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六卷——法兰克福委员会关于奥地利事件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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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伦11月27日。四十年前，曾有过描写“深受屈辱的德国”[81]的人物。好在这些人物都已ad patres〔见老祖宗〕去了。要是现在，他们便写不出这样的书了，因为他们会连书名都想不出来，而如果又重弹老调，选用旧的书名，那他们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要知道，德国永远具有——用英国诗人的话来说，《beneath the lowest deep a lower still》〔“在最深度下面的更深度”〕。［注：弥尔顿“失乐园”。——编者注］
　　原来我们以为，同丹麦签订那样的休战协定已经是空前的奇耻大辱了。原来我们觉得，在帝国大使劳麦在巴黎、黑克舍尔在意大利、专员施泰德曼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发表演说以后，在给瑞士发出两个照会以后，德国的屈辱已经到了尽头。但是，两个帝国专员关于奥地利问题的演说证明，我们是想错了。德意志帝国专员们以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礼行为来对待德意志的荣誉，旧自由派先生们是多么昏庸无能、胆小怕事、背叛成性，这从刚出版的“奥地利事件调查委员会报告及其他”[82]中，特别是从其中的二十个文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0月13日，韦尔凯尔先生和莫斯累先生受中央政权的委托，离开法兰克福去“调停维也纳事件”。不了解中央新外交手腕的人，这几天都在等待这两位先生到达维也纳的消息。当时还不知道帝国专员们有他们自己的旅行路线。帝国摄政王使者艾塞勒和柏塞勒[83]取捷径，经过慕尼黑前往维也纳。他们以“约卜西之歌”[84]中的道路图为指南，于10月15日晚上抵达维也纳。一直到10月17日中午，他们同巴伐利亚的大臣们和奥地利的代办在感人的团结气氛中研究了维也纳事件。在给施梅林先生的第一封信中，他们汇报了他们初步调查的结果。在慕尼黑，他们两位忽有所悟。他们殷切企望“第三位同事”（尽可能是一位普鲁士人）的光临，“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更出色地完成伟大使命”。但是“同事”先生并没有来。三人同行的希望破灭了。这可怜的一对只得独自登场。现在“伟大使命”怎么样了呢？伟大使命装在韦尔凯尔先生和莫斯累先生的口袋里，到巴骚旅行去了。还在作出奥地利之行的重大决定以前，“伟大使命”就有言在先了。“在那里，在那边非常可怕！”[85]
　　哪一位读者的心肠竟坚如铁石，竟不充分尊重高尚的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心灵［Staats-Lexikon-Seele］[86]的这种感情呢？这两位先生从18日中午至20日早晨在巴骚稍事歇息，便动身往林茨去了。
　　10月13日，他们离开法兰克福，20日晚上，他们已到达林茨。这种令人难以想像的迅速行动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伟大使命”的重要性吗？也许有特别的指令要他们这样匆忙吧？恰好七天以后，这两位先生到达了林茨，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由于这个城市有“受过维也纳密使们的感化的为数众多的工厂居民”，所以韦尔凯尔先生在逗留巴骚期间产生了一种诚惶诚恐的预感；但是如今在这里连他和他的同事先生所想像的绞架的影子也根本没有发现。相反地：
　　这样一来，林茨——革命的索多玛——就变成了一个善良的城市，它十分纯朴，用隆重的方式接待了我们卓越的帝国专员们。可是，在韦尔凯尔—莫斯累给施梅林先生的报告中，维也纳却被描绘得非常阴森可怕，简直像是罪孽深重的哥摩拉［注：索多玛和哥摩拉是两座城市的名称，据圣经传说，这两座城市由于居民罪孽深重而被地震和“火雨”所毁灭。——译者注］，像是混乱的火焰地狱等等。
