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据说中国一旦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就说明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使用了不公正手段取得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优先地位，因而美国就有理由对中国实施进行严厉经济制裁。这就给善良的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国家政府是不应当对汇率进行控制的，否则就会成为所谓“汇率操纵国”。其实，反对国家控制汇率，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学历来的主张，是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优势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
作者按语：
一段时期以来，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一个新名词即“汇率操纵国”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美国先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然后又不得不取消。据说中国一旦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就说明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使用了不公正手段取得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优先地位，因而美国就有理由对中国实施进行严厉经济制裁。这就给善良的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国家政府是不应当对汇率进行控制的，否则就会成为所谓“汇率操纵国”。其实，反对国家控制汇率，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学历来的主张，是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优势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御用工具，更是鼓吹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汇率市场化，反对国家干预汇率。那么，国家政府究竟是否应当控制汇率?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作者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汇率理论，撰写了下面的论文。
本文认为，任何国家为了维护本国民族经济整体利益，都有必要遵循国际价值规律，结合当代使用纸币的汇率的特点，对汇率进行控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绝不应当被美国所谓“汇率操纵国”这根打着维护公平的幌子、搞经济霸权主义的大棒所吓倒，而应当理直气壮地坚持对汇率的科学控制。
内容提要：我们要正确认识汇率现象，惟有坚持应用马克思揭示的汇率及其变动的科学原理和方法。以国别纸币的关系来表现汇率，这是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强加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形式;它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并不体现历史的进步。当代纸币条件下的汇率关系，实质上是与相关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干预或控制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汇率关系的新的历史特征。那种把汇率交给国际市场来决定的主张，只会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利。在纸币条件下，要确定国别之间的公平汇率关系,仍应当弄清一定单位的国别纸币包含多少国际价值，还是要比较两国一定单位国别纸币的含金量;国家对汇率的控制，必须从引起国际支付差额的多种因素入手。控制汇率的目标,应力求汇率价格关系趋向汇率的本质关系。
作者：何干强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汇率及其变动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一种重要现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而越来越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不难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在研讨现实经济中的汇率现象和国家的汇率政策时，相当多的学者主要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极少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作为方法论指导。这与一种认识误区有关，即认为《资本论》只能用以指导研究经济本质关系层面的问题;而研究经济现象层面的问题，就不能不应用西方经济学。其实，唯物辩证法揭示出，只有理解了事物的本质，才能从本质到现象的联系上认识事物的真相;否则，就只能肤浅地描述事物的表层现象甚至假象，不能从内在联系上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西方经济学的汇率理论就具有表面性和片面性;而《资本论》的汇率理论则渗透着唯物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正确认识纸币条件下的汇率现象，为国家调控汇率提出科学建言，惟有坚持应用马克思揭示的汇率及其变动的科学原理和方法。本文拟就此谈些认识，参加学界研讨。
一、汇率及其变动原因
1.用劳动价值论认识汇率的本质关系。在《资本论》中文译本中，汇率被译为“汇兑率”、“外汇率”[①]。词义是一样的。人们一般认为，汇率是不同国家的货币在一定时点相互兑换的比例关系。这是对汇率现象的直观描述。《资本论》对此并无异议;但是，对这种比例关系的本质及其变动的原因，则给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至今也不明白的科学回答。
