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了中国央视科技频道一个电视节目，讲述一个男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因为逃避某种压力躲到附近的大山里。十八年以后，当人们再看到他的时候，都误认为他是野人，既不穿衣，也不食熟，头发很长，背部驼弯，见到人就躲，不时发出嗷嗷叫声，挺吓人的，跟野鸡、野猪、野猴无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他之所以没死掉，多半都是靠自己的野生能力在维持，即所谓的丛林守则。
虽说这只是个“故事”，却又是事实，人不就是动物吗?加上“高级”二字也无非人类自己在自己头上加个帽子而已，放归大自然，你就是动物，躲进屋子里，你便是人。同一个“你”，在大自然里，只要你不碰上天敌，确定是自由自在的，不会受任何约束，但是，一进屋子，门窗便全都不可或缺，自由就只能靠空气传递，否则，即便没有天敌，你也随时有死伤的可能性，谁叫你要做人呢?
从动物至原始人，再到文明人，再到现代化人，每一步无不是自由减少的过程，每一步无不是动物性减弱并被驯服的过程。没有语言的时候，原始人任凭如何个喊叫法，量不会有规矩或法律制约他，更没有“因言获罪”一说;没有文字，也就没有浩如瀚海的典章制度，精神约束和行为约束也不必如此之重;没有国家，全人类都生活在大自然里，因为种群类似，倒可能会较少有自相残杀的现象，更不会有长矛刺杀和炮战了。然而，语言、文字和国家的产生，都是作为所谓文明的象征而记载下来的，智人必须慢慢依靠它们，本属动物的人终于慢慢跟禽兽等分居了。
很多人可能非常怀疑我的“动物性与文明性成反向关系”的结论，说今天的民主自由自然比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大得多，现代人的自由度还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和进步，并且存在着与文明社会正向的关系。事实上呢?很经不起推敲。原始氏族的人有可能连自己的父母都找不到，多因交配的自由度太高，又没有特别稳定的家庭元素，性权利的自由度就远比奴隶社会为广。除了劳动，他们心中基本没有成文法典的概念。奴隶社会的奴隶虽然没有享受“礼”的权力，并且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但是，奴隶主也并未剥夺奴隶们的自由交配权和生存权，因为他需要拥有更多的再繁衍新奴隶工具，否则的话，庄园便无法维持下去。到了封建时代，农民的权力就更小了，纵然没有规定一夫一妻制，真正的多妻制也只会出现在地主和权贵身上，纯粹的农民大多也是一对一的关系。再往后发展，除少数宗教国家以外，几乎全人类都只能享受法律枉架下的一夫一妻。越往现代走，人类的交配权一直都在缩小，这就是用动物性的减少来换取文明社会家庭单位的稳定性增加，禁欲主义是减少动物性，而不是减少人性。
除性和婚姻之外，诸如活动范围、活动方式和劳动关系都是如此。动物人进化为智人之后，在灭绝其它物种的同时，自己的生活范围相应的缩小了，逼迫自己创造性劳动的压力就增加了。当智人发展到可以骑马骑驴的时候，就成了文明人，在马面前，人更自由了，但在人与人之间又开始发生战争了，文明社会的战争死亡机率远远高于其在动物世界时的死亡机率，越往后走，越显残酷，人类种群的扩大并非因为文明的进步，恰恰相反，如果动物性更强些，人类总数本应该更多。从劳动关系来看，就表现得更加突出，现代化生产线上的约束绝对远远高于原始农场的简单耕作，也高于手扶犁耕的封建社会，雇工放牛可以在大自然中保持简单的绳索关系，而在工业生产线上，你离开片刻，就可能产生严重的操作事故，进而要承担难以估计的物质代价，生产的自动化过程并没有带来人类活动的自由度提高。
老实讲，详细论证动物性与文明性的反比关系并非本文的目标，之所以简略论述几节常人看得到的实事，主要还是想阐述一下笔者对于另一个反向过程的联想——人类向动物化的逆回归。
即使不从原始人时代计算，智人时代距今也已经有5万年以上了，有可能还会更远，非常不易，做人也做累了，文明也够发达的了，再往下去，似乎意义不太大，不管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都有活得不耐烦的感觉，看看身边的同类，越来越有很强的动物感觉了。
