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透露，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同志说：政治体制改革要理直气壮地讲，不要怕，改了就改了。
个人认为：这几句话讲得好，讲得理直气壮。
但是，要理解好这几句话及此话后面的解释就一直高兴不起来。他说：近三十几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定在推进，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当然也存在很多问题，现已经到了如履薄冰的境地，不改不行。
我就很有疑问：改了三十几年，怎么会改到如履薄冰的境地?原因到底何在?到底改了还是没改?改对了还是改错了?或者是陈宝生同志讲过头了?按理说，越改总只会越好，把自己改到如履薄冰，那还真是不易!改错了，就说出错在哪里，做个说明，老百姓就容易理解。
暂且不提改革遭遇困境的问题，本人也完全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希望能快速推进，但在改革之前，我不赞成把“政改”当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好象只要“政改”了，一切事情都可搞定，问题没那么简单，不搞清真相，很可能改了以后还是越来越被动。我有“十个问题”想请教中央党校的有关教授们，希望你们能及时作出回答。
1，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如何重新审视《宪法》?
就我看来，当前中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宪法失位有关，现实做法很多方面与宪法是抵触的，而政治改革执行者又不愿面对宪法，这种矛盾始终困扰高层人士和精英学者，既然提出“政改”，就不能再回避，要么完全遵守宪法，要么修改宪法，二者必选其一，“依法治国”才是上上之策，否则，再过三十年，就不是“如履薄冰”这个词可以说清的。在宪法面前，什么样的行为才可以“理直气壮”?
2，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大家都认为要改革，必定是现实中出现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地方，出现了相互制约的情况。现在，大家必须弄清楚：到底哪些问题是因为相互抵触造成的结果?人民群众有哪些呼声得不到解决是因政治体制不改革造成的?或者说有些问题根本就与政治体制无关，“政改”成了掩错的借口?
比如说：“三公消费”取消不了，属不属政治体制问题?我看未必，过去，干部出差吃饭都是花自己的钱，到群众家吃饭还得付粮票，更不能随意到餐馆吃饭，同样的政治体制，为什么现在情形如此恶劣? 难道取消“三公消费”一定得有新的政治体制保驾吗?现行体制有哪一条规定不允许取消“三公消费”了吗?如果没有，怎么能怪政治体制呢?是谁不肯放弃“三公消费”的预算?
再比如：官员财产公示问题，搞了将近二十年的探索，探到现在还没探出来，真是体制问题?体制哪一条规定不允许公示的?我看好象是意愿问题。有人会说，因为不民主，因为不是多党制，所以，没压力，不公示拿他们没办法。我不承认这一点，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是执政为民的政党，不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者，共产党执政应当具有更广泛的民主，不公布财产是少数人的意愿问题，是认识问题，是脱离人民群众的行为，不是体制问题。如果有人认为只有搞多党民主才能公示，那我认为中国的“政改”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再比如：有关选举问题。《宪法》和《选举法》都规定得很好，人民的选举权也很广泛，人民的自由权也非常广泛，这些权力都是在政治体制上得到保证的，不存在任何制度障碍，就是没有落实而已。到底谁不肯落实?是体制自己不肯落实?还是人不肯落实?是不是非得有竞争对手才能落实?“政改”能实现让竞争对手逼着自己落实吗?不检讨自己的执行能力，一味地去怪罪体制和制度未必靠谱(共产党人就是要说到做到)。肯定要“政改”，但不能拍拍脑袋就改，更不能有意错改，“政改万能论”也许只是个说头而已，“政改”完成了，中国就理顺了?绝不。
美国经济有问题，欧洲经济有问题，是不是也因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造成的?如果不是，又是因什么造成的?如果是，美欧为何不提自己的“政改”?
3，中国由谁来主导政治体制改革?
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改革到底该由人民主导还是由专家或者说高官主导? 过去，共产党的政策出自人民群众，有一个“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现在，突然搞一个所谓的“顶层设计”，99%的中国人并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而改革却偏要按“顶层设计”去搞，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不懂的概念居然能成为主导观念，这不出问题可能吗?
有人会说：交由群众讨论太麻烦，况且群众的能力也有限，由顶层精英和官员定了更科学。我不相信这一点，我始终认为：只有人民群众的智慧才是大智慧，交给群众讨论也不难，信息时代很容易实现，具备“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实施条件。慢一点点没关系，就怕蛮干、乱干、错干。人民群众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政改权”交给他们讨论吗?
4，中国谁来负责对全民进行政治文化的辅导?
