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中国，无论是从外看还是内看，“热闹”是最显而易见的特点，打打杀杀之声不绝于耳，大有地球末日之感。俺一小民，肩不能挑，背不能扛，思想不能及，钓鱼岛就算闹得再凶，朝庭上下都不会有人向咱顾盼一眼。
如此吃点辛苦饭又干不上大事的我辈，老犯爱管闲事的臭毛病，管完家事还想管国事，管完国事还想点击一下世界大事，没挣到一个铜板不说，身体骨都累得差不多散架。近日来，偶尔再想想浸在淫池里的国民，真有几分失望和想丢几句“国骂”的感觉。
穷则思变，富则思淫，这是老话，又是新潮。若把整个中华民族说成是一窝淫贼未免要刺伤不少良民百姓，但若是忽略那些还来不及淫乐的一小撮人，我看不出多大比例的国民心中有资格不服气。
促使我“冒天下之大不韪”写这篇文章的引线是盛夏八月间的一场有关“奸淫事件”的决战，一方是所谓中国第一经济学家邹某某，另一方是所谓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太学，他们决战的焦点不是有关中国经济的前言，也不是影响中国未来的后语，而是围绕在“梦桃园”的风花雪月之事。
“奸淫”一词是否妥当，俺不得而知，也不必确知，奸与不奸，当事人心中自有明数，“淫”确属不可否认的文人俗事，甚至是身居中国最高层次并负责教化数以亿计国民任务之精英们的家常便饭，这次闹到法庭的“世纪决战”岂止是“荒唐”二字可以言了，它真实地揭开了中国淫池的大盖子，接下来，我们的眼光不得不面对各色不同的淫贼，哪怕立刻呕吐，也得一吐为快。
中国打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后，繁殖率逐年都在递减，家庭的苗子越来越少，于是，“红花”、“小皇帝”、“宝贝”、“心头肉”之类麻死人的称呼就顺应而生，含在嘴里怕化，搁在手里怕掉(dia)，某些父母恨不得做个牛蛋窝，再灌一窝福尔马林，然而把“接班人”置那儿保鲜，真算是天下奇观!
一开头就把枪口对准青少年身上，可能难免让人不可接受，然而，不指出众多“王子”和“公主”的独苗劣性，不指出其“淫”在何处，就算有个牛蛋窝，那又怎样?
青少年之淫，一淫于爱，二淫于骄奢，三淫于暴戾，四淫于乱。
成年之前，得父母之爱，得亲人之爱，得社会之爱，本是天理之事。然而，如果长期浸淫于爱的生活中，就会感情脆弱不堪，经不起风吹浪打，跨不过曲折坎坷，9岁的孩子挨几句批评便跳楼自杀，12岁的学生因恨奶奶要求过严，就砍掉她的脑袋，这决不是批评之错，也不是严格之过，而是之前的溺爱之过，父母溺爱，孩子便浸淫于爱。
如今的中国，虽未富却先奢，虽未强已先骄，纵欲骄奢之风在青少年身上颇为普遍，穿衣着戴，吃拿用耍，名牌意识盛于成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好逸恶劳已成社会新风，农二代不能种地，工二代不想接班，官二代只想挥霍，富二代仅懂花钱，纵有父辈们几十年积累些财富，又经得起多少年的荒淫无度?辟土殖谷的勤劳之风染不上淫奢一代包裹的铜墙铁壁。择优而从不错，处优则糜，则是大错特错。
几千年中国，有战乱纷争，也有暴戾恶民，那多是因为民不聊生。然而，在物质丰富的所谓盛世，国民整体性表现为暴戾不安实不可理解，无数青少年又正是在这样的染缸里长大，他们的基因里已经浸渍了暴戾，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已经热衷于暴戾，看暴戾大片，玩暴戾游戏，干暴戾蠢事。文明之风在暴戾环境里只不过是黄毛少年口中的“SB虚伪”，淫暴之气就是青少年身上的肿瘤，时间越长，就越会表现为恶性。
在古时候，说淫乱多指官员贵族，决不会针对青少年群体，然而，如果青少年之淫早已胜过封建社会的纨绔子弟，说长辈不心慌，真没有那么好的定力。我所指淫乱青年决非失足男女，而是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浸淫于女色，浸淫于毒品，浸淫于同奸，浸淫于欲念，浸淫于群乱，规模广，程度深，影响大。贞是耻辱，乱是英雄。淫乱横行，病魔四出，非天损人，是人自戕，天不灭人，人将自灭。
刺激完可怕的青年一代，必须把目光盯向多数人不愿意得罪的一个群体——农民。这是最不能碰的一个群体，这是可以让很多文人身败名裂的群体，他们并没有自身的战斗力，他们也没有维护自己尊严的平台，但是，他们的群体仍然是中国第一大群体，包括本人在内的无数非农群体莫不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得罪农民自然会招致海量口水的淹灭，然而，不说行吗?不得罪农民就是尊重农民吗?未见得。
