在多瑙河上完全没有作好大举进攻的准备，至于我们已经听厌了的夺取塞瓦斯托波尔的行动，看来将被推延到冬季，到那时，又不得不推延到来年。
　　欧洲一切抱有保守观点的人，看到东方问题无法解决，似乎也应改变自己的观点了。全欧洲已经有60年之久显然不能解决这个细小的争端。最后，法国、英国和俄国投入战争。战争进行了6个月，但直到现在，除了因错误而引起的战斗或规模极小的战斗以外，还没有真正交战。在瓦尔那城下驻扎着八、九万英法兵士，他们由老威灵顿的前军务秘书［注：即腊格伦。——编者注］和法国元帅［注：即圣阿尔诺。——编者注］指挥（顺便说一句，这位元帅最突出的功绩是在伦敦当铺里建立的）；法军什么也不做，而英军也尽力在这方面帮他们的忙；大概因为这种行动在他们看来还不够十分隆重，所以舰队也开到巴耳契克的停泊场看一看这两国军队中哪一个更会享受这dolce　far　niente〔悠哉游哉的乐趣〕。虽然到目前为止联军只是坐吃土耳其军队所指望的储粮，而且两个月来在瓦尔那城下天天闲暇无事，但他们仍未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指望他们援救，那末锡利斯特里亚也许要到明年5月才能解围。正是这些军队征服过阿尔及利亚，并在一个最复杂的战区里研究过作战理论和实践[197]；也正是这些兵士曾在比保加利亚野蛮得多的国家里作过战——在印度河的沙岸上同锡克教徒以及在南非的荆棘丛中同卡弗尔人作过战[198]，——而现在这些兵士却束手无策，毫无用处，什么事也做不了，而且还是在一个输出谷物的地区呢！
　　然而，如果说联军不能夸耀自己的功绩，那末俄军的情形也并不好些。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而且也作了所能作的一切，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将会遇到怎样的抵抗。但他们究竟作出了什么成绩呢？什么成绩也没有作出。他们没有能够从土军手里夺得一寸他们所力争的土地，没有能够夺取卡拉法特，而且无论在哪一次战斗中都没有能够打败土军。要知道正是这些俄军，曾在米尼希和苏沃洛夫的指挥下占领了由顿河到德涅斯特尔河的黑海沿岸地区。然而施尔德尔不是米尼希，帕斯凱维奇也不是苏沃洛夫，虽然俄国兵士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兵士都更能忍受鞭笞，但是如果要经常退却，就是这样的兵士，也会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兵士一样失去他们的坚毅性。
　　真实的情况是：保守的欧洲——这个“秩序、财产、家庭和宗教”的欧洲，这个君主、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欧洲（无论他们的相互关系在各个国家中怎样不同），——再一次暴露出它是完全虚弱无力的。即使欧洲腐朽了，战争也应该唤醒其中的健康因素，也应该重新发掘出潜在的力量。在25000万人中间，当然会有人进行真正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能取得在战场上运用智慧和力量所取得的那种荣誉。可是不然，不仅资产阶级的英国和波拿巴法国不能进行真正的、坚决的、顽强的战争，甚至俄国这个受“无神论的和使人软弱的文明”影响最少的欧洲国家，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土军善于采取突然的进攻行动，也适于在防御时进行顽强的抵抗，但是和大军采取大规模的、复杂的联合行动，看来就不适合了。因此，一切都归结为虚弱无力，归结为双方相互承认自己虚弱，以致任何一方似乎都不再因此感到惊讶了。如果目前这样的政府存在下去，那末这个东方战争还可以继续30年而仍然得不到什么结果。
　　但是，当整个欧洲的当权派表现出无能的时候，在这个大陆的西南部却兴起了一种立即表明毕竟还存在另外的更有积极作用的力量的运动。无论西班牙起义的性质和结果如何，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它与未来的革命的关系将同1847年瑞士和意大利的运动与1848年革命的关系[199]一样。在这次起义里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自1849年起实际上统治着大陆的军队从内部分裂了，它为了对抗政府，实现自己的主张，而拒绝执行维持秩序的使命。纪律教会军队认识自己的权力，而这个权力反过来又削弱纪律。第二，我们已经亲眼看到了成功的街垒战。自1848年6月起[200]，无论哪里筑起的街垒都没有发生过作用。街垒战作为大城市居民抵抗军队的形式，似乎根本达不到目的。这种偏见现在已被驳倒了。我们再次看到了获得胜利的、不可攻破的街垒。咒语已被破除。新的革命时代已经有可能到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正当欧洲各国政府的军队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又被起义的城市居民击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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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97]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法国殖民者为了征服阿尔及利亚在这个国家所进行的侵略性战争。法军入侵阿尔及利亚引起了阿拉伯居民的长期的顽强的反抗。法国人以极其残酷的手段进行战争。到1847年，阿尔及利亚已基本上被占领了，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未停止。——第399页。
　　[198]锡克教徒是十六世纪在旁遮普地区（印度北部）产生的教派。锡克教徒关于人类平等的教义成了从十七世纪末叶展开的农民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掠夺者的斗争的思想体系。后来，锡克教徒分化出封建的上层，它的代表领导着这个在十九世纪初包括整个旁遮普和一系列邻近地区的锡克教徒国家。在1845年至1846年和1848年至1849年，英国两度对锡克教徒进行血腥的侵略战争，结果建立了英国在旁遮普的统治，从而使整个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
　　从1811年起，英国断断续续地在开普兰对科萨各部族进行掠夺性的“卡弗尔战争”（卡弗尔人是在十九世纪所通用的对居住在非洲东南部的各部族的统称）。1853年，科萨各部族根据和约被迫割让一部分领土给英国殖民者。——第399页。
　　[199]指1847年瑞士和意大利的运动。它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先声。见弗·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05—515页）。——第400页。
　　[200]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起义。这次起义遭到法国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六月起义的失败是欧洲各国反革命到来的信号。——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