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在当今俄罗斯是一所很有影响的高等院校。2010年9月21日，这里举办了一场以“信息战”为主题的研讨会。
苏联时期的外交家，曾任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现为“全俄阿塞拜疆人大会”执行主席的埃利达尔•古拉莫维奇•库利耶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西方对苏联及俄罗斯进行的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要是北约国家，它们花费了很多的资金和人力，抑制苏联的发展，最终目的是让苏联不要存在。因为在他们眼里，苏联对美国是最大的威胁。”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一本著作中写道：“谈论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一样”。（34）
自世界上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就把运用各种手段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一项根本任务。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在1945年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之后，西方世界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想再用战争方法、用军事行动战胜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已经不可能了。杜勒斯马土制订了一个新战略。”
曾被誉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父的艾伦•杜勒斯一方面鼓吹“冷战”，对苏联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威胁要实行“大规模核报复”；另一方面说：“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从苏联内部寻找同盟军，这就是杜勒斯为西方世界制订的对苏新战略。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西方世界曾开列600多亿美元宣传费用进行和平演变。美国政府署名顾问基辛格讲：‘干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进行宣传？不如直接在苏共党内建立第五纵队，培养我们的代理人’。”
“第五纵队”称谓源自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时期，是对国家叛徒和民族内奸的总称。
当历史的时针指向1984年的时候，西方认为他们从苏联内部找到了最合适的代理人，一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第五纵队”。
1984年底，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戈尔巴乔夫主动示好的坦诚以及他在议会发表“核时代必然要求人们有新的政治思维”的主旨演讲，给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智囊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雷日科夫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同西方合作的开始，也是西方对苏共未来总书记的一次摸底会见。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35）
两年后的1986年10月，美国总统里根应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两国领导人的会见。他们进行了长时间一对一的秘密会谈。
直到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揭开了这次他与里根谈判的谜底。他承认此次会见“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苏东剧变）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能再有回头路。（36）
1991年11月，卸任一年的英国原首相撒切尔夫人应邀在美国休斯敦举办的美国石油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约45分钟的演讲， 中心内容可以称为“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撒切尔夫人在这次演讲中说，苏联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威胁，但是我指的不是军事上的威胁，因为我们在军事上足够强大，尤其是在核武器方面。苏联对于我们的威胁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展示。”
撒切尔夫人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但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们对此人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随着改革的展开，戈尔巴乔夫很快成为西方的宠儿。西方政要赞赏他的调门也越提越高。美国前总统卡特更是肉麻地吹捧戈尔巴乔夫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有吸引力、最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
对此，戈尔巴乔夫很是得意。曾长期担任总书记助理的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沉醉于国内外尤其是西方舆论对其‘开明君主’形象的反映。他经常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而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而大量的文件他还没有看”。（37）
