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今年七月九日、十日，总理请了一些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如许小年、周其仁、曹远征等人)，讨论经济形势和对策;另一件事情，就是张维迎先生七月十三日发表的文章《改革进程开始逆转》，此文与市场派经济学家交相呼应。似乎，一些经济政策的调整呼之欲出了。
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表面上，大家似乎是在激烈地批判凯恩斯主义;实际上，他们的目的仍然是推销新自由主义的那点儿东西(私有化和市场化)。具体到操作层面仍然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加快私有化步伐(目的是卖掉大型国企);另一个就是减税(实际上是推高政府负债)。
关于凯恩斯主义，我已经发表了若干篇文章(如《凯恩斯的寂寞》等)，今后还会继续讨论。关于他们卖掉大型国企的主张，我想暂时还无人够胆马上动手，我们还有时间提供详细的论正。但是，减税的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本文就首先分析一下他们减税的主张。
减税，在没有累积财政节余的情况下，在不减少政府支出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其必然结果是增加政府负债(必须以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实现)。
经济政策往往都存在悖论。在不能削减财政支出的前提下，减税的政策，也可以说是减税的悖论(英文paradox)。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减税根本就不是减税，而是一种延迟税赋的方式。就时间而言，意味着，暂时透支政府信用，将来再对纳税人加税。
延迟税赋作为经济政策工具是有约束条件的。那就是政府必须拥有强大的支付负债本息的能力。就中国政府的实际情况而言，便于套现支付债务的资产主要是国有企业股权。普通中国民众很难理解市场派经济学家潜在的深刻用意，他们的潜在目的仍然是想要转让国有资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可以先不去上纲上线。我们现实地进行思考，他们的主张(减税)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吗?
中国经济问题是经济运行的效率出了问题。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制度成本太高了;第二、金融成本太高了;第三、要素成本太高了(此问题涉及到国企垄断)。
上述三个太高了，减税均无法降低。所以，减税是扬汤止沸，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他们所谓的减税策略，只是一种问题转移策略。将企业的问题变成国家的问题;将现在的问题变成将来的问题。
那么，应该用什么方法解决经济下滑的问题呢?
笔者和一批志同道合者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我不认为，一个单独的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等)或货币政策(包括利率工具等)可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解决方案必须是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个系统解决方案需要整个国家机器的全面协同。系统的方案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涉及的层面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政策本身(必然涉及到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复杂操作)，恕我不在此展开。
我们一直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做到兼听。我们一再说明，中国现在处于解决经济问题最后的时间窗口了。必须警觉，时间真的非常紧迫了。我们已经浪费了整整五年的时间了(搞了一个荒唐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如果，我们再搞一次政府机会主义(采纳减税这样的馊主意)，中国经济就可能万劫不复了。
我们注意到，所有人都在谈深化改革的问题。但是，内涵大相径庭。亲爱的读者可以想一想，私有化和市场化能够解决“三个太高了”的问题吗?
减税?减谁的税?减哪些税?就算是结构性减税，如何调整税赋结构呢?他们有勇气增加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赋税吗?难道，还要继续剥夺国民福利补贴全世界吗?难道，还要用透支国家信用的方法来保障就业吗?这都是些什么水平的“专家”?或许，已经不仅仅是水平问题了!
这两件事情，让我们感觉到了一个问题：不相信群众。就是不相信群众有解决问题的智慧。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将来如何依靠群众来解决问题呢?“专家”背后的那些晦暗不明的阴影，真的能跳出来帮助政府解决经济问题吗?
老实说，有些事情，我们已经不敢继续深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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