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当民主遭遇自由

  金融危机后，人们大都意识到西方民主制度出问题了，问题还挺大。深入长远来看，除了转嫁危机，西方民主制度自身很难有效地解决。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直接导火索是次贷危机以及与之相伴的金融衍生品。时至今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依然有人在为次贷危机辩护，例如CCTV某些膜拜、鼓吹西方的精英。这一辩护词说：次级贷款至少让很多买不起房的美国人圆了住房梦。的确，从次贷开始，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词汇就如影相随地出现了，叫做——房产所有民主制，即——人人都有房。美国某些经济学家在为美国金融制度粉饰的时候也说：原先贷款只贷给有还贷能力的有钱人，次贷则将贷款贷给缺乏还贷能力、缺乏有效抵押物的穷人。因此它也叫做“金融民主”。那么，这个看起来非常美好的民主，为何会酿成危机？
    我很早就说过，民众的意愿五花八门，最容易达成共识的只有一项，就是大家轻松发财。因此，在住房问题上发挥民主也极易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也是符合西方民主精神的。但是，对于无数民众来说，在住房问题上，最强大的民主意愿甚至可以说是每人免费得到一个别墅，如果按此投票的话，支持率一定非常高。很显然，这一真正的、最彻底的民主意愿就是物质极大丰富条件下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得到满足。只能退一步，例如以极低的贷款利率，无抵押地发放贷款，于是，穷人也能得到房子了。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资本是趋利的，不赚钱的事情，资本是不会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逐利的资本反常地给穷人送钱？难道民主使得资本真的变高尚了？
    资本喜欢自由，自由之一便是没有约束，这样才能在所有可能赚钱的地方攫取利润。自由的资本说：既然人人都想有房，有需求就该满足，这是自由经济的最高法则，怎么能压制呢？说的很冠冕堂皇，谁能反驳这样的民主需求？但是，想要房子的人没钱怎么办？好办，借给他们呗；借钱没抵押怎么办？房子自己作抵押。这是拿一个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替你做抵押，真好。到此为止，资本的自由与民众的民主构建了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民众有房子住了，资本自由地定价，账面上很好看。一转手，还能把民众欠的债当成金融商品给卖了，金融创新也是自由啊。卖给谁呢？共同基金、社保基金之类是金融市场的主力之一，所以说到底，最终还是卖给了民众。也就是说，民众自己欠了债，又买回了自己的债务，以为自己的债务能发芽开花结果，能发财。一切债务都在民众手里，资本在自由地转手之间赚了钱。只可惜，资本自由地编织了这个“老鼠会”的传销游戏，最终因为民众数量不够多，传销下级不能尽快地、无穷无尽地产生而断裂，次贷危机发生了。自由与民主共同催生了它。如何解决？政府出场了。
    政府发钱，等于充当了“老鼠会”传销游戏的终极下线，站在金字塔顶端的资本，自由地解脱了困境。但是，资本不是一直都说政府不该干涉它们吗？政府干涉了资本，不管是朝好的还是坏的方向干涉，不都是干涉了资本的自由吗？对此，资本也有说辞，因为资本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部分，资本垮了就是政府垮了，就是民众彻底垮了。所以，从一个角度说，拯救资本就是拯救政府，就是拯救民众，资本在有困难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支撑它的干涉；从另一个角度说，资本的自由在它没困难、在它可以为所欲为地赚钱时，就不需要政府的干涉。政府干涉处于一个双重标准下：资本需要干涉就干涉，资本不需要干涉就走开。政府在资本面前像一个乖乖听话的奴婢。如此一来，拯救资本仅仅只是拯救资本，民众的债务没有取消，还不出债，房子要收回，“房产所有民主制”也就到头了。这彷佛就是一个圈套，资本口口声声喊着漂亮的民主，以自己的自由大肆赚钱，搞出了一个大麻烦，把老百姓洗劫了一遍，资本依然自由，民众的民主没了。
    美国政府发钱救资本，就是欠下新的债，这些债最终还是在民众身上，最多不是现在活着的人，而是未来出生或移民的美国人。虽然普遍来说，资本家也位列其中，但是，他们已经赚了很多了，平均化地背一点这种债不算什么。然而，政府既然也号称维护民主，为何不能自己给民众提供住房呢？如果政府给穷人提供住房，不也是实现“房产所有民主制”的办法吗？本质在于，如果政府提供，就不能赚钱；如果资本提供，就能堂而皇之地赚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有一个庞大的社会力量不以赚钱为目的，它在道德上就会高于资本，资本独霸天下的势头就会受到严重打击。唯利是图的资本面对不以赚钱为目的的社会服务力量，只能灰溜溜地呆在丑陋的低层次上。这种情况下，资本即便自由，也是被鄙视的自由。所以，资本所设计的制度就是不能让任何社会力量以不赚钱、纯粹提供服务的方式存在，就是必须毁掉一切道德形象；与此同时，资本再通过虚伪的慈善之类，把自己打扮成最高的道德化身，由此，资本就实现了统治世界的目的。回到最简单的事实，民众的民主实际上就被虚伪的资本自由地伤害了。政府要解套，只有向外转嫁，向没有本国选票的外国民众转嫁。这也是资本所需要的，即，把老鼠会的传销规模做得更大，这一转嫁方式，要么是战争，要么是欺诈，要么是武力威胁下的逼迫，除此之外，无它。
    话说得不能绝对。事实上，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也提供一些纯粹的服务，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上把政府提供服务的范围限制在一个很狭小的领域，尤其是那些不太容易赚钱的领域，也就是说，把社会的包袱都留给了政府。我们在观念上不该走极端。问题在于：如果政府不对资本有所控制，过度自由的资本便会越来越多地造成一大堆社会包袱，政府既然没有赚钱的有效手段，如何解决社会包袱？因此，政府与资本，民主与自由，都是有条件的。任何一个走向极端、绝对化，都会造成危害。中庸的平衡在哪里？没有一个公式可以计算，但这并不是主要问题。关键问题在于指导思想，如果没有制约资本的主导思想，任何制度设计都是枉然。因为，那都是资本自己在设计制度，不会有实质性的改观。本来，在西方民主制度之外的社会有可能设计出新的制度，但是，在膜拜西方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这种可能性也削弱了。

    题外话：在资本猖獗的社会里，除了疯狂赚钱，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快乐。有一个精英居然说：穷人不会理财，突然拿到一大笔钱会很悲惨。求你了，让大家一起悲惨吧，让全世界在金钱的疯狂中变成悲惨世界吧。我们不要没钱的幸福，我们只想在豪车、豪宅里悲惨地痛哭。既然有钱人都很悲惨，我们也愿意牺牲自己，愿意像资本家一样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