仍不妨从性和婚姻说起。本来，经过几万年的发展，尤其是经过近5000年的发展，人已经是够“人”的了，家庭也够稳定的了，一夫一妻也够取得公认的了，所谓“人性”一词也越来越深入人心。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人，可能就因为他比动物更坏，动物想吃屎，它就一定是吃屎，人却不一样，明明讲的是要吃食，背后经常偷吃的却是屎。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前总统，站在世界最高的道德与法律平台上经常性地向世界上发表民主演说，一退回办公室却是与妻子之外的实习女性玩弄性器官，没有比这更能讽刺文明的虚伪性。明明标榜着最尊重人权的欧美世界，卖淫居然成为合法的勾当，那女人又成了什么?不就是动物吗?女人成了动物，与之交配的男人呢?我这样说并非有意掩盖黄种中国人的肮脏，即便娼妓没有合法化，并不表明中国的两性动物豿合的次数和频率有所逊色。前些年，听说某科长拥有136位异性交配者的时候，深感震惊过一次，近些时候，又听到说某省副秘书长居然有高达1200人的交配对象。实事求是地说，在我的知识范围内，还没找到哪种动物比该秘书长的动物性更为显著。
近现代，在性和婚姻的问题上，有一个极度错误的观点从来都没有被谁怀疑过：封建制度压制了人性。事实上，人类在这个问题上下了一个“非人类”的结论。你可以不喜欢封建制度，也可以反对禁欲主义，但你绝不能说它压制了人性，相反，它压制的恰恰是动物性，制度放得越开，人的动物性越强，谁还能否认这一点吗?辛亥革命者说清朝让妇女缠足是摧残人性，这一点是不正确的，清朝皇帝一直都不主张或者下令让女性缠足，相反，康熙年间还专门下旨禁止缠足，不到三年，民间又自行缠足了，到乾隆年间，又再次下令禁止缠足，仍是无功而返，最后就变成了民间规矩。为什么清朝女性好缠足呢?首先是受满族女性的影响使然，先从汉人贵族开始，后及民间，其次是受男人性感觉的取向使然，中国女人一缠足，走起路来婀娜多姿，有轻风摇曳之态，有欧洲女人穿高跟鞋和美国女人穿丝袜的性欲指导功能，这种动物性的原始冲动，实质上恰恰说明清朝封建制度不是摧残人性，而是吾人自己在摧残人性，向往动物性。
现代中国精英还不断地引用亚当·斯密的观点告诉国民：公共思想违背人性，自私符合人性，所以中国必须鼓励自私。本人认为这种纯经济学观点仍然是错误的，“自私”还是动物性表达，公共思维才是动物向人性进化的象征之一。
站在近代性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角度看，所谓的性滥不过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只不过是人类自由权力的文明化发展而已，他们不是反抗这种动物性趋势的延伸，相反，他们希望加快这种逆文明化的步伐，“换妻俱乐部”和“性自由运动”是推进这种过程的新鲜事物，这种倒退，几乎找不到哪个反向的历史阶段可以与之类比，因为历史上只出现过因不知情和不稳定婚姻造成的痛苦生活，并不会把换妻当作一种精神上的乐趣而摆弄。
我所论述的现象也许只是65亿人类中的一部分，然而，所谓的“一部分”到底是多大的一部分?其范围是向外扩展还是向内压缩?单纯从人类对自由的无限追求来看，向外扩展的机率要远大于另一个方向，也即表明人类乱沦的趋势有符合“熵增原理”的可能性，这不就是动物性的逆进化过程吗?争夺交配权的斗争不就越来越接近非洲马赛马拉的原始生态吗?文明进步的“文明”二字任你怎么解释，好象终究还是与“动物人”的强弱有关。
如果说用交配秩序来论证动物性与文明性的反比关系有些低级的话，不妨再用人类生存食物链来论证一下这个主题。
原始时代，多以摘野果为食，能食的与不能食的很难区别，只能以生命的代价来积累经验，当原始人具有狩猎的能力以后，开始向杂食动物转化，再后来，又学会了利用野生种子开展辟土植谷。不管是被猎杀的禽兽，还是原生态的有机食物，“天然”是其唯一品性，即便此时人类已经居于食物链的最顶端，也不会担忧人为因素的中毒而死，虽然品种极度有限，但包含了丰富的、可以无限扩大的新生食物的范畴。人类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将动植物转变为餐桌上食物的能力越来越强，地球上拥有的动物几乎都成为过食物，地表上适合食用的植物几乎尝试殆尽。动物一天天在减少，植物也一天天在退化，“天然”逐步不能满足人类的大胃，“人造”便成为不可避免，这既包含饲养，也包括合成，甚至还包括变异和转基因。事实上，无论用多么现代化的技术来解决食物的可持续性问题，人类仍然对自己的努力持怀疑态度，多数人担心“人造食物”会很快毁灭自己，要求停下脚步面对自然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强了，野菜、野果、蚂蚁、蜂甬、蟥虫越来越广泛地成为餐桌奢侈品的时候，毫无疑问表明人类更倾向于与大自然混为一体的生存方式。