西方不仅给予戈尔巴乔夫精神鼓励，而且还进行物质引诱，让他分泌更多的“异质”新思维。据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一百多万美元”。（39）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说：“我的一本厚书，在美国出版，得了几千美元。但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300万美元的稿酬。”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原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1993年2月13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披露：“我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从几个可靠的来源获悉，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被美国特工机关收买并在苏联‘改革’期间接受过美国方面的指示。”（44）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手里有一份名单，是出卖国家和党的利益的人。当他把这份名单交给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说不要玩你们那些间谍的游戏。”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使苏联安全部门当时无法对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员进行立案调查。
1989年上台的美国总统布什加紧实施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攻势。他采取一项既支持戈尔巴乔夫又扶持政治反对派的上下结合的“双轨政策”，积极培植和壮大苏境内反共反苏的力量。
在苏联国内，从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起，就开始出现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组成复杂，动因各异，但其中不少的确是亲西方的政治上的反对派；西方世界不断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幌子，积极扶植他们。1970年、1975年西方把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分别奖给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
1985年以前，由于苏联党和政府防范较严，持不同政见者只是时断时续地从事地下活动，在苏联国内政治影响并不大。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持不同政见者）利用苏联国内的困难，投机取巧，扩大自身的宣传，并当成生意来。做。西方国家很快找到这部分人，向他们提供资金，供养他们，并把极个别的现象扩大为整个社会的问题。西方就是利用几十个持不同政见者，向全世界宣传苏联没有言论自由。”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超阶级“新思维”的推行， 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的头面人物相继获得了合法身份，公开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
很快，萨哈罗夫伙同叶利钦、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人不负西方厚望，逼迫苏共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非正式组织”也在西方的支持下，向苏共展开了疯狂的夺权活动。
支持和利用苏共内部的反叛势力，借助他们打压苏共党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传统派”，使亲西方的改革变得不可逆转，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意义更为重大。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美驻苏代办乔治•凯南1947年就讲：哪怕稍微削弱一下苏共，苏联就会从一个强国变成一个弱得可怜的国家。打击了苏共的团结，就是对苏联最大的打击；破坏了苏共的统一，就是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就会使经济和社会发生混乱。现在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西方）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苏共，让苏共从内部变得难以控制。他们为什么把主要矛头对准苏共？因为苏共是团结领导全体苏联人的磐石，不摧垮这个磐石，他们目的就达不到。”
随着苏共党内分歧日益严重，特别是随着叶利钦在苏联政坛的迅速崛起，西方决定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同时支持叶利钦。
1989年9月，已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访问美国。美国政府俨然以一个独立国家元首的极高规格接待他，不仅安排他到纽约等11个城市发表讲话，而且还安排总统布什、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以及前总统卡特等众多政要“亲切”会见叶利钦。
心知肚明的叶利钦投桃报李。他在访美期间大肆诋毁共产主义“是一张幸福的乌托邦支票”，盛赞资本主义“繁荣向上”。后来他由衷地感言：从那时起“我已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45）
西方还加大对苏联其他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支持和培养力度。这些人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延续至苏联解体以后。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季塔连科：“西方大量培训原苏联和东欧及中亚未来一代的领导人。比如自由派人物盖达尔也是从那里学的。所有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都在美国接受过培训。而有些国家的总统是直接从美国派过来的。”
西方世界利用大众传媒，宣传资产阶级价值观，诋毁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削弱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搞心理战、思想战。
西方各国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功率的广播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甚至用40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这些大型电台担负着向苏联东欧国家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重任。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从杜勒斯时代起）他们所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让全世界人民知道，苏联不是取得二战胜利的主要指挥者。苏联是干了很多暴行的国家。干了暴行的国家不值得尊敬，苏联领导人就不值得尊敬，比如说斯大林。”