《资本论》是在世界经济史上各国采用货币金本位时期，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货币理论为基础，来揭示汇率这种国际货币兑换关系本质的。这种关系可以用马克思揭示的商品交换的简单价值形式来表现，即：A国的货币单位= (m/n)B国的货币单位，等式两边相等的基础是价值量相等，m/n就是A国的货币单位与一定量B国货币兑换的汇率;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表现，n/m是B国的货币单位与一定量A国货币兑换的汇率。这个等式两边相等的国别货币包含的价值量，不应是国别货币所含的国别价值，而应当是以“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衡量的“国际价值”。[②]而“国际价值”的货币表现，则是世界货币。这是因为，每个民族国家的国别货币只能在本国流通，当今除极少数国家使用别国的货币作为国内法定流通的货币之外，通常国别货币在法定货币名称、计量单位方面都具有与别国不一样的“地方形式”，所以，世界商品流通即世界贸易只能使用各国都承认的、具有“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执行职能”的货币，即“世界货币”。[③]
在金本位时期，世界货币的物质承担者主要是黄金(如果是银，要折合成黄金计量)。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执行职能，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④] 因此，世界货币是商品价值的最一般的表现形式。由于在金本位时期的不同国别货币可以比较的“国际价值”是用货币的黄金含量来表现的，所以，可以用两国货币的含金量的比例关系来表现汇率。这种国别货币含金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通常所说的汇率平价的本质关系。可见，根据劳动价值论，正是国别货币包含的国际价值或者说含金量决定汇率的数量关系。当然，实际经济现象中的汇率是受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影响的，这会使对一国(例如A国)而言的外汇价格(B国货币表现)高于或低于这个平价。
2.汇率变动的原因。理解汇率变动，应当区分两种含义，一是指国别货币之间本质关系含义上的变动，一是指外汇价格含义上的变动。人们直接感受到并且通常所说的，主要是后一种含义的变动。而正像弄清了价值的变动才能弄清价格的变动一样，只有理解了前一种含义的汇率变动，才能弄清后一种含义的汇率变动。关于外汇价格含义上的汇率变动，马克思从本质到现象做出了综合的分析。
他明确指出，“外汇率可以由于以下原因而发生变化：1.一时的支付差额。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在战争等等场合所做的支出，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2.一国货币的贬值。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一样。在这里汇兑率的变化纯粹是名义上的。如果现在1镑只代表从前代表的货币的一半，那它就自然不会算作25法郎，而只算作12.5法郎了。3.如果一国用银，一国用金作‘货币’，那末，在谈到这两国之间的汇兑率时，这种汇兑率就取决于这两种金属价值的相对变动，因为这种变动显然影响这两种金属的平价。”[⑤] 这段论述揭示了引起外汇价格含义上的汇率变动的两个基本因素:
一是由商品进出口、国际投资和其他场合需要支付等原因引起的货币(黄金)国际支付差额，由于这种差额，一国就会与另一国兑换货币，以便进行支付。这种差额会引起外汇供求关系的变动，从而引起一国外汇价格的变动。
二是有关国家货币的含金量的变动是引起汇率平价变化的重要因素，这段话的第2、3点强调的都是,汇率的基础或汇率平价的变动，是由参加国际支付两国的国别货币包含的国际价值量或含金量(用黄金表现的价值)决定的。
现实的外汇价格含义上的汇率比价是上述因素综合形成的，就是说，在汇率基础或汇率平价确定之后，实际汇率是受第1点引起的外汇供求关系影响确定的。如果A国对外汇(B国货币)的需求大于供给，外汇价格就会上涨;反之，就会下跌。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关于汇兑率章节的插入语中，对此做了明确的阐释：“众所周知，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如果英国对德国的支付多于德国对英国的支付，马克的价格，以英镑表示，就会在伦敦上涨;英镑的价格，以马克表示，就会在汉堡和柏林下跌。如果英国多于德国的这个支付义务，比如说，不能由德国在英国的超额购买来恢复平衡，向德国开出的马克汇票的英镑价格，就必然会上涨到这样一点，那时不是由英国向德国开出汇票来支付，而是输出金属——金币或金块——来支付变得合算了。这就是典型的过程。”[⑥] 意思是，如果在英国和德国的国际经贸关系中，英国要向德国支付差额(偿还欠款)，就要用本国英镑兑换外汇(德国的马克)来支付给德国，这时候，相比在两国支付平衡时，对马克的需求大于马克的供给，马克外汇在英国就会上涨，也就是外汇马克的英镑标价会提高，要用较多的英镑才能兑换到一定量马克。而在德国正好相反，由于德国对英镑外汇需求降低，那么外汇英镑的马克标价就会下降，用较少的马克就可以兑换到一定量英镑。在金本位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果英国对德国支付的差额不能由德国对英国新的支付(例如“在英国的超额购买”)来恢复平衡，那么英国对德国的支付差额就会导致马克外汇的价格在英国持续上涨，如果外汇价格上涨超过了汇率平价的一定点，由外汇价格大于外汇价值而造成的英国购买马克外汇所付出的英镑就过多了。由于每个英镑含一定量的黄金，这种过多也就意味着为了兑换马克，英国支付给德国的黄金过多了，还不如直接用黄金支付(包括输出黄金的运输费)给德国，来恢复两国之间的收支平衡划算了。这就引起了世界货币黄金从英国向德国流动。可见，金本位时代，汇率变动可以表现出世界货币在国际之间的运动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在上述引文中指出，“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
3.在理解汇率时应当区分一些概念。根据马克思关于汇率变动的论述，理解汇率，就需要区分以下概念：
首先，要区分汇率本质关系与汇率价格关系。如上所述，汇率本质关系是两国货币所含国际价值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在国际收支平衡时也存在，它不会引起世界货币在两国之间流动，因为两国支付关系是平衡的，可以通过国别货币的兑换来平衡支付。而外汇价格的上涨或下降则是国际收支存在差额的表现。这种差额是引起世界货币在国际间流动的真正原因，否则，就不需要把国别货币换成世界货币从一国流向另一国。
