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卷——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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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门的内哥罗frg品论天涯网

　　1854年2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frg品论天涯网

　　在丹麦同瑞典订立中立条约时，我就曾确信［注：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与英法流行的看法相反，这个条约根本不能看做是西方强国的胜利，俄国假意反对中立条约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斯堪的那维亚各报以及引述这些报纸的“泰晤士报”记者现在也一致表示同样的看法，并且宣称整个条约都出自俄国之手。
　　奥尔洛夫伯爵向维也纳会议提出的并已被它否决的建议是这样的：
　　（1）恢复过去的条约；
　　（2）俄国对土耳其的正教臣民具有保护权；
　　（3）将所有政治流亡者逐出奥斯曼帝国；
　　（4）俄国拒绝接受任何其他强国的调停，并拒绝举行谈判，除非直接通过土耳其派往圣彼得堡的全权代表。
　　至于最后一项，奥尔洛夫伯爵是准备让步的，可是会议拒绝了。会议究竟为什么要拒绝呢？或者说，为什么俄皇对会议的最后一些条件也加以拒绝呢？其实双方的提议是一致的。恢复过去的条约这一项被通过了，俄国的保护权也被接受了，只是作了某些形式上的修改，最后一项俄国自己也放弃了；就是奥地利关于驱逐政治流亡者的要求[59]也不能成为俄国与西方决裂的原因。显然，俄皇现在的处境就是：他不能接受法英提出的任何条件，并且必须使土耳其屈从于他，而不管这会不会引起欧洲战争。
　　军界已经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所有战线正进行备战工作。布律阿海军上将已离布勒斯特前往阿尔及尔，并将指挥1万人从这里上船；驻扎在爱尔兰的16个团的英军已奉命准备开往君士坦丁堡。这次远征只可能有两个目的：或者像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断言的那样，迫使土耳其人屈从于俄国；或者真的去与俄国作战。这两种情况都必然使土耳其人遭受到同一个厄运。如果他们重新落到俄国手里（即使不直接落在它手里也一样），遭到俄国破坏力的摧残，那末奥斯曼帝国很快就会像当年拜占庭那样仅仅保有同首都直接相连的一片领土。如果土耳其人受法英共同监护，那同样会丧失对它的欧洲领地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政府将处于西方强国大使的直接领导下，土耳其的陆军部将受英法陆军部领导，而土耳其的军队也将归英法将军领导了。原来的土耳其帝国将不再存在。
　　奥尔洛夫伯爵在维也纳全盘“失败”以后，现在回到了圣彼得堡，他“得到的保证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保持中立”。
　　另一方面，维也纳的电讯报道说，土耳其政府发生了变动，因为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已经呈请辞职。“泰晤士报”不能理解，正当英法准备发动战争的时候，主战派怎么会遭受失败。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末我个人认为这次“解救性的”事变只不过是英国联合内阁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造成的，也就是那位因“自己对土耳其内阁的压力目前还远不能达到预期的影响”而经常在他的紧急报告（已在蓝皮书中发表）中表示遗憾的代表造成的。
　　蓝皮书一开始就是关于法国在圣地问题上提出的要求的报告，这些要求还没有完全被过去的特惠条例[60]承认，而且这些要求的提出显然是企图使罗马天主教会比正教教会占优势。乌尔卡尔特先生认为，沙皇利用在巴黎的潜在影响，唆使波拿巴发起冲突，企图使俄国有借口为正教徒的利益亲自出面干预，这种看法我完全不同意。大家都十分了解，波拿巴不惜co?te　que　co?te〔任何代价〕求得天主教派的支持，他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支持看做他篡夺政权成功的主要条件。波拿巴十分明白，天主教会对法国农民具有多大的影响；要知道，正应该是农民使他违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志而当皇帝。耶稣会教徒法卢先生是第一届波拿巴政府中最有势力的成员，而soi－disant〔所谓〕伏尔泰信徒奥迪隆·巴罗只是政府中名义上的首脑。这个政府在波拿巴就任总统以后的第一天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是对罗马共和国的有名的远征。耶稣会派的首领蒙塔郎贝尔先生是波拿巴在推翻议会制度和十二月二日coup　d’état〔政变〕时最得力的工具。1850年时，耶稣会派的正式机关报“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界”每天要求法国政府采取坚决的措施来保护东方的天主教会。波拿巴本来就想讨好教皇，拉他到自己这边来，并由他给自己加冕，所以当然有理由听取这种要求，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最忠于天主教的”[61]法国皇帝。所以现在东方危机的真正根源是波拿巴的篡位。不过，当波拿巴一发现尼古拉皇帝要把他的要求作为把他从欧洲教皇选举会开除出去的理由时，他又聪明地收回了他的要求，而俄国，却与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想的相反，是按他一贯的做法，努力在他自己无力创造的环境中取得利益。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都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奥斯曼帝国目前的危机是因为天主教会与正教教会的冲突引起的，而过去这种冲突曾推动这个帝国在欧洲建立起来。
　　我本不想深入研究“天主教会和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全部内容，所以没有先提到蓝皮书中讳莫如深的极其重要的事件。这里谈的是奥土两国关于门的内哥罗的争吵。预先了解这件事情极其必要，因为这可以揭示奥俄协议的关于消灭和瓜分土耳其帝国的计划是存在的。其所以必要，还因为英国把圣彼得堡宫廷同土耳其政府的进一步谈判交给奥地利的这一事实本身使人对英国内阁在发生东方危机的整个时期中的态度感到困惑。由于没有任何关于门的内哥罗问题的正式文件，我就以刚出版的莱·弗·辛普森的著作“东方问题手册”[62]为依据。
　　土耳其扎勃利亚克要塞（在门的内哥罗和阿尔巴尼亚接壤处）于1852年12月受到门的内哥罗部队的攻击。读者还记得，土耳其政府曾派奥美尔－帕沙击退了这次的进攻。土耳其政府宣布封锁阿尔巴尼亚全部海岸。显然，这个措施只能是用来对付奥地利和它的舰队，这也说明土耳其内阁相信门的内哥罗的叛乱是由奥地利挑拨起来的。