而在“新思维”的引导下，苏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从1988年12月起，苏联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季塔连科：“苏联境内基本上被外国的包括美国之音、自由电台、德国之声、日本NHK等外国电台电视台覆盖了。西方的宣传全面影响着苏联的社会和苏联的历史。过去的英雄都被抹黑，像卓娅、马特洛索夫等等。这些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们都被抹黑。这是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的开始”；“我们的领导人完全放任了来自西方的宣传……基本上没。有主动防御这些精神土的入侵。所有东西都是失控的、放任自流的。我们没有能够抵抗西方的文化。虽然我们俄罗斯有很多的文艺、文化、文学作品、电影，但都被边缘化了”。
西方世界又利用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族际关系民主化”，挑拨苏联各民族之间关系，激化民族矛盾，推动苏联的解体。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A•加诺夫：“挑起民族事端，由头就是挑动民族情绪，让民族情绪在苏联极端膨胀，然后挑唆民族之间的关系，诱使他们纷争不断，为颠覆国家打下基础。”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1987年的时候，他们使用手段制造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领土争端。亚美尼亚民族分裂主义者占领了阿塞拜疆的部分被认为历史土就属于他们的领土。这是苏联解体的开始。因为苏联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这个统一国家的内部，突然有一个什么加盟共和国跳出来说：历史土这就是我的土地，你应该还给我。局势于是就变得越来越不稳。”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美国中央情寺局寻找了几个突破口。从哪里开始呢？他们找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那里是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一直有冲突有摩擦的地区。突然把那个地方引爆，事件就闹大了。”
西方的挑唆、怂恿和干涉引燃了苏联民族问题的火药桶。自1986年12月哈萨克共和国爆发阿拉木图民族骚乱事件开始，苏境内民族冲突如同多米诺骨牌般连锁发生。
据不完全统计，仅1988年在全苏170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骚乱和冲突事件就达2600多次，参加者达1600多万人，而其中60％的事件与民族问题有关。
西方开始把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作为解体苏联的突破口。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背景下加入苏联的。西方就此问题大做文章。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美国和西方从来没有承认过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们认为三国是被（苏联）强行占领的。基于这样的认识，西方支持这些国家首先跑出来闹事。他们在这些加盟共和国花费的精力最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煽动和支持下，波罗的海三国民族分裂势力不断掀起脱离苏联的独立浪潮。从1987年开始，每年的8月23日，三国的民族分裂势力都要挑动一些人举行大规模的要求“独立”的游行示威活动。1990年春， 当三国民族分裂势力直接掌握政权后，就率先动手拆毁支撑苏维埃联盟大厦的柱梁。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列加诺夫：“还有一个神话，就是让世界人民都相信居住在苏联国土的130多个民族，只要每个民族回到自己的故土，过着自己的生活，生活就能富裕起来。现在的结果是，苏联解体、各民族四分五裂后，（这些民族）非但没有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经济、政治、文化、精神等方面的联系全部中断。由此产生的结果就像我们在高加索、吉尔吉斯、乌克兰看到的那样，都被搞垮，谁也帮不了谁。”
西方国家还利用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推行“新思维”的有利时机，大搞“经济战”、“金融货币战”，并通过“军备竞赛”进一步摧垮苏联的经济。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操纵下，国际油价从1980年11月的每桶57.17美元，降到1986年8月每桶7.90美元。（46）“按照当时苏联石油出口规模，仅油价下降一项，苏联就损失几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1985年9月，美国还联合日本、西德、法国和英国开始美元对本国货币大幅度的有序贬值。1988年11月，日元兑美元比1985年2月升值111％。
石油价格暴跌与美元贬值使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莫斯科因此获取硬通货的能力下降1／3或者更多。其结果是，严重削弱了苏联从西方进口设备、农产品和工业物资等能力。
在西方的操纵下，美元对卢布的大幅升值又加剧了苏联国内经济的混乱和困难。
美国从80年代初发动针对苏联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也使苏联不堪重负。从1986年到1990年，苏联军费开支年均增长高达8％，几乎是国民收入增长的两倍，军费总额曾达到国内生产总值1／4。
俄罗斯联邦前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亚•彼•波奇诺克：“（美国）所展开的星球大战计划让苏联耗费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本来苏联应该投入到民用设施的一些资金，都投到了国防工业。这是苏联负担不起的。”
打“经济牌”和搞军备竞赛这两手策略的运用，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效果。
据苏联前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回忆：“对于苏联来说，我们已经感受到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压力了。戈尔巴乔夫想把改革继续进行下去， 而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则对这些改革的前景构成了巨大的障碍。”（47）