不管你搞集权政治还是搞民主政治，一个合适的环境很重要，再好的政治体制，如果没有理解它的人民主体，那也是白搭，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明白无误地提前告诉人民要改什么?让他们逐步学习政治是什么东西，不能让他们害怕政治，不能让他们认为政治是一种祸端，一边高喊“政改”，一边忙着“请喝茶”，一个“群众害怕谈政治”的社会，你谈政治改革，成功的机率会高吗?
5，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出台什么样的“政改方案”?
近些年来，提政治改革口号的不少，然而，抛出内容和方案的人几乎没有，都只是“理直气壮地讲口号”，而没有“理直气壮地讲方案”。这说明一个问题：人人都想当政治改革先锋，人人都想当民主榜样，但人人都回避民主实质，人人都怕祸从口出。以后还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如果是，就少说为宜，如果不是，请尽快抛出“政改方案”，让13.4亿人公开酝酿一下。
6，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重要任务到底是什么?
就我观察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感觉大家对“民主”最感兴趣，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是真想民主，有些人是假想民主，不管他们是持何心态，勇敢地去面对声音也许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改革的最重要任务也许将从此开始，否则，支持度可能不高。有些人还认为，“政改”是为私有化铺路，为权贵化铺路。从感情上讲，我不大相信这个说法，若真是这样，本人肯定不欢迎。中国可以鼓励私企发展，也可以给公平的竞争空间，但决不能刻意消灭某种既有的经济所有制形式。
7，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从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现实看，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毫无疑问是共产党国家的首要任务，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如果改革的目标是反向的，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政党存在，没有哪个伟大的党会把自己主动改下去。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伟大到不计自身的地位，那赢得万世美名则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要确保执政地位不变，又该如何设计政改方案?8000多万共产党员的参与度会扩展到多大?13.4亿人的参与度又是多大?
8，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独立自主还是复制西方?
不管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执政，都有独立性和亲西方性两种选择，中国的近代史一直没有脱离这个怪圈，今天的中国仍然困在这个圈子里。有人认为，西方搞得那么好，只要套上去，就能实现同样的结果。实现同样的结果，我不怀疑，因为，如果从五千年的角度分析，中国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不比他们差，未来几百年或几千，结果倒反都有可能。如果从实现过程看，我不认为需要完全套用西方模式，因为一个模式的形成有几百年历史活动的因素，还与某些阶段的侵略性有关，再还有与科学思想的阶段性爆发的因素有关，这都是没法复制的特殊之处，并不是复制了政治制度，就复制了结果。只要中国不闭关锁国，走自己的科学道路未必很坏，13.4亿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判断和努力，靠拷贝西方的思想救济过日子，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些主流精英还忙着背诵“亚当斯密、李嘉图、凯恩斯”等人的“名言”，张维迎、韩志国等人还把自己打扮成思想家似的，过几天就背诵几句“经典名言”，背得再熟，能有用吗?有用，就没有经济危机。思想家绝不是凭记忆背出来的，改革家也不是靠嘴巴讲出来的。
9，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到底来自何方?
有些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了三十多年，把自己改到如履薄冰，主要原因是阻力太大。现在，我就要问：阻力到底来自何方?是人民群众还是官僚仕大夫阶级?抑或是先富起来的贵族达人?阻力到底来自党内还是党外? 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你怎么改?必须先把阻力点找出来，并直白地告诉13.4亿中国人，让人民讨论一下是否准确，然后，人民群众才能帮助改革方消除阻力，否则的话，阴暗的阻力始终会阻碍改革的推进。我个人的判断是：说“政改”有阻力的人，自己就是阻力，有了“阻力”，就可以不改自己。
10，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走向?
我们天天喊政治体制改革，无非就是期望获得一个很好的政治与经济相协调的发展环境，无非就是想让更多人享受到改革的成果，无非就是想中国社会更加和谐繁荣。
改革的走向决定中国未来的清明度，方向错了，就一定要进死胡同，方向正确，国家就有美好未来。而决定方向的关键还是宪法，所以，我又回到第一个问题对宪法的讨论上来， 请所有关心改革的精英和普通群众认真思考一下这个最为严肃的问题，一个成功进步的国家，“宪法尊严”是核心中的核心，没有宪法至上的理念，改革必然失败!
结束语：中央党校发出的声音是正面的，内涵仍然是空洞的，目标仍然是不明确的，人民群众是没办法参与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需要进一步透明化和群众化。
(附说明：本单位今年改革力度极大，但是，方案经历了群众无数次来回讨论和争论，虽然有阵痛，支持度却很高，这说明群众拥护是改革顺利的前提条件，群众路线仍是不能抛弃的法宝，慢一点没关系，群众心气顺了，改革一定能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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