其次，应当把外汇价格的升降变化与国别货币价值本身变化引起的汇率变化区分开来。因为前者是受多种因素造成的外汇供求关系影响而形成的，如马克思所述，国际支付差额由商品进出口、国际投资和其他场合需要的支付，以及货币价值本身的变化等因素综合引起的国际支付差额造成的。而后者指的是国别货币本身含金量的变化引起的。所以，严格说来，通常把外汇价格上升(如本来1美元=6.2人民币元，现在1美元=6.9人民币元)说成外汇的价值“升值”，或者把外汇价格下降说成外汇的价值贬值，这种表述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混淆了外汇的国际价值和外汇的价格。
第三，应当把国际收支差额引起的世界货币的流动与资本的国际投资流动区分开来。前者是世界货币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世界货币被用于支付两国间的国际收支差额，执行支付手段的货币职能。而后者是资本的运动，是一国的一定量以国际价值计量的资本以货币资本形式或以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本形式向别国投资，执行资本增值的职能。这两者在性质上显然是不同的：前者是世界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后者是一国的资本在国际增值运动中执行货币资本或生产资本职能。当然，这两种流动也是有一定联系的，当国际投资流动影响到国际收支差额的变化，就会引起外汇价格的变化，从而引起世界货币流动。
第四，应当把货币资本输出对汇率的影响和实物资本输出对汇率的影响区分开来。在金本位时代，黄金是货币制度的基础，一国输出货币资本，这意味着国际支付差额已经导致不能用A国货币兑换B国货币(外汇)的方法，向B国输出B国货币形式的资本，而只能用世界货币黄金直接输出，而这种输出会直接引起国际收支差额的变化，从而会直接引起外汇价格关系的变动。而实物资本输出，例如A国直接输出铁轨形态的资本到B国，由于这是投资，不是出售商品, B国不需要立刻向A国支付货币，这就不会直接使国际支付差额发生变化，因而也就不会直接引起国际收支差额变化从而汇率的变化;除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投资的利润收入，引起了国际间支付差额的变化，才会间接地引起汇率的变化。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两种影响混为一谈的错误。[⑦]
以上的区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虽然现在世界各国的货币已经不再实行金本位，而是使用纸币，但是，在研究国家之间的汇率变动时，仍然应当遵守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和资本理论，尤其不能忽视《资本论》揭示的，在商品生产社会，市场流通包括资本流通和货币流通，这两种流通具有共性、联系和区别;[⑧]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这两种流通，表现为国际商品流通和国际资本流通，而这两方面的运动变化，都会在国际之间的汇率变动中表现出来。只有遵循这些基本原理，才能理解汇率关系的本质，避免把外汇价格关系与国别货币价值关系混为一谈;在分析汇率变动原因时，才能深入分析引起国际支付差额的多种因素，避免把世界货币的国际流通与资本一般的国际流通混为一谈。
二、走出汇率与利率、价格关系的认识误区
1.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误区。从以上引用的《资本论》有关论述可以知道，在宏观经济运动中，汇率变动或外汇价格变动主要涉及国别货币的国际价值含量的变动、商品进出口、国际投资和其他场合需要支付世界货币这些因素，这些因素是通过引起国际支付差额的变动，来影响的汇率变动的。《资本论》揭示的这些原理，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把汇率变动与利率、商品价格水平等因素直接联系起来，有明显的不同。确实，在市场经济中，利率、商品价格水平都是影响面很广泛的经济因素，如何看待这些因素与汇率变动的关系呢?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关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数理分析原理正确吗?在发展开放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能回避这个重要议题的。其实，如果研读《资本论》，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误区，马克思当年就认真地对待过，并给出了科学的分析。马克思揭示出，汇率和利率、商品价格水平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只有综合宏观经济的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多种因素，研究这些因素对国际收支差额的影响，才能真正弄清汇率变动的原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离开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基础来看汇率，他们不懂得货币的本质;不懂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区别，不懂借贷货币资本与工商业职能资本的区别，因而弄不清汇率关系的本质和汇率发生变动的真正原因，而把影响宏观经济运动但是与汇率变动并无因果关系的一些因素，牵强地联系起来。当时有位叫威尔逊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国内商品过剩会引起价格变动，价格变动会影响利息率;而利息率变动又会影响汇率变动。[⑨]他把商品价格变动、利息率变动和汇率变动看成是一串因果链。马克思对威尔逊的错误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地批判。