　　21日，这两位先生乘轮船去克累姆斯。途中他们向法兰克福报告说，在林茨，曾为他们安排了仪仗队，警备队在他们前面列队欢迎，还有类似的隆重措施。与此同时，他们还写了三封信，分别寄给文迪施格雷茨、克劳斯大臣和帝国国会主席团。
　　如果有人对我们的帝国专员们八天多的活动不完全满意，那末他最好立刻在10月21日夜间同他们一起到施塔姆美尔斯多夫去，到文迪施格雷茨的司令部去看看。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自己的专员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的全部丑态。韦尔凯尔—莫斯累说，“文迪施格雷茨颇为粗暴地拒绝了我们的任何干涉。”换句话说，他们挨了一顿闷棍，不得不马上滚蛋。“不仅如此，他甚至连我们的全权证书也不愿意看”——韦尔凯尔向他的大臣施梅林这样抱怨道。除了这些不快以外，文迪施格雷茨连一滴葡萄酒，甚至连一小杯烧酒也不肯给站在他面前的中央政权的化身赏光。
　　于是，我们的专员们又乘上马车，悲哀地哼着：“啊，你，德意志，等等”[87]，动身……到维也纳去？——上帝保佑！——到奥里缪茨［注：捷克称作：奥洛摩茨。——编者注］去，到“宫廷”去。他们做得真妙。要没有这一着，整出帝国的滑稽剧就会不完而散，调停的滑稽剧就会缺少最后一幕。如果说文迪施格雷茨像对待不懂事的小学生那样来对待他们，那末在奥里缪茨他们却受到了“皇帝和皇族的殷勤得多的接待”（见报告第11页，第六封信）。他们被邀请出席了宴会，“吾等”——他们接着给施梅林先生写道——“承蒙陛下的恩惠，受到盛情的接待”。这里表现出来的不是德国式的奴隶性格，——绝对不是——这是出自肺腑的感激，这种感激之情在下面这首歌的歌词中得到了适当的表现：“在经受了如此的苦难之后，等等。”[88]
　　但是，在享受了各种款待以后，毕竟还得去完成声名狼藉的“伟大使命”。我们这两位专员写信给大臣韦森堡男爵说：
　　“下列各项事情”只是噜噜嗦嗦地说明，专员们希望允许他们到维也纳去进行调停。
　　这一封信，像给韦森堡的第二封信一样，是用上一世纪的竞尚词藻的公文体裁写成的，其中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简直使人想马上读一下韦森堡的回信。在通信中，这两位专员和奥地利大臣比较起来，就像是两个粗野的庄稼汉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一样，他们跪在光滑的镶木地板上，对后者行可笑的屈膝礼，并力求使用文雅的词句。
　　在给上述那封信的回信中，韦森堡写道：
　　随后他退还了他们的全权证书。
　　在10月27日的信中，他们再次提出自己的要求：
　　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安抚作用与个人影响”在他们离开法兰克福大门以后的十四天中发生了怎样的效力。
　　这种作用和影响给了韦森堡以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他在自己的复信中对他们的请求避而不答。他告知了他们一些来自维也纳的，有一半还是不真实的消息，并讥讽地指出：
　　韦尔凯尔先生和莫斯累先生根本无法反驳这种论点。因此，他们只得放弃进一步的尝试，只好带着他们的“安抚作用与个人影响”坐待事态的发展。
　　10月28日，他们又向施梅林作了关于他们的“伟大使命”的报告。根据韦森堡的建议，他们把紧急报告交给韦森堡派到法兰克福去的一个信使。信使动身了，但紧急报告却没有发出。直到11月6日，紧急报告才送到法兰克福。如果他们没有出席御宴，如果皇族，特别是卡尔大公没有和他们作友好的谈话，专员们必然会因这样多的失利而失去理智了。
　　接着，沉默了两天。在经过这样多的辛劳之后，“安抚作用”终于沉溺于礼拜六的休息中了。
　　可是，10月30日，韦森堡把关于维也纳投降的官方消息通知他们。他们的决定被采纳了。诚然，在10月28日，他们还认为（报告第14页），“看来，他〈文迪施格雷茨〉正像这里〈奥里缪茨〉有势力的人物一样，过分热衷于不仅要镇压维也纳，而且要对迄今所发生的非法行为进行报复性的惩罚。”可是，后来韦森堡向他们保证说，——在这以后帝国专员还敢再有丝毫怀疑！——“奥地利政府将根据能保证它得到它的臣民的好感的原则来利用这个胜利”。