　　后来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了下面一则由维也纳寄来的日期标明为1852年12月29日的短评：
　　从这篇短评看来，我们可以知道，首先，人们坚定地指望土耳其基督教居民中会发生暴动；其次，奥地利为俄国控诉压迫正教教会准备了根据；第三，预计奥地利的“中立”将使“圣地”问题上的宗教纠纷复杂化。
　　俄国就在那一个月递交土耳其政府一份照会，建议由俄国出面调停门的内哥罗问题。这次调停被拒绝了，其理由据说是苏丹自己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看到，俄国在这件事上的行为正像在希腊革命[63]时一样：最初向苏丹表示保护他而反对他的臣民，为的是一旦俄国的帮助不被接受，就保护苏丹的臣民夫反对苏丹本人。
　　从1852年12月30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另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俄奥之间在那时已经有了关于占领多瑙河各公国的协议。
　　就在那时，维也纳的报纸报道说，在奥土边境集结了奥地利的观察兵团。
　　1852年12月6日斯坦利勋爵曾向马姆兹伯里勋爵询问门的内哥罗的事态，这位波拿巴的高贵朋友曾作了以下的声明：
　　当时托利党政府的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在这次讲话中满不在乎地将奥斯曼帝国加以分割，把一向从属于它的国家同它分割开来，同时承认俄皇对于土耳其帝国臣民进行精神统治的要求。关于这两个寡头政治集团，他们除了争做蠢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自然，土耳其政府对不列颠大臣的这一番话感到极大的不安，于是紧接着就在一家英国报纸上登出了一封1853年1月5日发自君士坦丁堡的信：
　　1853年初，奥地利政府派了皇帝的侍卫长克耳纳·冯·克伦施坦男爵到卡塔罗观察事件的进展情况，就在那时，驻君士坦丁堡的俄国代办奥捷罗夫先生也正向御前会议提出抗议，反对在圣地问题上向天主教会所作的让步。1月底莱宁根伯爵到达君士坦丁堡，2月3日被允许单独觐见苏丹，并向他转交了奥皇的专函。土耳其政府拒绝执行专函中所提出的要求，接着，莱宁根伯爵又递交了最后通牒，限土耳其政府4天内答复。土耳其政府立即请求英法保护，而英法并没有给它任何保护，同时莱宁根伯爵也拒绝了英法的调停。2月15日莱宁根达到了他的一切要求（第三条除外），他的最后通牒被接受了。最后通牒包括以下几项：
　　据辛普森先生报道，奥斯曼政府在同意最后通牒以前曾向英法大使送去一份照会，要求它们在发生对奥战争时答应给它实际的援助。“因为两国大使都没有可能用某些义务把自己束缚起来”，土耳其政府才向莱宁根伯爵的坚决要求作了让步。
　　2月28日莱宁根伯爵回到维也纳，而缅施科夫公爵到了君士坦丁堡。3月3日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的询问时厚颜无耻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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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59]1849年奥俄两国政府要求土耳其政府引渡1848—1849年革命被镇压后逃亡到土耳其的匈牙利和波兰的革命者。由于害怕俄国在土耳其的势力增强的英法两国施加压力（英国分舰队于1849年12月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这个要求当时被撤回了。——第70页。
　　[60]特惠条例（来源于拉丁字capitulare）是规定给予东方国家（其中包括土耳其）中的欧洲各国臣民以商业上的优惠和特权的文件（见卡·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本卷第178—187页）。——第71页。
　　[61]教皇因阿拉贡的国王斐迪南（1479—1516）从西班牙驱逐摩尔人有功而赐予的一个封号，后来被罗马教皇经常用来称呼西班牙的国王。马克思在这里讥讽地使用这个封号。——第71页。
　　[62]指莱·弗·辛普森的著作“东方问题：莱宁根伯爵和缅施科夫公爵使团访问君士坦丁堡以来所发生的历次事件的始末”。1854年伦敦版（L．F．Simpson．《The　Eastern　Question：a　Connected　Narrative　of　Events　from　the　Missions　of　Count　Leiningen　and　Prince　Menschikoff　to　Constantincple，to　the　present　Day》．London，1854）。马克思在下面引证的有关奥土争夺门的内哥罗而发生的冲突的材料，见该书第3—6页和第8—10页。——第72页。
　　[63]指1821年春爆发的希腊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希腊爱国者的各秘密协会（赫特里）准备的。1821年3月亚历山大·伊普西朗蒂——曾领导过敖德萨的一个赫特里的在俄军中供职的希腊籍军官——的部队渡过普鲁特河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企图潜入希腊。这是这次起义的信号。伊普西朗蒂部队的进军结果失败了，但是推动了不久以后席卷全国的群众性起义。1822年1月，在厄皮达夫尔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了希腊的独立，并且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由于光靠自己的力量对付不了起义的希腊人，便求助于它的藩臣，埃及执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穆罕默德－阿利的军队在伊布拉吉姆－帕沙的指挥下侵入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到处残杀希腊居民。在起义之初，神圣同盟各强国，其中包括沙皇俄国对起义抱有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看到希腊人的斗争到处获得极大的同情，而主要是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于是承认了希腊为交战的一方，并给予它以军事援助。俄国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对希腊赢得独立具有决定的意义。由于俄国的胜利，土耳其不得不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家。但是根据欧洲各强国的统治集团的决定，把反动的君主制度强加给了希腊人民。——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