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还利用苏联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以经济援助为诱饵，诱压兼施，逼迫苏联做出政治让步。
从1990年起苏联经济形势日趋严重。为应付国内危机，戈尔巴乔夫主动向西方求援。西方国家乘机在开出“经援支票”的同时，附加了条件苛刻的“政治条款”。
1991年7月，西方乘戈尔巴乔夫希望同西方七国首脑会晤时，急需获得一笔巨额贷款以解燃眉的时机，提高了政治要价。
最后达成的援助协议是：戈尔巴乔夫答应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实行分权，如果加盟共和国要求退出苏联，联盟中央不动用武力；经济上全面自由市场化，加速实现全面私有化；军事上在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方面继续让步， 以满足美国的要求。
“8.19”事件后，为避免苏联局势失控，西方承诺在5年内筹措1500亿美元援苏资金，构筑所谓的“现代马歇尔计划”，并附带了更为系统、具体的政治条件。但到1991年底，，西方见戈尔巴乔夫的大势已去，这项看似庞大的援助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据西方自己的统计，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西方国家答应援苏的经济承诺高达2300亿美元，而实际到位的却只有300—400亿美元。
许多俄罗斯学者和原苏联领导人都认为，西方在军事上经济上对苏联的施压也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苏联是被里应外合摧毁的。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认为：在西方的利诱威逼下，在苏联内部已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亲西方的“代言人”的队伍。（48）
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过：美国为瓦解苏联花费了几万亿美元。可我认为，不光有美国人参与其中，还有一支隐藏在苏联内部的“第五纵队”。这些人依靠美国人吃饭。人数虽然不多，但也正是他们打残了苏联。（49）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第五纵队’这股势力是客观存在的。他们的活动是经过幕后操纵者协调的，是代表西方利益的。为了使哗五纵队’和西方代言人发挥作用，那就要推行‘公开性’。借助‘公开性’，就可以歪曲苏联历史和社会生活中的真相。这些歪曲历史的事件都与‘第五纵队’和‘代言人’有关。”
对于苏联内部的这支亲西方的“第五纵队”和“代言人”，原苏联克格勃将军维亚切斯拉夫•希罗宁这样评价：“在改革时期，所有这些精心策划的、疯狂的破坏活动接踵而来，这场规模大、耗资高的颠覆国家的运动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富有经验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毫不怀疑，这场运动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根据我所掌握的事实，可以肯定地说，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发生的事件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核心机构制定的‘肢解苏联’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和步骤。”（50）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时，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就详细勾勒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了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51）
46年后苏联的亡党亡国，证明美国当局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苏联的对外政策从谋求与西方大国合作逐步走向屈从于美国及其盟国。
戈尔巴乔夫当政6年里，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在军备控制、裁军、削减导弹及核武器等问题上，完全迎合甚至为表“诚意”而更多更主动地满足美方的要求；武器装备实际投入大幅度削减也导致不能及时升级换代，结果留下的是严重的后患。
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披露道：“当我们开始削减中程和短程导弹，甚至刚刚开始为其做准备时，美国人便开始派遣自己的代表几乎深入到每个旅。我们只在美国的两家导弹工厂和另外两个地点派出自己的观察员，而美国人却向我们的117个基地派驻了观察员！”（52）
在处理东欧国家局势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也完全按照西方的眼色行事。对这些国家内的政治反对派猖狂进攻袖手旁观甚至鼓励纵容。
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这一军事组织相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但没有相应解散，反而在冷战后强化其军事职能，成为当今美国为首酌西方大国欺凌弱国小国、推行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工具。
应西方和所在国的要求，苏联毫无计划、匆匆忙忙撤回驻外国的军队。在醉醺醺的叶利钦指挥下奏响的军乐声中，苏联军队满面蒙羞地撤出在东德的军事基地。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的对象就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这些人。他们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都很卑劣。就像原子弹三种物质一结合就形成爆炸一样，他们使伟大的国家垮台，经济成就、社会成就丧失，干部队伍瘫痪。对于全体人民来说，谁也没有想到掌握权力的，是这么一些随时出卖党、出卖国家、出卖人民、出卖同盟者的人。当苏联共产党和全体人民反省过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本文选自李慎明等《 居安思危》第四集解说词 “ 外交“新思维”与和平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课题组
总撰稿：李慎明； 撰稿：陈之骅、吴恩远、刘树人、张树华、汪亭友、刘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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