2.深刻理解马克思的有关科学经济思想。先看商品价格和银行利息率是否有因果关系?马克思指出，“利息率和商品价格各自进行着完全独立的运动”[⑩]。这是因为，影响银行利息率变动的，是对借贷货币资本的市场供求关系，涉及的是资本流通关系;而影响商品价格变动的，是价值规律和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涉及的是商品流通关系。资本流通与商品流通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关系,他们虽有一定联系，但是并不是互为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借贷货币资本的供求关系与商品供求关系之间，并不存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因而银行利率变动和商品价格变动之间，也不存在直接关联的因果关系。
再看银行利息率和汇率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马克思指出，“利息率会影响汇兑率，汇兑率也会影响利息率，但汇兑率变动时，利息率可以不变，利息率变动时，汇兑率也可以不变。”[11]这就是说，一国利息率变动虽然会引起的对国内外货币投资量的变动，但是这是否会影响汇率变动，则要做具体分析：如果影响到国际支付差额变动，就会影响汇率变动;而如果没有影响国际支付差额变动，就不会影响到汇率变动。另一方面，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因素有反作用，这也要具体分析：汇率变动在金本位的条件下，如果影响到国家银行的金属储备的变动，就会引起银行利息率的变动;而如果没有影响到国家银行的金属储备的变动，就不会引起利息率的变动。因此，引起利息率变动的是国内货币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引起汇率变动的是国际支付差额的变动，这两种变动彼此也具有相互独立性，他们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间接地存在着联系。
3.不能照搬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观设计的有关数理模型。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关错误观点的批判，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仍然不能区分货币和货币资本，不能区分货币信贷和货币资本的信贷。[12] 他们认为国内货币量的需求“负向地取决于利率”，货币周转率(即货币流通速度)被“假定为利率的增函数”;于是根据一定的假定条件，就在银行利率(与货币供应量、货币周转率相联系)、汇率和商品价格之间建立起体现“经济机制”的数理模型，他们根据中央银行管理的汇率体系的不同，或者把货币供应量看作汇率的函数，或者把汇率看作货币供应量的函数，由此说明汇率、货币需求量、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13] 其实，由于他们建立的有关数理模型，看不到汇率与国际收支差额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这不过是他们用主观设计替代实际经济关系的产物，并不能反映现实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客观联系。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针对威尔逊的错误进行的分析，应当成为我们认清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关谬误，积极探索汇率与宏观经济运动内在联系的科学方法论指导。
三、纸币条件下的汇率本质关系
1.《资本论》关于汇率及其变动的原理并未过时。《资本论》揭示的关于汇率本质关系及其变动原因的论述，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两条方法论原理：其一，国别货币中包含的国际价值是相关国家之间汇率的本质关系的物质基础。其二，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差额变动，是引起相关国家之间的汇率变动的原因。
当今世界各国已使用纸币形态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也不再直接使用黄金作为世界货币来执行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那么，马克思在金本位时代阐述的上述方法论原理是否已经过时?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尽管当今世界各国的商品品种复杂，面广量大，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它们的商品性质，没有改变“商品本性的规律”[14]仍然是马克思揭示的价值规律;尽管各国广泛使用纸币，在国际商品交换中作为中介的“世界货币”职能已经由纸币来充当，但是并没有改变“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15]这一纸币流通的客观规律。正因为如此，决定国别纸币之间汇率相互兑换比例关系基础的，本质上依然是单位国别纸币包含的用“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计量的国际价值量;引起外汇市场供求变化的依然是相关国家的国际支付差额。只不过在使用纸币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汇率关系的现象与本质之间，中介因素更多、更复杂了，例如增加了国别纸币有可能通货膨胀这种因素。所以，在研究汇率的时候，应当考虑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诸如通货膨胀这些中介因素，力求撇开它们的干扰，弄清国别纸币所含的国际价值量;也只有这样，才能公平地结算国际支付差额，并进一步分析引起这种差额的各种因素，从而把握汇率变动的真正原因，为国家科学调控汇率提供依据。因此，《资本论》关于汇率及其变动的原理并未过时。
2.纸币条件下汇率关系的由来和特征。有人可能会说，当代纸币汇率制度已经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不可能再回到马克思时代的金本位汇率制度了。其实，说《资本论》关于汇率及其变动的原理没有过时，绝没有要倒转历史的意思，而是说，我们应当依此为科学指导，弄清当代使用纸币条件下的汇率关系的本质，这将有利于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科学的方法指导汇率的宏观调控。