　　充满了帝国精神的韦尔凯尔—莫斯累感叹道：“由此看来，可以预料，吾等之建议毕竟产生了一定之影响！”毕竟产生了影响？呵，那当然。在八天当中，你们用绝妙的方法来供韦森堡、卡尔大公以及索菲娅之流开心。你们成了帮助陛下肠胃消化的工具，韦尔凯尔—莫斯累啊！
　　这就是韦尔凯尔—莫斯累先生的最后一次报告的结束语！
　　事实上，你们是对的，你们的和解与调停的“伟大使命”确实已经完成了。你们为什么现在到维也纳去呢？难道人道主义的圣徒——文迪施格雷茨和耶拉契奇——不是这个城市的主宰吗？难道红斗篷和帝国军队不是在用掠夺、纵火、杀人和暴力等等每一个人都懂得的语言宣传和平与宪法自由的福音吗？
　　你们的“安抚作用”究竟有多么大，你们的任务究竟完成得多么出色，被枪杀者临死前的呻吟、暴力受害者绝望的惨叫可以证明这一点，在监牢里被摧残受折磨的成千上万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罗伯特·勃鲁姆的斑斑血迹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你们的任务在于：为了弥补文迪施格雷茨、耶拉契奇和韦森堡演出的三部曲之不足，在奥里缪茨帮助再演一出滑稽剧。这一任务已被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你们以极娴熟的技巧从头到尾扮演了“受愚弄的舅舅”这一角色，如果不是某种更坏的角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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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81]指1806年在纽伦堡出版的匿名小册子“深受屈辱的德国”（《Deutsch-land in seiner tiefen Erniedrigung》）。书商依·弗·帕尔姆为了出版这本反对拿破仑统治和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小册子而被法国当局枪杀了。——第78页。
　　[82]“奥地利事件调查委员会报告。——本报告是因费奈迪、亨利·西蒙、维斯涅尔和鲍恩什米德等议员的质问和收到大批关于奥地利事件请愿书而提出的”。这个报告发表于1848—1849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全德制宪议会记录”第2卷第602—619页上（《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erfassunggebenden Rei-chs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Bd．2，Frankfurt am Main，1848—1849，S．602—619）。——第78页。
　　[83]艾塞勒和柏塞勒是约·威·克利斯特恩匿名出版的讽刺性小册子“1847年4月艾塞勒博士和柏塞勒男爵出席省议会会议旅途散记。现代史的风俗画”1847年莱比锡版（《Doctor Eisele’s und Baron von Beisele’s Landtagsreise im April 1847．Genrebilder aus der neuesten Zeitgeschichte》．Leipzig，1847）中的两个滑稽人物。——第79页。
　　[84]指1784年出版的，十九世纪又多次再版的卡·阿·科尔图姆的讽刺长诗“约卜西之歌。怪诞滑稽的史诗，共分三章”。附在诗集中的诙谐的旅行图上画着复杂曲折的迷途。——第79页。
　　[85]席勒的诗歌“奖杯”（德文标题是《Der Taucher》——“潜水员”）中的一句的改写。——第79页。
　　[86]韦尔凯尔是多卷集“政治辞典，一名政治学百科全书”（《Staats-Lexi-kon oder Encyclopädie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的发行人之一，本书第一版于1834—1848年在阿尔托纳出版。——第79页。
　　[87]阿伦特整理的民歌。——第81页。
　　[88]罗西尼的歌剧“唐克莱德”中的一句歌词。——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