农民既不是权贵代表，又没有万贯家财，他们到底又淫在何处?细细想来，农民有三淫：一淫于粗俗，二淫于作乱，三淫于权势。
农民粗俗多源于文化，文化不足，责任本不在农民身上，乃国家落后使然。然而，中国农民之劣根决非国家意志和国家经济所决定，多半是由于很多农民乐意浸淫于粗俗的生活环境当中。这与邻居韩国是大有不同的，从社会形态来看，1990年代中国的农村与1890年代的韩国农村很为相近，不同的是，韩农民经过几次战争以后很快赶上了整体国民的素质水平，中国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改造农民，不但没有进步，倒有实质上的退步之嫌。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出外打工的农村精英，一回到农村，你便必须“粗俗”起来，骂娘、诅咒、赌博、迷信、族斗等充斥耳目，不粗俗，你便被视为异类和装B。这种强制式的民俗决不是“入乡随俗”的表现，而是粗鄙思想的野蛮专制。社会为什么要进步?进步的目的自然是淘汰粗俗以更接近文明，岂能以维持粗俗为荣?中国农民对文明的排斥和对粗俗的玩固坚持绝对是淫俗过度的表现，不放弃粗鄙的民俗，物质上的任何进步，都无法把农民改造成现代文明人。
所谓农民淫于作乱，决不是指犯上作乱，而是违法作乱，这既有历史性的官逼民反的成因，也有新时期国家法制不张的现实因素。农民最悲哀的不是自己久处在社会底层，而是身处底层却经常做着伤害底层同胞的事情，坑、蒙、拐、骗、偷侵害最多的是农民利益，而从事坑、蒙、拐、骗、偷的却往往都是农民出身，他们并不以此为耻，却常以耻为荣，甚至有“小偷村”、“拐人村”、“骗子村”和“假证村”等等。在中国社会，“贫穷”往往会成为农民作乱的遮羞布，也是多数人不敢直斥其罪恶的最大顾忌，然而，不扔掉这块破布行吗?如果作乱能够改变几千年来悲惨的农民命运，那无数的历史事件为什么永远成就的总是权贵和士大夫阶级呢?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维护农民的罪责，而是努力争取让农民获得与自己平等的政策及生存环境，虚伪地迁就改变不了农民千古不变的悲惨命运。
多数人可能认为，只有当官的人才沉溺于权力，才浸淫于权力。事实上，不然。真正对权力最为膜拜的是农民，因为只有农民离权力最远，对权力的神圣感和威慑感才最为深信不疑。与这种感觉相对应的是农民对权力的崇拜也最为执着，寄希望于依靠权力办事的心理作用也最强烈，炫耀亲戚权力与“后门”关系众多的攀附思想也最普遍。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借助权力，并不表明他们的内心看淡了权力，恰恰相反，他们时刻都在寻找着如何与权力扯上哪怕一丁点的边缘关系，就算是经过“九曲十八弯”的努力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总是相信，权力一定能够给他们带来超越于其他农民的正收益。正是由于农民浸淫于权力的思想更为严重，所以，在社会的权力网络架构中，农民是最忙碌又最辛苦的权力追寻者，他们必须想办法找遍尽可能多的节点，以期能从中获得点什么慰藉，结果往往是悲伤的，权力拥有者踩得最死的就是最迷信权力的底层人。农民浸淫于权力源于自身的落后与无助，然而，浸淫的时间越长，遭受痛苦的历史便会越久。
如果说侵犯农民和青少年的“面子”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揭开所有文化人的淫乐思想就是我的原本打算。太学之邻“梦桃园”的荒淫生活只是众多骄奢生活的局部表演而已，教研室内的肉体交易如果只是个案，量不会引起如此大的民怨流言，女博士用肉体换学位如果只是个案，邹姓经济学家量不至于怒火满腔的触犯太学，校长骚扰女生下体如果只是个案，也不会引起无数个家长集体抗议的“无理取闹”。教育之淫乱罪在举着“道德”的大旗，干着伤天害理的坏事，部分教育败类的罪恶在于一边教育着自己的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另一边却带着自己的学生沉缅于荒淫无度的乱伦。
文化人的另一个恶习在于淫假、淫名利，社会造假成风，不是农民所为，不是少儿所为，而是文化人所为，更是知名文化人所为，只有他们能够以造假为乐趣，而存在于淫假习气背后的是“名”和“利”，有经济的，有政治的，有名誉性的。数据造假是文化人所为，没文化的人造假数据往往凑不拢数;科技造假则更需要文化，农民再造假，也离不开那三分地，科技造假，天天都能造出“公鸡生蛋”的奇迹;年龄造假也是文化人爱干的事，种田人没有退休的年限，60岁与50岁的差别无关乎其亩产增量。