不能忘记，当代的所谓“黃金非货币化”，是从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开始的。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严重经济危机。与此相关，1976年8月，美国被迫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国内货币制度从货币金本位制转为“抵押发行”制，即用虚拟资本作抵押来发行纸币美元。同年，由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牙买加协定》，规定完全停止国际贸易的金本位制，该协定于1978年4月正式生效。从那以后，因为纸币美元属于“硬通货”(这由美国经济实力强于其他国家所决定)，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以纸币美元作为制定汇率和国际支付结算的依据，于是纸币美元就开始在相当大程度上充当起“世界货币”来。由美元纸币充当世界货币，这是违背马克思关于只有贵金属金(或银)才能承担世界货币这个科学原理的。可以说，被迫放弃用贵金属作为世界货币，而以国别纸币的关系来表现汇率，这是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强加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形式;它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并不体现历史的进步。由于失去了由黄金表现世界货币的国际价值这种客观要求，这导致了不同国别的纸币究竟含多少国际价值量的难以确定,造成了国际汇率关系出现不统一、不公平的混乱状态。
这种汇率关系的不统一表现在,由于国别纸币究竟包含多少国际价值，失去了会金属这种确定的表现。于是，各国只好凭经验，以一些发达国家的“硬通货”纸币来表现与本国纸币的汇率关系。目前有的国家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的国家实行的是用由多种货币分别按一定的权重所构成的一组货币分别与本国纸币做比较的所谓“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这些纸币条件下的汇率制度，都难免带上由本国利益决定的主观意志和利益诉求。[16]因此，在汇率的确定上，也就必定存在不同国家之间为本国经济利益的博弈。
这种汇率关系存在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美国可以决定纸币美元的发行量，也就掌握了纸币美元“升值”和“贬值”的决定权，这使美国与别国在汇率关系上占有了主动权和控制权;更为美国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实施金融霸权主义，“合法地”占别国的便宜，提供了方便。这正是当代使用纸币条件下汇率关系存在不公平的实质。为了摆脱汇率关系上越来越显露出来的有利于美国的这种不公平，本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欧洲联盟，在欧盟各国内部，开始撇开美元，用统一使用的区域性国际货币欧元，作为内部国家间表现汇率的依据，并使欧元成为欧盟以外的国家所重视的一种用于制定汇率和国际结算的货币。其他国家采用各自的汇率制度，也无非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民族经济的利益。这些情况证明了使用纸币条件下的汇率关系的不公平性是客观存在，一个国家如果自己缺乏维护本国民族经济利益的汇率制度，势必会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由此可知，在当代纸币条件下的汇率关系，实质上是与相关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干预或控制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汇率关系的新的历史特征。
3.让市场自发决定汇率只会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利。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当代各国汇率管理制度的改革目标，就是要排除国家政府的行政干预，让市场决定汇率。初看起来，排斥各国政府干预，似乎可以形成符合市场客观规律的汇率。这其实否定了纸币条件下汇率关系必然存在的主观性和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公平性。上面的分析说明，在使用纸币的条件下，国别纸币的国际价值是不可能得到客观表现的，因而也就难以产生客观的、公平的汇率。既然帝国主义国家必然实施经济霸权主义，它们也就必然在汇率关系上做文章，力图促成对它们有利的汇率。所以，处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惟有发挥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自觉捍卫民族经济主权和利益，才有可能控制好本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汇率关系。[17]
在帝国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条件下，如果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任由国际市场决定自己的对外贸易和外资的进入，那么，在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势必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高的高端商品占领本国市场，势必导致外资掌控本国的民族制造业和企业。而既然要求国家控制对外贸易和外资自由进入，也就势必要求国家控制汇率。所谓排除国家对汇率关系的干扰，实质是放任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控制它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汇率关系。
不能忽视，虽然宏观经济运动产生的国际收支差额是汇率变动的原因，但是汇率关系一旦形成，它对宏观经济就会发生反作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压迫人民币“升值”或“贬值”，都是为了形成对自己宏观经济有利的汇率。例如，一定时期美元相对人民币“贬值”(反过来即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这有利于美国高端商品(不过有些中国需要的高新技术产品是不卖给中国的)进入中国，以便控制中国市场，阻止中国自主生产同类高端产品;同时，这种让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的汇率关系，又有利于美国阻止中国商品的对外出口，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非但如此，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纸币外汇量很大的情况下，美元相对人民币的“贬值”，无疑会给中国外汇储备带来巨大损失。不少学者都谈到，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到美国，往往被美国当局有意压低价格，这已经使经济利益遭到损失;而在外贸易顺差条件下换回的美元作为外汇储备，又遇到美元“贬值”，这就遭到民族经济利益的双重损失。