人造食物的品种越丰富，人类面临的威胁就越大，食物反过来毁灭文明的机率也越大。窑粟只作普通饮品，并不会造成瘾病，若被提纯加工，它就可以夺去无数人的性命，洋姜如果用作家常菜，不会有任何副作用，但它被提纯为高级别皂素配入药中，就可以作为性药致人休克，粮食单用作填肚子，无任何坏处，但若用来酿酒，就有让人饮酒而死的风险。以上列举的所有食物本身都具“良”性，经人类“文明化”改造之后，便具有“恶”的特性。正是这些恶性在摧毁着人类自己创造的所谓文明秩序和社会良知，也正是这些恶性将人类推向至万恶不作的特殊动物。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人类应当朝着越来越高级的方向发展，不会逆向行驶。然而，本人以为，这里面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是环境不发生根本性变化。事实上呢?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并且会随着文明的扩张呈加速变化态势，空气、水、土壤都在变成促使基因突变的催化剂，长角的人、三腿的人、双头的人、有尾的人、无性的人比比皆是，任凭你医药进步有多快，永远也医治不了突变“类人群”的畸形，再经过一千年或者一万年的演变，今天能表征人性的遗传基因可能不复存在，幸存的也许是另一种动物的基因，通过基因变异返归自然也许是最温柔的方法。当然，也可能走向另外一个归宿——灭绝，如果变种不能适应丛林法则，消亡就变得不可避免。我坚信：人类决不是地球上最后一个消亡的动物物种。
前面的论述多站在自然角度，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学角度进行思考，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明越发达，“恶民”(动物民)越增多，“良民”(文明人)越减少。在多数人面前，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证明且无法令人信服的结论，也是与当今世界表面现象完全背离的结论。欧美社会的文明程度最高，其人民的文明度看似也是最高，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较低，其国民的恶性也较之明显，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然而，我并不承认这样的主观判断。我认为，一个越简单的社会，其国民也越简单，越容易管理，越复杂的社会，其国民也越复杂，越难以管理，西方发达的文明社会之所以呈现出较方便管理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他们设计了一套更好的管理制度，对“恶民”的约束项考虑得更为周全，并且其约束更新的进度也很快。在奴隶社会，一套制度也许可以适用100年，但在封建社会，也许顶多就只能适用50年，再到现代社会，可能就只能适用10年，这就证实了文明催生了人性之恶，而不是人性之善，抑恶的难度比扬善的难度要大得多。
由越来越恶性的人来主导文明进步的速度和方向，恶性循环将是不言而喻的，今天，越是文明发达的国家，一旦其恶性的方面突然爆发为不可收拾的局面时，其释放的负能量必定远远大于欠文明国家的爆发威力，因而，在100年或者200年之后，由人性之恶引起的社会崩溃将欧美带入相对落后国家的可能性比其它所有地区都大，因为无比庞大的管理规则已经承受了不可存重之力，智慧的阶段性枯竭会是导致定型社会崩盘的导火索。
如果用“阶级”作为分析人类社会的过程分析指标，“五分法”(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和社会主义)尚且可以应付，但若追溯到人类自身的进化和退化规律，显然“五分法”是不科学的，本人以为最合理的说法是：人类经历野蛮时代，智人时代，文明时代，逆文明时代，失智时代，灭绝时代六个大阶段。当人类自己可以合成本不存在的“人”或者基因转化现有人的时候，逆文明的方向显然已经注定，也肯定是人类自我“再动物化”的起步，自然界没有其它动物能阻止这种进程。中国又人会不会成为发达文明国家“动物化人”的实验首选基地，我不太敢肯定，但有一点似乎可以引起焦虑——吾民渐有崇拜畜生行为和畜生本性的取向。然而，接近14亿人的国家忽视转基因战争和生化药物战争的时候，其国民面临着全球最高风险是可以怀疑的，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如果率先变成了“类动物”，另外一部分人就轻松得多。
若只用三五百年的眼光观察世界各地区的人类境遇显然是目光短浅的，当放大到一二千年的跨度，也许就更容易理解各个种族走向原始动物化的快慢速度。一旦人类已经启动回归动物的程序，方向就是不可逆转的，就看文明发展的速度，人类将自己智慧挖掘得越快，走向大自然的距离就越短，与动物沦为同类的速度也就越快，人类愿意选择哪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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