在1840年代，文化人也好，农民也好，都称洋人为“黄毛贼”，那是因为国人不曾被很好的开化。后来，由“开风气一代”文人志士掀起了横贯中西的交互运动，东海之人见西海之人渐不属稀奇罕事，进而也开启了“西学为用”的近现代之路。一百多年过去了，物质的现代化是有了，然而，人并没有现代人化，最为可悲的是文化人没有现代化，越往高层次走，“淫洋”之风日盛。大家不妨认真去品读一下占据媒体喉舌的精英专著和论文，不以西人思想为构架不算好书，不以西人语言为线条不算好文，经济的也好，文学的也好，哲学的也罢，但凡以统治国人思想为目的教条式文章，莫不以此为宗。
文化人要淫洋也好，然而，也要淫到本质之上，莫漂浮于洋学问的表面功夫，我曾在《有感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落空》一文中提到：中国人若是仅从西人身上学些皮毛技术，而不去领会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那么，即便中国人跟洋人学上一千年，终究还是徒弟而已，别奢求制夷。今日文化人淫洋之风仍是愚昧地复制思想，而不是学其精神，反求之功一日不得，制洋之力永远无成。纵然你把头发染黄了，皮肤漂白了，眼睛描绿了，基因是复制不了的，脑干是移植不了的，自己不创新，淫亚当斯密、淫李嘉图、淫马克思、淫爱因斯坦都是犯癔瘾病。就算中国女子都把卵子结合上洋人的精子，未必就能将中国变成文化人臆想中的美好社会。文化人必须清醒，淫洋不是出路，复制现成的模式无效，复制洋人的语言更显无知，理解好洋人身上的精髓才是根本之道。
城市人与农民相比较，表面上看，显得普遍更有文化，然而，更有文化并不表明更有节制和更有素养，淫邪之风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千万失足女性总不可能只为上千万个异性服务，重复性的工作必然有其庞大的消费群，普通市民们又有多少曾经是那里的过客呢?失足女的忙碌劳动决不会面对玩具，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结合在一起，才会有生产力的释放。酒巴、KTV、舞池中的彩色生活，单纯娱乐的能有几何?把立交桥底和公园草地都当淫乐窝的时尚男女，想说自己比他人更加理智，顶多也只是个笑话，享受的等级不一样而已。市民多还有淫食之风，因而也是肥胖症和癌症多发地，又常见急性胰腺炎的夺命功夫，撑死鬼就是靡奢者的最后归宿。
说到最后，还是得落到权贵之淫，这才是中国淫池中最大的组成部分。“天上人间”虽然极尽财富抢劫之功效，然而，其火爆的行情足以证明“热爱生活”的权贵绝不是少数。他们匆匆扔下一叠叠票子的时候，还留下了天文数字般被浪费的精、元、气，没有留下哪怕一点点“感情”的细胞和分子，纵欲成了权贵一族兴趣爱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也常曝出“精尽人亡”的案例，但丝毫也没有减少车震和房震的次数。
自古淫贼多丧志，一则因淫体衰，二则因淫神衰，既无体又无神，何来大志?其后莫不自我灭亡。纣王用象牙箸，配玉碗，玉碗必盛佳肴，有佳肴必饰美服，饰美服必居豪宫，居豪宫必备美人，其亡可逆否?人欲不可止，物力有穷时，由俭入奢，一启其机，收缰殊难。今日官员之奢淫并不输于商周，体礼家常，无所不入，家奢事小，府奢事大，家妾事小，群妾事大，遇贱民为所欲为，碰倭寇缩头乌龟，外强中干的躯壳注定经不起海潮巨浪。
青少年之淫源于无知与失教，责任在长辈和社会;知识分子淫乱源于失德，虽存在但不普遍，自作孽也不可谅;权贵淫乱之重是集全社会各色淫乱之大成，人类生活有多大范围，权贵的淫功就遍及多大范围，决不留一个死角，淫用、淫爱、淫事、淫行、淫宴、淫费、淫玩、淫天下。国之昏、民之怨、社会之乱大都源于权贵之无所不淫，再对这些淫功进行展开论述已无任何必要，“所涉即淫”让实例显得纯属多余。1000个女人的目标虽没完成，但46个情妇也是惊人纪录;富可敌国没有成功，72套房子同样是天文数字;美女暗暗攻关如果还只算启蒙，下红头文件搞三陪绝对算得上是盖世淫绩。
古话说得好：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做得到，是守住底线，做不到，也要尽可能控制。现在的情况是，贫也移，富更乱，贫也淫，富更烂，国有淫树，家有淫人，最终会不会有淫祸?当要慎重思考。少一点淫乱，多一些淫德，少一点淫恶，多一些淫善，少一点淫窑，多一些淫家，社会才能真正走向美好，中国不应当淫乱靡于世界，而应当文明盛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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