还要看到，在国家放松对汇率管理的条件下，汇率的变动走势，会引起所谓“海外热钱”即投机性外国货币资本大量进入或外逃，造成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上的混乱(因为外汇兑换的人民币属于基础货币)，从而造成流通中的人民币的数量失控。凡此等等，说明国家对汇率不加干预是不行的。当然，这种管理应当尊重国内宏观经济运动规律，尊重国际价值规律，要克服凭主观意志办事，同时，还必须尊重国际经济关系中客观存在的国际资本之间的竞争规律，这样才有可能维护国家自身经济安全和民族经济整体利益。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国家货币当局不加任何控制的汇率。所谓让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国家政府不应干预汇率的“改革”主张，其实是一种市场迷信或国际市场迷信;这种主张只会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利。
4.关于“汇率市场化”主张的实质。应当说，如果国家政府离开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随意地用行政手段干预任何经济关系，那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是，如果国家政府能够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从民族经济整体利益出发，使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宏观经济实施必要的计划调控，那就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而且可以起自发的市场调节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关键在于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在对外经济关系中，汇率控制权或者说对外汇价格变动调节权，属于重要的国家经济主权之一。这是不应当让市场自发来决定的。
实际上，只要牢记《资本论》对商品拜物教观念、货币拜物教观念、资本拜物教观念的揭露，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在国际市场关系中商品关系、国际资本关系的物与物的关系背后，都是人与人的关系。在对外经贸关系中，形成怎样的商品进出口关系，形成怎样的外资引进和对外投资关系，从而宏观经济形成怎样的国际收支关系，背后离不开国家之间民族经济利益关系、国际垄断资本与国内民族资本(占主体地位的公有资本、民族私有资本)之间经济利益的关系的博弈。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势资本及其超经济的霸权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政府，理应主动从维护民族经济安全和独立自主出发来指挥、控制好宏观经济运动和对外经贸关系，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牢牢把握制定汇率的主动权，使汇率对宏观经济发挥有利的反作用。
那种把汇率交给国际市场来决定的主张，实际上是放任国家的对外经贸关系处于一种自发的无政府状态，放弃在对外经贸关系中对强势的国际垄断资本家阶级的抗争，把国家的汇率控制权，交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来决定。这是绝不可取的。国家政府的对外经贸关系管理部门，一定要坚决破除“市场绝对公平”的迷信，建立起对外经贸关系的预警信息系统和管控系统，敢于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与帝国主义经济霸权主义作斗争，这样才能控制好汇率，与外国建立真正平等公正的国际市场关系。
四、汇率的国家调控
1.用一定单位国别纸币的黄金含量来表现两国汇率关系。那么，在纸币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够从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出发，与别国尤其是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公平的汇率关系呢?用马克思揭示的金属货币是信用制度的基础、世界货币的本质是黄金这些科学原理为指导，可以认为，只有使国别纸币单位中包含的国际价值量有统一的、确定的表现，才能形成建立在国际价值含量基础上的国别纸币之间的平等的汇率关系。在没有其他更好办法可以取代的情况下，仍然应当重视用黄金来表现国际价值。
有人会说，在当代事实上已经“黄金非货币化了”，要用黄金来衡量国别纸币的国际价值，这种看法岂不是开历史的倒车?不是的。黄金之所以不再直接成为世界货币，如前所述，那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导致的结果。用纸币来充当世界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这是违背世界货币的本性规律的;用国别纸币来表现的汇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霸权主义来维持的。
《资本论》揭示出，在一国之内，流通的金币被纸币所取代，这并不能说金币或黄金已不具备货币的职能，已不能表现国内社会价值，而是因为金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可以为国家法定的纸币所替代;但是，金的价值尺度和世界货币的职能，是纸币无法取代的。而一国纸币能在多大程度上执行金币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就要看纸币发行总量与流通中需要的实际金币量是否相当，如果过量，就会发生通货膨胀。马克思揭示的这个科学道理，对于世界货币是同样适用的。虽然当今世界货币在流通手段职能上可以用纸币来替代，但是，任何纸币由于本身不是有抽象人类劳动凝结在其中的商品，因而都不能替代黄金具有的衡量国际价值的价值尺度的职能，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替代黄金的货币储藏手段职能。正因为如此，当今黄金在世界各国中央银行都仍然是重要的储备资产，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储备量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往往更多，这说明，黄金虽然不直接进入流通，但仍然是不可替代地具有国际价值尺度的职能的世界货币。
可见，要确定国别之间的公平汇率关系,仍应当弄清一定单位的国别纸币包含多少国际价值，还是要比较两国一定单位国别纸币的含金量。能否弄清一定单位的国别纸币的含金量呢?看来,可以用国际市场上这种纸币能买到多少黄金来衡量。两国以相同的含金量的国别纸币，建立汇率关系，这应当是公平、客观的办法。当然，这指的是，国际价值关系基础上的汇率关系是汇率变动或外汇价格高低变动的中心;要使汇率变动趋向这个中心，离不开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
2.国家调控汇率的目标。既然在汇率变动的因果关系中，由商品进出口、国际投资和其他场合需要支付世界货币等因素引起的国际支付差额是原因，汇率变动是结果，那么，国家对汇率的控制，就必须从引起的国际支付差额的多种因素入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民族经济独立自主、具有比较完备工商业体系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对外经贸关系必须服从于国内社会再生产各产业部门之间建立的平衡的比例关系，这包括从使用价值角度来看的各产业部门产品结构关系和从价值角度来看的各产业部门资本价值量的结构关系;这种一定时期平衡的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决定了国际收支关系也必须基本平衡，否则就会因国际收支不平衡影响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而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也就意味着应当尽可能缩小国际支付差额，形成基本稳定的汇率。因此，力求汇率的基本稳定，这应当是中国控制汇率的目标。
3.国家调控汇率的科学路径。遵循马克思揭示的汇率关系的本质，只有调节好对外经贸关系才能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因此，为了实现汇率的基本稳定这种目标，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心，有必要遵循涉及汇率变动的基本因果联系，即：促进国内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促进主要由国际贸易(进出口)+ 国际资本流动(外资引进和对外投资)综合形成的国际收支平衡—→基本稳定的汇率。其中，国民经济的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平衡，或者说着眼于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社会分工比例关系的平衡，这是实现汇率基本稳定的宏观经济基础。离开这种基础来调节汇率是片面的。而那种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对外开放不要以民族经济独立自主为基础，出口商品和对外投资不要国家统一指挥和宏观调控，认为应当让国外商品和外资自由地进出国门，从而让中国经济自由地“融入”全球化的国际分工，这种主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化的条件下，只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而这样形成的所谓“市场化”的汇率，也必然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利的汇率。这是需要坚决反对的。
(2017.1.10完稿)
注：
[①]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0页、第669页。
[②] 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5页。在金本位时代，“国际价值”用货币的黄金含量来表现。
[③]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7～168页。
[④]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6页。
[⑤]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9页。
[⑥]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1页。
[⑦] 参见“对亚洲的汇兑率”，《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3～668页。
[⑧] 《资本论》第1卷第4章“1.资本的总公式”这次做了详细的阐释，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2～181页
[⑨]参见《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3～666页。
[⑩]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6页。
[11]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7页。
[12] 恩格斯在编辑出版《资本论》第3卷过程中，专门对货币信贷和货币资本信贷的区别，做了详细阐释，参见《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5页、第516～517页。
[13] 参见[美]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 著、费方域等译：《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2、439、440页。
[14]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5页。
[15]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16]目前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17]目前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